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护国护法
1915年12月12日，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为皇帝，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12月31日，他又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利令智昏地准备正式登极，用中华帝国取代中华民国。“居仁堂下恋黄帏，天上申猴坐玉扉。”章太炎不甘坐以待死，他一边与几个学生“坐谈玄远”，由他的弟子吴承仕记录整理为《菿汉微言》，一边积极行动起来，秘密策划倒袁事宜。是时马叙伦等人“不愿在袁皇帝‘辇毂之下’混事，赶在他‘登极’以前”辞职离京，行前，马叙伦专门赶到钱粮胡同“去和章先生商议倒袁的事”，章太炎嘱他到上海“找张謇先生商量”。蔡锷、唐继尧组织护国军据云南起兵反袁的消息传来后，章氏大为兴奋，他虽身在幽禁之中，仍积极关注与参与着护国战争。
继云南、贵州、广西相继独立之后，广东、浙江也宣告独立。由于在这些省份起领导与核心作用的是一批地方军阀与原立宪派分子，他们反袁，但并不反对整个北洋军阀势力；与此同时，袁世凯则加紧玩弄政治手段，宣称将依据约法转向实行责任内阁制度。时局究竟应当如何发展？章太炎撰写了一份《对于时局之意见书》，坚决反对南军向北方妥协，或苟且偷安搞所谓省自治。意见书中写道：
帝制不应生于民国，一法吏所知耳。乃其所以召斯大衅者，岂徒以帝制为一因邪？……辛亥之役，贪人酷吏，一切未加诛夷，及统一，而卒受其蹂躏。今南军所称为首恶者，在位泰半如故也。纵令兵挫饷屈，强欲相从，而不得不戒于前事，然则丈夫固决死耳。虽丁壮疮痍，老弱饷馈，蹀血千里，尽城郭为虚，犹愈他日毙于佞人文墨之中也。况其克捷，而可羁以就抚邪？
意见书强烈反对一些地方军阀所倡导的“自治”，指出，这只能“恣令各省将军招募无限”、“纵是残虐之夫而使坐拥高权”，使“中央君主之制既去，而地方君主之制又兴”。意见书更要求人们警惕“清廷复辟之祸”，注意一些军阀、官僚、政客图谋乘机恢复清王朝统治的动向。
这份意见书的中心，其实就是要求已经宣布独立的南方五省千万不要满足于已得的一点成果，“自以为表里山河足以自守而无他患也”，而要深刻认识，如果不给产生帝制的整个社会势力以坚决打击，那就又要重蹈辛亥之役的覆辙，因此，应当以决死的斗志，坚持将护国战争进行下去。
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7日，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继任总统。一旬之后，章太炎方才恢复了自由。26日午后，他由京奉路快车出京，次日由天津乘日本天潮丸轮船经大连去沪，7月2日抵达上海。7月3日，他就是否取消南方各省独立及军务院问题，致电黎元洪、岑春煊等人，反对贸然取消独立，反对取消军务院。在给黎元洪的电报中，他说：“迩来饕功偷事之徒，日以取消独立、拥护中央为口柄。不知民意寄于独立，国蠹本在中央。国蠹未除，先违民意，则虽约法、国会之彰彰者，亦适为奸回利用矣。以此粉饰太平，涂民耳目，辛亥覆辙，必将复见于今。此炳麟所为扼腕增欷者也。”在给岑春煊的电报中，他说：“近闻道路传言，有取消军务院计划。斯事若行，则民气挫折，而奸回得志，元首等于赘旒，国会受其蹂躏。公瞻有百里，当为全国生民请命，不应袭政客之浮谈，作和平之甘语，以长天下惰气也。”他要求军务院继续自己的军事行动，“叛徒未戮，出师何患无辞！余孽犹存，仔肩卸于何地？”他希望保存南方护国军力量，将反对种种“国蠹”的战斗坚持到真正取得胜利，使护国战争不再重蹈辛亥之役的覆辙。他在许多集会上大声疾呼，不能要那种“偷安苟且，不辨是非”的“和平”，不能“力避暴徒之名，阳为和平，以求庸人之许可”。他指出：“欲见清明气象，非暴徒不为功。……壬癸之败，患在暴未充分，而岂以暴为患哉！今者帝制余孽，犹未剿除，墨吏贪人，布满朝列，非震以雷霆霹雳之威，仕涂何自而廓清？政治何由而循轨？而欲厉行此事，必不能避暴徒之名！”8月10日，他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特别强调：“当知宗社党有新旧之分，复辟论有满汉之异。旧宗社党不过反对袁氏一家，项城既亡，主归消灭，即令小小蠢动，其责在地方军警耳；而新宗社党财力雄厚，萌芽潜滋，动员令可以自主，选举事可以妄干，怀抱与清室遗臣绝异。若非严令征剿，必将滋蔓难图。”