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粹主义文化思路的动摇
刘师培热衷于宣传无政府主义，与当时国粹派文化观点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孙中山派人迎接他到日本主办《民报》。7月15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演说，认为“近日办事的方法”，最紧要的是：第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其中说到国粹：
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族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8月，他在东京成立国学讲习会。《民报》第7号载有《国学讲习会序》，其中说：
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矣。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所以他要创设国学讲习会，为人宣讲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源，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这时的章太炎以国粹自任，试图继续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找到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点，与《国粹学报》社诸君基本一致。1906年连载于《国粹学报》8-9号的《诸子学略说》是章太炎国粹思想的鲜明表现。其中以民主观念为核心，对儒家、道家、纵横家、法家都做出了新颖的评价。
但随着章太炎与在日本的中国革命者的接触增多，他不能不考虑《民报》所提出的革命纲领。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认识到社会革命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的联系。1905年7月30日（古历六月二十八）在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演说曰：
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我国虽因工商业尚未发达，而社会纠纷不多。但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杜渐防微，以谋人民全体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虽然章太炎早在1902年就于日本与孙中山讨论过均田法的问题，但只有到主办《民报》时，他才真正体会到革命的复杂性，他才从早年片面鼓吹排满以光复旧物的思想中超越出来，去认真探索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社会革命的种种问题。一方面他怀疑国粹论者的古学复兴口号可能提不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案；另一方面，他以民族历史为基点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又使他不能完全同意孙中山等提出的具体主张。在主持《民报》期间，他同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过从甚密。这些交往，使他受到施蒂纳无政府主义及幸德秋水等“直接行动派”斗争方式很深的影响。正是在他们的相互交流中他对西方的代议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平等的虚伪性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章太炎从而表现出对国粹主义文化观的重大调整。一方面他更加认识到必须依据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来谋求革命道路、设计革命蓝图。另一方面，他也解释不清中国近代的发展趋向，因而也架不起历史与现实相沟通的桥梁。
章太炎作为国粹派干将的上述思想变化对刘师培和《国粹学报》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影响。1906年12月5日（光绪丙午年十一月二十日）《国粹学报》第11号（总23期）出版，此期载有章太炎与刘师培讨论“朴学报”（即《国粹学报》）的通信。信中肯定了邓实、刘师培办《国粹学报》振兴古学的做法，但主要是批评《国粹学报》在小学、经学、史学研究方面的不足。如其论小学研究，云：
其治小学，重形体而轻声类，徒以江戴段王陈义己具，不欲承其末流，故转以本字本义为职。以此教儿童识字，非无近效；若守此不进，而欲发明旧籍，则沾滞而鲜通。
《国粹学报》在此之前已发表《小学发微补》等研究文字的著述。在这些著述中，大多以社会学理论解释文字的意义，从而证明古代社会的演变过程，并说明古代社会状况。章太炎此时认为应该再进一步，去研究文字的声类，认为这才是文字研究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
又如其言经学：
经说诸条，学兼古今，非专守十四博士之陋者。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晚）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
