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退居书斋
1928年后，与社会斗争实践和新学日益隔膜的章太炎思想日渐枯竭，便转而回到故纸堆中去重理旧业。
章太炎晚年的几部主要学术著作《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新出三体石经考》等，大都撰定于这段时间。他自述这段时间“说经主旨”是“春秋》专论大义，《尚书》务通训诂”，也大体符合实际情况。《春秋左氏传》是章太炎早年用力最勤研治的一部著作。诂经精舍时代撰述的《春秋左传读》，与康有为的公羊学观点论战时所写的《春秋左传读叙录》、《驳箴膏肓评》，都是他早年研治的成果。
《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共五卷，这部著作的特色是所谓“专论大义”，即专门探索《春秋》与《左传》的观点、理论、主张。在这部著作中，关于《春秋》与《左传》的编纂问题，章太炎提出了与前不同的见解。他否认“孔子作《春秋》”这一旧说，认为《春秋》系孔子据《鲁史》删定而成，也是“述而不作”。《春秋》详于鲁而疏于其他邦国，对于鲁国弑君事件又多隐讳，都是因为《鲁史》原来如此。《左传》不仅依据《鲁史》，而且综合了百国与诸官府的记录。“及孔子观周，具见百国与诸官府之所记载，甚翔实矣，然犹弗敢窜易者，鲁非周室，身非天王左右之史，不得取鲁史而遽定之，使同于王室之史也。是故存其旧文于经，而付其实事于丘明以为传。”尽管孔子是否曾与左丘明同观百国宝书还有争论，《春秋》与《左传》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广狭有别，对许多具体事件叙述有差异，这些论断却有相当大的说服力。《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对于孔子为什么修《春秋》以及《春秋》等史书究竟有什么社会价值等问题也提出了与前相异的见解。孔子为什么修《春秋》？章太炎断然否认“为褒贬而作”这一传统解释，也不承认康有为所鼓吹的托古改制、为百世制法那一套说法。他认为，孔子身当“四夷交侵，诸夏失统”之世，深知“欲存国性，独赖史书”；面临“王纲绝纽，乱政亟行”的严重局面，一心“禀时王之新命，采桓、文之伯制，同列国之贯利，见行事之善败，明祸福之征兆”，以“施于乱世”；这两者，方才是推动孔子躬为采集史记，加以删革，以使之可以行远的原因所在。孟子说过，《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前人多解释为孔子或褒或贬，用“正名”儆戒了那些“乱臣贼子”。章太炎认为，这一解释过于勉强。事实是古人作史，大多为了供君上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借鉴。史著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后之为上者因是以知所做，则乱贼自无所借手，何为而不惧乎？”对于历代研究《春秋》及《左传》者，章太炎早年较多肯定贾逵、服虔等人而对杜预则多所指责，这时则转而以杜预为唯一可取者，反映了他晚年重新笃信经古文学。
《尚书》，章太炎往昔“未甚研精”，原因在于他认为“六经之道同归，独《尚书》最残缺难理”，前人解说，大多为皮傅，强行疏释，会劳而无功。后来，他的弟子吴承仕根据敦煌发现的《尧典释文》，参照日本所藏《尚书》古本，对《尚书》作了专门研究，使他受到很大启发。1922年12月，洛阳发现用古文、篆、隶三体刻石的石经残碑，上面一部分为《尚书》，一部分为《春秋》，“古文、篆、隶几千八百字”，“凡《说文》所未录，《经典释文》所阙者，于是乎可考”，为此，他撰写了《新出三体石经考》。三体石经的发现，引起了他对《尚书》浓厚的兴趣。他这时所撰定的《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和《古文尚书拾遗》，力图依据上述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对《尚书》中许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词语提出自己的训释。他称自己的这两部著作“虽发露头角，于所不知，盖阙如也”，目的仅在于以此书给吴承仕作“执鞭前跸”，让吴承仕“有以恢之”。
这些著作，学术上都相当严谨，但也确有相当浓厚的“中华民国遗民”的“遗民”气息。《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一首条就说：“春秋》果垂法万世，抑无用于今邪？按：君臣之与长属，名号少殊，典礼有隆杀焉尔，之纲之纪，亦何差池？作乱犯上之诛，于今仍未替也。……如戎狄不称人，所以分北异族；以地叛必书，所以严为国防；王人必尊于诸侯，列国不得相役属，诱执有诛，失地示贬，并为时务为要。其余推极成败，表箸贤佞，经传具有其文。斯之法戒，百代同之，安得至今而废哉？”章太炎自述：“拙著《春秋疑义答问》，……此等书，在今人观之，不曰封建思想，则曰已陈之刍狗尔。仆亦岂敢云经世大业哉？王荆公废《春秋》，孙莘老及苏氏兄弟犹保存之，仆亦犹孙、苏之志耳。”他又说：“仆老不及见河清，惟有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之所以将晚年可贵的岁月消磨于此，系因为他对“河清”已不抱希望；致力民族文化与历史，是为了未来中华民族尚可据以复兴。然而，从对于《春秋左氏传》及《尚书》的研治经历，他还是看到了自己的思想与学业并未穷尽真理，而是与其他人一样，也有着许多不足之处。所以，他觉悟到：“学问之道，当以愚自处，不可自以为智。偶有所得，似为智矣，犹须自视若愚。古人谓：既学矣，患其不习也；既习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进学之方也。大氐治学之士，当如童蒙，务于所学熟读背诵，愚三次，智三次，学乃有成。”这当是他自己一生治学的经验总结。
