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渡日本与宣传无政府主义
1907年春，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与其妻何震以及何震之表弟汪公权一起赴日本，刘师培任《民报》编辑。
当时的日本社会党产生分裂，无政府主义具有很大市场。主张以工人直接行动并认为总同盟罢工、暗杀是革命的唯一途径的“硬派”代表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组织了社会主义金曜（星期五）讲演会。在东京的革命知识分子如章太炎等很受其影响。在1907年3月以前，《民报》就不断介绍宣传日本无政府主义的翻译和著作。孙中山对此尽管不赞成，但也并未加以阻止，有时甚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流派的一种。他曾说：“无政府论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
但刘师培则对无政府主义表现出浓厚兴趣。1907年6月初，他通过其妻何震，以女子复权会的名义办起了《天义报》，6月10日创刊，每月两期。刊登在《复报》1907年第10期的《天义报启》曾详细述说办报原因和宗旨，其中说：
自民族主义明，然后受制于异族者，人人均以为辱；自民约之论昌，然后受制于暴君者，人人均引为耻；自社会主义明，然后受制于富民者，人人均以为羞。由是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遂为人民天赋之权。……顾今之论者所言之革命，仅以经济革命为止，不知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为严。……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
所以创办《天义报》的目的就是要补充以往言革命之不足，“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创此《天义报》。“每册以二十页为限，首图画、次社说、次学理、次时评、次译丛、次来稿、次杂记，均以醒世齐民为主。”1908年4月《天义报》被迫停刊之后，刘师培又出版《衡报》，继续阐发《天义报》宗旨。
《天义报》和《衡报》对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介绍涉及到了蒲鲁东、巴枯宁、斯蒂纳、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各家。署名申叔所译的有《天义报》第15期的《克鲁泡特金学术述略》、第16-19合期的《未来社会之生产及手段》、《面包掠夺》等。刘师培认为克鲁泡特金之学说，于无政府主义最为圆满。
无政府主义（又译作安那其主义）来源于古希腊文anarchia，原意是“无权力、无秩序的状态”。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派别，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19世纪末一度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盛行，并在20世纪初流传到日本。1792年英国人葛德文（Godwin，1756年——1836年）发表《政治上的公正》，提出国家是祸害。1845年德国人施蒂纳（Stirnen，1806年——1856年）发表《唯一者及财产》，说“没有任何东西在我之上”，鼓吹利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1848年法国人蒲鲁东（Proudhon，1809年——1856年）开始系统地叙述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并第一次使用“无政府主义”之词。他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任何形式的“统治与顺从”。他认为私有制违反了平等，共产主义违反了独立，他要追求“自由”的社会。蒲鲁东被斯大林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始祖”。蒲鲁东之后，在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分为两派，一派是施蒂纳、蒲鲁东的继承者所宣扬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一派是俄国人巴枯宁（Bakame，1814年——1876年）和克鲁泡特金（Kropotnine，1842年——1921年）所宣扬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巴枯宁认为全部人类历史是由动物状态进化到人性状态的历史，任何权威都是反人性的。只有消灭国家才会实现各阶级的平等。恩格斯曾将他的学说归结为一个公式：“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在经济上，巴枯宁主张实行“集产制”，将一切财产归于各种绝对自由的组合中。克鲁泡特金的代表作是《面包的征服》（或译《面包掠夺》）、《互助论》（或译《互助》）等。他认为：人类有相互扶助的本能，任何国家、任何法律都是少数人违反多数人意志的表现，都是不合理的。他主张消灭一切国家，甚至消灭货币。
