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检论》修治
就在章太炎被关押进石虎胡同及龙泉寺这段时间中，袁世凯加紧背叛民国，恢复专制独裁制度。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悍然下令停止参、众两院所有议员职务，解散国会。2月28日，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为了进一步加强特务警察恐怖统治，3月，袁世凯命令设立肃政厅。5月1日，袁世凯宣布废除《临时约法》，而代之以他授意炮制的“御用约法”；同一天，他又下令撤销国务院，以总统制取代责任内阁制，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并任命清朝大官僚徐世昌为国务卿，使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他自己手里。
章太炎痛心地注视着这一切，“百念俱灰”，“惟以数册破书消遣”。“幽居数月，隐忧少寐。”5月23日，他给女婿龚宝铨写去一信，说：“仆遭围守者五月，幽居又五月矣。不欲以五羖鬻身，遭值穷匮，遂将槁饿，亦所愿耳。”他所深引为憾的，是“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他在信中总结自己的学术成就时说：“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但是，这些俱已属于过去；深为愤疾的，是还有一些著作来不及写出了。“虽从政、蒙难之时，略有燕间，未尝不多所会悟，所欲著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6月6日（一说7日）起，章太炎开始绝食。这次绝食持续了七八天。“其时弟子们环吁床前，请进食，先生始尝梨一片。”他的旧友黄节、马叙伦为此分别致函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请他出面要求袁世凯恢复章太炎的自由。袁世凯不愿蒙“逼死国学大师”之咎，命令吴炳湘派其亲信内城官医院院长徐延祚以治病为名，提出一份“章太炎病情诊断书”，以此为台阶，6月16日，将章太炎移至东四牌楼本司胡同铁如意轩医院，表面上撤去监视的警察，实际上由徐延祚负责监督。直到这时，章太炎方才复食。7月24日，经黎元洪、钱恂等再三活动，章太炎迁入东四牌楼钱粮胡同一家民房。巡警总监吴炳湘以巡警充阍人，稽察出入，章太炎往来书札都要交总厅检视，宾客只有获得总厅所发证件者方可前来探视。然而，在这里，章太炎毕竟有了一些读书写作的自由，特别是他的一批学生黄侃、马裕藻、钱玄同、吴承仕、周树人、朱希祖、许寿裳等获准可以经常前来看望他，同他一道论学，使他郁闷稍解。他于是取出《訄书》，增删为《检论》九卷。
1910年在东京时，他在讲学、著述及重建光复会之外，对于《訄书》已“多所修治”。今存《訄书》改削稿本，留下了他这一次修治的设想与成果。这一稿本，是以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七年秋九月东京铅印再版本为底本，在上面直接增删改定而成。全目经增删，除去原来大部分保留外，准备新增《原经》、《六诗说》、《小疋大疋说》、《八卦释名》、《孝经说》、《原道》（上、中、下）、《原法》、《原名》、《原五家》、《正见》、《征信》、《秦献》、《第七十子》、《思乡愿》、《告浙江人》、《五术》、《说刑名》、《五朝法》、《代议然否论》、《告王鹤鸣》、《国风》、《佹诗》、《伤徐锡麟》、《告刘光汉》、《志六国》、《告刘揆一》等篇。
从这一目录可以看出，修治本保持了《訄书》原先的体系。修治本所收的《原学》，题目同《訄书》原刻本，内容则改为后来收入《国故论衡》的《原学篇》。修治本所收《原儒》、《原经》、《原道》、《原名》，后来也收入《国故论衡》。《原五家》当即《辨性》，评介告子、孟子、荀子、杨子、漆雕开等五家的人性学说。《正见》则为《国故论衡》中的《明见》篇。《国故论衡》作为一部专门著作出版于1910年5月，《訄书》修治本将其中卷中、卷下相当一部分（包括《佹诗》，即《国故论衡》中的《辨诗》）收入，说明是时《国故论衡》尚未出版，甚至还未计划辑为专书。于此亦可知，《訄书》这一次修治当在1910年春。
与原书相较，修治本新增的有《原儒》、《原经》等二十七篇；删去的有《儒道》、《族制》、《公言》、《弭兵难》四篇；篇题未改，内容更新或作了重大修改的有《订孔》、《学变》、《清儒》、《订文》所附《正名杂义》、《官统下》（改用《官制索隐》一文内容）、《争教下》等篇；篇题更改，内容改动不很大的有《原墨》（原《儒墨》）、《原法》（原《儒法》）、《原名》（原《儒兵》）、《通谶下》（原《订实知》）、《五术》（原《官统下》）、《谴虚惠》（原《不加赋难》）等篇。
从修治本的目录与修治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稿本。作者不久显然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将《原学》、《原经》、《原儒》、《原道》、《原名》、《原五家》、《正见》、《佹诗》等篇抽出，与其他一些论著编为《国故论衡》。紧接着，他又投入了《文始》与《齐物论释》两部著作的写作，《訄书》的修治也就停了下来。
武昌起义以来，南北倥偬，《訄书》修治稿本也就一直置于箧中。迁入钱粮胡同以来，心情稍许平静，他想到应当完成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将搁置已久的《訄书》修治工作继续下去。
从8月开始，章太炎就一再催促龚宝铨尽快从他上海书箱中找出《訄书》改削稿本，带到北京，以便重加磨琢，再施笔墨。
在那“黄沙蔽高岑，浮云暗白日，荡荡天门开，舆金相过轶，惨惨棘林下，降虏操刀笔”的日子里，章太炎开始对《訄书》再次进行修订。12月下旬，因为与章氏同住的黄侃突然被警察强制迁走，章氏弟子及一些友人前来探访一再受阻，章太炎愤恚极甚，再次绝食，《訄书》修治一度停顿。经他的弟子再三劝解，特别是他的好友马叙伦的诱导，加上他所钟爱的三女儿章工工工工（展）到京看望，吴炳湘答应解除对章氏门人及友朋入访者的若干限制，章太炎方才勉强恢复饮食。《訄书》的修治工作亦得以继续进行。
