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仪征刘氏的学术风格
清朝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1884年6月24日），刘师培出生于江苏仪征的经学世家。
刘氏经学世家地位的奠定，始自刘师培的曾祖父刘文淇。刘文淇从凌曙受学，精心研究经史典籍，对于历代经典注疏尤有兴趣。据陈立《致刘文淇书》，在道光八年（1828年），刘文淇与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同赴南京应试，谈到十三经旧有注疏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商议各人分任新疏一经。刘宝楠治《论语》，柳兴恩治《穀梁》、陈立治《公羊》、刘文淇治《左传》。此后，刘文淇集四十年之功编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长编数十巨册，对《左传》的旧注进行了集大成的总结。刘文淇晚年仅写成《疏证》一卷。其子刘毓崧少承父业，淹通经史，著有《春秋左氏传大义》以及《周易》、《尚书》、《毛诗》等旧疏考证。刘毓崧共有四子：寿曾、贵曾、富曾、显曾。他死后，刘寿曾乃发愤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完成，但也只整理到《左传》襄公四年而卒。1882年他去世时，年仅45岁。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曾协助其兄整理《左传》旧疏，对两汉古文家经说很有研究，并从成蓉镜学习三统四分之术，对经传中的历法问题心得尤多，撰有《左传历谱》，于经传二百五十七年历史能推考其日月离、分至启闭及岁星所在。又撰有《尚书历谱草补演》一卷，将成蓉镜的《尚书历谱草》加以发展。他还在刘毓崧广集诸经旧疏的基础上，将《礼记》旧疏加以集证，成《礼记旧疏考证》一卷。可见，从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开始，仪征刘氏就形成了以《左传》旧注疏证为核心，广泛整理经史典籍的门风。
刘氏家学的风格特点，如果从乾嘉朴学的门派角度来看，可说是兼具吴、皖两派之长。
朴学有两个重要门派，一派是以江苏惠栋为代表的吴学，一派是以安徽戴震为代表的皖学。章太炎曾经这样评述二派风格，说：
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
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謏闻。……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
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字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整体而言，吴派的特点是“学好博而尊闻”，“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皖派的特点是“综形名，任裁断”，“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但是，虽然朴学有上述研究旨趣的某些不同，而他们所遵循的研究方法则基本相同。章太炎曾归纳其方法的六点长处：
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
无论吴派、皖派，都十分反感学术研究的主观虚妄之风。他们继承发展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开创的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力求探索出能够准确了解经史典籍原义的科学方法。吴派比较注重经史典籍的复原，他们旁征博引，竭尽全力将经史典籍的汉代注疏以及古代佚书的资料加以罗列。而皖派则比较注重经史重要典章制度和重要范畴的辨析，发挥出由言以见义，因词以见道等种种具体方法。
吴、皖两派本没有根本冲突。在18世纪末叶，吴地的学者也多援引皖派的研究方法，皖派学者也具吴派的眼光。如仪征阮元，就治学方法上就继承戴震“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明其道”的方法。他推明古训，实事求是，曾将经典中的语言文字条源析流，搜集材料十分广博。同时，他还因辞见义，阐述他自以为是正确的“性命”、“道器”观和“明堂”制度论。
刘文淇从事于《左传》旧注的疏证，很显然源于吴派门径。《疏证》对汉人旧注进行纤细靡遗的罗列。为搜罗有关资料，刘文淇及其后代还很重视诸子文集，《墨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论衡》、《中论》、《潜夫论》等都在他们研究的范围之内。与吴派“好博”“尊闻”的特点十分相契。但刘氏家学，“好博”而不“笃守”，“尊闻”而不迷古。《左传旧注疏证》兼收今古文家研究《左传》的成果，突破贾逵、服虔的局限。尊汉人也不薄后人，对清代学者的成果也择善而从。刘文淇在《致沈钦韩书》中说：“疏中所载，尊著十取其六，其顾、惠补注及王怀祖、王伯申、焦理堂诸君子说有可采者，咸与登列，皆显其姓氏，以矫元凯、冲远袭取之失。”《左传旧注疏证》取材广泛，而且不乏个人论断。《疏证》还吸取了皖派注重名物典章制度专题研究之长。书中运用三礼，尤其是用《周礼》解释古代典章制度的地方很多，对古历天算、日食晦朔的考证也很精到。其他如有关器物服饰、姓氏地理、鸟兽虫鱼的考辨，论断也颇精密。可以说，刘氏家学结合了吴、皖两派之长。既重视经史典籍及其注疏的复原，也重视经史典籍中的各类内容的专题研究，且后者的比重日趋重要。所以，当支伟成在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时，为刘文淇的学派特征询及章太炎，章太炎认为仪征刘氏在吴、皖之间，可以划入皖派。
