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联省自治
脱离护法战争不久，章太炎转向倡导“联省自治”，企图以此对抗北洋军阀政府，并以此抵制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阀假借“护法”之名扩张自己地盘。他认为，岑春煊所主持的南方护法军政府已经瓦解，“军府亡，则无以拒北贼。独言自治同盟，可尽靖献之义耳”。“联省自治”一词，便是他这时所说的“自治同盟”，系他本人根据张继的建议改定。
1920年6月，湖南南军克复长沙，7月22日，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发表治湘宣言，主张湖南自治。不久，谭延闿特派专使来沪，迎迓章太炎赴长沙。11月1日，谭延闿通电全国，明确提出：“此后各省以武力戡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仍宜互结精神，实行联省自治。”2日，又以湘军全体将领名义通电宣布，湖南将以率先实行自治，“以树联省自治之基”。与之紧相呼应，章太炎发表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和一系列通电系统，阐述了他关于“联省自治”的观点与主张。
章太炎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包括实行“各省自治”、“联省自治”和“层累以成联省政府”三个阶段。“其间步骤，本分三期，有省自治而后有联省自治，有联省自治而后有联省政府。节次稍差，便为躐等。”而其基础，则是“各省自治”。具体地说，就是：“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令省长处省城，而督军居要塞，分地而处，则军民两政，自不相牵；其有跨越兼圻，称巡阅使或联军总司令者，斯皆割据之端，亟宜划去。”
章太炎之所以力主“联省自治”，是希图用这个办法来削弱以至取消中央集权制度。他认为，频年扰乱，都是以中央政府为其厉阶，因之，有中央政府还不如没有中央政府。中国既不能绝对无政府，则应当尽量使地方权力加重而使中央权力减轻。为此，他写道：“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藉过高，致总统、总理二职为夸者所必争，而得此者，又率归于军阀。攘夺一生，内变旋作，祸始京邑，鱼烂及于四方。非不预置国会，以相监察，以卵触石，徒自碎耳。今宜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如是，政府虽存，等于虚牝，自无争位攘权之事。”武昌起义以来的政局表明，专制主义势力盘根错节，他们亟力将中央政权牢牢把持在手中，以遂其私，虽然设置了国会等等，也无奈他们何。章太炎以为必须改为虚置中央政府，才可将问题解决。
章太炎的这些论点与主张，反映了他对北洋军阀霸占中央政权的强烈不满，投合了那些既不愿屈从北洋军阀统治、又不想依附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阀的地方势力希图自保的需要。一时间，继湖南之后，四川、贵州、浙江乃至云南、广东等省纷纷宣布自治，表示响应的还有陕西、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湖南、四川、浙江、江苏、贵州等省还闹闹嚷嚷地开始制定省宪法。章太炎与这些地方首脑频繁地电信往还，俨然成了“联省自治”运动中运筹帷幄的一个中心人物。
就章太炎本人而言，“联省自治”，不过是他建立“民国共和”的种种方案迭遭失败以后，希冀摆脱政治窘境的新的政治构想。他坚持“联省自治”必须以各省自治为其基础，“未有各省自治而先有联省自治，是舍实责虚也；未有联省自治而先有联省政府，则启宠纳侮也”。他要求做到：“现在之南北政府，但视以栖流所；现在之总统、总裁与未来之大元帅、非常总统，但视以僧纲丐头；现在之旧国会，但视以失业流民；现在之新选举，但视以烧香集市；废兴生灭，任其自然。总不使干预省事。”然而，想用这一办法实现所谓民治主义，一不见容于凭恃实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直系军阀，二不见容于依靠军事专制控制自己地盘而只想用“省宪”来给自己装潢一下的那些地方军阀。