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师培早期民族民主革命活动
1903年是刘师培一生中至关紧要的一年。这年三月，刘师培到河南开封贡院参加会试，未能如愿以偿。在回家途中，他滞留上海，见到了蔡元培、章太炎和中国教育会其他同志，思想为之一变。
当时的上海风起云涌，形成了以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为代表的反清排满革命思潮。其基本组织是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1902年春，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章太炎、黄宗仰、蔡元培、吴稚晖曾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表面是改良教科书，实则鼓吹革命。其间章太炎一度为躲避清政府的追捕赴日本，直到1902年7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该会的政治活动得到加强。时值驻日清使蔡钧电请清廷停派留东学生，并照会日本政府禁止中国学生学习陆军。中国教育会准备筹集资金，自设学校。十月，南洋公学全体学生罢学，对该校压抑学生表示抗议。中国教育会商量，决定收容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另外组织一个学校。黄宗仰劝说罗迦陵女士捐赠一万元，蔡元培去南京借款六千元，终于在十月十日成立了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极端自由，学生办有“学生世界”，提倡革命和教育改革。当时湖南人陈范所办《苏报》，也因此自承为中国教育会的附属机关。其女陈撷芬还创设了爱国女学校。
教育会的发起人本来就具有革命思想，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倾向更加明显。1903年2月15日以后，中国教育会多次在张园召开演说会。当时广西境内发生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等起兵事件，巡抚王之春奏请借法国军队平乱，且向亨达利洋行借款，许以事平之后让以广西全省矿路之权。消息传出，各界掀起抗法运动。中国教育会于3月28日在张园召开拒法大会，决定成立保国会。同时，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沙俄军队不按期撤退，反而增派部队，提出旨在独占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无理要求。一时全国又兴起拒俄运动。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于4月27日组织了18省籍的群众共千余人的集会，抗议沙俄入侵。4月30日，上海爱国者重聚张园，成立了上海拒俄义勇队，与东京留日学生拒俄运动遥相呼应。当时《苏报》的革命倾向也越来越鲜明，自五月初一章士钊任主笔后，连续刊载了邹容《革命军》书评、章太炎《革命军序》，并摘录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易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主之关系》，加以发表。张园集会和演讲以及《苏报》成了当时国内最热烈、最激进的民族革命宣传。
刘师培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政治活动中受到了鼓舞，他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奋斗天地。他甫到上海，章太炎就因为推重他的家传经学，折节与他订交。章太炎此后曾两次致书于他，说：“仁君家世，旧传贾服之学，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又说：“旧疏考证，家有是书，《正义》虽未完具，终望风诵一过，未知他日可借阅否，甚恳恳也。”章太炎在俞樾门下曾经多年从事《春秋左氏传》的研究。像这样一位古文经学的大师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并能看到古文经学在民族革命中的独特地位，这无疑使刘师培积极思考刘氏世传《左传》学的现实意义，促使刘师培将刘氏家学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
刘师培在上海期间，与章太炎讨论过古文经学的发展前景。讨论过古文经学研究的现实任务。为了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的滥调，章太炎当时正致力于用古文经学摧毁康有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起点——今文经学。刘师培不久就写有《驳太誓答问》，就龚自珍否定西汉古文经的真实性展开严密的反驳。章太炎读后，称赞说：“条理明，足令龚生钳口。”刘师培开始将经学研究服务于批驳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目标。
非但如此，刘师培很快转变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干将。就在1903年，他撰写了《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成为刘师培将家传学术与时代风云密切结合的标志。《攘书》写于这年的闰五月，而《中国民约精义》则写于这年的夏天。他在《中国民约精义》序中说：
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前圣曩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后案，证以卢说，考其得失，阅月书成。都三卷，起上古讫近世，凡五万余言。
