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旧瓶装新酒”
1.独特的转变历程
在近代思想家之中，康有为的思想转变较为独特。他先是从崇尚经典走向怀疑经典，而后又从怀疑经典转向“大讲西学”，最后，吸取了西学中的近代精神，又回过头来重新解释经典。三次转折的完成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康有为重新发现经典的同时，也就发现了中国旧学走向近代的道路。一波三折，最终仍是浩荡前行。本章将要讲到的是康有为前两次的思想转变。
康有为生长在典型的士大夫家庭，从小饱读诗书，他先后跟随几个先生学习旧学，打下了相当深厚的旧学功底。朱次琦对他影响尤大。朱“硕德高行、博览群书……主济人经世……发先圣大道之本，扫去汉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的治学路数，深获康有为之心。“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经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他对事业前途充满了信心。到二十一岁那年，“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如同康有为后来以其深邃的思想征服梁启超一样，朱次琦以其博大的学问使康拜倒在他的门下。康有为随朱问学时间不长，却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路数。
不过，“群经”读尽之后，他在经典中并没有寻觅出济世救民的药方。当时学术思想界已经酝酿着走出中世纪的旧学尚未成熟到融会贯通，以形成近代思想体系的程度。康有为几经探索，不得其绪，陷入了深深的幻灭之中。1878年秋冬之际，在“略知四库大义”的同时，以讨论韩愈学问为契机，他与恩师朱次琦决裂了。决裂原因在于，康有为认为韩愈以下宋明之学皆“空疏无有”，应上返荀、庄、管、韩，以求经世致用之学。这种否定传统在现实中的发展而上返古代的态度，实际上表达了他对传统的进一步怀疑。他以后又进一步否定诸子归宗孔子和否定孔子上溯周公。经过这样的发展，现实的传统已被抽象得失去了基本内容，直到康有为借助西方近代精神奠定重新解释传统的格局之后，传统在他的脑海里才重新获得了活生生的内容。所以，康有为与朱次琦的决裂，并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也不应归于学术分歧（康始终尊崇朱的学问，敬佩其为人），背后隐藏着的是康有为对传统文化的深深失望。朱次琦的经世致用观念根于旧学，他企图以学术态度的转变和旧学内部学术内容的调整挽救整个旧学的颓势并进而兴邦治国；康有为则视整个旧学如“故纸”一堆，不能承担经世之用。请看他的自述：“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室，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
与朱次琦决裂后的两年间，康有为先后学习过佛学和公羊学，都没有找到出路。他先是躲进西樵山打坐参禅，企图逃避现实。但是，他不具禅林天资，从小笃定的经世观念死死缠绕着他，在白云洞中，苦闷多于清净，常仰天长啸，抒发积郁。所以，当张延秋带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的消息时，他便在家人的督责下出山了。随后，1880年，他学过一段公羊学。这时他治学路数仍循旧学，以旧学的眼光治今文经学，自然得不出后来的“惊世骇俗”之见，今文经学同样没能助他认识社会历史和中国的现实。终于，他焚掉了写成不久的《何氏纠谬》书稿，以一把火烧光了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的打算。这件事以后，他对旧学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把玩欣赏字画文物，购碑刻讲金石之学，末世士大夫风习背后，是极度的苦闷和失望！时在辛巳、壬午之际（1881-1882）。
正当康有为在传统文化中苦苦摸索，彷徨无计之时，西学闯进了他的视野。早在1874年，他“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通过中国人编译的、第二手的世界地理书籍，接触到了有关西方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似乎没有给早年的康有为什么影响。第二年在吕拔湖先生“专事八股”的“督责”之下，随着“一切学皆舍去”，对西学的了解便中断了。
1879年，康有为又读到几种西学书籍，如《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等，目睹了香港英国殖民政府“有法度”的近代“治国”方法，认识到不能再以“古旧之夷狄”的传统观念看待西方国家。从此，他“渐收西学之书”，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学。但康有为此时接触西学尚少，不足以对西方文明作出综合的判断，也还不能够以他的西学知识重新认识社会历史和评价旧学。因此，他还只是在佛学、公羊学之间彷徨。
1882年，康有为顺天乡试不授，道经上海归家，所见所闻和所购之西书，使他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他对西学的认识从感性（“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和理性（“大购西书”以研读）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新的层次。从此康有为“始尽释故见”而“大讲西学”。