研寻宋明理学家“治心之术”，借以释忿，是章太炎这一时期治学的又一重要内容。早先，他对宋明理学一直不愿问津，对王阳明尤多非议。《訄书》修订本第十篇题为《王学》，便责难“王守仁之立义至单”而又“无组织经纬”，“守仁以良知自贵，不务诵习”，而实际上是因袭旧说、缀辑故言，其学术“数传而后，用者徒以济诈，其言则只益缦简粗觕”。1906年，他在《民报》第九号发表的《遣王氏》，再一次认定“守仁之学至浅薄”，“其学既卑，其功又不足邵”。其后，随着他自己“真如”哲学体系逐步完成，他对王学的态度逐步有了变化。在《检论》卷四《议王》篇中，他反对以王学从政治国，而肯定了王学“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主观奋斗精神。所谓“敢直其身，敢行其意”，具体地说，就是：“夫群众所公是者，己未必厌也；精神之动，心术之流，有时犯众。人有所公惎，诚志悃款，欲制而不已者，虽骞于太古，违于礼俗，诛绝于《春秋》者，行之无悔焉。”1917年4月，章太炎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古学会”时，特别致函吴承仕，说：“仆近欲起学会，大致仍主王学，而为王学更进一步。”为什么呢？他解释说：“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直授大乘，所说多在禅智二门，虽云广集万善，然其语殊简也。孔、老、庄生，应世之言颇广，然平淡者难以激发，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证，恐今时未足应机。故今先举阳明以为权说，下者本与万善不违，而激发稍易，上者转进其说，乃入华梵圣道之门。”与《议王》篇相较，章太炎这时除去继续肯定了王学的主观战斗精神外，还较多地肯定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将这一哲学看作达于他的“真如”哲学的一个阶梯。1924年秋，他在为《王文成公全书》所写的题辞及后序中，重申了这些观点。
章太炎前后对于王学评价的不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章太炎自身前后思想的变化。前期，他对王学基本否定，表现出他敢于正视现实，对于实际进行着的革命斗争、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勇于依据实践的发展提高与修正自己的思想与认识。后来，他对王学转为基本肯定，则表现出在他同现实世界之间已经出现了隔阂，他对于斗争实际及发展前景已经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但是，他又没有足够的勇气与足够的力量修正自己的思想去适应现实世界的变化，而总幻想着依靠主观奋斗精神可以使自己的设想、方案演化为客观的现实。
蒋介石新军阀统治建立以后，章太炎自居为“中华民国遗民”，对于宋明理学的研治与评介同先前两个时期相比，又具特色。他对现实世界和正在进行着的政治、军事等等斗争，都已漠然置之。无论是对于国家政局的发展，还是对于五花八门的救国方案与建国纲领，他都不再抱有希望与信心。这一时期，他重新披阅宋明理学家们的著作，就他先前所很少关注的心性、理气问题发一点议论，用理学家言为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作诠释与印证，又用自己的哲学对理学家言进行批评与作出新解，并不是要给现实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武器，他的重点还是放在整理历史文化遗产，使自己的心绪得以从苦恼中解脱。
章太炎是背负着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重担走向社会、走向革命的。经过将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左冲右突，他疲乏了。他曾经向传统提出过挑战，曾经同旧文化英勇地搏击过，然而，现在他失去了现实土壤的支持，因袭的重担便反转来压倒了他。他重新皈依于旧文化，从中寻求慰藉与安身立命之所，以至于宣称：“文王、孔子之教，使人与禽兽殊绝，是泛行之术也。……逮今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所在蜂起，然则所以拯起之者，亦何高论哉？弟使人与禽兽殊绝耳。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谓弟子矣；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可谓成人矣；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此三者足以敦薄俗，立懦夫，于今救世之急，未有过于是者也。恢之以子路之行，博之以十五儒，义稍广矣；语之以致良知，论稍精矣；自是而上，随其资性，上规闵、冉，下希明道、白沙，则视其人之所为也。”文王、孔子之教，子路之行，王阳明致良知之语，统统都成了济世良药；孔子的弟子闵子骞、冉伯牛，程朱理学的肇始者程颢，明代“活孟子”陈献章，被树立为世人的楷模；章太炎确乎“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
然而，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又使得这位老人不忍心也不甘心以“民国遗民”和“宁静的学者”终其生。时局的最大变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严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致使日本侵略军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侵占了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接着，日军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悍然进攻上海，上海人民与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违背蒋介石的意愿，奋起抗战。这些事件，使章太炎受到了震动。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周时间，辽东与吉林千里江山便沦于日寇铁蹄蹂躏之下。眼看自己所手创的“中华民国”将灭亡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章太炎似乎已经宁静的心再也不能继续宁静下去了。然而，他还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缄默。他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总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东人睥睨辽东三十余年，经无数曲折，始下毒手。彼岂不欲骤得之哉？因伺衅而动耳。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与东人争，虽敝口瘏舌，焉能见听？所以默无一言也。”总司令，指的是蒋介石；副总司令，指的是时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他保持缄默，是因为深知蒋介石等当政者“畏葸怠玩”，难以指望。