第四节 黎明前的歧路
一、同盟会的分歧
1907年，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已基本趋于尾声。革命成为当时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革命阵营也空前壮大起来。但与此同时，革命派内部的分歧也逐渐加剧。1907年，同盟会内部就出现了两次比较突出的冲突。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这年二月孙中山和黄兴之间。两人因国旗问题发生争论：黄兴“以井田为社会主义之象征”，孙中山以为用“井”字作旗帜，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主张用青天白日作旗帜，并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而黄兴则认为“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这次争论虽然没有升级，但大体可以看出同盟会之间在认识上有很大的不一致。以孙中山为代表在海外受过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与黄兴、章太炎为代表在国内受过传统教育长期影响的知识分子有思想认识上的冲突。
第二次冲突起因于这年三月孙中山离开日本之时，接受了日本政府和神户股票商铃木久五郎的资助，却只留了2000元给民报社作为出版费用。章太炎原以为孙中山只得到铃木久五郎的资助，后来听到日本政府还有资助，颇为愤慨。他将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的照片也撕了下来，批了几个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寄给孙中山。刘师培和张继也随章太炎哄闹起来。
1907年3月，潮州、惠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同盟会内部反对孙中山的力量更借此发作。他们甚至提出要撤换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以代之。
1907年同盟会内部的争论，表面上是旗帜问题、经费问题以及革命武装起义的地点问题，实质上则是不同知识结构的革命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不同认识问题。特别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在革命初期本来就采取了与孙中山不同的革命思路，他们倾向于从民族历史文化角度揭示革命排满的必要性，对于民族民主革命路线的思考缺乏像孙中山那样的明确性。当革命逐渐深入，两种不同知识结构的知识分子在进一步认识近代西方社会制度以及中国社会现状之后，对于如何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祸害，如何来平均地权，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孙中山主张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但他赞成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希望中国工业化。他主张平均地权，但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却从来没有把平均地权与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联系起来。他当时所宣传的平均地权，实际上仅仅限于解决城市的土地问题，而没有提到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而章太炎、刘师培等也力图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但他们与孙中山不同，较多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小生产者的思想倾向。他们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实行议会制度，同情农民和工人，注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刘师培赞成西方物质文明，但强烈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攻击议会制度是以暴易暴；说天下田主皆大盗，主张实行农民革命来消灭土地所有现象，实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章太炎虽没有提出用农民革命的手段来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但他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说代议制还不如专制政体完美，同情农民，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刘师培、章太炎的思想都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这些越来越剧烈的分歧，表明革命派在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上，都各有自己的主张。
刘师培、张继、章太炎在1907年到1908年上半年就试图提出系统的革命理论，他们选择了无政府主义。正如日本人竹内善朔所说：
到了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年），张继、刘光汉等优秀青年才受到社会思想的刺激，因而改变了过去指望通过“大陆浪人”取得日本朝野较著声望的政治家们对中国革命提供援助那种想法，转而希望自己去掌握科学的、哲学的、条理清楚的革命原理，用以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据我看来，他们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才开始面向社会主义的研究。而恰恰在这点上，恐怕正是孙文和章炳麟及其他青年革命党员之间发生裂痕的原因所在。
刘师培、张继、章太炎宣传无政府主义，其本意并非为了分裂同盟会，而是为了探索一种在他们看来比孙中山三民主义更加高明的革命理论。但正如前节所说，这种理论既不是对国粹主义文化观的合理发展，更不是对当时革命问题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方略。它仅仅反映了当时革命的复杂性，却没有真正对革命路线的探索提供有益的帮助。
二、章、刘交恶
章太炎与刘师培情同手足，从1903年癸卯定交后，章太炎对刘师培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都起了指导作用。往往是章太炎提出对某一问题的基本论点，刘师培凭借他自己对传统经史典籍的丰富知识予以充分发挥。他们共同提出了国粹主义的文化观，在1907年又共同对国粹派文化观作了大体相近的调整。但1908年上半年，章、刘的矛盾愈演愈烈。