从这次修订工作一开始，他就发现，继续保持《訄书》原先的体系将容纳不了他所预定的各方面内容。1910年春天增补的许多文章，现在有的已收入《国故论衡》，有的收入专门的文录则更为适合。至于当时所作的许多修改，有的仍然应当坚持，有的则需要进一步斟酌。于是，他一边撰写了一批新的论文，一边对原修治本重新进行了审定。被全部删去的有《原学》、《通谶》、《封禅》、《冥契》、《订实知》等篇，改变题目或增删内容的有《订孔》、《原法》、《儒侠》、《原兵》、《平等难》（改名《商平》）等篇。这些篇，他或者在原书上修订后请人誊录，或者让人先行誊清，他再作修改。这也就是今存修治本原稿上留有不同于1910年春修治计划的痕迹，以及若干记述武昌起义后心得体会的文字的缘故。
章太炎将所增订保留的旧文及新撰写的各文重新编次，按内容分成九卷，并将书名更易为《检论》，于1915年四五月间杀青。
《释名·释书契》：“检，禁也。禁闭诸物使不得开露也。”《检论》取名，显然就是根据这个意思。这是一部身在幽囚之中的著作，这是一部所有政见时论都被禁止发抒时的著作，这是一部袁世凯专制统治的淫威之下产生的著作。章太炎深明环境的险恶，所以，在这部著作中尽可能地写下他在学术上的新见解，特别是经过痛定思痛的沉思，他对辛亥革命成果被篡夺、中华民国被糟蹋所作的总结。
《检论》正文六十篇，附录七篇。卷一《原人》、《序种姓》、《原变》，专论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起源。卷二《易论》、《尚书故言》、《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礼隆杀论》、《辨乐》、《春秋故言》、《尊史》、《征七略》共十篇，其中七篇俱新增，另三篇较《訄书》略有改动。这一组文章，专论“六艺”本旨，坚持夷经于史。卷三《订孔》、《道本》、《道微》、《原墨》、《原法》、《儒侠》、《本兵》、《学变》，大半亦重新写定，《订孔》、《原法》、《儒侠》，非但不同于《訄书》，亦不同于1910年修治本改稿。这一组文章，专论周、秦、两汉诸子学说。卷四《案唐》、《通程》、《议王》、《许二魏汤李别录》、《哀焚书》、《正颜》、《清儒》、《学隐》，大多为旧稿，改动多少不一，分别论述了唐、宋以来思想学术的变迁。卷五至卷八，除《正议》、《对二宋》为新增外，其他各篇多据《訄书》旧作改定，分别论述了近代民族语言文字、共同心理状态、法律、行政、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卷九包括《非所宜言》、《商鞅》、《思葛》、《伸垣》、《小过》、《大过》、《近思》七篇，除《商鞅》为《訄书》旧稿，稍有改动，《思葛》系据《正葛》增补外，其他五篇，全属新撰。在这些篇章中，章太炎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形势演变的历程，对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了有相当深度的总结。
《检论》并非遁世消极颓唐之作。书中以大量篇幅深刻揭露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猛烈抨击了袁世凯腐朽黑暗的专制统治。无论是新撰写的许多文章，还是对旧文所作的修改，都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在新撰写的《大过》、《非所宜言》等文中，章太炎对袁世凯的暴虐统治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作了充分的估计。他指出：“夫忮心成于内，而奸诇横于外，暴察亟行，死亡无日，则人人不为卒岁之计，逮乎民心骚离，邻国责言，国之存亡，中人不能保以五稔。”他愤慨地指出：“今处朝位而自盗其所监守，公取其所羡余，诈令蠭出，誓言不信，裨贩之庸犹不为也。或乃羑人乐输，阴相劫制，虚作纸币，高下其直。曲法以弛蒱博，而官收其赢；称贷外国，而己挹取其利；谖言以兴农工水利，集人之资，而己以高位专制之；苟朝士尚守市井之行，其蠹犹不如是甚也。”为害比之尤烈的，是那些“亡国所遗从政之士”，这是一些“斗筲之才”，“其志固未有善败利害也，媮在眴息，不恤壶漏。倾移以后，苟可以乾没者，虽亡邦邑，他日愿为敌国隽俘而已矣。非徒不恤其国也，虽身亦自外之”。针对袁世凯党羽所制造的袁世凯不是依靠革命上台，而是实际借助“禅让”从清廷手中接过国家权力的种种奇谈怪论，章太炎专门写了《正议》一文，详细考察了“禅让”的历史渊源及其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本质，然后作出结论说：“乃夫晚世所谓禅让者，犹两寇相袭也。黜其魁帅，而任其小媮，其贼民乱化则如故。故诸所共政者，皆前代窃位败政逋臧之余，飞廉、恶来之亚也。校课赢绌，与旧朝未有以相胜。”而这一结论，也正是章太炎对袁世凯政府所作的估计。基于此，章太炎断言：“循今之俗，前世所谓土崩瓦解者尚不可以幸致也，直如鱼烂而已矣。”
章太炎痛切地感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腐败专制势力，盘根错节，充斥于国中，一步步重新把持了国家政权，这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回顾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发展的历程，他认识到，正是由于胜利来得过分容易，人们忽略了给旧社会种种腐败专制势力以毁灭性打击的任务，使“革命改制”大业半途而废，方才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就此，他写道：
事孰有大于革命改制？前世之创业者，或连兵一纪，死人多于枲蕉，直其罢极，而后收之，其旧朝贪人恶吏未有不诛也。今倡义不过四月，天步遂夷，而致届不及墨吏。人民见其成功之易，其他小事，谓愈可以侥幸得之。墨吏以曩日不圭刑诛，以为贪残不足以丧望实……其侮事媮得又宜也。