1921年夏，吴佩孚率军南下，打败了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军，做了两湖巡阅使，给“联省自治”运动一个沉重打击。1922年四五月间，吴佩孚指挥直系武力同张作霖的奉系势力进行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将张作霖逐往关外。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打出了恢复“法统”、召集旧国会以及拥护黎元洪复大总统之位的旗号，给了“联省自治”运动更大的打击。
章太炎眼看“联省自治”运动即将全军覆没，异常焦急，于是又极力鼓吹“废巡阅使”、“撤驻防军”和“撤中央直辖军”，并直接致电曹锟、吴佩孚，要他们“毅然废巡阅使，以兵柄还付各省，以自治还付省民”，说明非如此，则“恢复旧国会，是谓舞文，召集国是会议，是谓惑众；拥护黄陂复位，是谓囚尧；凡讲法体，皆为巡阅使作承宣官”。然而，是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要他们自行取消巡阅使，当然无异与虎谋皮。章太炎又曾密函黎元洪，劝黎“坚卧不出，以俟其弊，逮及局势不支，迫害已甚，而后勉起就之”，不料，黎元洪根本没有理睬，便贸然由津入京，宣布就总统职。这更使章太炎嗟叹不已。
不甘于“联省自治”就此偃旗息鼓的章太炎，为了同曹锟、吴佩孚等倡导的恢复“法统”相对抗，于1922年6月又提出了一套实行“大改革”以“定国本”的主张。鉴于临时约法中关于国家政权体制的规定以及依照临时约法而产生的国会、总统，现在都已成了曹锟、吴佩孚等人的掌中玩物，章太炎提出，大改革，首先就要改革这三样东西。“所改革者云何？曰：现行约法、现式国会、现式元首是。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元首定于一尊。引生战争，此三大物者。三大物不变，中国不可一日安也。”究竟怎样改革呢？章太炎要求：一要“先由各省自制宪法，次定联省宪法”，用以取代约法和天坛宪法；二要由省议会或各法团负责制定省宪法，由省议会议员负责制定联省宪法，而后“乃设联省参议院”，用以取代“趋附势力，绝无操守，大节逾闲者”居多的现式国会；三要“废去大总统一职，以委员制行之”——“员额既多，则欲得者自有余地；权力分散，则枭鸷者不得擅场；集思广益，则夸诞者不容恣言，仁柔者不忧寡助”。为了使他这里所说的大改革不至变成纸上谈兵，他在各省省议会、各教育会省商会、省农会、省工会、省银行公会、省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等在上海举行的“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议委员会”中反复申述自己的主张，将这些主张写入他们所草拟的宪法草案，企图用以取代当年袁世凯统治时期拟定，曹锟、吴佩孚力谋使之在国会正式通过的“天坛宪法”。同时，他还同褚辅成等人发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企图用以抵制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主义。然而吴佩孚仍然我行我素，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1923年4月，章太炎通电湘、川、滇、黔、浙、闽等十省省长、督军，痛斥“独彼直系，包藏祸心，始终以武力统一主义，破坏自治”，要求“南北十省，唯当以自治名义联拒寇仇”。联省自治这时实际上已成为联督自治，省宪非但没有成为民治的保障，反做了军阀政府争权夺利的旗号。