两人反目起因是一件小事。据汪东回忆，刘师培与妻子何震在东京时，与其表弟汪公权同住。何震行为不检，与汪公权关系隐晦。章太炎于无意中发觉此事，便于1908年4月私下告诉刘师培。刘师培的母亲听了，非但不信，反大骂章太炎造谣离间人家骨肉。从此刘师培与章太炎结下私仇。
何震当时正在办《天义报》，以大量篇幅揭露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所受的种种压迫，并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结婚、离婚自由，有和男子同受教育、同入交际场的权利。这些地方，较中国封建社会为胜。但是妇女只获得了肉体上的解放，而没有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她鼓吹男女一切平等，并宣布所有的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倡议女子复仇论，声言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也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何震所鼓吹的“男女革命论”，虽然揭示了男女不平等的种种社会现象，但并没有找到产生男女不平等的真正原因。她所提出的女子复仇论，并不能得到大多数革命者的同情。据现在有关回忆资料，何震在当时给人的印象不佳，多称之为交际花。章太炎出于好意，提醒刘师培注意家庭关系，虽然所言何震与汪公权关系暧昧之事不一定真实无疑，但用心是好的。
可是刘师培在其母亲和妻子的浸润下，误解了章太炎的用心，并用行动反诬章太炎与清朝政府关系暧昧。他指使人伪造了章太炎与锡良电，又于1908年5月24日，在上海《神州日报》伪造《炳麟启事》，说：“世风卑靡，营利竞巧，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近有假鄙名登报或结会者，均是子虚。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请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特此昭告，并希谅察。”意思是说，章太炎对革命没有信心，准备不理世事，精研佛学，出家做和尚。凡近来所进行的种种活动都系子虚乌有。
刘师培对章太炎的上述诬蔑也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想。自1907年初以来，章太炎对革命的前途的认识确实有些模糊。1907年以来，他与刘师培等一起散布了大量无政府主义思想，导致对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目标的怀疑和否定。加之他对孙中山抱有成见，颇以同盟会趋于腐败而担忧。1907年2月，日本政府将驱逐孙中山出境，在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前，得到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赠款，以2000元留作《民报》经费。章太炎闻孙中山得到日本贿赂，又只留2000元以作《民报》经费，颇为不满。他认为同盟会领袖品格不堪作为楷模。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他对同盟会的成见相混合，使他曾一度产生到印度去做和尚的想法。据苏曼殊1907年10月在上海的《致刘三书》：“前太炎有信来，命曼随行，南入印度。现路费不足，未能预定行期。”1907年冬，刘师培夫妇回国，章太炎还曾写信给他们，请求他们代为筹措旅费。所以刘师培指使人制造启事，也是事出有因。
章太炎对与刘师培的交谊曾一度想予以挽救。他在接到孙诒让《周礼正义》后，于1908年6月1日致书孙诒让，一面感谢孙诒让惠寄著作，一面恳望孙诒让出面劝刘师培“弗争意气”，其中说：
仪征刘生（旧名师培，新名光汉，字申甫，即恭甫先生从子），江淮之令，素治古文《春秋》，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少年气盛，熹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娄娄陈述，非为一身毁誉之故。独念先汉故言，不绝如线，非有同好，谁与共济？故敢尽其鄙陋，以浼先生，惟先生少留意焉。
章太炎仍希望刘师培与他重归和好，共同把古文经学的研究推向深入。
但章太炎也终于被刘师培夫妇的不断的攻击所激怒。1908年6月10日，他在《民报》第二十一期刊登《特别广告》，对刘师培等在《神州日报》捏造的启事予以否认。说：“仆于阳历五月二十四日，赴云南独立大会，时本社人员亦俱往赴。仆归后即不见印章一方，篆书‘章炳麟印’，知是侦探乘间窃去。以后得仆书者，当审视笔迹，方可作准。其印章‘章’字上画阙者，可信为真，完具者即非真也。”他将刘师培所说他将赴印度学做和尚一事完全当为诬蔑，说刘师培还盗走了他的一枚印章，并攻击刘师培夫妇是清朝政府的侦探。
刘师培、何震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反攻。他们将章太炎要他们和端方等联系筹款赴印度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这五封信的具体内容，据章太炎自己在1912年给浙江统一党支部的电报所云，纯系太炎筹款游印度事宜。电报全文如下：
浙江统一党支部鉴：电悉。同盟南北报皆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词，其实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道其原委。仆自抵东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与安南、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时假贷俱绝，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嘱长崎领事卞某（即卞孛昌）带归。卞即（张）之婿也。卞回国后，不敢请通，私与语端方。（端方）遂居为奇货，反嘱卞来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仆亦欲达初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而端遂欲之鼓山（福建岛）、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对敌之言，自有开合张弛，同盟会人遂云仆作侦探，然则黄兴出洋留学，亦端方特与官费，其侦探耶非耶？同盟会业成而归者，亦多仕宦，或为将弁、幕府之属，其侦探耶非耶？诬人之言，以（心）所不可。《天铎》、《民权》诸报，市井丑谈，未脱南洋、美洲口吻，夫何足致辨哉！
可见章太炎确实为筹措赴印度的旅费曾经向张之洞求助，后来转而与端方联系。端方答应提供资金，但要求章太炎在鼓山、普陀山学做和尚。章太炎不同意，此事乃作罢。在刘师培夫妇回国期间，章太炎也确实托刘师培与端方磋商过具体事宜。