先前，他曾经天真地以为那些旧军阀、旧官僚、旧立宪党人一个跟斗就可以翻成革命党，惨痛的事实使他觉悟到，自己完全错了。在对待这些人问题上，采取“侥幸”即机会主义的态度，就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惩罚。这是痛苦的教训，也是严酷的现实。就此，他写道：
废兴之际，玉步可改，裳服可变也。其故吏亲媚者，天性狃为附庸小腆，染于亡国旧污，而不与玉步裳服偕亡。不刚制则不去。所以说其主者万耑，非为惠中国、扞四裔也。外侮于强敌，而内犹劫持其民，多为牙以自保，固民以失职，莫申其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章太炎在全部重新写过的《儒侠》一文中，特别颂扬了先秦时代的侠士盗跖，赞许他“聚齐氓以九千人，横行天下，所过大国守城，小国入保，故君位可替，而军实可夷。事绪未成，死犹欲与六王五伯决于地下，是申伯夷之志者”，并具体分析说：“是时臧孙为政，国祀爰居，家宝元龟，营于禨祥，以假威宠，非跖莫能破其神道诞妄；《鲁颂》之篇，以扬僖公，非跖无以弹其淫名；妾织蒲而民利夺，六关置而行旅梗，非跖则不均平通达也。此皆为害细微，而智者因以感激。”盗跖是数千年的历史人物，请出他的亡灵，正是希望能走盗跖的道路，去扫荡旧社会留下的那种种腐败专制势力。为此，《儒侠》篇特别强调：“见微以知著，依今以知始终，其道甚大。”章太炎已经意识到，袁世凯一伙的猖獗，正是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没有给他们以有力的扫荡，反让他们披上一件革命外衣，钻到新的民国共和政权中来为所欲为。
民国为袁世凯所篡夺，共和为袁世凯所破坏，也暴露了革命党人自身的弱点与问题。《检论》对此也作了总结。清朝末年，倡导革命者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然而，他们“虽明暗殊情，狂狷异行，皆能艰难其身，以为表仪，蒙霜露，涉波涛，乞食囚絷而不愠悔”，加上“清政不纲，丧师踧地”，致使“士民感慕，趣义日广，覆清之声，洋溢中外”。武昌起义之初，就军事力量而言，南军并非北军之敌，然而，革命者还是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原因何在呢？《检论》的回答是：“赖其上下咠十睦，军不骚动，民忘其死，直岸抗兵，而郭中市肆不变，绩妇奉壶以军野战，翁媪稚子候门而舍番休之兵，诸生在学校者年不及冠，而皆奉械注丸，争死前敌。”依靠的正是上下一心，军民一体，同仇敌忾，宁死不屈，无畏地向敌人战斗。在这之后，形势便逐步逆转，从革命者主观方面去寻找原因，就是因为渐渐丢掉了这些可贵的精神与传统。临时政府初建，便“上下触牾，恶声日腾”，特别是南京方面与武昌方面，竟“华为两戍，战不相问，盟不相咨”，这与昔时共同浴血奋战已难比较；其后，革命队伍急速扩大，“旧时数年之所纠合同志，率不过二千，一朝求附丽为徒属者，日莫簿阅，署名几五千人”，这就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这一情况下，一些革命同志“得志之顷，造次忘其前事，向之自相匡督与夫感慨自裁之节，皆忽略以为游尘，直道殣视之矣”，他们“宅京稍久”，便不可避免地要“渐益染其淫俗”，而这反过来便又使得“向者茸技之官，奔亡之虏，游食于北都者”，得以“乘其阽危，阳与为好，而阴蠹害其事”，结果，致使“盟约败解，人自相疑，丑声彰于远近，而大势崩矣”。回顾这段历程，章太炎感慨万分地写道：“今先时创谋者，虽颇凋丧，其他或以小器易满，不能知忧思。而涉变复知患难者，尚四五人。诚令追迹前事，念始谋之不易，与一身颠沛屏营之状，宜有俶焉动容潜焉浥涕者矣！”他希望幸存的所有革命领导人，认真记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以身作则，艰苦奋战，同心同德，增强团结，发扬旧日的光荣传统。他相信，这样做，或可使革命者避免重犯“侮唇齿之援，弃同德之好，远忧勤之人，而任女坐扰之士”的错误，使革命重振昔日的声威。
《客帝匡谬》、《分镇匡谬》、《解辫发》等名篇被刊落，许多旧作大幅度地进行了修改，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加强《检论》这部著作的现实针对性。
比如，《商平》一文，是据《平等难》改成。原文中“君臣之权非平等，而其褒贬则可以平等”等保留君主制度的说法，在《商平》中被全部删除。《商平》还特别增写了一大段，强调“事之宜平者，独有君臣，诚不宜世及相授，尊其礼秩，建其童昏，令然肆于民上”，揭露袁世凯名为总统，实际上已与君主无大差异，而且决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地位：“惟人情所吝惜者，箪食豆羹之养，执鞭奉盖之威，苟可以诩燿于众，犹不能置。今虽号以民主，其崇卑之度，无大殊绝，顾其实已长人。欲其轻去就，固难也。”又如《刑官》一文，题目依旧，但《检论》中新增了一段，说：“人主者，以其职贵，不以其形骸贵。燕游之事，非举其职，则齐诸编民。是故汉武微行，驰骛禾稼秔稻之地，为鄠杜令诃止。……即令虽格杀武帝，是诛逆令者，非弑主也。”根据这一思想，文章反复说明：“苟傅于辟，虽人主，得行其罚。”“使人主杀人不轨，则治之等是矣。”这些论说，实际上都是申述反对袁世凯、推翻袁世凯统治所具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检论》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篇文章，是《易论》。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过：“余少读惠定宇、张皋文诸家《易》义，虽以为汉说固然，而心不能惬也。亦谓易道冥昧，可以存而不论。在东因究老庄，兼寻辅嗣旧说，观其明爻明彖，乃叹其超绝汉儒也。近遭忧患，益复会心。……近欲有所论著，烦忧未果。”而这篇《易论》，应当说，就是在烦忧稍解后写出的概括他研究《易》的主要心得的一篇专门论文。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他在叙述了“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之后，紧接着就说：“处困而亨，渐知《易》矣。”这足以显示《易论》在《检论》一书中的特殊地位。