在北方，1923年6月，曹锟制造北京军警变乱，逼走总统黎元洪；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为与曹锟对抗，章太炎发起在沪召开各省代表会议，树立联治之先声。1924年3月，吴佩孚强令湖南取消自治，章太炎致电湖南省议会及各军官，要他们坚决维护省宪，万不可取消省自治。7月下旬，他倡导建立的联省自治促进会举行的筹备会致电各省议会，痛斥曹、吴一伙“以断送东三省铁道、举办德发债票、承认金法郎案卖国求逞为得计”，“以人民生命为儿戏，以地方财政供牺牲”，再一次呼吁“打破旧有一切团体，以联治主义为结合之中心”。10月奉直战争中冯玉祥倒戈反对曹、吴，章太炎两次发表《改革意见书》，以为统一不如分治，建议地方在省自治之上分为数国，中央建立行政委员会，采取合议制。“观曹、吴所以能为乱者，则北洋派之武力统一主义为之根本。今不去其根本，而徒以解决曹、吴为快，后有北洋派继之，则仍一曹、吴也。是故归之行政委员制，以合议易总裁，则一人不能独行其北洋传统政策。”所谓实行行政委员制，所谓合议制，就是用瑞士的合议制与苏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制取代总统制。他说：“大总统一职，为殉权者所必争，民国十一年中，乱事数起，皆由争此大位而成，如投骨然，引狗使相噬也。……然则大位之引争端，实与帝王无异，顾其害则较帝王尤剧。”他认为，这些年来曾居元首者无过三种人才：一者枭鸷；二者狂妄；三者仁柔。或威福自专，或将相上逼，或游移于二者之间。而若采用合议制，“以诸委员行之，员额既多，则欲得者自有余地；权力分散，则枭鸷者不得擅场；集思广益，则狂妄者不容恣言，而仁柔者不忧无助。是故当其选举也，则争不至于甚剧，及其处机也，则乱不至于猝生。自是而后，祸乱庶几少弭矣。”
对于国会，1924年初章太炎致书章士钊说：“吾前在日本，逆知代议制度不适于中土，其后归国竟噤口不言者，盖以众人所咻，契约已定，非一人所能改革，且国会再被解散，言之惧为北方官僚张目，故长此默尔而已。”但是，现再也不能缄口不语了。国会的问题不仅如《代议然否论》所指陈者，由于过半数以上议员作奸犯科，“欲使全国之选举区并起而撤回之，则势有所不成；欲使法庭起诉，法吏虽强鲠有力，亦惧伤国体而止耳”，这样，便导致百务停滞，动转不便。国会根本不能代表民意，不能发挥监督政府及官吏的作用，为此，章太炎建议将选举元首、批准宪法之权还之国民，另设给事中以监督政府，对各部提出的拟案加以审核可否，设御史以监督官吏，查察百吏暧昧之事，加以弹劾。给事中、御史的产生，一要经过考试，产生及格者；二要经过选举，使及格者互选；三者产一，然后再由政府加以任命。给事中、御史任职都有一定年限，“无使长久淹滞，以失锋利之气”。
事实表明，章太炎倡导“联省自治”，自以为是反曹、反吴、反直的治国奇方，其实已成了许多地方军阀掌中的玩物。
1920年6月，湖南南军克复长沙，7月22日，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发表治湘宣言，主张湖南自治。不久，谭延闿特派专使来沪，迎迓章太炎赴长沙。11月1日，谭延闿通电全国，明确提出：“此后各省以武力戡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仍宜互结精神，实行联省自治。”2日，又以湘军全体将领名义通电宣布，湖南将以率先实行自治，“以树联省自治之基”。与之紧相呼应，章太炎发表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和一系列通电系统，阐述了他关于“联省自治”的观点与主张。
章太炎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包括实行“各省自治”、“联省自治”和“层累以成联省政府”三个阶段。“其间步骤，本分三期，有省自治而后有联省自治，有联省自治而后有联省政府。节次稍差，便为躐等。”而其基础，则是“各省自治”。具体地说，就是：“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令省长处省城，而督军居要塞，分地而处，则军民两政，自不相牵；其有跨越兼圻，称巡阅使或联军总司令者，斯皆割据之端，亟宜划去。”
章太炎之所以力主“联省自治”，是希图用这个办法来削弱以至取消中央集权制度。他认为，频年扰乱，都是以中央政府为其厉阶，因之，有中央政府还不如没有中央政府。中国既不能绝对无政府，则应当尽量使地方权力加重而使中央权力减轻。为此，他写道：“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藉过高，致总统、总理二职为夸者所必争，而得此者，又率归于军阀。攘夺一生，内变旋作，祸始京邑，鱼烂及于四方。非不预置国会，以相监察，以卵触石，徒自碎耳。今宜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如是，政府虽存，等于虚牝，自无争位攘权之事。”武昌起义以来的政局表明，专制主义势力盘根错节，他们亟力将中央政权牢牢把持在手中，以遂其私，虽然设置了国会等等，也无奈他们何。章太炎以为必须改为虚置中央政府，才可将问题解决。