刘师培将章太炎通信五封影印寄给黄兴，对章太炎的政治形象起了极坏的作用，并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自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革命评论》第十号刊登《邹容传》，批评吴稚晖在《苏报》案中有告密行径之后，吴稚晖与章太炎展开了激烈的相互攻击。1908年10月，《民报》被封禁。同年秋，陶成章赴南洋作革命宣传和筹款时，颇受同盟会会员的阻挠。在网甲岛之槟港，几乎被诬为保皇党而遭暗杀。陶成章、章太炎、李燮和等写有《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给孙中山罗织十二条罪状，要求撤换其同盟会总理之职。因黄兴不予发表，遂由陶成章的朋友用药水印刷百余张，邮寄中外各报馆。黄兴遂将刘师培影印的章太炎书信寄孙中山，而孙中山转寄吴稚晖，吴稚晖于是在《新世纪报》大肆诬蔑章太炎为清政府的侦探，刊登其所谓与端方合谋，卖革命党之信件。章太炎的威信大受动摇，与同盟会的分歧也越来越深，导致在1910年2月，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在东京重立山头。
章、刘交恶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刘师培积极向清政府靠拢。1907年6月创刊的《天义报》在刊行19期后于1908年4月停刊。为避免日本政府注意，刘师培改出《衡报》，于4月28日在东京秘密出刊，托名在澳门发行，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衡报》共出11号，10月被日本政府禁止。刘师培夫妇回到上海。大约在这年冬天，刘师培正式向端方投诚。
三、叛变革命
刘师培投靠端方，有一些客观因素。在与章太炎发生分歧之前，刘师培与同盟会其他骨干有矛盾。他一到东京，就对东京同盟会会员的涣散和空虚深表不满。与章太炎用宗教鼓舞革命者的道德意识相呼应，刘师培在1907年3月23日（5月5日）出版的《民报》十三号发表《利害平等论》。其中说：中国人囿于学行学术，一向讳言利己，自戴震提出理寓于欲，惟给民之求，遂民之欲，斯能推己及人，然后利己之说稍兴。晚近以来，人们多倡利己之说。而利己之说，以利他心为利己心之变相，此说一昌，民意趋利，由是蓄于心者为功利，行于世者为强权。人们考虑问题，往往过于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实际上利与害无所谓区别。年初，他还发表《王学释疑》，不同意章太炎低估王阳明学说的价值。所有这些，都表明刘师培与章太炎一样，希望用一种理论来焕发革命斗志，提高革命者的道德自觉。1907年3月，孙中山离开东京，同盟会本部更加涣散，内部分歧叠出，继而有章太炎揭民报社孙中山照片事件，有张继与刘揆一在民报社互相揪打事件。刘师培与章太炎一度都有用黄兴取代孙中山的地位之打算。刘师培还积极作了革命理论的探索，提出了与孙中山有别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虽然改组同盟会的活动终因黄兴顾全大局没有发生严重后果，但刘师培已给大多数同盟会会员造成了不好印象。而刘师培也自视甚高，不愿意改变这种印象。随着章太炎与刘师培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刘师培觉得没有什么革命力量可以依靠，于是他的眼光就盯住了端方。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荫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不久提拔为郎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北京创设农工商局，他主管局务，旋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奔，他因护驾有功，被调任河南布政使和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摄湖广总督。光绪三十年（1904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不久任湖南巡抚。1905年，改任闽浙总督，但没有到任，被派往美、德、俄、意、奥等国考察政治。回国后献《欧美政治要义》。1906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声闻益著。端方是满洲贵族中具有改良思想的成员之一。他希望通过改良政治以巩固清统治，据传1905年夏天，端方由湖南晋京陛见，慈禧太后问他：新政已皆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他回答说：尚未立宪。慈禧太后素闻立宪为民主之义，变色说：立宪会怎样？端方曰：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慈禧哂笑他说：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端方与顽固的慈禧太后不一样，他感到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并希望通过君主立宪等方法来避免清王朝的颠覆。在出国考察之后，他和其他几位大臣（载泽、尚其亨、李盛铎、戴鸿慈）上折奏请宣布立宪，要求清政府“特降纶音，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开馆编辑大清帝国宪法，颁行天下”。并请清政府宣示宗旨，公布地方自治制，制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以树预备立宪的基础。他提出宪法请仿行日本，兵农工商请仿日、德两国。为了皇权永固，端方很注意拉拢具有改良甚至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1906年7月他移调两江总督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很有改良色彩的政治措施，使得许多革命党人得间重聚上海。如前所述，他还有意提供章太炎出家做和尚的资金。刘师培也因其表弟汪公权的关系，大约在1906年得以认识端方。1907年冬他短期返国时，还带过章太炎的几封信件。但对于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端方的处置也很严厉。1906年夏，他在上海捕获革命党人叶仰高，审讯涉及到浙江徐锡麟，徐锡麟仓促起义，最后被他镇压。虽然他感到革命党人防不胜防，难以扑灭，但他终究服务于满洲贵族的统治政权，对起事的革命党人厉行镇压。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诱捕陶成章。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清政府十分迫切地希望捕捉浙江革命党领袖陶成章。刘师培曾在上海码头查察陶成章的行踪，但终究未能如愿。接着，刘师培又参与了破坏浙江革命党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1908年秋天，安徽熊成基领导了安庆新军起义。这次起义对清朝政府震动很大。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大事搜捕。而浙江革命党准备再次起义。王金发、张恭、竺绍康、陈其美等人准备在上海天宝栈开会，商量浙江起义事。刘师培知道后，即密告端方，并暗导捕役逮捕革命者，但碰巧只抓到了张恭。张恭被解往江宁监狱。上海的革命党得知是刘师培告密之后，准备将他严惩。王金发即挟枪来到刘师培寓所。据说刘师培夫妇尚未起床。王金发宣告刘师培的死刑之后，要开枪击毙他。刘师培以自己的生命保证张恭的安全，王金发才放过了他们，并警告他们赶快离开上海，以后不得再有不利于革命党的行为。刘师培夫妇当即离开了上海，而张恭也由于刘师培夫妇在端方前力为保全，没有被处死。