《易》是我国最古老也是解说最为纷纭的一部文献。古往今来，人们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企图对《易》的卦爻词及其排列的顺序所包含的意义作出说明，章太炎的《易论》特色在于：他首次摆脱了古代的论《易》方法，以他所掌握的人类学、社会学知识为基础，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易》中起始部分《屯》、《蒙》、《需》、《讼》、《师》、《比》、《履》、《泰》、《否》、《同人》等卦的含义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屯》，章太炎解释为人类形成的原始阶段。“庶虞始动，其象曰屯，其彖曰‘宜建侯而不宁侯’，则草昧部族之酋，鹑居食，上如标枝，而民如野鹿者也。当是时，民独知畋渔，故其爻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婚姻未定，以劫略为室家，故其爻曰：‘匪寇婚媾。’”《蒙》与《需》也都反映了这一阶段的特定的婚姻关系。
《讼》、《师》、《比》，章太炎解释为私有财产的出现以及相应而发生的社会冲突。“农稼既兴，民之失德，乾糇以愆，而争生存、略土田者作，故其次《讼》。小讼用曹辩，大讼用甲兵，是以行师。所谓‘丈人’者，众之所归往也。众有所比，同征伐，共劳逸，故其伦党搏而不溃。”
《履》、《泰》、《否》，章太炎解释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的正式建立。“讼》以起众，《比》以畜财，军在司马，币在大府，有军与币，而万国和亲，觌威不用。故其象曰：‘懿文德。’受之以《履》，帝位始成，大君以立。由是辩上下，定民志。”《泰》与《否》，则只不过表现了“懿文德”、“辩上下”顺逆不同的状态。
由此，便产生了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君子以类族辨物。‘宗盟之后，异姓其族，物细有知，诸夏亲昵，戎狄豺狼者，而族物始广矣。故’同人于宗‘曰’吝‘，’于郊‘、’于门，然后其无悔咎也。”
章太炎对《屯》至《同人》各卦作了以上解释之后，便断言：“此九卦者，生民建国之常率。彰往察来，横四海而不逾此。”
《易论》的这些分析，开辟了《易》的研究的新门径，显示了《易》并非“谶记历序之侪”，而是人事变迁的可贵记录，要求人们从实际的历史发展历程中掌握社会政治运动的一般轨迹。
《易》与《易传》描述了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通过对《易》的研究，章太炎对于矛盾运动的绝对性、无限性，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群动而生，旁斗溢无节，万物不足供其宰割，壤地不足容其肤寸，虽成既济，其终犹弗济也。”事物的矛盾运动将永无穷尽，想到达一个无矛盾无冲突的世界，就永无可能。平安美好的局面总是短暂的，而冲突、动荡则将永恒不息地存在；善的力量也有可能失败，而恶的势力猖獗一时的记录则屡见不鲜。以此，他无限忧虑地写道：“夫成败之数，奸暴干纪者常荼，而贞端扶义者常踧。作《易》者虽聪敏，欲为贞端谋主，徒袽补其疮痪耳。由是言之，既济则暂，未济其恒矣。是亦圣哲所以忧患。”
《易论》对于前途的展望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相当悲观。因为暴人得志，凶人享国长世之事，历史上屡见不鲜。“光复以还，绝世未得继兴，膏泽未得下究；诸志士献民，生存未得相廷劳，死亡未得相吊唁也；而逋寇尚有禄胙，庇其族姻，向之降虏，犹持权藉，姹肆不衰。”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他却无能为力，内心的苦恼，使他不能不发出困锁在铁笼中的猛兽那样痛苦的哀鸣。《易论》乃至整个《检论》中的一些灰色、消沉的东西，都正是这种情绪的产物。
在《检论》定稿以后，章太炎紧接着又将《国故论衡》作了一些增补与修改。《检论》与《国故论衡》，是康宝忠与其弟康心如筹印的《章氏丛书》中的两种。康心如是时办了一个右文社，自有印刷厂，将编印《章氏丛书》当作他们的一项主要业务。《章氏丛书》还汇集了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均语》一卷，《庄子解故》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太炎文录初编》文录二卷、别录三卷。这里包括了章太炎论学论政的极大部分著作。全部选目都由章太炎本人自行审定过。早年尚未成熟的《膏兰室札记》与《春秋左传读》未收，《訄书》初刻本、修订本未收，目的显然是要收入他自认最为成熟的学术著作。在编定文录时，他将在《民报》上发表的极大部分战斗文字都编入了“别录”；早先政治上尚未与康、梁决裂时的许多论政、论学的文章，武昌起义以后的大量通电、宣言、演讲与文章，则都被摒弃未收；当年同盟会领导层中发生争吵时发表的许多攻讦性的文章，也被刊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革命党人内部的纷争与内讧余痛犹在，他不愿再去揭开这些疮疤，这是他将许多文章刊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铁锁寒幢之中，章太炎认真进行了思索与总结。不仅对武昌起义以来的经历，而且对自己一生的政治与学术活动，都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检论》以至整部《章氏丛书》的编定，便是这一思索与总结的成果。“盖皇皇欲揽政权，唯恐一人异己者，当涂之用心也；皇皇欲揽文化权，唯恐一人异己者，保皇党之用心也。二者夹辅，以制一人，虽有贲、育之勇，将焉用之？”袁世凯政治上的野心与阴谋，保皇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的黑潮，是章太炎这时所面临的两大强敌。他孤军犹在奋战。“人固有一死，功业已就，没身可以无恨。如下走者，寝疾默化，亦恬漠而终耳。所未忘者，独以国故衰微，民言哤杂，思理而董之也。”《检论》的写定，《国故论衡》的修改，《章氏丛书》的编选，都是章太炎董理国故民言事件的一部分。
