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师培早期学术倾向
就在刘师培诞生前后，中国政治和学术形势正酝酿着新的变化。自19世纪70年代起，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开始逐渐向帝国主义过渡，从而加紧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国成为它们在远东争夺的焦点。在西北，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俄支持下入侵新疆，成立了“哲德莎尔”傀儡政权。1871年6月，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地区，并宣布“伊犁永久归并为俄国领土”。左宗棠于1876年率军摧毁了阿古柏政权，后来又经中俄谈判签约，虽然收回了伊犁地区，但沙俄仍然割占我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东南，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侵犯台湾，通过中日《北京专约》，日本获得大量赔款后答应从台湾撤兵，但又借口吞并了琉球群岛。在西南，英国借端挑衅，入侵云南和西藏。法国于1883年12月挑起中法战争。清军虽然取胜，但最后还是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并给法国在广西、云南以特殊权益。在列强的侵略面前，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越来越暴露出来。政治维新的呼声开始高涨。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指出，中国要独立富强，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特别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改革。
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刺激着中国学人必须从政治角度去分析学术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常州学派的经今文学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信从，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更加极端的发展。1883年，廖平提出平分今古文的主张。他指出经学这个庞大的体系确实有两种不同的因素，一种是古文经，一种是今文经。两种不同因素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是二者所说的制度不同，今文以《王制》为主，古文以《周官》为主。经学内部的分歧源自孔子一生学术前后两期的变化。孔子早年是复古主义者，有“从周”之意，晚年则是改革主义者，有“因革”之意。今文乃是孔子思想的精华所在。与廖平相呼应，康有为于1884年写成《礼运注》，把《公羊传》的三世之别与《礼运篇》的大同、小康理想结合起来，把孔子说成是具有历史变易思想的政治家。1887年，廖平进一步否定古文经在经学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它们皆有作伪迹象。康有为1890年与廖平在羊城相会，他从廖平的见解中得到了启示，他立即召集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很快完成了《新学伪经考》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将“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视为“贾、马、许、郑之学”，“乃王莽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梁启超后来将《新学伪经考》归纳为五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新学伪经考》在廖平论点的基础上，将一切古文经完全视为子虚乌有，孔子学说只有“因革”的内容，《六经》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孔子挽救社会的药方，是孔子垂宪后世的宏篇巨制。康有为无疑将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提到了首要地位。既然儒家经学的本质在于托古改制，在于借助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出针砭社会现实的药方、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那么我们就不能把那些所谓纯粹科学性的研究（所谓实事求是的汉学）当作学术的主流，就应该针对新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总而言之，要突出学术研究的个性、创造性。
廖平、康有为的观点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加以分析，虽然不符合经学的历史，但由于它饱含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忧虑，所以大多数学者都宽容了其穿凿附会。“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份理而害道。”廖平，特别是康有为的学说，随着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生与失败，得到了迅速地传播。
刘师培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学术革新的时代暗流中度过的。
仪征刘氏虽然是经学世家，但人丁并不十分兴旺，而且寿命均不长，刘文淇活了66岁，刘毓崧活了50岁，刘寿曾活了45岁。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也只活了54岁。
据说在刘师培诞生后，刘贵曾燃香祷告祖庙，忽潸然哭泣。刘贵曾此时年届40，而他的哥哥寿曾已去世两年，把九岁的儿子刘师苍留给了他。为支撑门户，刘贵曾“侵晨而兴，以厘家政，米盐筐箧凌杂之事，力司其劬”。同时还要“为桑梓筹利弊，躬亲宾祭庆吊”。壮年得子按说应该是高兴的事，但也许在祖宗神位之前，刘贵曾想到自己积劳成疾的身体和祖宗传下来的家学，不禁要为幼小的生命能否担当起光耀祖庭的重任而担忧。