他保持缄默，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当时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的汪精卫等人借机在反蒋，而章太炎则认为，“校论宁、粤两方，宁方而秦会之，粤方则石敬瑭也”，去秦求石，“其愚缪亦太甚”；但支持蒋介石抗战，他又“逆计其人，爱国家不如爱自身，爱自身之人格尤不如爱自身之性命”；“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促蒋出兵，必不见听，是以默尔而息也”。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中国军队全部撤到关内，东北三省全部沦丧。章太炎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1月13日，他与马相伯、张一麐、李根源、沈钧儒、章士钊、黄炎培等联名发表通电，痛斥国民党当局“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要求国民党各派首领“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不然，即“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1月19日，他又与张一麐、沈钧儒、李根源等联名通电，高度赞扬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战的壮烈行动，强调“国家兴亡之事，政府可恃则恃之，不可恃则人民自任之”，要求“全国智勇之士，共起图之”。
“一·二八”事变中，上海军民奋起抗战，使章太炎受到很大鼓舞。他在《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中写道：“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东向死敌，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上海民众“馈饷持橐”，救护伤员，更使他为之感动。他感慨万分地说：“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从这里，他看到了民族与国家希望之所在。为了劝告张学良出兵东北，讨伐敌寇，2月23日，他离沪北上，于29日到达北京。在北京，他分访张学良和蛰居的吴佩孚等人，大声疾呼：“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惟坐以待亡。战胜无论已，不幸败衄，至少亦可转换世界之视听，予以同情之援助。”他寓居西城花园饭店，张学良去拜访他，他代东南民众呼吁出兵，慷慨激昂，“声震屋瓦”。可是，就在他赴京游说期间，蒋介石与汪精卫集团加紧破坏上海军民抗战，日军乘机增兵发动总攻，3月1日晚，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接着，国民党政府便派出代表，同日本侵略者就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进行谈判。这些消息，使章太炎怒不可遏，他于是断然拒绝出席蒋、汪策划在洛阳召开的所谓“容纳各方意见”的“国难会议”。他在致国民党当局书中痛斥他们“视关东为不毛”，“视河朔如化外”，要求他们拿出实际行动，且先全力加强辽西与热河的防务，不要再用空洞的许诺骗人。“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若当事者志在屈伏，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仆民国荒夫，焉能为党国诸贤任过也！”
在北京，他待了将近三个月，苦口婆心，却未能如愿。6月初，他返回上海。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下，抗日救亡运动暂时趋于低落。章太炎在这沉闷的政治空气中，重新以治理经学自遣。这年夏，盛暑之中，撰成《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与《古文尚书拾遗》；秋，应南社诗人金天翮、同光派诗人陈衍等邀请，到苏州讲了一个月的学，“范以四经而表以二贤。四经者，谓《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二贤者，则范（仲淹）、顾（炎武）二公”。冬，又在上海撰定《广论语骈枝》。之所以“范以四经”，据他自己解释，是因为在他看来：“自《论语》而外，括囊民义，不涉天道，莫正于《大学》；奋厉志行，兼综儒侠，莫隆于《儒行》；导扬天性，遏绝悖德，莫尚于《孝经》；辅存礼教，维系民俗，莫要于《丧服》。”1933年1月，李根源、金天翮、陈衍等在苏州成立国学会，“本声应气求之义，商讨国学”，章太炎亦列名为会员。而就在这时，由于长城内外形势日益峻急，抗日救亡运动又转趋高涨，章太炎便又放下了经书，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1933年1月12日，西北军首脑冯玉祥特派代表来沪与章太炎联络，对章表示“拳拳服膺之意”，并致书于章，说：“迩者日寇凭凌，外侮益急，自榆关陷落以来，华北之屏藩已撤，河朔数省随时可为东北三省之续。黄帝子孙其遂将低首下心、甘为夷虏乎？举目河山，日蹙月削，忿愤之怀，曷可言耶！……倘有赴难之机，决不惜一切之牺牲也。”章太炎从冯玉祥的军事准备中看到了“一线光明，令人有望”，立即复信，对于冯玉祥的部署给予支持，赞许冯“为国干城，出于真性”，并首次明确指斥了蒋介石大敌当前、却仍倾其全力于“剿共”的反动政策：“观当局处事，只以规避为能。外患方亟，而彼又托名剿共，只身西上。似此情形，恐有如前清西太后所言‘宁送朋友，不送家奴’。此虽剖出心肝而与之言，亦未见听从也。”3月，热河全省沦陷，章太炎通电全国，对蒋介石“剿共”卖国政策公开进行谴责。他在通电中写道：“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前此沈阳之变，不加抵抗，犹谓准备未完。逮上海战事罢后，边疆无事者八九月，斯时正可置备军械，简练士卒，以图最后之一战。乃主持军事者绝不关心于此，反以剿匪名义，自图规避。驯自今日热河衅起，才及旬余，十五万军同时溃退。”为此，他提议：“应请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章太炎的这些言论，特别是他不满蒋介石军事“剿共”的思想动向，使蒋介石一伙如同芒刺在身。身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继受命劝告章太炎：“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悲愤地给张继写去一信，责问张继：“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吾之于人，不念旧恶，但论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及前岁关东事起，吾于往事，即置之不言。幸其兵力尚盛，谓犹有恢复之望也，不图侵寻二岁，动与念违。……年已耆艾，唯望以中华民国人民之名表吾墓道，乃今亦几不可得。”