§§第八章 晚年章学
章太炎痛心地注视着这一切，“百念俱灰”，“惟以数册破书消遣”。“幽居数月，隐忧少寐。”5月23日，他给女婿龚宝铨写去一信，说：“仆遭围守者五月，幽居又五月矣。不欲以五羖鬻身，遭值穷匮，遂将槁饿，亦所愿耳。”他所深引为憾的，是“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他在信中总结自己的学术成就时说：“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但是，这些俱已属于过去；深为愤疾的，是还有一些著作来不及写出了。“虽从政、蒙难之时，略有燕间，未尝不多所会悟，所欲著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6月6日（一说7日）起，章太炎开始绝食。这次绝食持续了七八天。“其时弟子们环吁床前，请进食，先生始尝梨一片。”他的旧友黄节、马叙伦为此分别致函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请他出面要求袁世凯恢复章太炎的自由。袁世凯不愿蒙“逼死国学大师”之咎，命令吴炳湘派其亲信内城官医院院长徐延祚以治病为名，提出一份“章太炎病情诊断书”，以此为台阶，6月16日，将章太炎移至东四牌楼本司胡同铁如意轩医院，表面上撤去监视的警察，实际上由徐延祚负责监督。直到这时，章太炎方才复食。7月24日，经黎元洪、钱恂等再三活动，章太炎迁入东四牌楼钱粮胡同一家民房。巡警总监吴炳湘以巡警充阍人，稽察出入，章太炎往来书札都要交总厅检视，宾客只有获得总厅所发证件者方可前来探视。然而，在这里，章太炎毕竟有了一些读书写作的自由，特别是他的一批学生黄侃、马裕藻、钱玄同、吴承仕、周树人、朱希祖、许寿裳等获准可以经常前来看望他，同他一道论学，使他郁闷稍解。他于是取出《訄书》，增删为《检论》九卷。
1910年在东京时，他在讲学、著述及重建光复会之外，对于《訄书》已“多所修治”。今存《訄书》改削稿本，留下了他这一次修治的设想与成果。这一稿本，是以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七年秋九月东京铅印再版本为底本，在上面直接增删改定而成。全目经增删，除去原来大部分保留外，准备新增《原经》、《六诗说》、《小疋大疋说》、《八卦释名》、《孝经说》、《原道》（上、中、下）、《原法》、《原名》、《原五家》、《正见》、《征信》、《秦献》、《第七十子》、《思乡愿》、《告浙江人》、《五术》、《说刑名》、《五朝法》、《代议然否论》、《告王鹤鸣》、《国风》、《佹诗》、《伤徐锡麟》、《告刘光汉》、《志六国》、《告刘揆一》等篇。
从这一目录可以看出，修治本保持了《訄书》原先的体系。修治本所收的《原学》，题目同《訄书》原刻本，内容则改为后来收入《国故论衡》的《原学篇》。修治本所收《原儒》、《原经》、《原道》、《原名》，后来也收入《国故论衡》。《原五家》当即《辨性》，评介告子、孟子、荀子、杨子、漆雕开等五家的人性学说。《正见》则为《国故论衡》中的《明见》篇。《国故论衡》作为一部专门著作出版于1910年5月，《訄书》修治本将其中卷中、卷下相当一部分（包括《佹诗》，即《国故论衡》中的《辨诗》）收入，说明是时《国故论衡》尚未出版，甚至还未计划辑为专书。于此亦可知，《訄书》这一次修治当在1910年春。
与原书相较，修治本新增的有《原儒》、《原经》等二十七篇；删去的有《儒道》、《族制》、《公言》、《弭兵难》四篇；篇题未改，内容更新或作了重大修改的有《订孔》、《学变》、《清儒》、《订文》所附《正名杂义》、《官统下》（改用《官制索隐》一文内容）、《争教下》等篇；篇题更改，内容改动不很大的有《原墨》（原《儒墨》）、《原法》（原《儒法》）、《原名》（原《儒兵》）、《通谶下》（原《订实知》）、《五术》（原《官统下》）、《谴虚惠》（原《不加赋难》）等篇。
从修治本的目录与修治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稿本。作者不久显然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将《原学》、《原经》、《原儒》、《原道》、《原名》、《原五家》、《正见》、《佹诗》等篇抽出，与其他一些论著编为《国故论衡》。紧接着，他又投入了《文始》与《齐物论释》两部著作的写作，《訄书》的修治也就停了下来。
武昌起义以来，南北倥偬，《訄书》修治稿本也就一直置于箧中。迁入钱粮胡同以来，心情稍许平静，他想到应当完成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将搁置已久的《訄书》修治工作继续下去。
从8月开始，章太炎就一再催促龚宝铨尽快从他上海书箱中找出《訄书》改削稿本，带到北京，以便重加磨琢，再施笔墨。
在那“黄沙蔽高岑，浮云暗白日，荡荡天门开，舆金相过轶，惨惨棘林下，降虏操刀笔”的日子里，章太炎开始对《訄书》再次进行修订。12月下旬，因为与章氏同住的黄侃突然被警察强制迁走，章氏弟子及一些友人前来探访一再受阻，章太炎愤恚极甚，再次绝食，《訄书》修治一度停顿。经他的弟子再三劝解，特别是他的好友马叙伦的诱导，加上他所钟爱的三女儿章工工工工（展）到京看望，吴炳湘答应解除对章氏门人及友朋入访者的若干限制，章太炎方才勉强恢复饮食。《訄书》的修治工作亦得以继续进行。
从这次修订工作一开始，他就发现，继续保持《訄书》原先的体系将容纳不了他所预定的各方面内容。1910年春天增补的许多文章，现在有的已收入《国故论衡》，有的收入专门的文录则更为适合。至于当时所作的许多修改，有的仍然应当坚持，有的则需要进一步斟酌。于是，他一边撰写了一批新的论文，一边对原修治本重新进行了审定。被全部删去的有《原学》、《通谶》、《封禅》、《冥契》、《订实知》等篇，改变题目或增删内容的有《订孔》、《原法》、《儒侠》、《原兵》、《平等难》（改名《商平》）等篇。这些篇，他或者在原书上修订后请人誊录，或者让人先行誊清，他再作修改。这也就是今存修治本原稿上留有不同于1910年春修治计划的痕迹，以及若干记述武昌起义后心得体会的文字的缘故。