但刘师培聪颖绝伦，授读过目成诵，年12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而且作诗很有天赋，“初习为试帖诗，一夜月色皎然，讽诵之顷，恍然有悟，遂喜为诗赋，曾作水仙花赋，又穷一二日之力，成风仙花诗一百首”。“其读他书，勤奋亦如是，博闻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表现出了超人的勤奋和理解能力。他的勤奋受到了父亲的激励。后来他回忆父亲时，记下了父亲的训告：“古语有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养身之要，是在勤矣。”父亲的教导使刘师培幼小的心灵对于祖先的学术充满了敬意。“未冠即沉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师培14岁，这年他的堂哥，21岁的刘师苍中举。刘师苍在刘师培父亲的教育培养下已崭露头角，名满江淮，尤有著作才能，从事《国语注补辑》、《元代帝王世系表》的著述。刘师苍对刘师培的成长也起了推动作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刘师培15岁，这年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去世。父亲之死给刘师培打击很大。他在母亲的教育下更加勤勉，并将视野扩展到诸子百家以及史书，开始对它们产生研究兴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师培18岁，补县学生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刘师苍送子弟应省试，在过江时不幸溺死，年仅29岁，而刘师培在这年考中举人。
在刘师培应举子业的这些年月，他并没有完全为八股文所限制。从他1903-1905年间迅速发表的许多论著来看，他对家学的风格和要点都有所理解，具有如下几点基本学术倾向。其一，他略知《左传》旧注旧疏的源流，尤其对汉代古文家学的传承有较深的研究。其二，在经今、古文学的问题上，他比较认同今文经学对于学术精神的发挥，并试图使他的先辈之学也具有晚清今文经学家的眼光。1903年，他作有《包慎伯〈说储〉跋》，其中说：
古《说储》一书，安吴包慎伯先生著，其刻于《安吴四种》中者，仅其序例。至其篇中多改制之言。嘉道之际，文网尚密，故未刊行。吾观此书，精义大抵在于重官权、达民情二端。其说多出于崑山顾氏，行之于今，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当嘉道之世，中国之局方守其老洫不化，而先生已先见及此。仁和龚氏之外，一人而已。此书乃家藏旧本，为慎伯先生所手自写定，书眉有沈小宛、周保绪二先生批语，颇足补此书所不及。
包慎伯即包世臣，生于1775年，卒于1855年，安徽泾县人。在学术思想上称颂顾炎武，讲求实学，提倡经世致用。凌曙曾从他问学。刘师培将他的学说与龚自珍相提并论，这无疑是说，刘氏家学也具有学术经世的眼光。刘师培后来保存在他家中，与其家世学问有关的包世臣的来往书信题跋，也是这种意思。其三，他对群经和诸子有浓厚兴趣。据《清史稿》记载，刘师培的祖父刘毓崧对群经和诸子很有研究。“著《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又谓六艺未兴之先，学各有官，惟史官之立为最古。不独史家各体各类并支裔之小说家出于史官，即经、子、集三部及后世之幕客书吏，渊源所仿，亦出于史官。班氏之志《艺文》，论述史官，尚未发斯旨。其叙九流，以明诸子所出之官，必有所授，而其中仍有分省失当者。既析九流中小说家流归入史官，又辨道家非专出于史官，改为出于医官。又增益者凡三家，曰名家出于司士之官，兵家出于司马之官，艺术家出于考工之官，统为十一家。博稽载籍，穷极根要，成《史乘》、《诸子通义》各四卷。”刘毓崧的诸子起源说在刘师培1905年发表的《古学起源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申述。
由上可见，刘师培在1902年以前已经具备了刘氏家学的基本素养。他既了解他的先辈的学术观点，也领会了他们的学术方法。他肩负着宏扬刘氏家学乃至扬州学派的大任。刘氏家学与扬州之学在近代新的学术体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就看刘师培怎样将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相结合，就看他怎样在继承祖先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将传统学术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第二章 民族革命的闯将
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刺激着中国学人必须从政治角度去分析学术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常州学派的经今文学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信从，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更加极端的发展。1883年，廖平提出平分今古文的主张。他指出经学这个庞大的体系确实有两种不同的因素，一种是古文经，一种是今文经。两种不同因素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是二者所说的制度不同，今文以《王制》为主，古文以《周官》为主。经学内部的分歧源自孔子一生学术前后两期的变化。孔子早年是复古主义者，有“从周”之意，晚年则是改革主义者，有“因革”之意。今文乃是孔子思想的精华所在。与廖平相呼应，康有为于1884年写成《礼运注》，把《公羊传》的三世之别与《礼运篇》的大同、小康理想结合起来，把孔子说成是具有历史变易思想的政治家。1887年，廖平进一步否定古文经在经学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它们皆有作伪迹象。康有为1890年与廖平在羊城相会，他从廖平的见解中得到了启示，他立即召集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很快完成了《新学伪经考》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将“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视为“贾、马、许、郑之学”，“乃王莽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梁启超后来将《新学伪经考》归纳为五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新学伪经考》在廖平论点的基础上，将一切古文经完全视为子虚乌有，孔子学说只有“因革”的内容，《六经》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孔子挽救社会的药方，是孔子垂宪后世的宏篇巨制。康有为无疑将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提到了首要地位。既然儒家经学的本质在于托古改制，在于借助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出针砭社会现实的药方、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那么我们就不能把那些所谓纯粹科学性的研究（所谓实事求是的汉学）当作学术的主流，就应该针对新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总而言之，要突出学术研究的个性、创造性。