刘师培在《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中表现出他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在《攘书》里他明确提出了：“攘字即攘夷之攘，今《攘书》之义取此。”他以大汉族主义的观点，反对清贵族的腐朽统治。《中国民约精义》则集中论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起源，提出上古立君多出于民意。立君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三代之时为君民共主时代。两书都反映出刘师培对于西方社会学原理有一定了解，反映出刘师培对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的向往，但也反映出刘师培从传统思想文化阐述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的思路。他试图从传统“夷夏之防”的观念来证明民族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用经学中的民主性资料来阐述卢梭民主学说。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成为他进行资产阶级民主宣传的武器。
1903年闰五月初六（6月30日），上海租界迫于清政府压力，逮捕章太炎，次日，邹容等自首，《苏报》案发生。黄宗仰、陈梦坡、陈撷芬避日本，吴稚晖赴伦敦，而蔡元培在此之前已去青岛。上海革命运动暂时受挫。
刘师培在《苏报》案前回到家乡，并与何班结婚。何班是何承霖的次女。何承霖亦是江苏仪征人，同治六年（1867年）中举，1879年授武进县学教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7月卒。刘何二家世代有些交情。何承霖的长子何家辂曾娶刘师培的叔叔刘富曾的女儿为妻。刘师培娶何班，可谓亲上加亲。何班在1907年后改名震。
但刘师培在仪征并未停留很久，大约在1903年8月他又来到上海。来上海的原因，据章士钊回忆：
申叔于光绪癸卯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闲谈，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而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时年且不足二十耳。
刘师培在家乡可能宣传过他从上海感受到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这引起了当地保守势力的不满，刘师培被迫离开家乡到上海。另有一种说法是：刘师培被生计所迫来到上海。这种说法也有可信性。刘师培虽然于1902年考中举人，但只有考中进士后才能授以官职。考中举人而未中进士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参加会试，二是等待十二年后再考知县，或者成为府学教授。刘师培为谋生而再到上海寻找朋友的帮助，情有可原。
到上海后，刘师培曾为《国民日日报》撰稿。《国民日日报》是《苏报》后上海的又一份革命倾向十分强烈的报纸。于1903年8月7日由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创刊，发行不足四月即停刊。刘师培在《日报》上发表了《黄帝纪年说》与《王船山史说申义》两篇重要文章。其《黄帝纪年说》说：
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吾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稣降世纪年；回教各国，亦以摩哈麦特纪年；而吾中国之纪年，则全用君主之年号。近世以降，若康梁辈，渐知中国纪年之非，思以孔子纪年代之，吾谓不然。盖彼等借保教为口实，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呜呼！北敌蹈隙，入主中华，谓非古今来一大变迁耶？故当汉族不绝如线之秋，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
在《黄帝纪年说》后附有“黄帝降生后大事略表”，表述历史上民族、政体、文化大事。《黄帝纪年说》被钱玄同誉为“民国开国史上之重要文献”。
《王船山史说申义》论云：“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他摘录王船山辨别种姓的史论，加以注解说明排满以光复汉族文化的意义。
1903年10月，蔡元培从青岛复至上海。其时甘肃人陈竞全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到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他先开了一家镜今书局，继而又想办一张日报。蔡元培与之商订，拟办《俄事警闻》，时俄军进驻奉天，侵略行径日益扩大，并与英、日帝国主义发生矛盾。蔡元培拟办《俄事警闻》，以唤醒国民。《俄事警闻》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1903年12月5日）发刊。它是继《苏报》、《国民日日报》后又一份宣传革命的报纸。
报纸在发刊第一天，就刊登广告，拟成立对俄同志会。刘师培也参与了该会的发起组织工作。1904年2月，日俄在中国东北展开战争，《俄事警闻》乃于2月26日改名为《警钟日报》出版。报纸的内容也由介绍清政府处理东北问题的政策转向全面宣传西方社会学原理，研究中国衰弱的原因：“举凡社会之情状，国家之原理，敌国外患之缘因，国计民生之要领，一一研究其指归，期于倡导吾同胞对外患之决心。”6月，蔡元培因事辞去《警钟日报》主编职务，该报由汪允宗、林獬、刘师培接编。
