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复辟派还是先知？
晚年康有为，以敏锐的洞察力和一以贯之的启蒙精神，执着地在中国人精神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他像一个先知，在得到社会承认的时候，是一个掀动社会大潮的弄潮儿，尽管人们对他思想的认知并不全面。比如在戊戌变法时期，改革派人士对他的支持更多地着眼于他的政治改革方案，而不是方案背后的思想基础。其实他的思想是远远超越具体改革方案的。在得不到社会承认的时候，他被戴上了“复辟派”、“保皇派”、“保守派”等帽子。他不向时论屈服，用嘴和笔顽强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在思想领域里独行。后来的历史至少已经部分证明，他坚持的不简单抛弃传统文化，通过对传统的重新解释以实现向近代的转化以及一条稳健的社会改革道路，比起同时代的激进主义者，似乎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但是，就当时而言，他的思想认识明显超过了波澜回荡的时代思潮，所以命中注定了他晚年只能成为一名孤独的先知，带着时人对他的不理解和误解走完他的生命之旅。
对康有为晚年思想的评价，国内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贬多于褒。倒是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学者常常能够另辟蹊径，有所新见。其中如研究康有为思想的重镇萧公权先生，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中率先给予比较公允的评价，兹不赘述。其后，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学者多有建树。在此姑举几例，以见一斑。
台湾地区徐高阮先生在《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中写道：“但是有为还有他生前和身后大不受人理会的方面。他在戊戌后的长期海外生活里还为中国的再造作了新的建设性的思想，尝试拟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还不能设想的成系统的计划。他这些计划是为他心目中的一个立宪或虚君制的帝国预备的，然而他在辛亥革命后也曾郑重对国人陈说他宿备的种种意见，只在局部上略加变动，作为革故新建的民国的必要方法。他虽然在看到民国的破裂时枉作了一个失败的复辟的主谋一分子，但在这悲剧性的一幕之后他还热心再提出他的建设性的救国理论，那在他看来是民国必须采取的。有为的这一切思考和计划，他的一切说明这些思考和计划的努力，在当时和以后十年来都简直得不到一般人的理会。”徐先生在此谈到了康有为晚年关于中国经济建设思想的价值。这方面的研究大陆几乎是空白，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至今湮没无闻。笔者本应在评传中专辟一节，加以评介，但限于学识和时间的局促，目前只能暂付阙如。
汪荣祖先生在《康章合论》中认为：“何以民国以后新兴的学术界竟视康、章为传统派人物呢？何以新一代的思想界竟视康、章为顽固保守派呢？也有缘故。民国以后，康、章确实由批判传统倾向维护传统。但此种转变，不能用‘早年激烈、晚年保守’的公式来理解。他们早年批判传统，原无意要消灭传统；从传统中解放出来之后，仍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如果传统被消灭了，则创新的基础也没有了。然而民国以后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全盘西化’风、激烈反传统主义，使整个传统遭遇到覆灭的危机，康、章乃不得已而维护传统。此所以康、章为新思想铺路于先，复又挺身为‘拦路虎’于后的缘故。他俩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就不足为异了。其实，康、章何尝反对新文化？”汪先生接续其师萧公权先生的研究工作，在康有为研究中提出了康氏后期思想评价这一敏感而又十分重要的课题。
日本学者竹内弘行先生在《康有为与孔子教》一文中分析了康有为主张孔教的背景和孔教的内容，指出康氏的孔教说一方面适应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世界上宗教与科学两分的文化新格局。竹内先生对康有为孔教观的分析，超出了国内一律视康有为孔教思想为保守、落后的成见，开始从20世纪末年人类文化演变的视野观察问题，从而使得新文化运动与孔教的关系成为一个可以重新评价和认识的新课题。
上述几例，分别从经济、文化角度涉及康有为晚年思想的评价，代表了近年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康有为研究的新动向。这一新动向的出现，既有文化背景，又同陆续发现康有为大量手稿的物质条件相吻合，是非常值得大陆学术界重视的。