刘氏家学还有超出吴、皖两派之处，那就是他们不严格强调区分汉学和宋学，有学术经世的意愿。刘文淇的学问由其舅氏凌曙发蒙。而凌曙之学主要来自于自学，据传：
凌曙，字晓楼，江苏江都人。国子生。少甚贫，十岁甫就塾，读四子书，年余未毕，即去乡作杂佣保，然得间辄默诵所已读书，苦不通解。邻有富人为子弟延师者，乃乘夜隐轩外听讲论，数月，师始觉而斥之。愤甚，于市中求已句点之旧籍，读之达旦，日中仍佣作如故。年二十，集童子为塾师，制举文虽无尺度，而童子尝从之游，则书必熟，字必正楷，以故信从者渐众，修脯入稍多，益市书。
初识包世臣，问所当治业，语以“治经必守家法，专治一家以立其基，即诸家可渐通”。以其熟于《礼》，遂劝攻郑氏，并授以张惠言所辑《四书汉说》数十事，及世臣与李兆洛等增缀未就之稿，用为治经式。……岁余，稽典礼，考故训，补其不备，为《四书典故覈》六卷。见知于梅花山长洪梧。
既治郑氏得要领，嗣闻刘逢禄论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主阮元所，得尽睹魏晋来诸家《春秋》说。深念《春秋》之义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繁露》一书，原天以尊礼，援比以贯类，旨粤词赜，莫得其会通，乃旁讨博参，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又别为《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
凌曙学由自得，对刘逢禄的今文经学别具慧眼，这是吴、皖两派学者所未能想象的。刘逢禄之学源于与吴、皖两派并立出现的常州学派。常州学派的创始人是庄存与（方耕），与戴震同时，他在汉学蒸蒸日上的时候，想从公羊义理中使宋学与汉学结合，著有《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旨》。他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古籍坠湮什之八，颇借伪书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庄存与反对朴学家过分追究经史典籍的真实性，强调学术研究应该关系民生日用。他的侄子庄述祖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并传给他自己的外甥刘逢禄。刘逢禄以为《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类，只有《公羊春秋》才是孔学的真传，其中的微言大义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凌曙对常州学派的观点的推崇，反映了汉学也在寻找自身进步的基点。正如焦循所说：“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通义……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汉学研究也需要将研究者的心灵贯注其中，体现研究者的精神风貌。
刘文淇治学，也很重视经世致用。观刘文淇与汪喜孙（汪中之子）、陈立、沈钦韩相互之间的通信，他曾勉励陈立“通经致用”，汪喜孙与他讨论过性道问题，表明他也认识到学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如汪喜孙信中说：“古文尚书》虽伪托，然如人心道心诸语，多出先秦古籍、七十子之微言，不可以其伪而尽弃之，毛西河不可为训，焦理堂未尝全非。吾辈生于朱子（等）十二儒之后，伪古文已有定论，不必攻之。第从其袭古书而不背于古者，去其伪而抉其微，所谓千虑一得。……足下蔚为经师……辨别孔冲远之剿说雷同，不分古今文门径，不分南北学师传……溯皇侃熊安生刘焯刘炫之疏义，审贾董郑许之师法，以上追周秦古义、周孔古书。知立言与立德立功不是三途，庶几经明行修，通经致用，处为纯儒、出为良吏。足下之门弟子不上轶曹宪、李善而直拟伏生、申公邪！”刘文淇这种学行并重，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术风格对其后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刘毓崧、刘寿曾、刘贵曾都有比较激进的入世愿望。刘毓崧、刘寿曾都曾相继入曾国藩幕府，主持金陵书局，参与了洋务事宜。
在刘师培诞生之前，刘氏家学已经凝聚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学术传统，它兼取吴、皖两派之长，资料罗列和资料整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史子集靡不贯通，同时它比吴、皖传统朴学更加注重学术经世的功能，要求学术为现实社会提供服务。这表明，以刘氏家学为代表的乾嘉朴学及其后继者，按照他们自身学术的特色，开始探索与晚清今文经学同样的学术课题。虽然他们没有像廖平、康有为那样提出具有爆发力的观点，但他们也在调整学术理论和学术方法，使学术研究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切入社会主题。