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有《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习斋学案序》、《近儒学案序目》、《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等。从这些文章的倾向来看，刘师培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康有为的保国保教说不可能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康有为有感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势力，在中国提倡孔教。刘师培认为孔学非宗教，中国政治的前途与孔子关系不大，当时的中国需要将孔学归于九流之一来加以研究，而不是要提倡神教。但刘师培相信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中具有近代西方民主和实业的某些内涵。他指出明清之际颜李学派就有重视实业的思想，他甚至考证出颜元壮年时曾经向西儒学习过种种专门知识。
除编辑《警钟日报》外，1904年刘师培还是《中国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该报于1904年2月创刊，林獬主编，主要发表以白话文通俗形式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一直坚持到1904年10月才被迫停刊。刘师培曾在《中国白话报》发表《论激烈的好处》，署名“激烈派第一人”。文中说，中国人做事经常有恐怖心、挂碍心、希恋心。所以总是瞻前顾后，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激烈的好处就是打破这些束缚，无所顾忌。它可以改变长期以来的心理习惯。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桩不该破坏，如家庭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风俗上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永远也变不好。激烈的好处就是实行破坏。中国的人民如果不用激烈的手段也难以鼓动起来，激烈的好处能够鼓动人民。总而言之，中国的衰亡，都误在“平和”二字，只有激烈行动，中国才可以一天一天好起来。
刘师培就在此年改名光汉，以恢复汉族主权为己任。他倾向于用革命手段将清贵族的专制统治推翻，并参加过当时的暗杀行动。1904年10月，黄兴等人在湖南策划华兴会武装起义，计谋泄露，被迫逃奔到上海，万福华曾在上海设秘密机关策应湖南起义，起义未成，万福华与黄兴在上海会面。这时，广西巡抚王之春被罢官居于上海，万福华愤慨他曾经倡亲俄谬论，又主张借法兵镇压民变，遂与刘师培、林獬谋刺王之春。刘师培将张继所赠的手枪借给了万福华。万于是在上海四马路金谷香西菜馆行刺王之春，但因不精于射击，刺杀未成，反而被捕，连黄兴等人也被牵连入狱。
连年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使刘师培在革命派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一定影响。1904年冬，龚宝铨、魏兰、陶成章、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刘师培因蔡元培的介绍，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光复会有着比较浓厚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色彩。会名又称复古会。它的党纲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其组织制度也比较严密，也很重视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刘师培主笔的《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报纸以及《攘书》和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敖嘉熊《新山歌》等书籍，曾经是陶成章联络会党的宣传书籍，对革命思想在浙江会党中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光复会极力主张民族革命，代表了江南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强烈的反满复汉的要求。它在长江下游和日本留学生中影响较大。
在参加光复会的同时，刘师培还参与了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1905年初，以中国教育会为纽带，以《警钟日报》、《政艺通报》为主要园地的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2月23日，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正式发行。刘师培对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的筹办，都起了重要作用。
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反映了20世纪初年革命排满声浪中的一股“研究国粹、保存国粹”的思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江浙一带进步知识分子从传统思想文化探索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表现。早期以主要篇幅从事国粹宣传的报刊是邓实、黄节于1902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政艺通报》，该报内容分政、艺两部分。它一方面积极介绍西方各种学说，以期开启民智，表现了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一方面大量宣传国粹，激发民族爱国思想。为了推动国学的研究，邓实等人积极从事组织活动。早在1903年冬，《政艺通报》即刊出了倡议组织国粹学社的消息，后因时事变迁而中辍。直到“甲辰冬季之月”改称“国学保存会”的团体才在上海正式成立。