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形势
历史进入20世纪初，中国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00年，山东、河北等地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组织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挟带光绪帝逃奔西安。1901年九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它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这种新的政治变局面前，中国知识分子阵营进一步分化。康有为等成为保皇派，继续鼓吹君主立宪，期望光绪皇帝重新出来掌权，改良中国政治。而曾经积极支持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有些改良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依靠清政府改良政治，根本不可能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富强。梁启超在1901-1902年间就曾与其师康有为发生重大分化。章太炎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更是“断发易服”，痛悔自己的改良主张，严肃地批评了自己对清朝政府抱有幻想，提出要获得民族独立，首先需要推翻清政府，如果不推翻它，爱国就谈不上，反帝也不会成功，中国人民只能沦落为列强的奴隶。“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知识分子普遍弥漫的反清革命思想使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
革命知识分子与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终于在1903年形成公开对立。这一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问世，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流传，《檀山新报》披露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激烈论争。
论战的主题是要不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它包括三个方面：
一、革命还是保皇。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的立场是保君保国，反对革命。他们认为清朝政府于1901年已开始预备立宪，只要拥护立宪，实行君民同治，就有可能使政治走上轨道。而且满汉界限已经消失，反满口号已经过时。何况革命还要发生内乱，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造成更多的机会。革命派则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政府对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对外投降的真正面目。指出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傀儡，要挽救民族危亡，首先要打倒清政府。革命是医治社会弊病的“圣药”。革命难免杀人流血，但革命可使中国免遭更大的痛苦。革命不怕外侮，只有革命创立新的政府，才能避免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二、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对于国家制度，改良派积极鼓吹君主立宪。认为只要改变一下清朝政府的组织形式，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建立所谓“责任政府”，就可以使政治按照民众的意愿进行。如果对现有政府进行大的变动，就会动摇国家根本。何况中国民智未开，还不具备民主立宪的水平，过早地实行民主立宪，将会使中国陷入混乱。革命派则认为君主立宪早已过时，革命的结果必然是实行民主政治。
三、土地国有还是土地私有。立宪派主张维护当时的土地所有制，认为一旦实行土地国有，则“现社会之根柢”必被推翻。革命派则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土地国有，根治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只有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才能使中国社会避免西方国家的弊病，获得健康发展。
20世纪初年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激烈争论，反映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政治革命思想的进一步成熟。通过这一论战，进步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社会与旧社会、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某些差别，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用武力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建设民主共和国，完全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
但在革命知识分子内部，对于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以兴中会与光复会两个革命团体为代表，形成了两种不同倾向。
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由孙中山领导。其会员入会的秘密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光复会于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由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领导。它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905年7月，孙中山倡议建立全国性的统一革命组织，8月20日，在东京举行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和誓词。兴中会和光复会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但孙中山与章太炎等人的政治主张的异同则始终延续，直到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还重组光复会，另立山头。孙中山与章太炎等都主张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其分歧主要表现为：
一、孙中山主要以西方民主政治作为参照来勾画民主共和蓝图，而章太炎等人则尚未对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作深入思考。
孙中山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他主张通过政治革命，铲除君主专制，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并依据近代西方民主政体建设中国共和政体。光复会则有比较浓厚的汉族民族主义色彩，其会名又叫复古会。章太炎在当时曾这样解释“光复”：“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非革命云尔。”蔡元培于1904年元旦写有《新年梦》，其内容都表现出他们试图以光复汉族为旗帜，反对民族压迫。因而光复会的主旨在于民族革命，较少考虑中国民族革命之后的制度政体问题。同时，由于他们以光复汉族为旗帜，待到后来考虑政体问题时，也多以传统政治制度为参照，批评近代西方民主政体，提倡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所谓“精意”。
二、孙中山等多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角度思索民族民主革命的前途和方向，章太炎等人则多从文化和教育角度规划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目标。
孙中山反对清朝统治，主要是反对以满洲贵族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奉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它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严重对立。而且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入侵面前，日益变成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成为帝国主义在华推行掠夺政策的社会支柱。他认为要避免中华民族继续被瓜分的危机，只有实行民族主义。同时，只有建立“五族共和”的国家政权，才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发展民族团结。而章太炎等人反抗清政权，除了反对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外投降之外，主要反对清政府对汉民族文化的摧残。他们认为清入关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中华民族文化的正常发展过程遭到中断，以致在近代处于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他们主张复兴汉民族文化。