康有为晚年因时代的冷落而郁郁寡欢，然而他思想探险的行程从未中止。他不断地超越时代，也不断地超越自己，坚持在比较文化中重建中国文化成为他矢志不移的追求。作为中国式的先知，他经历着两种苦难：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二是背负着时人的不理解和误解。但是，学说可以被冷落一时，思想的光辉终究会大放光明。今天，当重建中国文化的课题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那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孤独徘徊的先知便不能不受到格外的尊敬。
对康有为晚年思想的评价，国内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贬多于褒。倒是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学者常常能够另辟蹊径，有所新见。其中如研究康有为思想的重镇萧公权先生，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中率先给予比较公允的评价，兹不赘述。其后，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学者多有建树。在此姑举几例，以见一斑。
台湾地区徐高阮先生在《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中写道：“但是有为还有他生前和身后大不受人理会的方面。他在戊戌后的长期海外生活里还为中国的再造作了新的建设性的思想，尝试拟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还不能设想的成系统的计划。他这些计划是为他心目中的一个立宪或虚君制的帝国预备的，然而他在辛亥革命后也曾郑重对国人陈说他宿备的种种意见，只在局部上略加变动，作为革故新建的民国的必要方法。他虽然在看到民国的破裂时枉作了一个失败的复辟的主谋一分子，但在这悲剧性的一幕之后他还热心再提出他的建设性的救国理论，那在他看来是民国必须采取的。有为的这一切思考和计划，他的一切说明这些思考和计划的努力，在当时和以后十年来都简直得不到一般人的理会。”徐先生在此谈到了康有为晚年关于中国经济建设思想的价值。这方面的研究大陆几乎是空白，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至今湮没无闻。笔者本应在评传中专辟一节，加以评介，但限于学识和时间的局促，目前只能暂付阙如。
汪荣祖先生在《康章合论》中认为：“何以民国以后新兴的学术界竟视康、章为传统派人物呢？何以新一代的思想界竟视康、章为顽固保守派呢？也有缘故。民国以后，康、章确实由批判传统倾向维护传统。但此种转变，不能用‘早年激烈、晚年保守’的公式来理解。他们早年批判传统，原无意要消灭传统；从传统中解放出来之后，仍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如果传统被消灭了，则创新的基础也没有了。然而民国以后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全盘西化’风、激烈反传统主义，使整个传统遭遇到覆灭的危机，康、章乃不得已而维护传统。此所以康、章为新思想铺路于先，复又挺身为‘拦路虎’于后的缘故。他俩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就不足为异了。其实，康、章何尝反对新文化？”汪先生接续其师萧公权先生的研究工作，在康有为研究中提出了康氏后期思想评价这一敏感而又十分重要的课题。
日本学者竹内弘行先生在《康有为与孔子教》一文中分析了康有为主张孔教的背景和孔教的内容，指出康氏的孔教说一方面适应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世界上宗教与科学两分的文化新格局。竹内先生对康有为孔教观的分析，超出了国内一律视康有为孔教思想为保守、落后的成见，开始从20世纪末年人类文化演变的视野观察问题，从而使得新文化运动与孔教的关系成为一个可以重新评价和认识的新课题。
上述几例，分别从经济、文化角度涉及康有为晚年思想的评价，代表了近年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康有为研究的新动向。这一新动向的出现，既有文化背景，又同陆续发现康有为大量手稿的物质条件相吻合，是非常值得大陆学术界重视的。
康有为晚年因时代的冷落而郁郁寡欢，然而他思想探险的行程从未中止。他不断地超越时代，也不断地超越自己，坚持在比较文化中重建中国文化成为他矢志不移的追求。作为中国式的先知，他经历着两种苦难：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二是背负着时人的不理解和误解。但是，学说可以被冷落一时，思想的光辉终究会大放光明。今天，当重建中国文化的课题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那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孤独徘徊的先知便不能不受到格外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