刘师培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作了全面介绍。他将其学说概括为“互相扶助说”与“无中心说”。并认为“互相扶助说”，“仰观太空、俯察物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持之有故”的。他还对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发表了以下见解：“处现今有政府之世，阶级社会，利用物质之文明，以掠夺平民之权利，则文明适为害民之具，不若用杜氏（托尔斯泰）之说。然政府及社会果能废灭，则文明当力求进步……民性惟便利是趋，未有舍积极而求消极者。故杜氏之说，用之有政府之世，足以利民；克氏（克鲁泡特金）之说，用之无政府之世，足以便民。”他认为托尔斯泰主张中国回到农业社会的自由状态对于反抗现代政府有作用。但在无政府秩序建立起来后，还是要发展生产，建设物质文明，那时就需要克鲁泡特金的互助学说。至于施蒂纳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则只有“异日物质文明倍为进步，或一切事物可以自为自用，则斯氏之说或有实行之一日”。
刘师培还对无政府理论有所创新和发挥。
刘师培于1907年6月25日在《天义报》第二期发表《废兵废财论》。其中认为“图利”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图利的结果使强者必贵、贵者必富、富者必智、弱者必贱、贱者必贫、贫者必愚，而阶级制度，遂一变不可复变。维持阶级制度的支柱是“兵”与“财”。有兵而后人人受制，有财而后人人受役。故欲弭争端而破阶级，莫若废兵废财。“然欲行此法，必颠覆政府，破坏国界，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人人作工，人人劳动，于民生日用之物，合众人之力以为之，即为众人所公用。”他认为由于中国自三代以来就有弭兵抑商的传统，此说推行，当先施之于中国。如果犹执功利之言，侈谈富强之术，以媚杀人劫财之大盗，则他将视之为公理之仇。
7月10日，刘师培在《天义报》第三期发表《人类均力说》：“今之言共产主义者，欲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之公产，使人人作工，人人劳动。夫人人劳动，固属平等，然同一作工，而有难易苦乐之不同。”他提出人类均力说以解决问题。其办法是以一人而兼众艺。人口达六千以上者区划为乡，每乡之中均设老幼栖息所。人民自初生以后，无论男女，均入栖息所，老者年逾五十，亦入栖息所，以养育稚子为职务。青少年六岁始学文字，十岁至二十岁十年间，一边学普通科学（如地理、历史、数学、理科、图画、音乐诸学），一边学习制造器械。
他认为依据此法，则苦乐适均，而用物不担心缺乏。处于社会，则人人为平等之人。离于社会，则人人为独立之人。权利相等，义务相均。
7月25日、8月10日、9月15日出版的《天义报》第四、五、七期又载有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他认为人类有三大权：一曰平等权，二曰独立权，三曰自由权。在三大权之中，独立、自由二权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之权必合人类全体而后见。所以为人类全体谋幸福，当以平等之权为尤重。目前不平等现象有阶级不平等，职业不平等，男女不平等，民族不平等。欲彻底打破上述不平等，就必须“甲、废灭国家，不设政府；乙、破除国界、种界；丙、不论男女，及若何之年，即服若何之工役，递次而迁，实行人类均力之说，以齐人类之苦乐；丁、实行男女上绝对之平等”。具体办法是：
这样，人类完全之幸福就可达到。
1907年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大会于日本东京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开幕，到会者九十余人。刘师培宣布开会宗旨。他说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由于中国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故世界无政府，以中国为最易。排满应服从无政府主义目标。以无政府主义为号召，比单纯排满要有三种好处：第一，仅言民族主义，则必贵己族而贱他族，易流为民族帝国主义。若言无政府，则今日之排满，在于排满人之特权，而不在于伸汉族之特权。第二，仅言民族革命，则革命之后，仍有欲得特权之希望，则革命亦出于私。若言无政府，则革命以后，无丝毫权利之可图，于此而犹思革命，则革命出于真诚。第三，今之言排满革命者，仅系学生及会党；若言无政府，必以劳动组合为权舆，使全国之农工，都来参加革命。无政府主义比种族革命更高级。在补充发言中，刘师培明确指出：“以今日之人心，无一非崇拜强权，无论满洲立宪、无论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而中国人民愈无自由，愈无幸福，较之今日，尤为苦困。故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也。”
综观刘师培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可以看出刘师培理想的社会是无政府社会。他曾从历史、心理、科学、宗教等各方面证明无政府主义是客观真理。他说：昔人以太阳为世界中心，今科学则倡空间无中心。空间既无中心，人类自不能妄指政府为中心。在无政府状态中，既没有国家，也没有畛域，生产资料和一切社会财富均为共有。人们按年龄来改变职业，青壮年从事体力要求很高的职业，年龄渐长，从事的职业技术要求就愈高。五十岁以后入栖息所做教师。人人如此，无一例外。男女绝对平等，家庭观念也几乎没有。总之，只有无政府主义才是最高尚、最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