1933年春、夏间，在长城沿线，多次发生同日军的激战。3月，宋哲元部在喜峰口一带阻击日军，章太炎立即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名发表“三老宣言”，号召人们“以赴汤蹈火之精神，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励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又单独致书宋哲元，要他在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时，应当“便宜从事”即不理睬当局的乱命。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随即发动了察哈尔抗战。章太炎与马相伯致电冯玉祥：“执事之心，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心；执事之言，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言；执事之行，必能彻底领导全国有血气者之行。某等虽在暮年，一息尚存，必随全国民众为执事后盾。”察哈尔抗战因蒋介石、汪精卫的掣肘破坏而受挫，冯玉祥被迫去职。章太炎对冯深表同情，又专门致书冯玉祥说：“自察事结束后，华北形势，愈走愈歧。主军政者虽一意媚日，而日又不受彼之媚。南方则赤军炽盛，当之辄败。料彼固无自存之理，然继之者亦甚棘手矣。”
这时，国民党当局加紧取缔抗日言论，压制爱国运动，抗日救亡的热潮又为阴郁沉闷的空气所代替。章太炎于是发起成立“光复学会”。他说：“窃意国之存亡，只视人材盛衰。当今可与共安危者，盖亦少数而已。不有人材踵起，危局断难支持。顷与友人发起光复学会，意在以学术振起人心，其效虽缓，然亦可以不敝。”1934年冬，他又发起筹设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年春，章太炎突然患鼻衄即鼻咽癌，蒋介石派遣丁惟汾专程来苏“致中央问疾之意”，且以“都下故人”名义馈赠一万元，作为章氏疗疾的医药费。章太炎就用这笔钱作为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经费。4月，开办了章氏星期讲演会，共讲六期，各期讲题分别为《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一一都有记录单行出版，许多倡导尊孔读经及鼓吹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的报刊也广为刊载。9月，又正式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录取了一百多名学生，由他本人主讲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略说，由他的弟子分讲各专题课。同时，创办《制言》杂志，作为他们宣扬和研治“国学”的专门阵地。这时，章太炎已举家迁到苏州，先住在侍其巷双树草堂，后迁入锦帆路五十号新居。章氏国学讲习会即设在这里。学员们在这里讨论着《尧典》的真伪、古声韵上的发明，似乎又不复食人间烟火。然而，章太炎并未忘却日寇的铁蹄。当日本加紧蚕食华北时，章太炎便在私人书信中写道：“平津事状如此，不过二年，金陵王气亦收耳。当局尚禁人议论外交，挑拨恶感，何哉？岂谓南宋诸公为之未工，而欲以后来居上耶？事败后，宦囊饱者不过向欧美一溜，吾辈窭人，坐作亡国奴矣。迩来讲学，仍自竭力，非曰好为迂阔，自靖自献，舍此莫由。”
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前所未有的高潮。章太炎“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当局对爱国学生“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他曾专门致电平津卫戍司令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1936年1月29日，他给冯玉祥写了一封长信，指出：上下相疑，人心渐去，赏罚倒置，这三者是国民党政府的致命伤，也是日寇之所以能够横行于中国的主要条件。这三者不根本消除，只讲所谓购械、练兵，“纵令械精兵练，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耳。”为此，他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做到“应之以实不以文，行之以诚不以诈”。5月，蒋介石亲笔致函章太炎，“属以共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6月4日，章太炎特地函复蒋介石，告诫他：对于国人，“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
这封答蒋介石书，成了章太炎陈述自己政见的最后一篇文字。在写这封信前两三天，他鼻子里一块肿瘤突然脱落，身体就已不适。在写了这封信以后不过10天，6月14日上午7时45分，他就因鼻咽癌、胆囊炎、疟疾、气喘病并发，溘然长逝。7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说：“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屈恒研精经述，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事，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张群唁电称章太炎为“革命先进，国学大师”。钱玄同挽联对章太炎一生作了一个概括：“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土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无闻。”鲁迅专门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这是对章太炎一生公允的评价。