刘师培自此离开上海到南京。唯有汪公权仍在上海继续破坏革命活动。1909年夏，王金发在上海将汪公权击毙。章太炎得知汪公权被击毙后，还致书刘师培，说：
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岂君本怀，虑亦为人诖误。兼以草泽诸豪，素昧问学，夸大自高，陵蔑达士，人之践忿，古今所同，铤而走险，非独君之过也。天羑其衷，公权陨命，君以权首，众所属目，进无搏击强御之用，退乏山林独善之地。彼帅外示宽弘，内怀猜贼，闲之游徼之门，致诸干掫之域，臧谷扈养，由之任使，赁舂执爨，莫非其人，猜防积中，菹醢在后，悲夫悲夫！斯诚明哲君子所为嗟悼者也。
在此信中，章太炎对刘师培投靠端方的行为予以谅解，将刘师培政治上的失足归结于被人诱惑以及“草泽诸豪”的凌辱，并指出刘师培处境的艰难，希望刘师培“先迷后复”，“翩然如反”，重新回到革命阵营，同他一起振兴国学。但刘师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没有悔改的表示。
就在1909年，端方改调直隶，刘师培也旅寓天津。不久，慈禧太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被免官。继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劾其贪横十罪，端方受到清政府的呵斥。直到1911年，才被任命以侍郎身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刘师培也随之入川。端方严厉推行铁路国有政策，主张对四川等地的保路运动严厉镇压。他于10月13日赶到重庆。但这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11月波及四川。在端方所率领的新军中，有不少革命党人。11月27日，端方和他的表弟端锦在资州被哗变的新军杀死。刘师培也被革命军拘捕。
刘师培叛变革命，从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者一变而为清贵族的附庸，这是刘师培一生致命的污点，也是当时和后来人们所不能不感到迷惑的问题。正如竹内善朔说：“这个曾经鼓吹过无政府主义的刘光汉，竟然会甘充端方的幕僚，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事。”刘师培变节，正如人们指出的那样与其内在的迷恋功名利禄的劣根性有必然的联系。他出身书香门第，18岁中秀才，19岁中举，20岁参加会试，本是一个猎取功名、走光宗耀祖传统道路之人。因受革命风潮影响，主张排满革命，但其性务名，他希望获得革命领袖的殊誉。他自称是“激烈派第一人”，表现得异常激烈。甫到日本，他就试图利用章太炎、陶成章、张继与孙中山的矛盾，改组同盟会，并援引日本人北一辉和田三郎为同盟会本部干事，想提高自己在同盟会中的地位。而一旦争夺同盟会领导权之策不成，又与章太炎等形同水火，他就难免被端方高官厚禄收买党人的做法所迷惑，他最终成为端方的幕僚，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刘师培变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思想上的错误认识。他到日本之后，在日本无政府主义影响下，过分夸大了近代西方社会所存在的弊病，又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所导致的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传统手工业遭到破坏、社会贫富更加悬殊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他由此怀疑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并试图提出新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使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达到绝对平等的无政府社会。但这些主张缺乏现实性，缺乏实现它的现实途径。他所宣传的理想到头来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真能实现。相反，对现实极端不满所诱发的怀古情绪甚至影响了他对社会发展基本趋势的判断。错误的思想与务名的性格相纠合，加之革命队伍的涣散，导致了刘师培铤而走险，成为清贵族的附庸。
刘师培变节与章太炎等革命领袖的人格矛盾也有一定关系。刘师培“尤佩仰章太炎学术”。在“苏报案”后，他赋有《岁暮怀人》诗一首，怀念章太炎，说“牧叔说经王戴伦，海滨绝学孤无邻”。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刘师培以章太炎为楷模，几乎是一步一趋，相得益彰。但1907年前后，章太炎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与孙中山之间矛盾的处理也有失分寸。特别是他在刘师培1907年冬回国期间，托刘师培夫妇充当自己与端方间的联络人。这与章太炎口头上所说的“革命道德”形成反差。当时刘师培年仅24岁，毕竟是少更世事的青年。不难想象，章太炎的这一错误行为给刘师培带来了多大的打击。刘师培夫妇攻击章太炎的首要证据就是章太炎与端方有书信来往。特别是1908年10月《民报》被封后，章太炎在处理与日本政府关系以及与黄兴、宋教仁关系上的失误，也无疑使刘师培更加动摇了对革命领袖和革命前途的信念。
刘师培的变节不但使他从此脱离了革命队伍，而且使他丧失了对于学术发展的理论探讨的兴趣，对他的学术生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它表明，国粹主义的文化思路的发展，不可能依靠无政府主义理论。章太炎在与刘师培发生冲突后不久，就明确认识到无政府理论给革命和学术带来的危害。1908年6月，他作《排满平议》，宣告“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国情不相应”。他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重新探索国粹文化理论的发展方向。而刘师培则越来越向传统回归，落入乾嘉学术的窠臼。
§§第四章 凄怆乖舛的余生