《国粹学报》经学篇发表了不少经学研究的文章，大都主张“以今义通古义，以今制通古制”，并且还刊载过廖平《公羊春秋补证后序》和《公羊验证补证凡例》等阐发经学微言大义的论述，体现出《国粹学报》编辑同仁从传统经学中寻找经世致世良方的苦心。章太炎一方面肯定《国粹学报》经学研究突破家法限制的长处，另一方面又反对将经学研究与致用联系起来。他曾举例说，像《礼经》在当时就不通行，对今天也无用，不可能效法推行。至于经典中的有些论述有的说得相当透彻，但人事万端，变易未艾，或是或非，只有等时间来证明，岂可定一尊于先圣。至于《春秋》三统三世之说，本来就不可周知。哪有百世以前，发凡起例，等待后人遵其格令者。所以经学不能致用，致用之经学即非经学。
对于《国粹学报》运用西方学术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做法，章太炎也作了批评。他说：
中西学术，本无通涂，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今乃远引泰西以征经说，宁异宋人之以禅学说经耶！夫验实则西长而中短，谈理则佛是而孔非。九流诸子，自名其家，无妨随义抑扬，以竞取舍。若以疏证六经之作而强相皮傅，以为调人，则祗形其穿凿耳。
最后，章太炎指出：“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立者倚则失矣，使倚者立亦未得也。”也就是说，国粹研究应该将历史文化的客观真实性摆在第一位，而不必去寻求历史文化的现实意义。这显然是章太炎在反思国粹研究状况后，所提出的对于国粹派发展方向的预计，体现出国粹派文化观的重新调整。
章太炎此后曾多次致书刘师培，阐明他对国粹研究的看法。1906年《国粹学报》第12号载其致刘光汉书，对《学报》录《公羊》诸说，“时有未喻”，以为廖平“耳食欧书，惊其瑰特，则又旁传邹氏，通其说于赤县神州”，“荒谬绝伦”。“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敦促刘师培“笔其精粹，以示后生”，将《左传》学发扬光大。1907年，章太炎又致书刘师培，其中对国粹研究中“学无绳尺”、“徒知派别”的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言，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在1906年间，章太炎还曾致书王鹤鸣，其中也说：
经术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两》曰：儒以道得名。郑君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今颜、李所治六艺云何？射御犹昔，礼乐即已疏陋，其言书数，非六书、九章也，点画乘除以为尽矣。贩夫贩妇以是钩校计簿，何艺之可说？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六艺者，究其一端，足以尽形寿，兼则倍是，泛博以为用，此谓九能之士，不可言学。近世翁同龢、潘祖荫之徒，学不覃思，徒捃摭《公羊》以为奇觚，金石刻画，厚自光宠，然尚不敢言致用。康有为善傅会，张以据乱之说，又外窃颜、李为名高，海内始彬彬向风，其实自欺，诚欲致用，不如掾史识形名者多矣。学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古之学者，学为君也，今之学者，学为匠也。为君者南面之术，观世文质而已矣，为匠者必有规矩、绳墨，模形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韩非说：“炳烛尚贤，治则治矣，非其书意。”仆谓学者宜以自省。
侯外庐先生曾经指出，章太炎在1906年——1907年间提出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关系问题。“他以历史为人类知识的宝库，治经在‘存古’，而‘存古’则非谓旧章可永远遵循。乃谓据此文明制度流变之学问而‘灌溉吾民’。治经不能以历史为刍狗，而归结于某一人的唯心所造。乃谓六籍与历代史书同时并重，所谓‘斟酌古今，未有不资于史’。”章太炎深深体会到学术文化理论和方法上的某些局限，他希望解决这一问题，但又找不到有效的方法。他认为如将国粹研究变成一种所谓纯粹求真的学术，淡化学术研究的政治倾向，就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刘师培受了章太炎的影响。1908年孟春他为《国粹学报》三周年写了以下祝辞：
昔虞卿弃相，穷愁著书，子云草玄，寂寞自守，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盖舍禄言学，其业斯精，以学殉时，于道乃绌，惑者不察，妄援仕学互训，鄦书之粹言，官师联职，周廷之成法，是则学古为入官之阶梯，变通乃趋时之捷径。道衰学敝，恒必由之。
他也反对过分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并列举古代学术发展状况加以证明。他说“凡功令所崇，学官所肄，虽成风尚，鲜克昭垂”。如西汉儒学在汉武之前，颇能光大旧训，而汉武之后，掇彼片词，竟言致用，致《洪范》启小臣言事，《春秋》诏酷吏舞文。儒学走向衰败。“由是而言，学术甫萌之世，士以励己为归，学风丕振之时，说以徇人为美。”而励己之学甘守湛冥，学祈自得。徇人之学则中怀躁进，说涉模棱。学术致用的结果往往成为策士干时之捷径。刘师培似乎认识到了过分强调学术经世反而给一些学者进行政治投机提供了借口。