该会的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抒发经世爱国之志。其入会条件：一是捐款，二是捐书。特别强调要“搜求古人遗籍”，包括“古人已毁版之书，或尚有版而不多见之书，或写完未刻之书，或久佚之书”，乃至古物、古金石碑版。在国学保存会成立后不久，1905年2月23日，该会创办了《国粹学报》。该报编辑发行所设在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面的惠福里，由邓实任总纂，主要撰稿人有邓实、黄节、陈去病、刘师培、马叙伦、章太炎、田北湖、黄侃、王国维、罗振玉、王闿运、廖平、柳亚子、郑孝胥等50多人，多数是国学保存会的成员。该刊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开辟了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撰录等栏目。主流是在全面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过程中阐发他们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设想。在1907年冬天以前，该报富有革命性和思想性，在民族民主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理论地位。刘师培自始至终参与了《国粹学报》的编撰，对于国粹派的理论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1905年2月，《警钟日报》揭露德国人经营山东密谋，驻上海德领事致函申辩，报纸登文章反驳，德领事勾结清政府与租界工部局，由租界会审公堂封禁《警钟日报》，并拘捕记者。
刘师培被迫匿居于浙江平湖大侠敖嘉熊家。敖嘉熊系爱国学社学生，1903年仿邹容《革命军》用白话文体编著《新山歌》一书；1904年秋，他出钱与陶成章、魏兰、陈梦熊等组织温台处会馆，作为联络秘密会党策动革命的机关。刘师培在其家窝居半年。敖嘉熊的温台处会馆因经费问题，于1905年5月无形解散。刘师培因安徽朋友邀请，便往芜湖，与章士钊、陈独秀办《白话报》，并任安徽公学、皖江中学、赭山学堂各校教职，与张通典、苏曼殊、范光启诸人同事。
安徽芜湖的安徽公学，原是安徽桐城人李光炯在湖南创办的。那时称作旅湘公学。1904年迁回芜湖，改称安徽公学。刘师培到安徽公学任教时，与陈独秀、柏文蔚发起组织了岳王会。取名岳王会的原因是：“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参加的人有安徽公学和师范学堂的一些学生，还有武备学堂的一部分军人，大约30人。会员入会绝对秘密，并采用宣誓方式。岳王会成为安徽重要革命组织。1908年11月，岳王会领袖熊成基就领导了安庆新军起义，在革命派中引起重大反响。
综观刘师培在1903年——1907年春的革命活动，可以看出，刘师培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中，他站在革命派一边，但对于革命派的理论倾向，他比较赞成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的主张。
当时的上海风起云涌，形成了以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为代表的反清排满革命思潮。其基本组织是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1902年春，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章太炎、黄宗仰、蔡元培、吴稚晖曾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表面是改良教科书，实则鼓吹革命。其间章太炎一度为躲避清政府的追捕赴日本，直到1902年7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该会的政治活动得到加强。时值驻日清使蔡钧电请清廷停派留东学生，并照会日本政府禁止中国学生学习陆军。中国教育会准备筹集资金，自设学校。十月，南洋公学全体学生罢学，对该校压抑学生表示抗议。中国教育会商量，决定收容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另外组织一个学校。黄宗仰劝说罗迦陵女士捐赠一万元，蔡元培去南京借款六千元，终于在十月十日成立了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极端自由，学生办有“学生世界”，提倡革命和教育改革。当时湖南人陈范所办《苏报》，也因此自承为中国教育会的附属机关。其女陈撷芬还创设了爱国女学校。
教育会的发起人本来就具有革命思想，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倾向更加明显。1903年2月15日以后，中国教育会多次在张园召开演说会。当时广西境内发生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等起兵事件，巡抚王之春奏请借法国军队平乱，且向亨达利洋行借款，许以事平之后让以广西全省矿路之权。消息传出，各界掀起抗法运动。中国教育会于3月28日在张园召开拒法大会，决定成立保国会。同时，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沙俄军队不按期撤退，反而增派部队，提出旨在独占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无理要求。一时全国又兴起拒俄运动。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于4月27日组织了18省籍的群众共千余人的集会，抗议沙俄入侵。4月30日，上海爱国者重聚张园，成立了上海拒俄义勇队，与东京留日学生拒俄运动遥相呼应。当时《苏报》的革命倾向也越来越鲜明，自五月初一章士钊任主笔后，连续刊载了邹容《革命军》书评、章太炎《革命军序》，并摘录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易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主之关系》，加以发表。张园集会和演讲以及《苏报》成了当时国内最热烈、最激进的民族革命宣传。