章太炎将所增订保留的旧文及新撰写的各文重新编次，按内容分成九卷，并将书名更易为《检论》，于1915年四五月间杀青。
《释名·释书契》：“检，禁也。禁闭诸物使不得开露也。”《检论》取名，显然就是根据这个意思。这是一部身在幽囚之中的著作，这是一部所有政见时论都被禁止发抒时的著作，这是一部袁世凯专制统治的淫威之下产生的著作。章太炎深明环境的险恶，所以，在这部著作中尽可能地写下他在学术上的新见解，特别是经过痛定思痛的沉思，他对辛亥革命成果被篡夺、中华民国被糟蹋所作的总结。
《检论》正文六十篇，附录七篇。卷一《原人》、《序种姓》、《原变》，专论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起源。卷二《易论》、《尚书故言》、《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礼隆杀论》、《辨乐》、《春秋故言》、《尊史》、《征七略》共十篇，其中七篇俱新增，另三篇较《訄书》略有改动。这一组文章，专论“六艺”本旨，坚持夷经于史。卷三《订孔》、《道本》、《道微》、《原墨》、《原法》、《儒侠》、《本兵》、《学变》，大半亦重新写定，《订孔》、《原法》、《儒侠》，非但不同于《訄书》，亦不同于1910年修治本改稿。这一组文章，专论周、秦、两汉诸子学说。卷四《案唐》、《通程》、《议王》、《许二魏汤李别录》、《哀焚书》、《正颜》、《清儒》、《学隐》，大多为旧稿，改动多少不一，分别论述了唐、宋以来思想学术的变迁。卷五至卷八，除《正议》、《对二宋》为新增外，其他各篇多据《訄书》旧作改定，分别论述了近代民族语言文字、共同心理状态、法律、行政、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卷九包括《非所宜言》、《商鞅》、《思葛》、《伸垣》、《小过》、《大过》、《近思》七篇，除《商鞅》为《訄书》旧稿，稍有改动，《思葛》系据《正葛》增补外，其他五篇，全属新撰。在这些篇章中，章太炎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形势演变的历程，对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了有相当深度的总结。
《检论》并非遁世消极颓唐之作。书中以大量篇幅深刻揭露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猛烈抨击了袁世凯腐朽黑暗的专制统治。无论是新撰写的许多文章，还是对旧文所作的修改，都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在新撰写的《大过》、《非所宜言》等文中，章太炎对袁世凯的暴虐统治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作了充分的估计。他指出：“夫忮心成于内，而奸诇横于外，暴察亟行，死亡无日，则人人不为卒岁之计，逮乎民心骚离，邻国责言，国之存亡，中人不能保以五稔。”他愤慨地指出：“今处朝位而自盗其所监守，公取其所羡余，诈令蠭出，誓言不信，裨贩之庸犹不为也。或乃羑人乐输，阴相劫制，虚作纸币，高下其直。曲法以弛蒱博，而官收其赢；称贷外国，而己挹取其利；谖言以兴农工水利，集人之资，而己以高位专制之；苟朝士尚守市井之行，其蠹犹不如是甚也。”为害比之尤烈的，是那些“亡国所遗从政之士”，这是一些“斗筲之才”，“其志固未有善败利害也，媮在眴息，不恤壶漏。倾移以后，苟可以乾没者，虽亡邦邑，他日愿为敌国隽俘而已矣。非徒不恤其国也，虽身亦自外之”。针对袁世凯党羽所制造的袁世凯不是依靠革命上台，而是实际借助“禅让”从清廷手中接过国家权力的种种奇谈怪论，章太炎专门写了《正议》一文，详细考察了“禅让”的历史渊源及其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本质，然后作出结论说：“乃夫晚世所谓禅让者，犹两寇相袭也。黜其魁帅，而任其小媮，其贼民乱化则如故。故诸所共政者，皆前代窃位败政逋臧之余，飞廉、恶来之亚也。校课赢绌，与旧朝未有以相胜。”而这一结论，也正是章太炎对袁世凯政府所作的估计。基于此，章太炎断言：“循今之俗，前世所谓土崩瓦解者尚不可以幸致也，直如鱼烂而已矣。”
章太炎痛切地感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腐败专制势力，盘根错节，充斥于国中，一步步重新把持了国家政权，这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回顾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发展的历程，他认识到，正是由于胜利来得过分容易，人们忽略了给旧社会种种腐败专制势力以毁灭性打击的任务，使“革命改制”大业半途而废，方才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就此，他写道：
事孰有大于革命改制？前世之创业者，或连兵一纪，死人多于枲蕉，直其罢极，而后收之，其旧朝贪人恶吏未有不诛也。今倡义不过四月，天步遂夷，而致届不及墨吏。人民见其成功之易，其他小事，谓愈可以侥幸得之。墨吏以曩日不圭刑诛，以为贪残不足以丧望实……其侮事媮得又宜也。
先前，他曾经天真地以为那些旧军阀、旧官僚、旧立宪党人一个跟斗就可以翻成革命党，惨痛的事实使他觉悟到，自己完全错了。在对待这些人问题上，采取“侥幸”即机会主义的态度，就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惩罚。这是痛苦的教训，也是严酷的现实。就此，他写道：
