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刘桂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国学大师丛书》，以整理“第三代诸子百家”（编者把先秦诸子作为第一代，宋明诸子作为第二代，晚清及民国诸子作为第三代）的学术成就为宗旨，通过评介各家之学术贡献，启迪新一代学人“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有“明确的认识和了悟”。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丛书》中有《康有为评传》一种，编者约董士伟撰稿。士伟是我八年前在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时的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康有为早期思想研究》。从那时到现在，他对康有为的研究从未中断，起先着重早期，后转向晚期，最后则集中在《大同书》的成稿过程和性质问题上。早在士伟入学之初，我就向他讲解并介绍了陈寅恪先生所提倡的“预流”的治学思想，鼓励他反复学习先生下面一段论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董士伟自入清华之初，“预流”就成为他选择研究方向、确定论文题目的指导思想。他之所以选中康有为思想研究，具体地说，正是由于：
一、那几年间，国际上出现了一批从未公布过的康有为早期思想资料，即《民功篇》、《教学通义》、《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未刊稿……这批资料原来由康同璧女士保存，后来美籍华人刘广钧教授拍成胶片带到美国，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公布。但当时国内学术界知者不多。在国内，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吴根梁可能是最早利用的人。我在得到这批资料后，便叫董士伟将《康子内外篇》的未刊稿与已刊各篇对勘，并详加注释。这件事不意竟成为他走上康有为研究道路的起点。
二、当时，国际上研究康有为思想之新成果是美籍华人萧公权教授的论著。（萧教授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政治系教授，以治《中国政治思想史》著称。）我请士伟尽量找萧先生的著作来阅读，这件事使他的工作站到这一课题研究的前沿。
三、士伟发现，萧先生的一些论断，还需要更加充分的史料来论证。于是花很大力气系统地查阅《万国公报》和《西国近事汇编》，找到一些极为难得的史料，把萧先生的论断，向前推进了一步。
1988年，德国康有为思想研究专家、柏林大学东亚研究系费路（Roland Felber）教授来中国。我和他商量好一种互换研究生的办法：他指定一个学生在德国收集有关辜鸿铭的资料，然后到中国来学习；我指定一个学生收集有关康有为的资料，协助费路工作。这个任务落到董士伟头上。这样他便有机会向费路学习并了解欧洲方面研究康有为思想的情况。
士伟毕业后留在清华工作，1991年到日本去进修。他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给该校研究生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题讲座，并到京都、冈山等大学访问，先后向丸山松幸、近藤邦康、狭间直树、石田米子等教授请益，并与日本学术界人士广泛接触，切磋交流，学业大进。在士伟旅日期间，国内出版界已将康有为《大同书》的手稿本影印问世。这是康有为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1993年士伟回国，席不暇暖，立刻着手《大同书》手稿本与“定稿”本（实际未定，姑言之）之对勘工作，同时又将手稿本与“早期文稿”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发现：
（一）手稿本之一部分（前面部分）系在《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之基础上写成，但有所发展，迹象甚明。
（二）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大同书》之核心内容为“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方案”。根据上一点，便可看出，这是未弄清《大同书》前身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误断。实际上，此书与早期文稿一脉相承，它的核心内容是人道主义思想和平等思想。“社会改造方案”是康氏后来才逐步找到的用以表达这些思想的“制度外壳”。
（三）经过文字对勘，“早期文稿”、《大同书》手稿本和“定稿”本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初步确定为：手稿本不是别的，而是前后两者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抓住这个“过渡形态”，便可将康氏“大同”思想的演变过程看清楚。这项成果不仅把《大同书》成书过程的研究，推进了一步，而且还为康有为洗去一桩“冤案”——所谓“倒填日期”之说。康氏曾自称，三十岁之前“演大同之义”。过去，由于证据缺乏，情况不明，学术界多以为这是康氏“自我吹嘘”之言。现在看来，这倒真是康氏的“夫子自道”，只不过他对“大同”二字之理解，与后来一些学者的理解颇不相同罢了。
新见解的提出，意味着研究工作的“进展”，也表现着学术生命力的新机，这一切都离不开“预流”这种指导思想。这是第三代诸子百家的杰出代表陈寅恪先生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尽管我们对这种精神领悟不深，理解不透，但以整理“第三代诸子百家”学术成就为宗旨的《国学大师丛书》中，编入这样一册，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
1993年12月于北京大学