这一阶段，康有为接触的西学，除《万国公报》、《佐治刍言》、《自西徂东》几种欧西史志和游记外，多为自然科学刊物和著作。凭着这些文献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他艰难（“头痛几死”）而富有创造性地建设起了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至乙酉之年（1885年）而学大定，不复有进矣。”
从1882年11月购西书归家，到1884年12月“所悟日深”，两年内康有为完成了思想转变，形成了系统的思想观念。以后的1885年到1887年间，康有为写作了《教学通义》、《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诸天讲》等著作，涉及认识论、社会历史观、政治观、人性论等一系列问题，阐发了自己的思想。因转变时期无著作行世，我们今天考察其思想转变及思想体系的形成，只能依赖《自编年谱》和其他几种传记材料。不过，在他1885年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完成思想转变时的由郁闷而明快的心绪。如《送春》：“尽日伤春春已归，残花谁与惜芳菲？黄莺接叶啼难歇，紫蝶寻春故自飞。”康有为告别残春，奋然前行的态度跃然纸上。
2.新的汉宋调合
康有为一经掌握了西学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他对传统便有了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思想体系。汉宋调和论是他思想体系的学术框架。这一观点的明确阐述虽在1891年与廖平会晤之后，但思想体系的格局在此之前已经奠定。为了清晰起见，本文借助1891年的《长兴学记》对其思想体系作整体描述，而立论仍以1886年前后的著作为根据。
在朱次琦那里，汉学指考据之学，宋学为养心之学。汉宋调和取汉学实事求是精神与宋学浩然正气结合，导向经世致用。他主张士大夫关心社会现实，抛却个人荣辱，系国家兴亡于一身。从这种汉宋调和论中，除了社会责任感外，人们得不到切实可行的救国方案。
康有为重新解释了汉宋调合论。他一改清代汉宋之学为考据学与养心学的说法，将汉学回复到汉代的意义，指经世之学（包括今文经学）：“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穀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刘向为《穀梁》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史记》、两汉群臣政议，其支派也，近于经世者也。”他解释宋学为义理之学：“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宋、元、明及国朝《学案》，其众子孙也，多于义理者也。”汉宋之学皆出于孔子。“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夫义理即德行也，经世即政事也。”这是就学术内容而言，至于学术态度和学术方法，康有为则归之于考据学：“无征不信，则当有据；不知无作，则当有考。百学皆然。”
经康有为重新解释的汉宋调合论，已经融进了近代精神。汉学成为经过西方近代社会历史观念改造了的经世之学。主要内容为否定中世纪自我中心“天下观”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念；否定三世循环论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产生、发展经民主政治走向大同的进化观念；否定专制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民主政治的现实政治改革方案。宋学成为经过西方近代人道主义改造了的义理之学。在这里，康有为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否定了“天理”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了人类解放和自由的历史课题。作为思想、学术方法的考据之学，康有为汲取其“无征不信”的实事求是精神，与西方近代实证精神结合，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上述经世、义理之学作出了大量实证性的说明。
康有为重新解释汉宋之学，无疑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启发（下文将要详述）；同时，又继承了国内已有的思想成果。就汉学而言，朱次琦标榜的“济人经世”的社会责任感，廖平揭出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使其获益匪浅。宋学方面，康“天欲人理”的人道主义则是对戴震“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试图统一理欲，否定理对欲的压抑思想的极大发展。
新的汉宋调合论的提出，使康有为已经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获得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表达形式，与汉、宋之学相对应的进化社会历史观和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一体系的内容。