刘氏经学世家地位的奠定，始自刘师培的曾祖父刘文淇。刘文淇从凌曙受学，精心研究经史典籍，对于历代经典注疏尤有兴趣。据陈立《致刘文淇书》，在道光八年（1828年），刘文淇与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同赴南京应试，谈到十三经旧有注疏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商议各人分任新疏一经。刘宝楠治《论语》，柳兴恩治《穀梁》、陈立治《公羊》、刘文淇治《左传》。此后，刘文淇集四十年之功编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长编数十巨册，对《左传》的旧注进行了集大成的总结。刘文淇晚年仅写成《疏证》一卷。其子刘毓崧少承父业，淹通经史，著有《春秋左氏传大义》以及《周易》、《尚书》、《毛诗》等旧疏考证。刘毓崧共有四子：寿曾、贵曾、富曾、显曾。他死后，刘寿曾乃发愤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完成，但也只整理到《左传》襄公四年而卒。1882年他去世时，年仅45岁。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曾协助其兄整理《左传》旧疏，对两汉古文家经说很有研究，并从成蓉镜学习三统四分之术，对经传中的历法问题心得尤多，撰有《左传历谱》，于经传二百五十七年历史能推考其日月离、分至启闭及岁星所在。又撰有《尚书历谱草补演》一卷，将成蓉镜的《尚书历谱草》加以发展。他还在刘毓崧广集诸经旧疏的基础上，将《礼记》旧疏加以集证，成《礼记旧疏考证》一卷。可见，从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开始，仪征刘氏就形成了以《左传》旧注疏证为核心，广泛整理经史典籍的门风。
刘氏家学的风格特点，如果从乾嘉朴学的门派角度来看，可说是兼具吴、皖两派之长。
朴学有两个重要门派，一派是以江苏惠栋为代表的吴学，一派是以安徽戴震为代表的皖学。章太炎曾经这样评述二派风格，说：
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
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謏闻。……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
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字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整体而言，吴派的特点是“学好博而尊闻”，“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皖派的特点是“综形名，任裁断”，“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但是，虽然朴学有上述研究旨趣的某些不同，而他们所遵循的研究方法则基本相同。章太炎曾归纳其方法的六点长处：
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
无论吴派、皖派，都十分反感学术研究的主观虚妄之风。他们继承发展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开创的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力求探索出能够准确了解经史典籍原义的科学方法。吴派比较注重经史典籍的复原，他们旁征博引，竭尽全力将经史典籍的汉代注疏以及古代佚书的资料加以罗列。而皖派则比较注重经史重要典章制度和重要范畴的辨析，发挥出由言以见义，因词以见道等种种具体方法。
吴、皖两派本没有根本冲突。在18世纪末叶，吴地的学者也多援引皖派的研究方法，皖派学者也具吴派的眼光。如仪征阮元，就治学方法上就继承戴震“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明其道”的方法。他推明古训，实事求是，曾将经典中的语言文字条源析流，搜集材料十分广博。同时，他还因辞见义，阐述他自以为是正确的“性命”、“道器”观和“明堂”制度论。
刘文淇从事于《左传》旧注的疏证，很显然源于吴派门径。《疏证》对汉人旧注进行纤细靡遗的罗列。为搜罗有关资料，刘文淇及其后代还很重视诸子文集，《墨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论衡》、《中论》、《潜夫论》等都在他们研究的范围之内。与吴派“好博”“尊闻”的特点十分相契。但刘氏家学，“好博”而不“笃守”，“尊闻”而不迷古。《左传旧注疏证》兼收今古文家研究《左传》的成果，突破贾逵、服虔的局限。尊汉人也不薄后人，对清代学者的成果也择善而从。刘文淇在《致沈钦韩书》中说：“疏中所载，尊著十取其六，其顾、惠补注及王怀祖、王伯申、焦理堂诸君子说有可采者，咸与登列，皆显其姓氏，以矫元凯、冲远袭取之失。”《左传旧注疏证》取材广泛，而且不乏个人论断。《疏证》还吸取了皖派注重名物典章制度专题研究之长。书中运用三礼，尤其是用《周礼》解释古代典章制度的地方很多，对古历天算、日食晦朔的考证也很精到。其他如有关器物服饰、姓氏地理、鸟兽虫鱼的考辨，论断也颇精密。可以说，刘氏家学结合了吴、皖两派之长。既重视经史典籍及其注疏的复原，也重视经史典籍中的各类内容的专题研究，且后者的比重日趋重要。所以，当支伟成在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时，为刘文淇的学派特征询及章太炎，章太炎认为仪征刘氏在吴、皖之间，可以划入皖派。