章太炎晚年的几部主要学术著作《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新出三体石经考》等，大都撰定于这段时间。他自述这段时间“说经主旨”是“春秋》专论大义，《尚书》务通训诂”，也大体符合实际情况。《春秋左氏传》是章太炎早年用力最勤研治的一部著作。诂经精舍时代撰述的《春秋左传读》，与康有为的公羊学观点论战时所写的《春秋左传读叙录》、《驳箴膏肓评》，都是他早年研治的成果。
《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共五卷，这部著作的特色是所谓“专论大义”，即专门探索《春秋》与《左传》的观点、理论、主张。在这部著作中，关于《春秋》与《左传》的编纂问题，章太炎提出了与前不同的见解。他否认“孔子作《春秋》”这一旧说，认为《春秋》系孔子据《鲁史》删定而成，也是“述而不作”。《春秋》详于鲁而疏于其他邦国，对于鲁国弑君事件又多隐讳，都是因为《鲁史》原来如此。《左传》不仅依据《鲁史》，而且综合了百国与诸官府的记录。“及孔子观周，具见百国与诸官府之所记载，甚翔实矣，然犹弗敢窜易者，鲁非周室，身非天王左右之史，不得取鲁史而遽定之，使同于王室之史也。是故存其旧文于经，而付其实事于丘明以为传。”尽管孔子是否曾与左丘明同观百国宝书还有争论，《春秋》与《左传》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广狭有别，对许多具体事件叙述有差异，这些论断却有相当大的说服力。《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对于孔子为什么修《春秋》以及《春秋》等史书究竟有什么社会价值等问题也提出了与前相异的见解。孔子为什么修《春秋》？章太炎断然否认“为褒贬而作”这一传统解释，也不承认康有为所鼓吹的托古改制、为百世制法那一套说法。他认为，孔子身当“四夷交侵，诸夏失统”之世，深知“欲存国性，独赖史书”；面临“王纲绝纽，乱政亟行”的严重局面，一心“禀时王之新命，采桓、文之伯制，同列国之贯利，见行事之善败，明祸福之征兆”，以“施于乱世”；这两者，方才是推动孔子躬为采集史记，加以删革，以使之可以行远的原因所在。孟子说过，《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前人多解释为孔子或褒或贬，用“正名”儆戒了那些“乱臣贼子”。章太炎认为，这一解释过于勉强。事实是古人作史，大多为了供君上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借鉴。史著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后之为上者因是以知所做，则乱贼自无所借手，何为而不惧乎？”对于历代研究《春秋》及《左传》者，章太炎早年较多肯定贾逵、服虔等人而对杜预则多所指责，这时则转而以杜预为唯一可取者，反映了他晚年重新笃信经古文学。
《尚书》，章太炎往昔“未甚研精”，原因在于他认为“六经之道同归，独《尚书》最残缺难理”，前人解说，大多为皮傅，强行疏释，会劳而无功。后来，他的弟子吴承仕根据敦煌发现的《尧典释文》，参照日本所藏《尚书》古本，对《尚书》作了专门研究，使他受到很大启发。1922年12月，洛阳发现用古文、篆、隶三体刻石的石经残碑，上面一部分为《尚书》，一部分为《春秋》，“古文、篆、隶几千八百字”，“凡《说文》所未录，《经典释文》所阙者，于是乎可考”，为此，他撰写了《新出三体石经考》。三体石经的发现，引起了他对《尚书》浓厚的兴趣。他这时所撰定的《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和《古文尚书拾遗》，力图依据上述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对《尚书》中许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词语提出自己的训释。他称自己的这两部著作“虽发露头角，于所不知，盖阙如也”，目的仅在于以此书给吴承仕作“执鞭前跸”，让吴承仕“有以恢之”。
这些著作，学术上都相当严谨，但也确有相当浓厚的“中华民国遗民”的“遗民”气息。《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一首条就说：“春秋》果垂法万世，抑无用于今邪？按：君臣之与长属，名号少殊，典礼有隆杀焉尔，之纲之纪，亦何差池？作乱犯上之诛，于今仍未替也。……如戎狄不称人，所以分北异族；以地叛必书，所以严为国防；王人必尊于诸侯，列国不得相役属，诱执有诛，失地示贬，并为时务为要。其余推极成败，表箸贤佞，经传具有其文。斯之法戒，百代同之，安得至今而废哉？”章太炎自述：“拙著《春秋疑义答问》，……此等书，在今人观之，不曰封建思想，则曰已陈之刍狗尔。仆亦岂敢云经世大业哉？王荆公废《春秋》，孙莘老及苏氏兄弟犹保存之，仆亦犹孙、苏之志耳。”他又说：“仆老不及见河清，惟有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之所以将晚年可贵的岁月消磨于此，系因为他对“河清”已不抱希望；致力民族文化与历史，是为了未来中华民族尚可据以复兴。然而，从对于《春秋左氏传》及《尚书》的研治经历，他还是看到了自己的思想与学业并未穷尽真理，而是与其他人一样，也有着许多不足之处。所以，他觉悟到：“学问之道，当以愚自处，不可自以为智。偶有所得，似为智矣，犹须自视若愚。古人谓：既学矣，患其不习也；既习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进学之方也。大氐治学之士，当如童蒙，务于所学熟读背诵，愚三次，智三次，学乃有成。”这当是他自己一生治学的经验总结。
研寻宋明理学家“治心之术”，借以释忿，是章太炎这一时期治学的又一重要内容。早先，他对宋明理学一直不愿问津，对王阳明尤多非议。《訄书》修订本第十篇题为《王学》，便责难“王守仁之立义至单”而又“无组织经纬”，“守仁以良知自贵，不务诵习”，而实际上是因袭旧说、缀辑故言，其学术“数传而后，用者徒以济诈，其言则只益缦简粗觕”。1906年，他在《民报》第九号发表的《遣王氏》，再一次认定“守仁之学至浅薄”，“其学既卑，其功又不足邵”。其后，随着他自己“真如”哲学体系逐步完成，他对王学的态度逐步有了变化。在《检论》卷四《议王》篇中，他反对以王学从政治国，而肯定了王学“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主观奋斗精神。所谓“敢直其身，敢行其意”，具体地说，就是：“夫群众所公是者，己未必厌也；精神之动，心术之流，有时犯众。人有所公惎，诚志悃款，欲制而不已者，虽骞于太古，违于礼俗，诛绝于《春秋》者，行之无悔焉。”