在近代思想家之中，康有为的思想转变较为独特。他先是从崇尚经典走向怀疑经典，而后又从怀疑经典转向“大讲西学”，最后，吸取了西学中的近代精神，又回过头来重新解释经典。三次转折的完成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康有为重新发现经典的同时，也就发现了中国旧学走向近代的道路。一波三折，最终仍是浩荡前行。本章将要讲到的是康有为前两次的思想转变。
康有为生长在典型的士大夫家庭，从小饱读诗书，他先后跟随几个先生学习旧学，打下了相当深厚的旧学功底。朱次琦对他影响尤大。朱“硕德高行、博览群书……主济人经世……发先圣大道之本，扫去汉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的治学路数，深获康有为之心。“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经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他对事业前途充满了信心。到二十一岁那年，“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如同康有为后来以其深邃的思想征服梁启超一样，朱次琦以其博大的学问使康拜倒在他的门下。康有为随朱问学时间不长，却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路数。
不过，“群经”读尽之后，他在经典中并没有寻觅出济世救民的药方。当时学术思想界已经酝酿着走出中世纪的旧学尚未成熟到融会贯通，以形成近代思想体系的程度。康有为几经探索，不得其绪，陷入了深深的幻灭之中。1878年秋冬之际，在“略知四库大义”的同时，以讨论韩愈学问为契机，他与恩师朱次琦决裂了。决裂原因在于，康有为认为韩愈以下宋明之学皆“空疏无有”，应上返荀、庄、管、韩，以求经世致用之学。这种否定传统在现实中的发展而上返古代的态度，实际上表达了他对传统的进一步怀疑。他以后又进一步否定诸子归宗孔子和否定孔子上溯周公。经过这样的发展，现实的传统已被抽象得失去了基本内容，直到康有为借助西方近代精神奠定重新解释传统的格局之后，传统在他的脑海里才重新获得了活生生的内容。所以，康有为与朱次琦的决裂，并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也不应归于学术分歧（康始终尊崇朱的学问，敬佩其为人），背后隐藏着的是康有为对传统文化的深深失望。朱次琦的经世致用观念根于旧学，他企图以学术态度的转变和旧学内部学术内容的调整挽救整个旧学的颓势并进而兴邦治国；康有为则视整个旧学如“故纸”一堆，不能承担经世之用。请看他的自述：“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室，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
与朱次琦决裂后的两年间，康有为先后学习过佛学和公羊学，都没有找到出路。他先是躲进西樵山打坐参禅，企图逃避现实。但是，他不具禅林天资，从小笃定的经世观念死死缠绕着他，在白云洞中，苦闷多于清净，常仰天长啸，抒发积郁。所以，当张延秋带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的消息时，他便在家人的督责下出山了。随后，1880年，他学过一段公羊学。这时他治学路数仍循旧学，以旧学的眼光治今文经学，自然得不出后来的“惊世骇俗”之见，今文经学同样没能助他认识社会历史和中国的现实。终于，他焚掉了写成不久的《何氏纠谬》书稿，以一把火烧光了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的打算。这件事以后，他对旧学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把玩欣赏字画文物，购碑刻讲金石之学，末世士大夫风习背后，是极度的苦闷和失望！时在辛巳、壬午之际（1881-1882）。
正当康有为在传统文化中苦苦摸索，彷徨无计之时，西学闯进了他的视野。早在1874年，他“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通过中国人编译的、第二手的世界地理书籍，接触到了有关西方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似乎没有给早年的康有为什么影响。第二年在吕拔湖先生“专事八股”的“督责”之下，随着“一切学皆舍去”，对西学的了解便中断了。
1879年，康有为又读到几种西学书籍，如《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等，目睹了香港英国殖民政府“有法度”的近代“治国”方法，认识到不能再以“古旧之夷狄”的传统观念看待西方国家。从此，他“渐收西学之书”，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学。但康有为此时接触西学尚少，不足以对西方文明作出综合的判断，也还不能够以他的西学知识重新认识社会历史和评价旧学。因此，他还只是在佛学、公羊学之间彷徨。
1882年，康有为顺天乡试不授，道经上海归家，所见所闻和所购之西书，使他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他对西学的认识从感性（“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和理性（“大购西书”以研读）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新的层次。从此康有为“始尽释故见”而“大讲西学”。