在祝辞中他还批评了学者惟西方之学是从的风气。他说：“或谓中邦书籍，学与用分，西土之书，学与用合，惟贵实而践虚，故用夷以变夏。”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中国学术的成就。他们“校理旧文，亦必比勘西籍，义与彼合，学虽绌而亦优，道与彼歧，谊虽长而亦短”。其结果是“理财策进，始崇《管子》之书，格物说兴，乃尚墨家之学。甚至竺乾秘编，耻穷源于身毒，良知俗说，转问学于扶桑。饰殊途同归之词，作弋誉梯荣之助”。刘师培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刘师培指出，当今之世，“吏矜竭泽，民痛屯膏，世崇歆、莽之谋，臣献孔、桑之策。既举世之混浊，复生民之多艰。饥来趋我，低徘北门之章，旅食依人，托命东陵之上。世纲既婴，倡优同蓄”。要做专精的学术确乎其难。但他希望“有志之士，共秉此忱”，虽“晦明艰贞，守雌甘符于老氏，然离世特立，兴起不待文王”。
刘师培自1907年初开始，就逐步转变文风，较少运用西方进化原理和社会学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把精力转移到诸子典籍的校释和经学沿流的整理方面。而国粹派的代表刊物《国粹学报》在1908年前后，革命色彩逐渐黯淡下去。像《庄子解诂》《晏子补释》这类纯学术研究的文章逐步增多。前期倡导的“发扬国粹”、提倡民族民主的宗旨也不大提起。甚至学派诸人最重视的“反满”口号在《国粹学报》上的表达方式也降调为刊载几篇如《爱国随笔》、《明史杂著》等一类记述明末遗老们佚事佚著的文章。到1909年《国粹学报》第13号（总第62期）讨论“明年撰述大旨”，明确提出“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务使文有其质，博而旨要，非关于学术源流、有资考古者不录”。并将体例拟改为内外二篇。“内篇则录现世海内鸿硕新著，外篇则兼收前人未刊之著作及已刊而系孤本、世所罕睹者，上至明末国初诸儒，下逮咸同。……志在上包国朝二百余年学术流派，下尽近数十年海内名家之著作。”学报完全以学术研究自居，完全背离了早期“古学复兴”的旗帜。
国粹派文化观点的动摇充分显示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所期望实现的社会性质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巨大的反差。它既要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又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还必须根治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积弊。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面前，国粹论者朦胧地意识到国粹似乎不能为它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朦胧地感受到社会变革酝酿着对传统社会的全面反叛，于是他们重新调整文化观点，一方面坚信中国未来的社会必然以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求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对中国革命前途的预计区别开来。
当时国粹派阵营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典型的发展趋向。一种是向传统回归，完全不谈中国文化的未来，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重新回到传统。《国粹学报》到后来，聚集了像郑孝胥、简朝亮、张謇、陈三立等作者和支持者。一种是激烈反传统，不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提出十分激进的革命主张。如章太炎、刘师培等都一度迷信无政府主义。章太炎散布了大量无政府论调。1907年9月25日他在《民报》16号发表《五无论》，10月25日又在《民报》17号发表《国家论》，宣传“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只有达到“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才能算是最“圆满的民族主义”。这种极端的无政府观点自然暗含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目标的全面否定。但国粹派文化观调整之后的两种发展倾向又往往相互交叉。越是激烈地反传统的国粹主义者，又往往对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抱有更强的信念。如章太炎1908年10月所发表的《代议然否论》，就把西方议会政党制当成是中国封建时代贵族世卿制的变相，如果实行它，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并认为代议制还不如专制政体。刘师培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自由放任，阶级观念淡薄，贫富悬殊不大，比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有合理之处；如果学习西方的民主、法制以及其他实业策略，反而会加剧社会的混乱。国粹派文化观点的左右分化和摇摆，表明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越来越深入的过程中，仍然没有找到切实的理论支点，对未来的幻想与对传统的景仰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孙中山派人迎接他到日本主办《民报》。7月15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演说，认为“近日办事的方法”，最紧要的是：第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其中说到国粹：