8月13日，他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共同发起举行了追悼“二次革命”以来死义烈士的大会，亲自撰写了祭文，再次严正指出：“某等以为武昌之师，以戋异族；云南义师，以荡帝制。事虽暂济，而皆不可谓有成功，则何也？异族、帝制之势，非一人能成之，其支党槃结于京师者，不可胜计。京师未拔，正阳之门垔未摧，虽仆一姓，毙一人，余孽犹鸟兽屯聚其间，故用力如转山，而收效如毫毛。遽以是为成功者，是夸诞自诬之论也。”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黎元洪当总统，形同赘旒；岑春煊等人所统率的护国军，无意北向。8月下旬，他专程赶到两广护国军都司令所在地广东肇庆，与岑春煊相会。他责问担任副都参谋的李根源：“余孽犹在，段氏专恣，大难未已，何其轻于收束如是？”李根源告以南方军阀相争内情，他也只有“慨叹无已”。
袁世凯死后，掌握中央与大多数地方军政大权的，仍是由袁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军阀势力，其中，举足轻重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与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他们相互之间，为了争夺更大的权力与更多的地盘，尔虞我诈，冲突不绝，然而，又都毫无例外地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企图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全面统治。
1917年7月，段祺瑞故意纵容“辫子军”首领张勋发动军事政变，假手张勋复辟，造成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及推翻黎元洪总统的既成事实，然后，由他出场赶走张勋，把自己打扮成共和再造者，直接建立起由冯国璋任总统，由他自己控制全部实权的军阀政府。
7月1日，张勋在京拥戴溥仪复辟。章太炎与孙中山、唐绍仪、谭人凤、柏文蔚、汪兆铭、海军总长程璧光、海军总司令萨镇冰等人，齐集于上海环龙路六十三号孙中山宅邸，经过会议磋商，“一致决定拥护共和，出师讨逆”。7月6日，他和孙中山等人即乘海琛舰离沪赴粤，于13日晨他到达广州，17日，迎孙中山至黄埔。这时，张勋复辟已作鸟兽散，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而假惺惺地要召集什么临时参议院，实际上就是要用一个各省军阀的代表会来取代国会。面对这一形势，孙中山决定以“护法”为旗帜，号召议员南下。8月25日，齐集于广州的议员举行了“非常国会”，坚持临时约法必须恢复，国会的地位必须得到承认，决定在广州设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领导戡定叛乱，实现上述目标的斗争。9月1日，孙中山被非常国会选举为军政府大元帅，10日宣誓就职。章太炎则在新组建的军政府中担任了秘书长。
民国元年刚制定临时约法及刚建立国会时，章太炎并不视为珍贵。然而，五年多来围绕着民主与专制、共和与帝制所发生的激烈而曲折的实际斗争，使他清楚看到，临时约法也好，国会也好，尽管都不完善，却都体现了民主与共和的精神，代表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因而，袁世凯及其衣钵继承者必欲去之而后快。而对于临时约法与国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也正可以检验出谁是真正拥护民国共和，谁是反其道而行之。章太炎在解释为什么以“护法”为号召时说：“中国今日是非不明，顺逆不分，搅得一团充分之大糟，那还成一个国家？……夫共和国家，以法律为要素，法存则国存，法亡则国亡。合法者则为顺，违法者则为逆，持一法字以为标准，则可判别一切顺逆矣。”确认和维护临时约法的权威与效力，就可以比较清楚地分清是非顺逆，组织力量，扫除妖孽。所以，“护法”的目标，是铲除所有破坏约法的反动力量，“新组一真正共和国家”。对此，他直言不讳地说：“今日救亡之策，即在护法，护法即先讨逆。余此次与孙中山来粤，即欲切实结合多数有力者，大起护法之师，扫荡群逆，凡乱法者必诛，违法者必逐，然后真正共和之国家，始得成立。所谓法治精神，人民幸福，庶有实现之一日。”