刘氏家学还有超出吴、皖两派之处，那就是他们不严格强调区分汉学和宋学，有学术经世的意愿。刘文淇的学问由其舅氏凌曙发蒙。而凌曙之学主要来自于自学，据传：
凌曙，字晓楼，江苏江都人。国子生。少甚贫，十岁甫就塾，读四子书，年余未毕，即去乡作杂佣保，然得间辄默诵所已读书，苦不通解。邻有富人为子弟延师者，乃乘夜隐轩外听讲论，数月，师始觉而斥之。愤甚，于市中求已句点之旧籍，读之达旦，日中仍佣作如故。年二十，集童子为塾师，制举文虽无尺度，而童子尝从之游，则书必熟，字必正楷，以故信从者渐众，修脯入稍多，益市书。
初识包世臣，问所当治业，语以“治经必守家法，专治一家以立其基，即诸家可渐通”。以其熟于《礼》，遂劝攻郑氏，并授以张惠言所辑《四书汉说》数十事，及世臣与李兆洛等增缀未就之稿，用为治经式。……岁余，稽典礼，考故训，补其不备，为《四书典故覈》六卷。见知于梅花山长洪梧。
既治郑氏得要领，嗣闻刘逢禄论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主阮元所，得尽睹魏晋来诸家《春秋》说。深念《春秋》之义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繁露》一书，原天以尊礼，援比以贯类，旨粤词赜，莫得其会通，乃旁讨博参，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又别为《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
凌曙学由自得，对刘逢禄的今文经学别具慧眼，这是吴、皖两派学者所未能想象的。刘逢禄之学源于与吴、皖两派并立出现的常州学派。常州学派的创始人是庄存与（方耕），与戴震同时，他在汉学蒸蒸日上的时候，想从公羊义理中使宋学与汉学结合，著有《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旨》。他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古籍坠湮什之八，颇借伪书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庄存与反对朴学家过分追究经史典籍的真实性，强调学术研究应该关系民生日用。他的侄子庄述祖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并传给他自己的外甥刘逢禄。刘逢禄以为《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类，只有《公羊春秋》才是孔学的真传，其中的微言大义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凌曙对常州学派的观点的推崇，反映了汉学也在寻找自身进步的基点。正如焦循所说：“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通义……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汉学研究也需要将研究者的心灵贯注其中，体现研究者的精神风貌。
刘文淇治学，也很重视经世致用。观刘文淇与汪喜孙（汪中之子）、陈立、沈钦韩相互之间的通信，他曾勉励陈立“通经致用”，汪喜孙与他讨论过性道问题，表明他也认识到学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如汪喜孙信中说：“古文尚书》虽伪托，然如人心道心诸语，多出先秦古籍、七十子之微言，不可以其伪而尽弃之，毛西河不可为训，焦理堂未尝全非。吾辈生于朱子（等）十二儒之后，伪古文已有定论，不必攻之。第从其袭古书而不背于古者，去其伪而抉其微，所谓千虑一得。……足下蔚为经师……辨别孔冲远之剿说雷同，不分古今文门径，不分南北学师传……溯皇侃熊安生刘焯刘炫之疏义，审贾董郑许之师法，以上追周秦古义、周孔古书。知立言与立德立功不是三途，庶几经明行修，通经致用，处为纯儒、出为良吏。足下之门弟子不上轶曹宪、李善而直拟伏生、申公邪！”刘文淇这种学行并重，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术风格对其后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刘毓崧、刘寿曾、刘贵曾都有比较激进的入世愿望。刘毓崧、刘寿曾都曾相继入曾国藩幕府，主持金陵书局，参与了洋务事宜。
在刘师培诞生之前，刘氏家学已经凝聚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学术传统，它兼取吴、皖两派之长，资料罗列和资料整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史子集靡不贯通，同时它比吴、皖传统朴学更加注重学术经世的功能，要求学术为现实社会提供服务。这表明，以刘氏家学为代表的乾嘉朴学及其后继者，按照他们自身学术的特色，开始探索与晚清今文经学同样的学术课题。虽然他们没有像廖平、康有为那样提出具有爆发力的观点，但他们也在调整学术理论和学术方法，使学术研究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切入社会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