1907年，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已基本趋于尾声。革命成为当时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革命阵营也空前壮大起来。但与此同时，革命派内部的分歧也逐渐加剧。1907年，同盟会内部就出现了两次比较突出的冲突。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这年二月孙中山和黄兴之间。两人因国旗问题发生争论：黄兴“以井田为社会主义之象征”，孙中山以为用“井”字作旗帜，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主张用青天白日作旗帜，并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而黄兴则认为“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这次争论虽然没有升级，但大体可以看出同盟会之间在认识上有很大的不一致。以孙中山为代表在海外受过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与黄兴、章太炎为代表在国内受过传统教育长期影响的知识分子有思想认识上的冲突。
第二次冲突起因于这年三月孙中山离开日本之时，接受了日本政府和神户股票商铃木久五郎的资助，却只留了2000元给民报社作为出版费用。章太炎原以为孙中山只得到铃木久五郎的资助，后来听到日本政府还有资助，颇为愤慨。他将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的照片也撕了下来，批了几个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寄给孙中山。刘师培和张继也随章太炎哄闹起来。
1907年3月，潮州、惠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同盟会内部反对孙中山的力量更借此发作。他们甚至提出要撤换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以代之。
1907年同盟会内部的争论，表面上是旗帜问题、经费问题以及革命武装起义的地点问题，实质上则是不同知识结构的革命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不同认识问题。特别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在革命初期本来就采取了与孙中山不同的革命思路，他们倾向于从民族历史文化角度揭示革命排满的必要性，对于民族民主革命路线的思考缺乏像孙中山那样的明确性。当革命逐渐深入，两种不同知识结构的知识分子在进一步认识近代西方社会制度以及中国社会现状之后，对于如何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祸害，如何来平均地权，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孙中山主张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但他赞成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希望中国工业化。他主张平均地权，但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却从来没有把平均地权与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联系起来。他当时所宣传的平均地权，实际上仅仅限于解决城市的土地问题，而没有提到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而章太炎、刘师培等也力图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但他们与孙中山不同，较多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小生产者的思想倾向。他们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实行议会制度，同情农民和工人，注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刘师培赞成西方物质文明，但强烈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攻击议会制度是以暴易暴；说天下田主皆大盗，主张实行农民革命来消灭土地所有现象，实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章太炎虽没有提出用农民革命的手段来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但他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说代议制还不如专制政体完美，同情农民，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刘师培、章太炎的思想都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这些越来越剧烈的分歧，表明革命派在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上，都各有自己的主张。
刘师培、张继、章太炎在1907年到1908年上半年就试图提出系统的革命理论，他们选择了无政府主义。正如日本人竹内善朔所说：
到了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年），张继、刘光汉等优秀青年才受到社会思想的刺激，因而改变了过去指望通过“大陆浪人”取得日本朝野较著声望的政治家们对中国革命提供援助那种想法，转而希望自己去掌握科学的、哲学的、条理清楚的革命原理，用以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据我看来，他们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才开始面向社会主义的研究。而恰恰在这点上，恐怕正是孙文和章炳麟及其他青年革命党员之间发生裂痕的原因所在。
刘师培、张继、章太炎宣传无政府主义，其本意并非为了分裂同盟会，而是为了探索一种在他们看来比孙中山三民主义更加高明的革命理论。但正如前节所说，这种理论既不是对国粹主义文化观的合理发展，更不是对当时革命问题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方略。它仅仅反映了当时革命的复杂性，却没有真正对革命路线的探索提供有益的帮助。
二、章、刘交恶
章太炎与刘师培情同手足，从1903年癸卯定交后，章太炎对刘师培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都起了指导作用。往往是章太炎提出对某一问题的基本论点，刘师培凭借他自己对传统经史典籍的丰富知识予以充分发挥。他们共同提出了国粹主义的文化观，在1907年又共同对国粹派文化观作了大体相近的调整。但1908年上半年，章、刘的矛盾愈演愈烈。