护法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不是把力量的基点置于民众之中，而是放在所谓“有力者”、“西南各省”，亦即以西南各省为主的一批地方军阀身上。为了取得西南军阀中的两大首领陆荣廷与唐继尧对军政府的支持，非常国会特地在大元帅下设两个元帅，于9月2日选举他们二人担任。可是，陆荣廷与唐继尧都不肯就职。为了说服唐继尧就职，对护法运动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根据章太炎本人的动议，孙中山任命章为总代表，偕同赉送元帅证书印信去滇的五名国会议员离穗经越南转道去昆明，与唐共同“筹商时局”。
章太炎是9月26日到达昆明的，直到10月初，唐继尧方才口头表示“决心北伐，于军政府事亦赞同一致，绝无异论”。经孙中山与章太炎再三敦促，唐继尧方才勉强“具礼受印证”，就元帅之职，“然其文移号令，终自称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未肯称元帅也”。一心要做“西南王”的唐继尧，只对逐鹿四川有兴趣，对北伐并无诚意。为了使唐继尧改弦更张，章太炎一再向唐继尧进言，可是，唐“终托故不出”。
1918年5月，护法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岑春煊任主席，孙中山被逼离开广州返回上海。事态的发展，使章太炎认识到，无论是陆荣廷，还是唐继尧，“惟欲割据三省，自固封殖”，而“鄂省非一家所能专有”，所以，都不愿会师武汉。他们所营求的，都只是一己私利，护法大局并不为他们所重。“是知人心不同，难与共济”。现实使章太炎更痛切地感到护法这一口号自身就有严重缺陷，“盖鼓舞军心者，在顺从民意。国会本非民心所向，以法律为出师之名，响应自寡”。6月13日，他在四川峨眉受戒，宣言不再与闻世事，并动身离川东归。
经过旅途一番辗转，10月11日，章太炎归抵上海。沉默了50天，12月2日，在上海《时报》发表了一封长信，历述自己为唐继尧等人参议而未为见听的经过，深刻揭露了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所持者只不过是一种“部落主义”，“广西不过欲得湖南，云南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他们忽而言战，忽而言和，“言和不过希恩泽，言战不过谋吓诈”，无非效法“里巷讼棍之所为”。以此，他断言：“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依靠西南军阀的力量发动一场护法战争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幻想，至此终于完全破灭，他十分悲观地认为：“中土果有人材能戡除祸乱者，最近当待十年以后，非今日所敢望也。”
继云南、贵州、广西相继独立之后，广东、浙江也宣告独立。由于在这些省份起领导与核心作用的是一批地方军阀与原立宪派分子，他们反袁，但并不反对整个北洋军阀势力；与此同时，袁世凯则加紧玩弄政治手段，宣称将依据约法转向实行责任内阁制度。时局究竟应当如何发展？章太炎撰写了一份《对于时局之意见书》，坚决反对南军向北方妥协，或苟且偷安搞所谓省自治。意见书中写道：
帝制不应生于民国，一法吏所知耳。乃其所以召斯大衅者，岂徒以帝制为一因邪？……辛亥之役，贪人酷吏，一切未加诛夷，及统一，而卒受其蹂躏。今南军所称为首恶者，在位泰半如故也。纵令兵挫饷屈，强欲相从，而不得不戒于前事，然则丈夫固决死耳。虽丁壮疮痍，老弱饷馈，蹀血千里，尽城郭为虚，犹愈他日毙于佞人文墨之中也。况其克捷，而可羁以就抚邪？
意见书强烈反对一些地方军阀所倡导的“自治”，指出，这只能“恣令各省将军招募无限”、“纵是残虐之夫而使坐拥高权”，使“中央君主之制既去，而地方君主之制又兴”。意见书更要求人们警惕“清廷复辟之祸”，注意一些军阀、官僚、政客图谋乘机恢复清王朝统治的动向。
这份意见书的中心，其实就是要求已经宣布独立的南方五省千万不要满足于已得的一点成果，“自以为表里山河足以自守而无他患也”，而要深刻认识，如果不给产生帝制的整个社会势力以坚决打击，那就又要重蹈辛亥之役的覆辙，因此，应当以决死的斗志，坚持将护国战争进行下去。