1917年4月，章太炎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古学会”时，特别致函吴承仕，说：“仆近欲起学会，大致仍主王学，而为王学更进一步。”为什么呢？他解释说：“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直授大乘，所说多在禅智二门，虽云广集万善，然其语殊简也。孔、老、庄生，应世之言颇广，然平淡者难以激发，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证，恐今时未足应机。故今先举阳明以为权说，下者本与万善不违，而激发稍易，上者转进其说，乃入华梵圣道之门。”与《议王》篇相较，章太炎这时除去继续肯定了王学的主观战斗精神外，还较多地肯定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将这一哲学看作达于他的“真如”哲学的一个阶梯。1924年秋，他在为《王文成公全书》所写的题辞及后序中，重申了这些观点。
章太炎前后对于王学评价的不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章太炎自身前后思想的变化。前期，他对王学基本否定，表现出他敢于正视现实，对于实际进行着的革命斗争、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勇于依据实践的发展提高与修正自己的思想与认识。后来，他对王学转为基本肯定，则表现出在他同现实世界之间已经出现了隔阂，他对于斗争实际及发展前景已经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但是，他又没有足够的勇气与足够的力量修正自己的思想去适应现实世界的变化，而总幻想着依靠主观奋斗精神可以使自己的设想、方案演化为客观的现实。
蒋介石新军阀统治建立以后，章太炎自居为“中华民国遗民”，对于宋明理学的研治与评介同先前两个时期相比，又具特色。他对现实世界和正在进行着的政治、军事等等斗争，都已漠然置之。无论是对于国家政局的发展，还是对于五花八门的救国方案与建国纲领，他都不再抱有希望与信心。这一时期，他重新披阅宋明理学家们的著作，就他先前所很少关注的心性、理气问题发一点议论，用理学家言为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作诠释与印证，又用自己的哲学对理学家言进行批评与作出新解，并不是要给现实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武器，他的重点还是放在整理历史文化遗产，使自己的心绪得以从苦恼中解脱。
章太炎是背负着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重担走向社会、走向革命的。经过将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左冲右突，他疲乏了。他曾经向传统提出过挑战，曾经同旧文化英勇地搏击过，然而，现在他失去了现实土壤的支持，因袭的重担便反转来压倒了他。他重新皈依于旧文化，从中寻求慰藉与安身立命之所，以至于宣称：“文王、孔子之教，使人与禽兽殊绝，是泛行之术也。……逮今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所在蜂起，然则所以拯起之者，亦何高论哉？弟使人与禽兽殊绝耳。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谓弟子矣；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可谓成人矣；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此三者足以敦薄俗，立懦夫，于今救世之急，未有过于是者也。恢之以子路之行，博之以十五儒，义稍广矣；语之以致良知，论稍精矣；自是而上，随其资性，上规闵、冉，下希明道、白沙，则视其人之所为也。”文王、孔子之教，子路之行，王阳明致良知之语，统统都成了济世良药；孔子的弟子闵子骞、冉伯牛，程朱理学的肇始者程颢，明代“活孟子”陈献章，被树立为世人的楷模；章太炎确乎“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
然而，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又使得这位老人不忍心也不甘心以“民国遗民”和“宁静的学者”终其生。时局的最大变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严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致使日本侵略军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侵占了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接着，日军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悍然进攻上海，上海人民与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违背蒋介石的意愿，奋起抗战。这些事件，使章太炎受到了震动。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周时间，辽东与吉林千里江山便沦于日寇铁蹄蹂躏之下。眼看自己所手创的“中华民国”将灭亡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章太炎似乎已经宁静的心再也不能继续宁静下去了。然而，他还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缄默。他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总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东人睥睨辽东三十余年，经无数曲折，始下毒手。彼岂不欲骤得之哉？因伺衅而动耳。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与东人争，虽敝口瘏舌，焉能见听？所以默无一言也。”总司令，指的是蒋介石；副总司令，指的是时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他保持缄默，是因为深知蒋介石等当政者“畏葸怠玩”，难以指望。