章太炎的这些论点与主张，反映了他对北洋军阀霸占中央政权的强烈不满，投合了那些既不愿屈从北洋军阀统治、又不想依附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阀的地方势力希图自保的需要。一时间，继湖南之后，四川、贵州、浙江乃至云南、广东等省纷纷宣布自治，表示响应的还有陕西、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湖南、四川、浙江、江苏、贵州等省还闹闹嚷嚷地开始制定省宪法。章太炎与这些地方首脑频繁地电信往还，俨然成了“联省自治”运动中运筹帷幄的一个中心人物。
就章太炎本人而言，“联省自治”，不过是他建立“民国共和”的种种方案迭遭失败以后，希冀摆脱政治窘境的新的政治构想。他坚持“联省自治”必须以各省自治为其基础，“未有各省自治而先有联省自治，是舍实责虚也；未有联省自治而先有联省政府，则启宠纳侮也”。他要求做到：“现在之南北政府，但视以栖流所；现在之总统、总裁与未来之大元帅、非常总统，但视以僧纲丐头；现在之旧国会，但视以失业流民；现在之新选举，但视以烧香集市；废兴生灭，任其自然。总不使干预省事。”然而，想用这一办法实现所谓民治主义，一不见容于凭恃实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直系军阀，二不见容于依靠军事专制控制自己地盘而只想用“省宪”来给自己装潢一下的那些地方军阀。1921年夏，吴佩孚率军南下，打败了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军，做了两湖巡阅使，给“联省自治”运动一个沉重打击。1922年四五月间，吴佩孚指挥直系武力同张作霖的奉系势力进行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将张作霖逐往关外。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打出了恢复“法统”、召集旧国会以及拥护黎元洪复大总统之位的旗号，给了“联省自治”运动更大的打击。
章太炎眼看“联省自治”运动即将全军覆没，异常焦急，于是又极力鼓吹“废巡阅使”、“撤驻防军”和“撤中央直辖军”，并直接致电曹锟、吴佩孚，要他们“毅然废巡阅使，以兵柄还付各省，以自治还付省民”，说明非如此，则“恢复旧国会，是谓舞文，召集国是会议，是谓惑众；拥护黄陂复位，是谓囚尧；凡讲法体，皆为巡阅使作承宣官”。然而，是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要他们自行取消巡阅使，当然无异与虎谋皮。章太炎又曾密函黎元洪，劝黎“坚卧不出，以俟其弊，逮及局势不支，迫害已甚，而后勉起就之”，不料，黎元洪根本没有理睬，便贸然由津入京，宣布就总统职。这更使章太炎嗟叹不已。
不甘于“联省自治”就此偃旗息鼓的章太炎，为了同曹锟、吴佩孚等倡导的恢复“法统”相对抗，于1922年6月又提出了一套实行“大改革”以“定国本”的主张。鉴于临时约法中关于国家政权体制的规定以及依照临时约法而产生的国会、总统，现在都已成了曹锟、吴佩孚等人的掌中玩物，章太炎提出，大改革，首先就要改革这三样东西。“所改革者云何？曰：现行约法、现式国会、现式元首是。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元首定于一尊。引生战争，此三大物者。三大物不变，中国不可一日安也。”究竟怎样改革呢？章太炎要求：一要“先由各省自制宪法，次定联省宪法”，用以取代约法和天坛宪法；二要由省议会或各法团负责制定省宪法，由省议会议员负责制定联省宪法，而后“乃设联省参议院”，用以取代“趋附势力，绝无操守，大节逾闲者”居多的现式国会；三要“废去大总统一职，以委员制行之”——“员额既多，则欲得者自有余地；权力分散，则枭鸷者不得擅场；集思广益，则夸诞者不容恣言，仁柔者不忧寡助”。