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7日，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继任总统。一旬之后，章太炎方才恢复了自由。26日午后，他由京奉路快车出京，次日由天津乘日本天潮丸轮船经大连去沪，7月2日抵达上海。7月3日，他就是否取消南方各省独立及军务院问题，致电黎元洪、岑春煊等人，反对贸然取消独立，反对取消军务院。在给黎元洪的电报中，他说：“迩来饕功偷事之徒，日以取消独立、拥护中央为口柄。不知民意寄于独立，国蠹本在中央。国蠹未除，先违民意，则虽约法、国会之彰彰者，亦适为奸回利用矣。以此粉饰太平，涂民耳目，辛亥覆辙，必将复见于今。此炳麟所为扼腕增欷者也。”在给岑春煊的电报中，他说：“近闻道路传言，有取消军务院计划。斯事若行，则民气挫折，而奸回得志，元首等于赘旒，国会受其蹂躏。公瞻有百里，当为全国生民请命，不应袭政客之浮谈，作和平之甘语，以长天下惰气也。”他要求军务院继续自己的军事行动，“叛徒未戮，出师何患无辞！余孽犹存，仔肩卸于何地？”他希望保存南方护国军力量，将反对种种“国蠹”的战斗坚持到真正取得胜利，使护国战争不再重蹈辛亥之役的覆辙。他在许多集会上大声疾呼，不能要那种“偷安苟且，不辨是非”的“和平”，不能“力避暴徒之名，阳为和平，以求庸人之许可”。他指出：“欲见清明气象，非暴徒不为功。……壬癸之败，患在暴未充分，而岂以暴为患哉！今者帝制余孽，犹未剿除，墨吏贪人，布满朝列，非震以雷霆霹雳之威，仕涂何自而廓清？政治何由而循轨？而欲厉行此事，必不能避暴徒之名！”8月10日，他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特别强调：“当知宗社党有新旧之分，复辟论有满汉之异。旧宗社党不过反对袁氏一家，项城既亡，主归消灭，即令小小蠢动，其责在地方军警耳；而新宗社党财力雄厚，萌芽潜滋，动员令可以自主，选举事可以妄干，怀抱与清室遗臣绝异。若非严令征剿，必将滋蔓难图。”8月13日，他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共同发起举行了追悼“二次革命”以来死义烈士的大会，亲自撰写了祭文，再次严正指出：“某等以为武昌之师，以戋异族；云南义师，以荡帝制。事虽暂济，而皆不可谓有成功，则何也？异族、帝制之势，非一人能成之，其支党槃结于京师者，不可胜计。京师未拔，正阳之门垔未摧，虽仆一姓，毙一人，余孽犹鸟兽屯聚其间，故用力如转山，而收效如毫毛。遽以是为成功者，是夸诞自诬之论也。”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黎元洪当总统，形同赘旒；岑春煊等人所统率的护国军，无意北向。8月下旬，他专程赶到两广护国军都司令所在地广东肇庆，与岑春煊相会。他责问担任副都参谋的李根源：“余孽犹在，段氏专恣，大难未已，何其轻于收束如是？”李根源告以南方军阀相争内情，他也只有“慨叹无已”。
袁世凯死后，掌握中央与大多数地方军政大权的，仍是由袁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军阀势力，其中，举足轻重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与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他们相互之间，为了争夺更大的权力与更多的地盘，尔虞我诈，冲突不绝，然而，又都毫无例外地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企图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全面统治。
1917年7月，段祺瑞故意纵容“辫子军”首领张勋发动军事政变，假手张勋复辟，造成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及推翻黎元洪总统的既成事实，然后，由他出场赶走张勋，把自己打扮成共和再造者，直接建立起由冯国璋任总统，由他自己控制全部实权的军阀政府。
7月1日，张勋在京拥戴溥仪复辟。章太炎与孙中山、唐绍仪、谭人凤、柏文蔚、汪兆铭、海军总长程璧光、海军总司令萨镇冰等人，齐集于上海环龙路六十三号孙中山宅邸，经过会议磋商，“一致决定拥护共和，出师讨逆”。7月6日，他和孙中山等人即乘海琛舰离沪赴粤，于13日晨他到达广州，17日，迎孙中山至黄埔。这时，张勋复辟已作鸟兽散，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而假惺惺地要召集什么临时参议院，实际上就是要用一个各省军阀的代表会来取代国会。面对这一形势，孙中山决定以“护法”为旗帜，号召议员南下。8月25日，齐集于广州的议员举行了“非常国会”，坚持临时约法必须恢复，国会的地位必须得到承认，决定在广州设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领导戡定叛乱，实现上述目标的斗争。9月1日，孙中山被非常国会选举为军政府大元帅，10日宣誓就职。章太炎则在新组建的军政府中担任了秘书长。