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族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8月，他在东京成立国学讲习会。《民报》第7号载有《国学讲习会序》，其中说：
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矣。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所以他要创设国学讲习会，为人宣讲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源，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这时的章太炎以国粹自任，试图继续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找到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点，与《国粹学报》社诸君基本一致。1906年连载于《国粹学报》8-9号的《诸子学略说》是章太炎国粹思想的鲜明表现。其中以民主观念为核心，对儒家、道家、纵横家、法家都做出了新颖的评价。
但随着章太炎与在日本的中国革命者的接触增多，他不能不考虑《民报》所提出的革命纲领。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认识到社会革命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的联系。1905年7月30日（古历六月二十八）在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演说曰：
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我国虽因工商业尚未发达，而社会纠纷不多。但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杜渐防微，以谋人民全体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虽然章太炎早在1902年就于日本与孙中山讨论过均田法的问题，但只有到主办《民报》时，他才真正体会到革命的复杂性，他才从早年片面鼓吹排满以光复旧物的思想中超越出来，去认真探索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社会革命的种种问题。一方面他怀疑国粹论者的古学复兴口号可能提不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案；另一方面，他以民族历史为基点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又使他不能完全同意孙中山等提出的具体主张。在主持《民报》期间，他同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过从甚密。这些交往，使他受到施蒂纳无政府主义及幸德秋水等“直接行动派”斗争方式很深的影响。正是在他们的相互交流中他对西方的代议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平等的虚伪性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章太炎从而表现出对国粹主义文化观的重大调整。一方面他更加认识到必须依据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来谋求革命道路、设计革命蓝图。另一方面，他也解释不清中国近代的发展趋向，因而也架不起历史与现实相沟通的桥梁。
章太炎作为国粹派干将的上述思想变化对刘师培和《国粹学报》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影响。1906年12月5日（光绪丙午年十一月二十日）《国粹学报》第11号（总23期）出版，此期载有章太炎与刘师培讨论“朴学报”（即《国粹学报》）的通信。信中肯定了邓实、刘师培办《国粹学报》振兴古学的做法，但主要是批评《国粹学报》在小学、经学、史学研究方面的不足。如其论小学研究，云：
其治小学，重形体而轻声类，徒以江戴段王陈义己具，不欲承其末流，故转以本字本义为职。以此教儿童识字，非无近效；若守此不进，而欲发明旧籍，则沾滞而鲜通。
《国粹学报》在此之前已发表《小学发微补》等研究文字的著述。在这些著述中，大多以社会学理论解释文字的意义，从而证明古代社会的演变过程，并说明古代社会状况。章太炎此时认为应该再进一步，去研究文字的声类，认为这才是文字研究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
又如其言经学：
经说诸条，学兼古今，非专守十四博士之陋者。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晚）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