他保持缄默，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当时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的汪精卫等人借机在反蒋，而章太炎则认为，“校论宁、粤两方，宁方而秦会之，粤方则石敬瑭也”，去秦求石，“其愚缪亦太甚”；但支持蒋介石抗战，他又“逆计其人，爱国家不如爱自身，爱自身之人格尤不如爱自身之性命”；“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促蒋出兵，必不见听，是以默尔而息也”。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中国军队全部撤到关内，东北三省全部沦丧。章太炎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1月13日，他与马相伯、张一麐、李根源、沈钧儒、章士钊、黄炎培等联名发表通电，痛斥国民党当局“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要求国民党各派首领“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不然，即“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1月19日，他又与张一麐、沈钧儒、李根源等联名通电，高度赞扬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战的壮烈行动，强调“国家兴亡之事，政府可恃则恃之，不可恃则人民自任之”，要求“全国智勇之士，共起图之”。
“一·二八”事变中，上海军民奋起抗战，使章太炎受到很大鼓舞。他在《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中写道：“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东向死敌，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上海民众“馈饷持橐”，救护伤员，更使他为之感动。他感慨万分地说：“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从这里，他看到了民族与国家希望之所在。为了劝告张学良出兵东北，讨伐敌寇，2月23日，他离沪北上，于29日到达北京。在北京，他分访张学良和蛰居的吴佩孚等人，大声疾呼：“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惟坐以待亡。战胜无论已，不幸败衄，至少亦可转换世界之视听，予以同情之援助。”他寓居西城花园饭店，张学良去拜访他，他代东南民众呼吁出兵，慷慨激昂，“声震屋瓦”。可是，就在他赴京游说期间，蒋介石与汪精卫集团加紧破坏上海军民抗战，日军乘机增兵发动总攻，3月1日晚，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接着，国民党政府便派出代表，同日本侵略者就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进行谈判。这些消息，使章太炎怒不可遏，他于是断然拒绝出席蒋、汪策划在洛阳召开的所谓“容纳各方意见”的“国难会议”。他在致国民党当局书中痛斥他们“视关东为不毛”，“视河朔如化外”，要求他们拿出实际行动，且先全力加强辽西与热河的防务，不要再用空洞的许诺骗人。“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若当事者志在屈伏，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仆民国荒夫，焉能为党国诸贤任过也！”
在北京，他待了将近三个月，苦口婆心，却未能如愿。6月初，他返回上海。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下，抗日救亡运动暂时趋于低落。章太炎在这沉闷的政治空气中，重新以治理经学自遣。这年夏，盛暑之中，撰成《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与《古文尚书拾遗》；秋，应南社诗人金天翮、同光派诗人陈衍等邀请，到苏州讲了一个月的学，“范以四经而表以二贤。四经者，谓《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二贤者，则范（仲淹）、顾（炎武）二公”。冬，又在上海撰定《广论语骈枝》。之所以“范以四经”，据他自己解释，是因为在他看来：“自《论语》而外，括囊民义，不涉天道，莫正于《大学》；奋厉志行，兼综儒侠，莫隆于《儒行》；导扬天性，遏绝悖德，莫尚于《孝经》；辅存礼教，维系民俗，莫要于《丧服》。”1933年1月，李根源、金天翮、陈衍等在苏州成立国学会，“本声应气求之义，商讨国学”，章太炎亦列名为会员。而就在这时，由于长城内外形势日益峻急，抗日救亡运动又转趋高涨，章太炎便又放下了经书，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1933年1月12日，西北军首脑冯玉祥特派代表来沪与章太炎联络，对章表示“拳拳服膺之意”，并致书于章，说：“迩者日寇凭凌，外侮益急，自榆关陷落以来，华北之屏藩已撤，河朔数省随时可为东北三省之续。黄帝子孙其遂将低首下心、甘为夷虏乎？举目河山，日蹙月削，忿愤之怀，曷可言耶！……倘有赴难之机，决不惜一切之牺牲也。”章太炎从冯玉祥的军事准备中看到了“一线光明，令人有望”，立即复信，对于冯玉祥的部署给予支持，赞许冯“为国干城，出于真性”，并首次明确指斥了蒋介石大敌当前、却仍倾其全力于“剿共”的反动政策：“观当局处事，只以规避为能。外患方亟，而彼又托名剿共，只身西上。似此情形，恐有如前清西太后所言‘宁送朋友，不送家奴’。此虽剖出心肝而与之言，亦未见听从也。”3月，热河全省沦陷，章太炎通电全国，对蒋介石“剿共”卖国政策公开进行谴责。他在通电中写道：“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前此沈阳之变，不加抵抗，犹谓准备未完。逮上海战事罢后，边疆无事者八九月，斯时正可置备军械，简练士卒，以图最后之一战。乃主持军事者绝不关心于此，反以剿匪名义，自图规避。驯自今日热河衅起，才及旬余，十五万军同时溃退。”为此，他提议：“应请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章太炎的这些言论，特别是他不满蒋介石军事“剿共”的思想动向，使蒋介石一伙如同芒刺在身。身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继受命劝告章太炎：“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悲愤地给张继写去一信，责问张继：“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吾之于人，不念旧恶，但论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及前岁关东事起，吾于往事，即置之不言。幸其兵力尚盛，谓犹有恢复之望也，不图侵寻二岁，动与念违。……年已耆艾，唯望以中华民国人民之名表吾墓道，乃今亦几不可得。”