廖平、康有为的观点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加以分析，虽然不符合经学的历史，但由于它饱含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忧虑，所以大多数学者都宽容了其穿凿附会。“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份理而害道。”廖平，特别是康有为的学说，随着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生与失败，得到了迅速地传播。
刘师培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学术革新的时代暗流中度过的。
仪征刘氏虽然是经学世家，但人丁并不十分兴旺，而且寿命均不长，刘文淇活了66岁，刘毓崧活了50岁，刘寿曾活了45岁。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也只活了54岁。
据说在刘师培诞生后，刘贵曾燃香祷告祖庙，忽潸然哭泣。刘贵曾此时年届40，而他的哥哥寿曾已去世两年，把九岁的儿子刘师苍留给了他。为支撑门户，刘贵曾“侵晨而兴，以厘家政，米盐筐箧凌杂之事，力司其劬”。同时还要“为桑梓筹利弊，躬亲宾祭庆吊”。壮年得子按说应该是高兴的事，但也许在祖宗神位之前，刘贵曾想到自己积劳成疾的身体和祖宗传下来的家学，不禁要为幼小的生命能否担当起光耀祖庭的重任而担忧。
但刘师培聪颖绝伦，授读过目成诵，年12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而且作诗很有天赋，“初习为试帖诗，一夜月色皎然，讽诵之顷，恍然有悟，遂喜为诗赋，曾作水仙花赋，又穷一二日之力，成风仙花诗一百首”。“其读他书，勤奋亦如是，博闻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表现出了超人的勤奋和理解能力。他的勤奋受到了父亲的激励。后来他回忆父亲时，记下了父亲的训告：“古语有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养身之要，是在勤矣。”父亲的教导使刘师培幼小的心灵对于祖先的学术充满了敬意。“未冠即沉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师培14岁，这年他的堂哥，21岁的刘师苍中举。刘师苍在刘师培父亲的教育培养下已崭露头角，名满江淮，尤有著作才能，从事《国语注补辑》、《元代帝王世系表》的著述。刘师苍对刘师培的成长也起了推动作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刘师培15岁，这年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去世。父亲之死给刘师培打击很大。他在母亲的教育下更加勤勉，并将视野扩展到诸子百家以及史书，开始对它们产生研究兴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师培18岁，补县学生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刘师苍送子弟应省试，在过江时不幸溺死，年仅29岁，而刘师培在这年考中举人。
在刘师培应举子业的这些年月，他并没有完全为八股文所限制。从他1903-1905年间迅速发表的许多论著来看，他对家学的风格和要点都有所理解，具有如下几点基本学术倾向。其一，他略知《左传》旧注旧疏的源流，尤其对汉代古文家学的传承有较深的研究。其二，在经今、古文学的问题上，他比较认同今文经学对于学术精神的发挥，并试图使他的先辈之学也具有晚清今文经学家的眼光。1903年，他作有《包慎伯〈说储〉跋》，其中说：
古《说储》一书，安吴包慎伯先生著，其刻于《安吴四种》中者，仅其序例。至其篇中多改制之言。嘉道之际，文网尚密，故未刊行。吾观此书，精义大抵在于重官权、达民情二端。其说多出于崑山顾氏，行之于今，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当嘉道之世，中国之局方守其老洫不化，而先生已先见及此。仁和龚氏之外，一人而已。此书乃家藏旧本，为慎伯先生所手自写定，书眉有沈小宛、周保绪二先生批语，颇足补此书所不及。
包慎伯即包世臣，生于1775年，卒于1855年，安徽泾县人。在学术思想上称颂顾炎武，讲求实学，提倡经世致用。凌曙曾从他问学。刘师培将他的学说与龚自珍相提并论，这无疑是说，刘氏家学也具有学术经世的眼光。刘师培后来保存在他家中，与其家世学问有关的包世臣的来往书信题跋，也是这种意思。其三，他对群经和诸子有浓厚兴趣。据《清史稿》记载，刘师培的祖父刘毓崧对群经和诸子很有研究。“著《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又谓六艺未兴之先，学各有官，惟史官之立为最古。不独史家各体各类并支裔之小说家出于史官，即经、子、集三部及后世之幕客书吏，渊源所仿，亦出于史官。班氏之志《艺文》，论述史官，尚未发斯旨。其叙九流，以明诸子所出之官，必有所授，而其中仍有分省失当者。既析九流中小说家流归入史官，又辨道家非专出于史官，改为出于医官。又增益者凡三家，曰名家出于司士之官，兵家出于司马之官，艺术家出于考工之官，统为十一家。博稽载籍，穷极根要，成《史乘》、《诸子通义》各四卷。”刘毓崧的诸子起源说在刘师培1905年发表的《古学起源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申述。
由上可见，刘师培在1902年以前已经具备了刘氏家学的基本素养。他既了解他的先辈的学术观点，也领会了他们的学术方法。他肩负着宏扬刘氏家学乃至扬州学派的大任。刘氏家学与扬州之学在近代新的学术体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就看刘师培怎样将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相结合，就看他怎样在继承祖先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将传统学术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第二章 民族革命的闯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