《国粹学报》经学篇发表了不少经学研究的文章，大都主张“以今义通古义，以今制通古制”，并且还刊载过廖平《公羊春秋补证后序》和《公羊验证补证凡例》等阐发经学微言大义的论述，体现出《国粹学报》编辑同仁从传统经学中寻找经世致世良方的苦心。章太炎一方面肯定《国粹学报》经学研究突破家法限制的长处，另一方面又反对将经学研究与致用联系起来。他曾举例说，像《礼经》在当时就不通行，对今天也无用，不可能效法推行。至于经典中的有些论述有的说得相当透彻，但人事万端，变易未艾，或是或非，只有等时间来证明，岂可定一尊于先圣。至于《春秋》三统三世之说，本来就不可周知。哪有百世以前，发凡起例，等待后人遵其格令者。所以经学不能致用，致用之经学即非经学。
对于《国粹学报》运用西方学术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做法，章太炎也作了批评。他说：
中西学术，本无通涂，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今乃远引泰西以征经说，宁异宋人之以禅学说经耶！夫验实则西长而中短，谈理则佛是而孔非。九流诸子，自名其家，无妨随义抑扬，以竞取舍。若以疏证六经之作而强相皮傅，以为调人，则祗形其穿凿耳。
最后，章太炎指出：“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立者倚则失矣，使倚者立亦未得也。”也就是说，国粹研究应该将历史文化的客观真实性摆在第一位，而不必去寻求历史文化的现实意义。这显然是章太炎在反思国粹研究状况后，所提出的对于国粹派发展方向的预计，体现出国粹派文化观的重新调整。
章太炎此后曾多次致书刘师培，阐明他对国粹研究的看法。1906年《国粹学报》第12号载其致刘光汉书，对《学报》录《公羊》诸说，“时有未喻”，以为廖平“耳食欧书，惊其瑰特，则又旁传邹氏，通其说于赤县神州”，“荒谬绝伦”。“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敦促刘师培“笔其精粹，以示后生”，将《左传》学发扬光大。1907年，章太炎又致书刘师培，其中对国粹研究中“学无绳尺”、“徒知派别”的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言，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在1906年间，章太炎还曾致书王鹤鸣，其中也说：
经术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两》曰：儒以道得名。郑君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今颜、李所治六艺云何？射御犹昔，礼乐即已疏陋，其言书数，非六书、九章也，点画乘除以为尽矣。贩夫贩妇以是钩校计簿，何艺之可说？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六艺者，究其一端，足以尽形寿，兼则倍是，泛博以为用，此谓九能之士，不可言学。近世翁同龢、潘祖荫之徒，学不覃思，徒捃摭《公羊》以为奇觚，金石刻画，厚自光宠，然尚不敢言致用。康有为善傅会，张以据乱之说，又外窃颜、李为名高，海内始彬彬向风，其实自欺，诚欲致用，不如掾史识形名者多矣。学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古之学者，学为君也，今之学者，学为匠也。为君者南面之术，观世文质而已矣，为匠者必有规矩、绳墨，模形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韩非说：“炳烛尚贤，治则治矣，非其书意。”仆谓学者宜以自省。
侯外庐先生曾经指出，章太炎在1906年——1907年间提出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关系问题。“他以历史为人类知识的宝库，治经在‘存古’，而‘存古’则非谓旧章可永远遵循。乃谓据此文明制度流变之学问而‘灌溉吾民’。治经不能以历史为刍狗，而归结于某一人的唯心所造。乃谓六籍与历代史书同时并重，所谓‘斟酌古今，未有不资于史’。”章太炎深深体会到学术文化理论和方法上的某些局限，他希望解决这一问题，但又找不到有效的方法。他认为如将国粹研究变成一种所谓纯粹求真的学术，淡化学术研究的政治倾向，就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刘师培受了章太炎的影响。1908年孟春他为《国粹学报》三周年写了以下祝辞：
昔虞卿弃相，穷愁著书，子云草玄，寂寞自守，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盖舍禄言学，其业斯精，以学殉时，于道乃绌，惑者不察，妄援仕学互训，鄦书之粹言，官师联职，周廷之成法，是则学古为入官之阶梯，变通乃趋时之捷径。道衰学敝，恒必由之。
他也反对过分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并列举古代学术发展状况加以证明。他说“凡功令所崇，学官所肄，虽成风尚，鲜克昭垂”。如西汉儒学在汉武之前，颇能光大旧训，而汉武之后，掇彼片词，竟言致用，致《洪范》启小臣言事，《春秋》诏酷吏舞文。儒学走向衰败。“由是而言，学术甫萌之世，士以励己为归，学风丕振之时，说以徇人为美。”而励己之学甘守湛冥，学祈自得。徇人之学则中怀躁进，说涉模棱。学术致用的结果往往成为策士干时之捷径。刘师培似乎认识到了过分强调学术经世反而给一些学者进行政治投机提供了借口。