民国元年刚制定临时约法及刚建立国会时，章太炎并不视为珍贵。然而，五年多来围绕着民主与专制、共和与帝制所发生的激烈而曲折的实际斗争，使他清楚看到，临时约法也好，国会也好，尽管都不完善，却都体现了民主与共和的精神，代表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因而，袁世凯及其衣钵继承者必欲去之而后快。而对于临时约法与国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也正可以检验出谁是真正拥护民国共和，谁是反其道而行之。章太炎在解释为什么以“护法”为号召时说：“中国今日是非不明，顺逆不分，搅得一团充分之大糟，那还成一个国家？……夫共和国家，以法律为要素，法存则国存，法亡则国亡。合法者则为顺，违法者则为逆，持一法字以为标准，则可判别一切顺逆矣。”确认和维护临时约法的权威与效力，就可以比较清楚地分清是非顺逆，组织力量，扫除妖孽。所以，“护法”的目标，是铲除所有破坏约法的反动力量，“新组一真正共和国家”。对此，他直言不讳地说：“今日救亡之策，即在护法，护法即先讨逆。余此次与孙中山来粤，即欲切实结合多数有力者，大起护法之师，扫荡群逆，凡乱法者必诛，违法者必逐，然后真正共和之国家，始得成立。所谓法治精神，人民幸福，庶有实现之一日。”
护法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不是把力量的基点置于民众之中，而是放在所谓“有力者”、“西南各省”，亦即以西南各省为主的一批地方军阀身上。为了取得西南军阀中的两大首领陆荣廷与唐继尧对军政府的支持，非常国会特地在大元帅下设两个元帅，于9月2日选举他们二人担任。可是，陆荣廷与唐继尧都不肯就职。为了说服唐继尧就职，对护法运动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根据章太炎本人的动议，孙中山任命章为总代表，偕同赉送元帅证书印信去滇的五名国会议员离穗经越南转道去昆明，与唐共同“筹商时局”。
章太炎是9月26日到达昆明的，直到10月初，唐继尧方才口头表示“决心北伐，于军政府事亦赞同一致，绝无异论”。经孙中山与章太炎再三敦促，唐继尧方才勉强“具礼受印证”，就元帅之职，“然其文移号令，终自称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未肯称元帅也”。一心要做“西南王”的唐继尧，只对逐鹿四川有兴趣，对北伐并无诚意。为了使唐继尧改弦更张，章太炎一再向唐继尧进言，可是，唐“终托故不出”。
1918年5月，护法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岑春煊任主席，孙中山被逼离开广州返回上海。事态的发展，使章太炎认识到，无论是陆荣廷，还是唐继尧，“惟欲割据三省，自固封殖”，而“鄂省非一家所能专有”，所以，都不愿会师武汉。他们所营求的，都只是一己私利，护法大局并不为他们所重。“是知人心不同，难与共济”。现实使章太炎更痛切地感到护法这一口号自身就有严重缺陷，“盖鼓舞军心者，在顺从民意。国会本非民心所向，以法律为出师之名，响应自寡”。6月13日，他在四川峨眉受戒，宣言不再与闻世事，并动身离川东归。
经过旅途一番辗转，10月11日，章太炎归抵上海。沉默了50天，12月2日，在上海《时报》发表了一封长信，历述自己为唐继尧等人参议而未为见听的经过，深刻揭露了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所持者只不过是一种“部落主义”，“广西不过欲得湖南，云南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他们忽而言战，忽而言和，“言和不过希恩泽，言战不过谋吓诈”，无非效法“里巷讼棍之所为”。以此，他断言：“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依靠西南军阀的力量发动一场护法战争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幻想，至此终于完全破灭，他十分悲观地认为：“中土果有人材能戡除祸乱者，最近当待十年以后，非今日所敢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