1933年春、夏间，在长城沿线，多次发生同日军的激战。3月，宋哲元部在喜峰口一带阻击日军，章太炎立即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名发表“三老宣言”，号召人们“以赴汤蹈火之精神，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励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又单独致书宋哲元，要他在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时，应当“便宜从事”即不理睬当局的乱命。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随即发动了察哈尔抗战。章太炎与马相伯致电冯玉祥：“执事之心，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心；执事之言，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言；执事之行，必能彻底领导全国有血气者之行。某等虽在暮年，一息尚存，必随全国民众为执事后盾。”察哈尔抗战因蒋介石、汪精卫的掣肘破坏而受挫，冯玉祥被迫去职。章太炎对冯深表同情，又专门致书冯玉祥说：“自察事结束后，华北形势，愈走愈歧。主军政者虽一意媚日，而日又不受彼之媚。南方则赤军炽盛，当之辄败。料彼固无自存之理，然继之者亦甚棘手矣。”
这时，国民党当局加紧取缔抗日言论，压制爱国运动，抗日救亡的热潮又为阴郁沉闷的空气所代替。章太炎于是发起成立“光复学会”。他说：“窃意国之存亡，只视人材盛衰。当今可与共安危者，盖亦少数而已。不有人材踵起，危局断难支持。顷与友人发起光复学会，意在以学术振起人心，其效虽缓，然亦可以不敝。”1934年冬，他又发起筹设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年春，章太炎突然患鼻衄即鼻咽癌，蒋介石派遣丁惟汾专程来苏“致中央问疾之意”，且以“都下故人”名义馈赠一万元，作为章氏疗疾的医药费。章太炎就用这笔钱作为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经费。4月，开办了章氏星期讲演会，共讲六期，各期讲题分别为《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一一都有记录单行出版，许多倡导尊孔读经及鼓吹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的报刊也广为刊载。9月，又正式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录取了一百多名学生，由他本人主讲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略说，由他的弟子分讲各专题课。同时，创办《制言》杂志，作为他们宣扬和研治“国学”的专门阵地。这时，章太炎已举家迁到苏州，先住在侍其巷双树草堂，后迁入锦帆路五十号新居。章氏国学讲习会即设在这里。学员们在这里讨论着《尧典》的真伪、古声韵上的发明，似乎又不复食人间烟火。然而，章太炎并未忘却日寇的铁蹄。当日本加紧蚕食华北时，章太炎便在私人书信中写道：“平津事状如此，不过二年，金陵王气亦收耳。当局尚禁人议论外交，挑拨恶感，何哉？岂谓南宋诸公为之未工，而欲以后来居上耶？事败后，宦囊饱者不过向欧美一溜，吾辈窭人，坐作亡国奴矣。迩来讲学，仍自竭力，非曰好为迂阔，自靖自献，舍此莫由。”
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前所未有的高潮。章太炎“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当局对爱国学生“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他曾专门致电平津卫戍司令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1936年1月29日，他给冯玉祥写了一封长信，指出：上下相疑，人心渐去，赏罚倒置，这三者是国民党政府的致命伤，也是日寇之所以能够横行于中国的主要条件。这三者不根本消除，只讲所谓购械、练兵，“纵令械精兵练，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耳。”为此，他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做到“应之以实不以文，行之以诚不以诈”。5月，蒋介石亲笔致函章太炎，“属以共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6月4日，章太炎特地函复蒋介石，告诫他：对于国人，“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
这封答蒋介石书，成了章太炎陈述自己政见的最后一篇文字。在写这封信前两三天，他鼻子里一块肿瘤突然脱落，身体就已不适。在写了这封信以后不过10天，6月14日上午7时45分，他就因鼻咽癌、胆囊炎、疟疾、气喘病并发，溘然长逝。7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说：“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屈恒研精经述，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事，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张群唁电称章太炎为“革命先进，国学大师”。钱玄同挽联对章太炎一生作了一个概括：“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土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无闻。”鲁迅专门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这是对章太炎一生公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