在祝辞中他还批评了学者惟西方之学是从的风气。他说：“或谓中邦书籍，学与用分，西土之书，学与用合，惟贵实而践虚，故用夷以变夏。”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中国学术的成就。他们“校理旧文，亦必比勘西籍，义与彼合，学虽绌而亦优，道与彼歧，谊虽长而亦短”。其结果是“理财策进，始崇《管子》之书，格物说兴，乃尚墨家之学。甚至竺乾秘编，耻穷源于身毒，良知俗说，转问学于扶桑。饰殊途同归之词，作弋誉梯荣之助”。刘师培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刘师培指出，当今之世，“吏矜竭泽，民痛屯膏，世崇歆、莽之谋，臣献孔、桑之策。既举世之混浊，复生民之多艰。饥来趋我，低徘北门之章，旅食依人，托命东陵之上。世纲既婴，倡优同蓄”。要做专精的学术确乎其难。但他希望“有志之士，共秉此忱”，虽“晦明艰贞，守雌甘符于老氏，然离世特立，兴起不待文王”。
刘师培自1907年初开始，就逐步转变文风，较少运用西方进化原理和社会学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把精力转移到诸子典籍的校释和经学沿流的整理方面。而国粹派的代表刊物《国粹学报》在1908年前后，革命色彩逐渐黯淡下去。像《庄子解诂》《晏子补释》这类纯学术研究的文章逐步增多。前期倡导的“发扬国粹”、提倡民族民主的宗旨也不大提起。甚至学派诸人最重视的“反满”口号在《国粹学报》上的表达方式也降调为刊载几篇如《爱国随笔》、《明史杂著》等一类记述明末遗老们佚事佚著的文章。到1909年《国粹学报》第13号（总第62期）讨论“明年撰述大旨”，明确提出“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务使文有其质，博而旨要，非关于学术源流、有资考古者不录”。并将体例拟改为内外二篇。“内篇则录现世海内鸿硕新著，外篇则兼收前人未刊之著作及已刊而系孤本、世所罕睹者，上至明末国初诸儒，下逮咸同。……志在上包国朝二百余年学术流派，下尽近数十年海内名家之著作。”学报完全以学术研究自居，完全背离了早期“古学复兴”的旗帜。
国粹派文化观点的动摇充分显示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所期望实现的社会性质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巨大的反差。它既要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又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还必须根治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积弊。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面前，国粹论者朦胧地意识到国粹似乎不能为它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朦胧地感受到社会变革酝酿着对传统社会的全面反叛，于是他们重新调整文化观点，一方面坚信中国未来的社会必然以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求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对中国革命前途的预计区别开来。
当时国粹派阵营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典型的发展趋向。一种是向传统回归，完全不谈中国文化的未来，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重新回到传统。《国粹学报》到后来，聚集了像郑孝胥、简朝亮、张謇、陈三立等作者和支持者。一种是激烈反传统，不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提出十分激进的革命主张。如章太炎、刘师培等都一度迷信无政府主义。章太炎散布了大量无政府论调。1907年9月25日他在《民报》16号发表《五无论》，10月25日又在《民报》17号发表《国家论》，宣传“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只有达到“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才能算是最“圆满的民族主义”。这种极端的无政府观点自然暗含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目标的全面否定。但国粹派文化观调整之后的两种发展倾向又往往相互交叉。越是激烈地反传统的国粹主义者，又往往对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抱有更强的信念。如章太炎1908年10月所发表的《代议然否论》，就把西方议会政党制当成是中国封建时代贵族世卿制的变相，如果实行它，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并认为代议制还不如专制政体。刘师培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自由放任，阶级观念淡薄，贫富悬殊不大，比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有合理之处；如果学习西方的民主、法制以及其他实业策略，反而会加剧社会的混乱。国粹派文化观点的左右分化和摇摆，表明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越来越深入的过程中，仍然没有找到切实的理论支点，对未来的幻想与对传统的景仰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