刘师培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政治活动中受到了鼓舞，他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奋斗天地。他甫到上海，章太炎就因为推重他的家传经学，折节与他订交。章太炎此后曾两次致书于他，说：“仁君家世，旧传贾服之学，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又说：“旧疏考证，家有是书，《正义》虽未完具，终望风诵一过，未知他日可借阅否，甚恳恳也。”章太炎在俞樾门下曾经多年从事《春秋左氏传》的研究。像这样一位古文经学的大师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并能看到古文经学在民族革命中的独特地位，这无疑使刘师培积极思考刘氏世传《左传》学的现实意义，促使刘师培将刘氏家学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
刘师培在上海期间，与章太炎讨论过古文经学的发展前景。讨论过古文经学研究的现实任务。为了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的滥调，章太炎当时正致力于用古文经学摧毁康有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起点——今文经学。刘师培不久就写有《驳太誓答问》，就龚自珍否定西汉古文经的真实性展开严密的反驳。章太炎读后，称赞说：“条理明，足令龚生钳口。”刘师培开始将经学研究服务于批驳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目标。
非但如此，刘师培很快转变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干将。就在1903年，他撰写了《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成为刘师培将家传学术与时代风云密切结合的标志。《攘书》写于这年的闰五月，而《中国民约精义》则写于这年的夏天。他在《中国民约精义》序中说：
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前圣曩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后案，证以卢说，考其得失，阅月书成。都三卷，起上古讫近世，凡五万余言。
刘师培在《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中表现出他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在《攘书》里他明确提出了：“攘字即攘夷之攘，今《攘书》之义取此。”他以大汉族主义的观点，反对清贵族的腐朽统治。《中国民约精义》则集中论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起源，提出上古立君多出于民意。立君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三代之时为君民共主时代。两书都反映出刘师培对于西方社会学原理有一定了解，反映出刘师培对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的向往，但也反映出刘师培从传统思想文化阐述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的思路。他试图从传统“夷夏之防”的观念来证明民族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用经学中的民主性资料来阐述卢梭民主学说。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成为他进行资产阶级民主宣传的武器。
1903年闰五月初六（6月30日），上海租界迫于清政府压力，逮捕章太炎，次日，邹容等自首，《苏报》案发生。黄宗仰、陈梦坡、陈撷芬避日本，吴稚晖赴伦敦，而蔡元培在此之前已去青岛。上海革命运动暂时受挫。
刘师培在《苏报》案前回到家乡，并与何班结婚。何班是何承霖的次女。何承霖亦是江苏仪征人，同治六年（1867年）中举，1879年授武进县学教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7月卒。刘何二家世代有些交情。何承霖的长子何家辂曾娶刘师培的叔叔刘富曾的女儿为妻。刘师培娶何班，可谓亲上加亲。何班在1907年后改名震。
但刘师培在仪征并未停留很久，大约在1903年8月他又来到上海。来上海的原因，据章士钊回忆：
申叔于光绪癸卯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闲谈，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而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时年且不足二十耳。
刘师培在家乡可能宣传过他从上海感受到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这引起了当地保守势力的不满，刘师培被迫离开家乡到上海。另有一种说法是：刘师培被生计所迫来到上海。这种说法也有可信性。刘师培虽然于1902年考中举人，但只有考中进士后才能授以官职。考中举人而未中进士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参加会试，二是等待十二年后再考知县，或者成为府学教授。刘师培为谋生而再到上海寻找朋友的帮助，情有可原。