为了使他这里所说的大改革不至变成纸上谈兵，他在各省省议会、各教育会省商会、省农会、省工会、省银行公会、省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等在上海举行的“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议委员会”中反复申述自己的主张，将这些主张写入他们所草拟的宪法草案，企图用以取代当年袁世凯统治时期拟定，曹锟、吴佩孚力谋使之在国会正式通过的“天坛宪法”。同时，他还同褚辅成等人发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企图用以抵制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主义。然而吴佩孚仍然我行我素，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1923年4月，章太炎通电湘、川、滇、黔、浙、闽等十省省长、督军，痛斥“独彼直系，包藏祸心，始终以武力统一主义，破坏自治”，要求“南北十省，唯当以自治名义联拒寇仇”。联省自治这时实际上已成为联督自治，省宪非但没有成为民治的保障，反做了军阀政府争权夺利的旗号。
在北方，1923年6月，曹锟制造北京军警变乱，逼走总统黎元洪；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为与曹锟对抗，章太炎发起在沪召开各省代表会议，树立联治之先声。1924年3月，吴佩孚强令湖南取消自治，章太炎致电湖南省议会及各军官，要他们坚决维护省宪，万不可取消省自治。7月下旬，他倡导建立的联省自治促进会举行的筹备会致电各省议会，痛斥曹、吴一伙“以断送东三省铁道、举办德发债票、承认金法郎案卖国求逞为得计”，“以人民生命为儿戏，以地方财政供牺牲”，再一次呼吁“打破旧有一切团体，以联治主义为结合之中心”。10月奉直战争中冯玉祥倒戈反对曹、吴，章太炎两次发表《改革意见书》，以为统一不如分治，建议地方在省自治之上分为数国，中央建立行政委员会，采取合议制。“观曹、吴所以能为乱者，则北洋派之武力统一主义为之根本。今不去其根本，而徒以解决曹、吴为快，后有北洋派继之，则仍一曹、吴也。是故归之行政委员制，以合议易总裁，则一人不能独行其北洋传统政策。”所谓实行行政委员制，所谓合议制，就是用瑞士的合议制与苏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制取代总统制。他说：“大总统一职，为殉权者所必争，民国十一年中，乱事数起，皆由争此大位而成，如投骨然，引狗使相噬也。……然则大位之引争端，实与帝王无异，顾其害则较帝王尤剧。”他认为，这些年来曾居元首者无过三种人才：一者枭鸷；二者狂妄；三者仁柔。或威福自专，或将相上逼，或游移于二者之间。而若采用合议制，“以诸委员行之，员额既多，则欲得者自有余地；权力分散，则枭鸷者不得擅场；集思广益，则狂妄者不容恣言，而仁柔者不忧无助。是故当其选举也，则争不至于甚剧，及其处机也，则乱不至于猝生。自是而后，祸乱庶几少弭矣。”
对于国会，1924年初章太炎致书章士钊说：“吾前在日本，逆知代议制度不适于中土，其后归国竟噤口不言者，盖以众人所咻，契约已定，非一人所能改革，且国会再被解散，言之惧为北方官僚张目，故长此默尔而已。”但是，现再也不能缄口不语了。国会的问题不仅如《代议然否论》所指陈者，由于过半数以上议员作奸犯科，“欲使全国之选举区并起而撤回之，则势有所不成；欲使法庭起诉，法吏虽强鲠有力，亦惧伤国体而止耳”，这样，便导致百务停滞，动转不便。国会根本不能代表民意，不能发挥监督政府及官吏的作用，为此，章太炎建议将选举元首、批准宪法之权还之国民，另设给事中以监督政府，对各部提出的拟案加以审核可否，设御史以监督官吏，查察百吏暧昧之事，加以弹劾。给事中、御史的产生，一要经过考试，产生及格者；二要经过选举，使及格者互选；三者产一，然后再由政府加以任命。给事中、御史任职都有一定年限，“无使长久淹滞，以失锋利之气”。
事实表明，章太炎倡导“联省自治”，自以为是反曹、反吴、反直的治国奇方，其实已成了许多地方军阀掌中的玩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