§§第一章 突破传统的藩篱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国学大师丛书》，以整理“第三代诸子百家”（编者把先秦诸子作为第一代，宋明诸子作为第二代，晚清及民国诸子作为第三代）的学术成就为宗旨，通过评介各家之学术贡献，启迪新一代学人“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有“明确的认识和了悟”。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丛书》中有《康有为评传》一种，编者约董士伟撰稿。士伟是我八年前在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时的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康有为早期思想研究》。从那时到现在，他对康有为的研究从未中断，起先着重早期，后转向晚期，最后则集中在《大同书》的成稿过程和性质问题上。早在士伟入学之初，我就向他讲解并介绍了陈寅恪先生所提倡的“预流”的治学思想，鼓励他反复学习先生下面一段论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董士伟自入清华之初，“预流”就成为他选择研究方向、确定论文题目的指导思想。他之所以选中康有为思想研究，具体地说，正是由于：
一、那几年间，国际上出现了一批从未公布过的康有为早期思想资料，即《民功篇》、《教学通义》、《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未刊稿……这批资料原来由康同璧女士保存，后来美籍华人刘广钧教授拍成胶片带到美国，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公布。但当时国内学术界知者不多。在国内，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吴根梁可能是最早利用的人。我在得到这批资料后，便叫董士伟将《康子内外篇》的未刊稿与已刊各篇对勘，并详加注释。这件事不意竟成为他走上康有为研究道路的起点。
二、当时，国际上研究康有为思想之新成果是美籍华人萧公权教授的论著。（萧教授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政治系教授，以治《中国政治思想史》著称。）我请士伟尽量找萧先生的著作来阅读，这件事使他的工作站到这一课题研究的前沿。
三、士伟发现，萧先生的一些论断，还需要更加充分的史料来论证。于是花很大力气系统地查阅《万国公报》和《西国近事汇编》，找到一些极为难得的史料，把萧先生的论断，向前推进了一步。
1988年，德国康有为思想研究专家、柏林大学东亚研究系费路（Roland Felber）教授来中国。我和他商量好一种互换研究生的办法：他指定一个学生在德国收集有关辜鸿铭的资料，然后到中国来学习；我指定一个学生收集有关康有为的资料，协助费路工作。这个任务落到董士伟头上。这样他便有机会向费路学习并了解欧洲方面研究康有为思想的情况。
士伟毕业后留在清华工作，1991年到日本去进修。他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给该校研究生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题讲座，并到京都、冈山等大学访问，先后向丸山松幸、近藤邦康、狭间直树、石田米子等教授请益，并与日本学术界人士广泛接触，切磋交流，学业大进。在士伟旅日期间，国内出版界已将康有为《大同书》的手稿本影印问世。这是康有为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1993年士伟回国，席不暇暖，立刻着手《大同书》手稿本与“定稿”本（实际未定，姑言之）之对勘工作，同时又将手稿本与“早期文稿”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发现：
（一）手稿本之一部分（前面部分）系在《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之基础上写成，但有所发展，迹象甚明。
（二）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大同书》之核心内容为“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方案”。根据上一点，便可看出，这是未弄清《大同书》前身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误断。实际上，此书与早期文稿一脉相承，它的核心内容是人道主义思想和平等思想。“社会改造方案”是康氏后来才逐步找到的用以表达这些思想的“制度外壳”。
（三）经过文字对勘，“早期文稿”、《大同书》手稿本和“定稿”本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初步确定为：手稿本不是别的，而是前后两者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抓住这个“过渡形态”，便可将康氏“大同”思想的演变过程看清楚。这项成果不仅把《大同书》成书过程的研究，推进了一步，而且还为康有为洗去一桩“冤案”——所谓“倒填日期”之说。康氏曾自称，三十岁之前“演大同之义”。过去，由于证据缺乏，情况不明，学术界多以为这是康氏“自我吹嘘”之言。现在看来，这倒真是康氏的“夫子自道”，只不过他对“大同”二字之理解，与后来一些学者的理解颇不相同罢了。
新见解的提出，意味着研究工作的“进展”，也表现着学术生命力的新机，这一切都离不开“预流”这种指导思想。这是第三代诸子百家的杰出代表陈寅恪先生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尽管我们对这种精神领悟不深，理解不透，但以整理“第三代诸子百家”学术成就为宗旨的《国学大师丛书》中，编入这样一册，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
1993年12月于北京大学
§§第一章 突破传统的藩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