到上海后，刘师培曾为《国民日日报》撰稿。《国民日日报》是《苏报》后上海的又一份革命倾向十分强烈的报纸。于1903年8月7日由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创刊，发行不足四月即停刊。刘师培在《日报》上发表了《黄帝纪年说》与《王船山史说申义》两篇重要文章。其《黄帝纪年说》说：
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吾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稣降世纪年；回教各国，亦以摩哈麦特纪年；而吾中国之纪年，则全用君主之年号。近世以降，若康梁辈，渐知中国纪年之非，思以孔子纪年代之，吾谓不然。盖彼等借保教为口实，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呜呼！北敌蹈隙，入主中华，谓非古今来一大变迁耶？故当汉族不绝如线之秋，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
在《黄帝纪年说》后附有“黄帝降生后大事略表”，表述历史上民族、政体、文化大事。《黄帝纪年说》被钱玄同誉为“民国开国史上之重要文献”。
《王船山史说申义》论云：“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他摘录王船山辨别种姓的史论，加以注解说明排满以光复汉族文化的意义。
1903年10月，蔡元培从青岛复至上海。其时甘肃人陈竞全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到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他先开了一家镜今书局，继而又想办一张日报。蔡元培与之商订，拟办《俄事警闻》，时俄军进驻奉天，侵略行径日益扩大，并与英、日帝国主义发生矛盾。蔡元培拟办《俄事警闻》，以唤醒国民。《俄事警闻》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1903年12月5日）发刊。它是继《苏报》、《国民日日报》后又一份宣传革命的报纸。
报纸在发刊第一天，就刊登广告，拟成立对俄同志会。刘师培也参与了该会的发起组织工作。1904年2月，日俄在中国东北展开战争，《俄事警闻》乃于2月26日改名为《警钟日报》出版。报纸的内容也由介绍清政府处理东北问题的政策转向全面宣传西方社会学原理，研究中国衰弱的原因：“举凡社会之情状，国家之原理，敌国外患之缘因，国计民生之要领，一一研究其指归，期于倡导吾同胞对外患之决心。”6月，蔡元培因事辞去《警钟日报》主编职务，该报由汪允宗、林獬、刘师培接编。
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有《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习斋学案序》、《近儒学案序目》、《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等。从这些文章的倾向来看，刘师培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康有为的保国保教说不可能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康有为有感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势力，在中国提倡孔教。刘师培认为孔学非宗教，中国政治的前途与孔子关系不大，当时的中国需要将孔学归于九流之一来加以研究，而不是要提倡神教。但刘师培相信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中具有近代西方民主和实业的某些内涵。他指出明清之际颜李学派就有重视实业的思想，他甚至考证出颜元壮年时曾经向西儒学习过种种专门知识。
除编辑《警钟日报》外，1904年刘师培还是《中国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该报于1904年2月创刊，林獬主编，主要发表以白话文通俗形式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一直坚持到1904年10月才被迫停刊。刘师培曾在《中国白话报》发表《论激烈的好处》，署名“激烈派第一人”。文中说，中国人做事经常有恐怖心、挂碍心、希恋心。所以总是瞻前顾后，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激烈的好处就是打破这些束缚，无所顾忌。它可以改变长期以来的心理习惯。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桩不该破坏，如家庭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风俗上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永远也变不好。激烈的好处就是实行破坏。中国的人民如果不用激烈的手段也难以鼓动起来，激烈的好处能够鼓动人民。总而言之，中国的衰亡，都误在“平和”二字，只有激烈行动，中国才可以一天一天好起来。
刘师培就在此年改名光汉，以恢复汉族主权为己任。他倾向于用革命手段将清贵族的专制统治推翻，并参加过当时的暗杀行动。1904年10月，黄兴等人在湖南策划华兴会武装起义，计谋泄露，被迫逃奔到上海，万福华曾在上海设秘密机关策应湖南起义，起义未成，万福华与黄兴在上海会面。这时，广西巡抚王之春被罢官居于上海，万福华愤慨他曾经倡亲俄谬论，又主张借法兵镇压民变，遂与刘师培、林獬谋刺王之春。刘师培将张继所赠的手枪借给了万福华。万于是在上海四马路金谷香西菜馆行刺王之春，但因不精于射击，刺杀未成，反而被捕，连黄兴等人也被牵连入狱。