这一阶段，康有为接触的西学，除《万国公报》、《佐治刍言》、《自西徂东》几种欧西史志和游记外，多为自然科学刊物和著作。凭着这些文献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他艰难（“头痛几死”）而富有创造性地建设起了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至乙酉之年（1885年）而学大定，不复有进矣。”
从1882年11月购西书归家，到1884年12月“所悟日深”，两年内康有为完成了思想转变，形成了系统的思想观念。以后的1885年到1887年间，康有为写作了《教学通义》、《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诸天讲》等著作，涉及认识论、社会历史观、政治观、人性论等一系列问题，阐发了自己的思想。因转变时期无著作行世，我们今天考察其思想转变及思想体系的形成，只能依赖《自编年谱》和其他几种传记材料。不过，在他1885年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完成思想转变时的由郁闷而明快的心绪。如《送春》：“尽日伤春春已归，残花谁与惜芳菲？黄莺接叶啼难歇，紫蝶寻春故自飞。”康有为告别残春，奋然前行的态度跃然纸上。
2.新的汉宋调合
康有为一经掌握了西学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他对传统便有了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思想体系。汉宋调和论是他思想体系的学术框架。这一观点的明确阐述虽在1891年与廖平会晤之后，但思想体系的格局在此之前已经奠定。为了清晰起见，本文借助1891年的《长兴学记》对其思想体系作整体描述，而立论仍以1886年前后的著作为根据。
在朱次琦那里，汉学指考据之学，宋学为养心之学。汉宋调和取汉学实事求是精神与宋学浩然正气结合，导向经世致用。他主张士大夫关心社会现实，抛却个人荣辱，系国家兴亡于一身。从这种汉宋调和论中，除了社会责任感外，人们得不到切实可行的救国方案。
康有为重新解释了汉宋调合论。他一改清代汉宋之学为考据学与养心学的说法，将汉学回复到汉代的意义，指经世之学（包括今文经学）：“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穀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刘向为《穀梁》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史记》、两汉群臣政议，其支派也，近于经世者也。”他解释宋学为义理之学：“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宋、元、明及国朝《学案》，其众子孙也，多于义理者也。”汉宋之学皆出于孔子。“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夫义理即德行也，经世即政事也。”这是就学术内容而言，至于学术态度和学术方法，康有为则归之于考据学：“无征不信，则当有据；不知无作，则当有考。百学皆然。”
经康有为重新解释的汉宋调合论，已经融进了近代精神。汉学成为经过西方近代社会历史观念改造了的经世之学。主要内容为否定中世纪自我中心“天下观”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念；否定三世循环论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产生、发展经民主政治走向大同的进化观念；否定专制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民主政治的现实政治改革方案。宋学成为经过西方近代人道主义改造了的义理之学。在这里，康有为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否定了“天理”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了人类解放和自由的历史课题。作为思想、学术方法的考据之学，康有为汲取其“无征不信”的实事求是精神，与西方近代实证精神结合，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上述经世、义理之学作出了大量实证性的说明。
康有为重新解释汉宋之学，无疑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启发（下文将要详述）；同时，又继承了国内已有的思想成果。就汉学而言，朱次琦标榜的“济人经世”的社会责任感，廖平揭出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使其获益匪浅。宋学方面，康“天欲人理”的人道主义则是对戴震“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试图统一理欲，否定理对欲的压抑思想的极大发展。
新的汉宋调合论的提出，使康有为已经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获得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表达形式，与汉、宋之学相对应的进化社会历史观和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一体系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