两人反目起因是一件小事。据汪东回忆，刘师培与妻子何震在东京时，与其表弟汪公权同住。何震行为不检，与汪公权关系隐晦。章太炎于无意中发觉此事，便于1908年4月私下告诉刘师培。刘师培的母亲听了，非但不信，反大骂章太炎造谣离间人家骨肉。从此刘师培与章太炎结下私仇。
何震当时正在办《天义报》，以大量篇幅揭露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所受的种种压迫，并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结婚、离婚自由，有和男子同受教育、同入交际场的权利。这些地方，较中国封建社会为胜。但是妇女只获得了肉体上的解放，而没有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她鼓吹男女一切平等，并宣布所有的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倡议女子复仇论，声言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也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何震所鼓吹的“男女革命论”，虽然揭示了男女不平等的种种社会现象，但并没有找到产生男女不平等的真正原因。她所提出的女子复仇论，并不能得到大多数革命者的同情。据现在有关回忆资料，何震在当时给人的印象不佳，多称之为交际花。章太炎出于好意，提醒刘师培注意家庭关系，虽然所言何震与汪公权关系暧昧之事不一定真实无疑，但用心是好的。
可是刘师培在其母亲和妻子的浸润下，误解了章太炎的用心，并用行动反诬章太炎与清朝政府关系暧昧。他指使人伪造了章太炎与锡良电，又于1908年5月24日，在上海《神州日报》伪造《炳麟启事》，说：“世风卑靡，营利竞巧，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近有假鄙名登报或结会者，均是子虚。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请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特此昭告，并希谅察。”意思是说，章太炎对革命没有信心，准备不理世事，精研佛学，出家做和尚。凡近来所进行的种种活动都系子虚乌有。
刘师培对章太炎的上述诬蔑也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想。自1907年初以来，章太炎对革命的前途的认识确实有些模糊。1907年以来，他与刘师培等一起散布了大量无政府主义思想，导致对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目标的怀疑和否定。加之他对孙中山抱有成见，颇以同盟会趋于腐败而担忧。1907年2月，日本政府将驱逐孙中山出境，在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前，得到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赠款，以2000元留作《民报》经费。章太炎闻孙中山得到日本贿赂，又只留2000元以作《民报》经费，颇为不满。他认为同盟会领袖品格不堪作为楷模。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他对同盟会的成见相混合，使他曾一度产生到印度去做和尚的想法。据苏曼殊1907年10月在上海的《致刘三书》：“前太炎有信来，命曼随行，南入印度。现路费不足，未能预定行期。”1907年冬，刘师培夫妇回国，章太炎还曾写信给他们，请求他们代为筹措旅费。所以刘师培指使人制造启事，也是事出有因。
章太炎对与刘师培的交谊曾一度想予以挽救。他在接到孙诒让《周礼正义》后，于1908年6月1日致书孙诒让，一面感谢孙诒让惠寄著作，一面恳望孙诒让出面劝刘师培“弗争意气”，其中说：
仪征刘生（旧名师培，新名光汉，字申甫，即恭甫先生从子），江淮之令，素治古文《春秋》，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少年气盛，熹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娄娄陈述，非为一身毁誉之故。独念先汉故言，不绝如线，非有同好，谁与共济？故敢尽其鄙陋，以浼先生，惟先生少留意焉。
章太炎仍希望刘师培与他重归和好，共同把古文经学的研究推向深入。
但章太炎也终于被刘师培夫妇的不断的攻击所激怒。1908年6月10日，他在《民报》第二十一期刊登《特别广告》，对刘师培等在《神州日报》捏造的启事予以否认。说：“仆于阳历五月二十四日，赴云南独立大会，时本社人员亦俱往赴。仆归后即不见印章一方，篆书‘章炳麟印’，知是侦探乘间窃去。以后得仆书者，当审视笔迹，方可作准。其印章‘章’字上画阙者，可信为真，完具者即非真也。”他将刘师培所说他将赴印度学做和尚一事完全当为诬蔑，说刘师培还盗走了他的一枚印章，并攻击刘师培夫妇是清朝政府的侦探。
刘师培、何震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反攻。他们将章太炎要他们和端方等联系筹款赴印度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这五封信的具体内容，据章太炎自己在1912年给浙江统一党支部的电报所云，纯系太炎筹款游印度事宜。电报全文如下：
浙江统一党支部鉴：电悉。同盟南北报皆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词，其实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道其原委。仆自抵东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与安南、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时假贷俱绝，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嘱长崎领事卞某（即卞孛昌）带归。卞即（张）之婿也。卞回国后，不敢请通，私与语端方。（端方）遂居为奇货，反嘱卞来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仆亦欲达初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而端遂欲之鼓山（福建岛）、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对敌之言，自有开合张弛，同盟会人遂云仆作侦探，然则黄兴出洋留学，亦端方特与官费，其侦探耶非耶？同盟会业成而归者，亦多仕宦，或为将弁、幕府之属，其侦探耶非耶？诬人之言，以（心）所不可。《天铎》、《民权》诸报，市井丑谈，未脱南洋、美洲口吻，夫何足致辨哉！
可见章太炎确实为筹措赴印度的旅费曾经向张之洞求助，后来转而与端方联系。端方答应提供资金，但要求章太炎在鼓山、普陀山学做和尚。章太炎不同意，此事乃作罢。在刘师培夫妇回国期间，章太炎也确实托刘师培与端方磋商过具体事宜。