连年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使刘师培在革命派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一定影响。1904年冬，龚宝铨、魏兰、陶成章、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刘师培因蔡元培的介绍，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光复会有着比较浓厚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色彩。会名又称复古会。它的党纲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其组织制度也比较严密，也很重视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刘师培主笔的《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报纸以及《攘书》和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敖嘉熊《新山歌》等书籍，曾经是陶成章联络会党的宣传书籍，对革命思想在浙江会党中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光复会极力主张民族革命，代表了江南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强烈的反满复汉的要求。它在长江下游和日本留学生中影响较大。
在参加光复会的同时，刘师培还参与了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1905年初，以中国教育会为纽带，以《警钟日报》、《政艺通报》为主要园地的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2月23日，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正式发行。刘师培对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的筹办，都起了重要作用。
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反映了20世纪初年革命排满声浪中的一股“研究国粹、保存国粹”的思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江浙一带进步知识分子从传统思想文化探索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表现。早期以主要篇幅从事国粹宣传的报刊是邓实、黄节于1902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政艺通报》，该报内容分政、艺两部分。它一方面积极介绍西方各种学说，以期开启民智，表现了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一方面大量宣传国粹，激发民族爱国思想。为了推动国学的研究，邓实等人积极从事组织活动。早在1903年冬，《政艺通报》即刊出了倡议组织国粹学社的消息，后因时事变迁而中辍。直到“甲辰冬季之月”改称“国学保存会”的团体才在上海正式成立。该会的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抒发经世爱国之志。其入会条件：一是捐款，二是捐书。特别强调要“搜求古人遗籍”，包括“古人已毁版之书，或尚有版而不多见之书，或写完未刻之书，或久佚之书”，乃至古物、古金石碑版。在国学保存会成立后不久，1905年2月23日，该会创办了《国粹学报》。该报编辑发行所设在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面的惠福里，由邓实任总纂，主要撰稿人有邓实、黄节、陈去病、刘师培、马叙伦、章太炎、田北湖、黄侃、王国维、罗振玉、王闿运、廖平、柳亚子、郑孝胥等50多人，多数是国学保存会的成员。该刊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开辟了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撰录等栏目。主流是在全面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过程中阐发他们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设想。在1907年冬天以前，该报富有革命性和思想性，在民族民主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理论地位。刘师培自始至终参与了《国粹学报》的编撰，对于国粹派的理论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1905年2月，《警钟日报》揭露德国人经营山东密谋，驻上海德领事致函申辩，报纸登文章反驳，德领事勾结清政府与租界工部局，由租界会审公堂封禁《警钟日报》，并拘捕记者。
刘师培被迫匿居于浙江平湖大侠敖嘉熊家。敖嘉熊系爱国学社学生，1903年仿邹容《革命军》用白话文体编著《新山歌》一书；1904年秋，他出钱与陶成章、魏兰、陈梦熊等组织温台处会馆，作为联络秘密会党策动革命的机关。刘师培在其家窝居半年。敖嘉熊的温台处会馆因经费问题，于1905年5月无形解散。刘师培因安徽朋友邀请，便往芜湖，与章士钊、陈独秀办《白话报》，并任安徽公学、皖江中学、赭山学堂各校教职，与张通典、苏曼殊、范光启诸人同事。
安徽芜湖的安徽公学，原是安徽桐城人李光炯在湖南创办的。那时称作旅湘公学。1904年迁回芜湖，改称安徽公学。刘师培到安徽公学任教时，与陈独秀、柏文蔚发起组织了岳王会。取名岳王会的原因是：“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参加的人有安徽公学和师范学堂的一些学生，还有武备学堂的一部分军人，大约30人。会员入会绝对秘密，并采用宣誓方式。岳王会成为安徽重要革命组织。1908年11月，岳王会领袖熊成基就领导了安庆新军起义，在革命派中引起重大反响。
综观刘师培在1903年——1907年春的革命活动，可以看出，刘师培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中，他站在革命派一边，但对于革命派的理论倾向，他比较赞成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