废兴之际，玉步可改，裳服可变也。其故吏亲媚者，天性狃为附庸小腆，染于亡国旧污，而不与玉步裳服偕亡。不刚制则不去。所以说其主者万耑，非为惠中国、扞四裔也。外侮于强敌，而内犹劫持其民，多为牙以自保，固民以失职，莫申其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章太炎在全部重新写过的《儒侠》一文中，特别颂扬了先秦时代的侠士盗跖，赞许他“聚齐氓以九千人，横行天下，所过大国守城，小国入保，故君位可替，而军实可夷。事绪未成，死犹欲与六王五伯决于地下，是申伯夷之志者”，并具体分析说：“是时臧孙为政，国祀爰居，家宝元龟，营于禨祥，以假威宠，非跖莫能破其神道诞妄；《鲁颂》之篇，以扬僖公，非跖无以弹其淫名；妾织蒲而民利夺，六关置而行旅梗，非跖则不均平通达也。此皆为害细微，而智者因以感激。”盗跖是数千年的历史人物，请出他的亡灵，正是希望能走盗跖的道路，去扫荡旧社会留下的那种种腐败专制势力。为此，《儒侠》篇特别强调：“见微以知著，依今以知始终，其道甚大。”章太炎已经意识到，袁世凯一伙的猖獗，正是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没有给他们以有力的扫荡，反让他们披上一件革命外衣，钻到新的民国共和政权中来为所欲为。
民国为袁世凯所篡夺，共和为袁世凯所破坏，也暴露了革命党人自身的弱点与问题。《检论》对此也作了总结。清朝末年，倡导革命者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然而，他们“虽明暗殊情，狂狷异行，皆能艰难其身，以为表仪，蒙霜露，涉波涛，乞食囚絷而不愠悔”，加上“清政不纲，丧师踧地”，致使“士民感慕，趣义日广，覆清之声，洋溢中外”。武昌起义之初，就军事力量而言，南军并非北军之敌，然而，革命者还是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原因何在呢？《检论》的回答是：“赖其上下咠十睦，军不骚动，民忘其死，直岸抗兵，而郭中市肆不变，绩妇奉壶以军野战，翁媪稚子候门而舍番休之兵，诸生在学校者年不及冠，而皆奉械注丸，争死前敌。”依靠的正是上下一心，军民一体，同仇敌忾，宁死不屈，无畏地向敌人战斗。在这之后，形势便逐步逆转，从革命者主观方面去寻找原因，就是因为渐渐丢掉了这些可贵的精神与传统。临时政府初建，便“上下触牾，恶声日腾”，特别是南京方面与武昌方面，竟“华为两戍，战不相问，盟不相咨”，这与昔时共同浴血奋战已难比较；其后，革命队伍急速扩大，“旧时数年之所纠合同志，率不过二千，一朝求附丽为徒属者，日莫簿阅，署名几五千人”，这就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这一情况下，一些革命同志“得志之顷，造次忘其前事，向之自相匡督与夫感慨自裁之节，皆忽略以为游尘，直道殣视之矣”，他们“宅京稍久”，便不可避免地要“渐益染其淫俗”，而这反过来便又使得“向者茸技之官，奔亡之虏，游食于北都者”，得以“乘其阽危，阳与为好，而阴蠹害其事”，结果，致使“盟约败解，人自相疑，丑声彰于远近，而大势崩矣”。回顾这段历程，章太炎感慨万分地写道：“今先时创谋者，虽颇凋丧，其他或以小器易满，不能知忧思。而涉变复知患难者，尚四五人。诚令追迹前事，念始谋之不易，与一身颠沛屏营之状，宜有俶焉动容潜焉浥涕者矣！”他希望幸存的所有革命领导人，认真记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以身作则，艰苦奋战，同心同德，增强团结，发扬旧日的光荣传统。他相信，这样做，或可使革命者避免重犯“侮唇齿之援，弃同德之好，远忧勤之人，而任女坐扰之士”的错误，使革命重振昔日的声威。
《客帝匡谬》、《分镇匡谬》、《解辫发》等名篇被刊落，许多旧作大幅度地进行了修改，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加强《检论》这部著作的现实针对性。
比如，《商平》一文，是据《平等难》改成。原文中“君臣之权非平等，而其褒贬则可以平等”等保留君主制度的说法，在《商平》中被全部删除。《商平》还特别增写了一大段，强调“事之宜平者，独有君臣，诚不宜世及相授，尊其礼秩，建其童昏，令然肆于民上”，揭露袁世凯名为总统，实际上已与君主无大差异，而且决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地位：“惟人情所吝惜者，箪食豆羹之养，执鞭奉盖之威，苟可以诩燿于众，犹不能置。今虽号以民主，其崇卑之度，无大殊绝，顾其实已长人。欲其轻去就，固难也。”又如《刑官》一文，题目依旧，但《检论》中新增了一段，说：“人主者，以其职贵，不以其形骸贵。燕游之事，非举其职，则齐诸编民。是故汉武微行，驰骛禾稼秔稻之地，为鄠杜令诃止。……即令虽格杀武帝，是诛逆令者，非弑主也。”根据这一思想，文章反复说明：“苟傅于辟，虽人主，得行其罚。”“使人主杀人不轨，则治之等是矣。”这些论说，实际上都是申述反对袁世凯、推翻袁世凯统治所具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检论》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篇文章，是《易论》。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过：“余少读惠定宇、张皋文诸家《易》义，虽以为汉说固然，而心不能惬也。亦谓易道冥昧，可以存而不论。在东因究老庄，兼寻辅嗣旧说，观其明爻明彖，乃叹其超绝汉儒也。近遭忧患，益复会心。……近欲有所论著，烦忧未果。”而这篇《易论》，应当说，就是在烦忧稍解后写出的概括他研究《易》的主要心得的一篇专门论文。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他在叙述了“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之后，紧接着就说：“处困而亨，渐知《易》矣。”这足以显示《易论》在《检论》一书中的特殊地位。