当时的日本社会党产生分裂，无政府主义具有很大市场。主张以工人直接行动并认为总同盟罢工、暗杀是革命的唯一途径的“硬派”代表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组织了社会主义金曜（星期五）讲演会。在东京的革命知识分子如章太炎等很受其影响。在1907年3月以前，《民报》就不断介绍宣传日本无政府主义的翻译和著作。孙中山对此尽管不赞成，但也并未加以阻止，有时甚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流派的一种。他曾说：“无政府论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
但刘师培则对无政府主义表现出浓厚兴趣。1907年6月初，他通过其妻何震，以女子复权会的名义办起了《天义报》，6月10日创刊，每月两期。刊登在《复报》1907年第10期的《天义报启》曾详细述说办报原因和宗旨，其中说：
自民族主义明，然后受制于异族者，人人均以为辱；自民约之论昌，然后受制于暴君者，人人均引为耻；自社会主义明，然后受制于富民者，人人均以为羞。由是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遂为人民天赋之权。……顾今之论者所言之革命，仅以经济革命为止，不知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为严。……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
所以创办《天义报》的目的就是要补充以往言革命之不足，“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创此《天义报》。“每册以二十页为限，首图画、次社说、次学理、次时评、次译丛、次来稿、次杂记，均以醒世齐民为主。”1908年4月《天义报》被迫停刊之后，刘师培又出版《衡报》，继续阐发《天义报》宗旨。
《天义报》和《衡报》对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介绍涉及到了蒲鲁东、巴枯宁、斯蒂纳、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各家。署名申叔所译的有《天义报》第15期的《克鲁泡特金学术述略》、第16-19合期的《未来社会之生产及手段》、《面包掠夺》等。刘师培认为克鲁泡特金之学说，于无政府主义最为圆满。
无政府主义（又译作安那其主义）来源于古希腊文anarchia，原意是“无权力、无秩序的状态”。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派别，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19世纪末一度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盛行，并在20世纪初流传到日本。1792年英国人葛德文（Godwin，1756年——1836年）发表《政治上的公正》，提出国家是祸害。1845年德国人施蒂纳（Stirnen，1806年——1856年）发表《唯一者及财产》，说“没有任何东西在我之上”，鼓吹利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1848年法国人蒲鲁东（Proudhon，1809年——1856年）开始系统地叙述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并第一次使用“无政府主义”之词。他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任何形式的“统治与顺从”。他认为私有制违反了平等，共产主义违反了独立，他要追求“自由”的社会。蒲鲁东被斯大林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始祖”。蒲鲁东之后，在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分为两派，一派是施蒂纳、蒲鲁东的继承者所宣扬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一派是俄国人巴枯宁（Bakame，1814年——1876年）和克鲁泡特金（Kropotnine，1842年——1921年）所宣扬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巴枯宁认为全部人类历史是由动物状态进化到人性状态的历史，任何权威都是反人性的。只有消灭国家才会实现各阶级的平等。恩格斯曾将他的学说归结为一个公式：“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在经济上，巴枯宁主张实行“集产制”，将一切财产归于各种绝对自由的组合中。克鲁泡特金的代表作是《面包的征服》（或译《面包掠夺》）、《互助论》（或译《互助》）等。他认为：人类有相互扶助的本能，任何国家、任何法律都是少数人违反多数人意志的表现，都是不合理的。他主张消灭一切国家，甚至消灭货币。