刘师培将章太炎通信五封影印寄给黄兴，对章太炎的政治形象起了极坏的作用，并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自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革命评论》第十号刊登《邹容传》，批评吴稚晖在《苏报》案中有告密行径之后，吴稚晖与章太炎展开了激烈的相互攻击。1908年10月，《民报》被封禁。同年秋，陶成章赴南洋作革命宣传和筹款时，颇受同盟会会员的阻挠。在网甲岛之槟港，几乎被诬为保皇党而遭暗杀。陶成章、章太炎、李燮和等写有《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给孙中山罗织十二条罪状，要求撤换其同盟会总理之职。因黄兴不予发表，遂由陶成章的朋友用药水印刷百余张，邮寄中外各报馆。黄兴遂将刘师培影印的章太炎书信寄孙中山，而孙中山转寄吴稚晖，吴稚晖于是在《新世纪报》大肆诬蔑章太炎为清政府的侦探，刊登其所谓与端方合谋，卖革命党之信件。章太炎的威信大受动摇，与同盟会的分歧也越来越深，导致在1910年2月，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在东京重立山头。
章、刘交恶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刘师培积极向清政府靠拢。1907年6月创刊的《天义报》在刊行19期后于1908年4月停刊。为避免日本政府注意，刘师培改出《衡报》，于4月28日在东京秘密出刊，托名在澳门发行，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衡报》共出11号，10月被日本政府禁止。刘师培夫妇回到上海。大约在这年冬天，刘师培正式向端方投诚。
三、叛变革命
刘师培投靠端方，有一些客观因素。在与章太炎发生分歧之前，刘师培与同盟会其他骨干有矛盾。他一到东京，就对东京同盟会会员的涣散和空虚深表不满。与章太炎用宗教鼓舞革命者的道德意识相呼应，刘师培在1907年3月23日（5月5日）出版的《民报》十三号发表《利害平等论》。其中说：中国人囿于学行学术，一向讳言利己，自戴震提出理寓于欲，惟给民之求，遂民之欲，斯能推己及人，然后利己之说稍兴。晚近以来，人们多倡利己之说。而利己之说，以利他心为利己心之变相，此说一昌，民意趋利，由是蓄于心者为功利，行于世者为强权。人们考虑问题，往往过于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实际上利与害无所谓区别。年初，他还发表《王学释疑》，不同意章太炎低估王阳明学说的价值。所有这些，都表明刘师培与章太炎一样，希望用一种理论来焕发革命斗志，提高革命者的道德自觉。1907年3月，孙中山离开东京，同盟会本部更加涣散，内部分歧叠出，继而有章太炎揭民报社孙中山照片事件，有张继与刘揆一在民报社互相揪打事件。刘师培与章太炎一度都有用黄兴取代孙中山的地位之打算。刘师培还积极作了革命理论的探索，提出了与孙中山有别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虽然改组同盟会的活动终因黄兴顾全大局没有发生严重后果，但刘师培已给大多数同盟会会员造成了不好印象。而刘师培也自视甚高，不愿意改变这种印象。随着章太炎与刘师培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刘师培觉得没有什么革命力量可以依靠，于是他的眼光就盯住了端方。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荫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不久提拔为郎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北京创设农工商局，他主管局务，旋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奔，他因护驾有功，被调任河南布政使和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摄湖广总督。光绪三十年（1904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不久任湖南巡抚。1905年，改任闽浙总督，但没有到任，被派往美、德、俄、意、奥等国考察政治。回国后献《欧美政治要义》。1906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声闻益著。端方是满洲贵族中具有改良思想的成员之一。他希望通过改良政治以巩固清统治，据传1905年夏天，端方由湖南晋京陛见，慈禧太后问他：新政已皆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他回答说：尚未立宪。慈禧太后素闻立宪为民主之义，变色说：立宪会怎样？端方曰：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慈禧哂笑他说：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端方与顽固的慈禧太后不一样，他感到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并希望通过君主立宪等方法来避免清王朝的颠覆。在出国考察之后，他和其他几位大臣（载泽、尚其亨、李盛铎、戴鸿慈）上折奏请宣布立宪，要求清政府“特降纶音，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开馆编辑大清帝国宪法，颁行天下”。并请清政府宣示宗旨，公布地方自治制，制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以树预备立宪的基础。他提出宪法请仿行日本，兵农工商请仿日、德两国。为了皇权永固，端方很注意拉拢具有改良甚至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1906年7月他移调两江总督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很有改良色彩的政治措施，使得许多革命党人得间重聚上海。如前所述，他还有意提供章太炎出家做和尚的资金。刘师培也因其表弟汪公权的关系，大约在1906年得以认识端方。1907年冬他短期返国时，还带过章太炎的几封信件。但对于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端方的处置也很严厉。1906年夏，他在上海捕获革命党人叶仰高，审讯涉及到浙江徐锡麟，徐锡麟仓促起义，最后被他镇压。虽然他感到革命党人防不胜防，难以扑灭，但他终究服务于满洲贵族的统治政权，对起事的革命党人厉行镇压。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诱捕陶成章。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清政府十分迫切地希望捕捉浙江革命党领袖陶成章。刘师培曾在上海码头查察陶成章的行踪，但终究未能如愿。接着，刘师培又参与了破坏浙江革命党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1908年秋天，安徽熊成基领导了安庆新军起义。这次起义对清朝政府震动很大。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大事搜捕。而浙江革命党准备再次起义。王金发、张恭、竺绍康、陈其美等人准备在上海天宝栈开会，商量浙江起义事。刘师培知道后，即密告端方，并暗导捕役逮捕革命者，但碰巧只抓到了张恭。张恭被解往江宁监狱。上海的革命党得知是刘师培告密之后，准备将他严惩。王金发即挟枪来到刘师培寓所。据说刘师培夫妇尚未起床。王金发宣告刘师培的死刑之后，要开枪击毙他。刘师培以自己的生命保证张恭的安全，王金发才放过了他们，并警告他们赶快离开上海，以后不得再有不利于革命党的行为。刘师培夫妇当即离开了上海，而张恭也由于刘师培夫妇在端方前力为保全，没有被处死。