《易》是我国最古老也是解说最为纷纭的一部文献。古往今来，人们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企图对《易》的卦爻词及其排列的顺序所包含的意义作出说明，章太炎的《易论》特色在于：他首次摆脱了古代的论《易》方法，以他所掌握的人类学、社会学知识为基础，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易》中起始部分《屯》、《蒙》、《需》、《讼》、《师》、《比》、《履》、《泰》、《否》、《同人》等卦的含义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屯》，章太炎解释为人类形成的原始阶段。“庶虞始动，其象曰屯，其彖曰‘宜建侯而不宁侯’，则草昧部族之酋，鹑居食，上如标枝，而民如野鹿者也。当是时，民独知畋渔，故其爻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婚姻未定，以劫略为室家，故其爻曰：‘匪寇婚媾。’”《蒙》与《需》也都反映了这一阶段的特定的婚姻关系。
《讼》、《师》、《比》，章太炎解释为私有财产的出现以及相应而发生的社会冲突。“农稼既兴，民之失德，乾糇以愆，而争生存、略土田者作，故其次《讼》。小讼用曹辩，大讼用甲兵，是以行师。所谓‘丈人’者，众之所归往也。众有所比，同征伐，共劳逸，故其伦党搏而不溃。”
《履》、《泰》、《否》，章太炎解释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的正式建立。“讼》以起众，《比》以畜财，军在司马，币在大府，有军与币，而万国和亲，觌威不用。故其象曰：‘懿文德。’受之以《履》，帝位始成，大君以立。由是辩上下，定民志。”《泰》与《否》，则只不过表现了“懿文德”、“辩上下”顺逆不同的状态。
由此，便产生了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君子以类族辨物。‘宗盟之后，异姓其族，物细有知，诸夏亲昵，戎狄豺狼者，而族物始广矣。故’同人于宗‘曰’吝‘，’于郊‘、’于门，然后其无悔咎也。”
章太炎对《屯》至《同人》各卦作了以上解释之后，便断言：“此九卦者，生民建国之常率。彰往察来，横四海而不逾此。”
《易论》的这些分析，开辟了《易》的研究的新门径，显示了《易》并非“谶记历序之侪”，而是人事变迁的可贵记录，要求人们从实际的历史发展历程中掌握社会政治运动的一般轨迹。
《易》与《易传》描述了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通过对《易》的研究，章太炎对于矛盾运动的绝对性、无限性，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群动而生，旁斗溢无节，万物不足供其宰割，壤地不足容其肤寸，虽成既济，其终犹弗济也。”事物的矛盾运动将永无穷尽，想到达一个无矛盾无冲突的世界，就永无可能。平安美好的局面总是短暂的，而冲突、动荡则将永恒不息地存在；善的力量也有可能失败，而恶的势力猖獗一时的记录则屡见不鲜。以此，他无限忧虑地写道：“夫成败之数，奸暴干纪者常荼，而贞端扶义者常踧。作《易》者虽聪敏，欲为贞端谋主，徒袽补其疮痪耳。由是言之，既济则暂，未济其恒矣。是亦圣哲所以忧患。”
《易论》对于前途的展望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相当悲观。因为暴人得志，凶人享国长世之事，历史上屡见不鲜。“光复以还，绝世未得继兴，膏泽未得下究；诸志士献民，生存未得相廷劳，死亡未得相吊唁也；而逋寇尚有禄胙，庇其族姻，向之降虏，犹持权藉，姹肆不衰。”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他却无能为力，内心的苦恼，使他不能不发出困锁在铁笼中的猛兽那样痛苦的哀鸣。《易论》乃至整个《检论》中的一些灰色、消沉的东西，都正是这种情绪的产物。
在《检论》定稿以后，章太炎紧接着又将《国故论衡》作了一些增补与修改。《检论》与《国故论衡》，是康宝忠与其弟康心如筹印的《章氏丛书》中的两种。康心如是时办了一个右文社，自有印刷厂，将编印《章氏丛书》当作他们的一项主要业务。《章氏丛书》还汇集了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均语》一卷，《庄子解故》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太炎文录初编》文录二卷、别录三卷。这里包括了章太炎论学论政的极大部分著作。全部选目都由章太炎本人自行审定过。早年尚未成熟的《膏兰室札记》与《春秋左传读》未收，《訄书》初刻本、修订本未收，目的显然是要收入他自认最为成熟的学术著作。在编定文录时，他将在《民报》上发表的极大部分战斗文字都编入了“别录”；早先政治上尚未与康、梁决裂时的许多论政、论学的文章，武昌起义以后的大量通电、宣言、演讲与文章，则都被摒弃未收；当年同盟会领导层中发生争吵时发表的许多攻讦性的文章，也被刊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革命党人内部的纷争与内讧余痛犹在，他不愿再去揭开这些疮疤，这是他将许多文章刊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铁锁寒幢之中，章太炎认真进行了思索与总结。不仅对武昌起义以来的经历，而且对自己一生的政治与学术活动，都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检论》以至整部《章氏丛书》的编定，便是这一思索与总结的成果。“盖皇皇欲揽政权，唯恐一人异己者，当涂之用心也；皇皇欲揽文化权，唯恐一人异己者，保皇党之用心也。二者夹辅，以制一人，虽有贲、育之勇，将焉用之？”袁世凯政治上的野心与阴谋，保皇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的黑潮，是章太炎这时所面临的两大强敌。他孤军犹在奋战。“人固有一死，功业已就，没身可以无恨。如下走者，寝疾默化，亦恬漠而终耳。所未忘者，独以国故衰微，民言哤杂，思理而董之也。”《检论》的写定，《国故论衡》的修改，《章氏丛书》的编选，都是章太炎董理国故民言事件的一部分。
§§第八章 晚年章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