革命派内部的分歧反映了革命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知识背景对革命任务和目标的不同思考。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比较倾向于学习西方民主政治，而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则比较倾向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从传统历史文化角度思考中国的未来。
在这种新的政治变局面前，中国知识分子阵营进一步分化。康有为等成为保皇派，继续鼓吹君主立宪，期望光绪皇帝重新出来掌权，改良中国政治。而曾经积极支持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有些改良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依靠清政府改良政治，根本不可能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富强。梁启超在1901-1902年间就曾与其师康有为发生重大分化。章太炎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更是“断发易服”，痛悔自己的改良主张，严肃地批评了自己对清朝政府抱有幻想，提出要获得民族独立，首先需要推翻清政府，如果不推翻它，爱国就谈不上，反帝也不会成功，中国人民只能沦落为列强的奴隶。“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知识分子普遍弥漫的反清革命思想使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
革命知识分子与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终于在1903年形成公开对立。这一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问世，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流传，《檀山新报》披露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激烈论争。
论战的主题是要不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它包括三个方面：
一、革命还是保皇。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的立场是保君保国，反对革命。他们认为清朝政府于1901年已开始预备立宪，只要拥护立宪，实行君民同治，就有可能使政治走上轨道。而且满汉界限已经消失，反满口号已经过时。何况革命还要发生内乱，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造成更多的机会。革命派则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政府对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对外投降的真正面目。指出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傀儡，要挽救民族危亡，首先要打倒清政府。革命是医治社会弊病的“圣药”。革命难免杀人流血，但革命可使中国免遭更大的痛苦。革命不怕外侮，只有革命创立新的政府，才能避免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二、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对于国家制度，改良派积极鼓吹君主立宪。认为只要改变一下清朝政府的组织形式，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建立所谓“责任政府”，就可以使政治按照民众的意愿进行。如果对现有政府进行大的变动，就会动摇国家根本。何况中国民智未开，还不具备民主立宪的水平，过早地实行民主立宪，将会使中国陷入混乱。革命派则认为君主立宪早已过时，革命的结果必然是实行民主政治。
三、土地国有还是土地私有。立宪派主张维护当时的土地所有制，认为一旦实行土地国有，则“现社会之根柢”必被推翻。革命派则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土地国有，根治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只有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才能使中国社会避免西方国家的弊病，获得健康发展。
20世纪初年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激烈争论，反映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政治革命思想的进一步成熟。通过这一论战，进步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社会与旧社会、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某些差别，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用武力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建设民主共和国，完全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
但在革命知识分子内部，对于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以兴中会与光复会两个革命团体为代表，形成了两种不同倾向。
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由孙中山领导。其会员入会的秘密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光复会于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由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领导。它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905年7月，孙中山倡议建立全国性的统一革命组织，8月20日，在东京举行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和誓词。兴中会和光复会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但孙中山与章太炎等人的政治主张的异同则始终延续，直到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还重组光复会，另立山头。孙中山与章太炎等都主张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其分歧主要表现为：
一、孙中山主要以西方民主政治作为参照来勾画民主共和蓝图，而章太炎等人则尚未对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作深入思考。
孙中山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他主张通过政治革命，铲除君主专制，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并依据近代西方民主政体建设中国共和政体。光复会则有比较浓厚的汉族民族主义色彩，其会名又叫复古会。章太炎在当时曾这样解释“光复”：“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非革命云尔。”蔡元培于1904年元旦写有《新年梦》，其内容都表现出他们试图以光复汉族为旗帜，反对民族压迫。因而光复会的主旨在于民族革命，较少考虑中国民族革命之后的制度政体问题。同时，由于他们以光复汉族为旗帜，待到后来考虑政体问题时，也多以传统政治制度为参照，批评近代西方民主政体，提倡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所谓“精意”。
二、孙中山等多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角度思索民族民主革命的前途和方向，章太炎等人则多从文化和教育角度规划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目标。
孙中山反对清朝统治，主要是反对以满洲贵族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奉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它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严重对立。而且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入侵面前，日益变成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成为帝国主义在华推行掠夺政策的社会支柱。他认为要避免中华民族继续被瓜分的危机，只有实行民族主义。同时，只有建立“五族共和”的国家政权，才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发展民族团结。而章太炎等人反抗清政权，除了反对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外投降之外，主要反对清政府对汉民族文化的摧残。他们认为清入关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中华民族文化的正常发展过程遭到中断，以致在近代处于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他们主张复兴汉民族文化。
革命派内部的分歧反映了革命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知识背景对革命任务和目标的不同思考。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比较倾向于学习西方民主政治，而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则比较倾向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从传统历史文化角度思考中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