刘师培自此离开上海到南京。唯有汪公权仍在上海继续破坏革命活动。1909年夏，王金发在上海将汪公权击毙。章太炎得知汪公权被击毙后，还致书刘师培，说：
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岂君本怀，虑亦为人诖误。兼以草泽诸豪，素昧问学，夸大自高，陵蔑达士，人之践忿，古今所同，铤而走险，非独君之过也。天羑其衷，公权陨命，君以权首，众所属目，进无搏击强御之用，退乏山林独善之地。彼帅外示宽弘，内怀猜贼，闲之游徼之门，致诸干掫之域，臧谷扈养，由之任使，赁舂执爨，莫非其人，猜防积中，菹醢在后，悲夫悲夫！斯诚明哲君子所为嗟悼者也。
在此信中，章太炎对刘师培投靠端方的行为予以谅解，将刘师培政治上的失足归结于被人诱惑以及“草泽诸豪”的凌辱，并指出刘师培处境的艰难，希望刘师培“先迷后复”，“翩然如反”，重新回到革命阵营，同他一起振兴国学。但刘师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没有悔改的表示。
就在1909年，端方改调直隶，刘师培也旅寓天津。不久，慈禧太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被免官。继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劾其贪横十罪，端方受到清政府的呵斥。直到1911年，才被任命以侍郎身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刘师培也随之入川。端方严厉推行铁路国有政策，主张对四川等地的保路运动严厉镇压。他于10月13日赶到重庆。但这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11月波及四川。在端方所率领的新军中，有不少革命党人。11月27日，端方和他的表弟端锦在资州被哗变的新军杀死。刘师培也被革命军拘捕。
刘师培叛变革命，从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者一变而为清贵族的附庸，这是刘师培一生致命的污点，也是当时和后来人们所不能不感到迷惑的问题。正如竹内善朔说：“这个曾经鼓吹过无政府主义的刘光汉，竟然会甘充端方的幕僚，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事。”刘师培变节，正如人们指出的那样与其内在的迷恋功名利禄的劣根性有必然的联系。他出身书香门第，18岁中秀才，19岁中举，20岁参加会试，本是一个猎取功名、走光宗耀祖传统道路之人。因受革命风潮影响，主张排满革命，但其性务名，他希望获得革命领袖的殊誉。他自称是“激烈派第一人”，表现得异常激烈。甫到日本，他就试图利用章太炎、陶成章、张继与孙中山的矛盾，改组同盟会，并援引日本人北一辉和田三郎为同盟会本部干事，想提高自己在同盟会中的地位。而一旦争夺同盟会领导权之策不成，又与章太炎等形同水火，他就难免被端方高官厚禄收买党人的做法所迷惑，他最终成为端方的幕僚，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刘师培变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思想上的错误认识。他到日本之后，在日本无政府主义影响下，过分夸大了近代西方社会所存在的弊病，又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所导致的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传统手工业遭到破坏、社会贫富更加悬殊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他由此怀疑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并试图提出新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使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达到绝对平等的无政府社会。但这些主张缺乏现实性，缺乏实现它的现实途径。他所宣传的理想到头来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真能实现。相反，对现实极端不满所诱发的怀古情绪甚至影响了他对社会发展基本趋势的判断。错误的思想与务名的性格相纠合，加之革命队伍的涣散，导致了刘师培铤而走险，成为清贵族的附庸。
刘师培变节与章太炎等革命领袖的人格矛盾也有一定关系。刘师培“尤佩仰章太炎学术”。在“苏报案”后，他赋有《岁暮怀人》诗一首，怀念章太炎，说“牧叔说经王戴伦，海滨绝学孤无邻”。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刘师培以章太炎为楷模，几乎是一步一趋，相得益彰。但1907年前后，章太炎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与孙中山之间矛盾的处理也有失分寸。特别是他在刘师培1907年冬回国期间，托刘师培夫妇充当自己与端方间的联络人。这与章太炎口头上所说的“革命道德”形成反差。当时刘师培年仅24岁，毕竟是少更世事的青年。不难想象，章太炎的这一错误行为给刘师培带来了多大的打击。刘师培夫妇攻击章太炎的首要证据就是章太炎与端方有书信来往。特别是1908年10月《民报》被封后，章太炎在处理与日本政府关系以及与黄兴、宋教仁关系上的失误，也无疑使刘师培更加动摇了对革命领袖和革命前途的信念。
刘师培的变节不但使他从此脱离了革命队伍，而且使他丧失了对于学术发展的理论探讨的兴趣，对他的学术生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它表明，国粹主义的文化思路的发展，不可能依靠无政府主义理论。章太炎在与刘师培发生冲突后不久，就明确认识到无政府理论给革命和学术带来的危害。1908年6月，他作《排满平议》，宣告“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国情不相应”。他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重新探索国粹文化理论的发展方向。而刘师培则越来越向传统回归，落入乾嘉学术的窠臼。
§§第四章 凄怆乖舛的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