刘师培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作了全面介绍。他将其学说概括为“互相扶助说”与“无中心说”。并认为“互相扶助说”，“仰观太空、俯察物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持之有故”的。他还对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发表了以下见解：“处现今有政府之世，阶级社会，利用物质之文明，以掠夺平民之权利，则文明适为害民之具，不若用杜氏（托尔斯泰）之说。然政府及社会果能废灭，则文明当力求进步……民性惟便利是趋，未有舍积极而求消极者。故杜氏之说，用之有政府之世，足以利民；克氏（克鲁泡特金）之说，用之无政府之世，足以便民。”他认为托尔斯泰主张中国回到农业社会的自由状态对于反抗现代政府有作用。但在无政府秩序建立起来后，还是要发展生产，建设物质文明，那时就需要克鲁泡特金的互助学说。至于施蒂纳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则只有“异日物质文明倍为进步，或一切事物可以自为自用，则斯氏之说或有实行之一日”。
刘师培还对无政府理论有所创新和发挥。
刘师培于1907年6月25日在《天义报》第二期发表《废兵废财论》。其中认为“图利”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图利的结果使强者必贵、贵者必富、富者必智、弱者必贱、贱者必贫、贫者必愚，而阶级制度，遂一变不可复变。维持阶级制度的支柱是“兵”与“财”。有兵而后人人受制，有财而后人人受役。故欲弭争端而破阶级，莫若废兵废财。“然欲行此法，必颠覆政府，破坏国界，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人人作工，人人劳动，于民生日用之物，合众人之力以为之，即为众人所公用。”他认为由于中国自三代以来就有弭兵抑商的传统，此说推行，当先施之于中国。如果犹执功利之言，侈谈富强之术，以媚杀人劫财之大盗，则他将视之为公理之仇。
7月10日，刘师培在《天义报》第三期发表《人类均力说》：“今之言共产主义者，欲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之公产，使人人作工，人人劳动。夫人人劳动，固属平等，然同一作工，而有难易苦乐之不同。”他提出人类均力说以解决问题。其办法是以一人而兼众艺。人口达六千以上者区划为乡，每乡之中均设老幼栖息所。人民自初生以后，无论男女，均入栖息所，老者年逾五十，亦入栖息所，以养育稚子为职务。青少年六岁始学文字，十岁至二十岁十年间，一边学普通科学（如地理、历史、数学、理科、图画、音乐诸学），一边学习制造器械。
他认为依据此法，则苦乐适均，而用物不担心缺乏。处于社会，则人人为平等之人。离于社会，则人人为独立之人。权利相等，义务相均。
7月25日、8月10日、9月15日出版的《天义报》第四、五、七期又载有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他认为人类有三大权：一曰平等权，二曰独立权，三曰自由权。在三大权之中，独立、自由二权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之权必合人类全体而后见。所以为人类全体谋幸福，当以平等之权为尤重。目前不平等现象有阶级不平等，职业不平等，男女不平等，民族不平等。欲彻底打破上述不平等，就必须“甲、废灭国家，不设政府；乙、破除国界、种界；丙、不论男女，及若何之年，即服若何之工役，递次而迁，实行人类均力之说，以齐人类之苦乐；丁、实行男女上绝对之平等”。具体办法是：
这样，人类完全之幸福就可达到。
1907年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大会于日本东京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开幕，到会者九十余人。刘师培宣布开会宗旨。他说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由于中国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故世界无政府，以中国为最易。排满应服从无政府主义目标。以无政府主义为号召，比单纯排满要有三种好处：第一，仅言民族主义，则必贵己族而贱他族，易流为民族帝国主义。若言无政府，则今日之排满，在于排满人之特权，而不在于伸汉族之特权。第二，仅言民族革命，则革命之后，仍有欲得特权之希望，则革命亦出于私。若言无政府，则革命以后，无丝毫权利之可图，于此而犹思革命，则革命出于真诚。第三，今之言排满革命者，仅系学生及会党；若言无政府，必以劳动组合为权舆，使全国之农工，都来参加革命。无政府主义比种族革命更高级。在补充发言中，刘师培明确指出：“以今日之人心，无一非崇拜强权，无论满洲立宪、无论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而中国人民愈无自由，愈无幸福，较之今日，尤为苦困。故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也。”
综观刘师培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可以看出刘师培理想的社会是无政府社会。他曾从历史、心理、科学、宗教等各方面证明无政府主义是客观真理。他说：昔人以太阳为世界中心，今科学则倡空间无中心。空间既无中心，人类自不能妄指政府为中心。在无政府状态中，既没有国家，也没有畛域，生产资料和一切社会财富均为共有。人们按年龄来改变职业，青壮年从事体力要求很高的职业，年龄渐长，从事的职业技术要求就愈高。五十岁以后入栖息所做教师。人人如此，无一例外。男女绝对平等，家庭观念也几乎没有。总之，只有无政府主义才是最高尚、最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