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袁义声
沙皇俄国早就对中国长城以北广大领土怀有侵略野心，处心积虑要把这些地方并入俄国版图。武昌起义爆发后，沙皇政府一手导演了外蒙“独立”的丑剧，指使一伙分裂分子成立了所谓“大蒙古国”，策动他们窜扰和进犯乌里雅苏台、满洲里、科布多等地。1912年11月3日签订的《俄蒙协约》规定，俄国将支持外蒙傀儡当局“不让中国军队进入蒙古”，剥夺“华人移植蒙境的各项权利”；所附《商务专条》规定，俄国人在蒙古全境享有自由居住、自由往来、租地、买地、修建房屋、经营工商矿林渔等业的权利。这是一个阴谋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变蒙古为沙俄殖民地的条约。10月，章太炎曾赴东北奉天、长春、哈尔滨等处考察，对于那里“日俄经营，不遗余力”，而“当事者”却“颟顸阘茸，熟视而无睹”有强烈的感受。他代表北京报界为“俄蒙协约，丧失国权”，专门上书袁世凯，提出了严厉的质询：“漠北不守，则塞外危。塞外危，则长城以南亦无宁宇。壤地丧失，日蹙百里，其异于前清政府者安在？”他在另一文中，还痛斥当局“弃地千里，秘不示人”，说“政府劝人维护现状已数月矣，而现状之破坏，不破坏于人民之奋激，乃政府自以姑息诡秘之策破坏之”。他并指出：“方今蟊贼内讧，所忧非专在蒙古也。以游宴奔走为能，以秘密运动为美，各部衙门，贿赂公行……循此不变，虽蒙古内顺，岂有异清之季世乎？”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章太炎倡导成立所谓“中央革命党”，宣言“肉食者不去，则不能逮远谋；害群者不除，则不能固自体”，将矛头转向袁世凯政府内部和“旧时君主立宪党及近时宗社党人”。后改倡建立“根本改革团”。他在《发起根本改革团意见书》中提出，政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坚持将政治革命进行下去：“所谓政治革命者，非谓政体形式之变迁，易君主为民主，改专制为立宪也；亦非以今为假共和而欲有所改更也。民之所望在实利，令不在空权；士之所希在善政，不在徒法。”中国的政治现实表明，形式上虽然从帝制改成了民国，民众却未真正获得实利，善政也并未出现。他责问道：“成蒙古之叛乱者谁乎？受僚吏之贿赂者谁乎？朋党比周、瓮遏才俊者谁乎？伴食岩廊、废事不治者谁乎？若今之国务员可以幸存，亡国之祸尚将酷于前清之末。”但是，仅仅更换几个国务总长，并不能使这一严酷状况改变。“若徒易人受事，旧染不除，亦与改组时等耳。”正因为如此，《意见书》断言：“非举政治革命，大治贪墨，以正刑书，大选贤良，以持钧石，镮首赭衣者遍于阁部，封轺聘币者逮于细微，不足以惩方来而荡旧污。”
章太炎原先一厢情愿地加在袁世凯头上的灵光圈突然消失了，露出的却是一个赤裸裸的市侩政客的原形。章太炎尝到了幻灭的痛苦。所以，他提出，要辞去高等顾问的职务，离京南归。袁世凯不想让他就此脱离自己的掌心，因他刚游历过东北，曾多次建议在东三省赶紧采取有效措施，以谋抵制，便决定任命章氏为东三省筹边使，但是，借口“现在外交问题多未解决，若张旗响鼓，遣使筹边，不免招人疑忌”，讲明只发给他委任状，而不发布正式委任令。
1913年1月3日，章太炎携带一名调查员、一名书记员和一名庶务员赴任。筹边使署设在长春旧道署衙门，“僚属财十人耳，既鲜事，经费亦少”。据报载，时袁世凯仅拨开办费一万元，每月经费仅二千元，“所有秘书参随各员之公费，均在其内”。一无人，二无钱，三更无权。东北各省自都督以下各级官吏，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筹边使放在眼中，根本不买他的账。奉天、吉林两省都督还专门就筹边使权力范围一事电询袁世凯，袁复电说：“该使不过筹办边陲实业，所有一切内政、外交、行政，不在其权限内。惟该使系由中央委任，应受上级之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筹边使究竟能够有什么作为，也就可想而知了。
处境是如此困难，章太炎还挣扎着想有所作为。他不避严寒，履冰踏雪，到各处巡视，进行筹画。他精心拟就一份发展东北经济的计划书，建议首先设立一东三省银行，以解决经营所需的资金困难，增强同到处泛滥的俄国纸币等等的竞争能力；同时，立即着手开浚辽河，开凿松花江与辽河之间的运河，以便利东北物产运输，增强同俄、日控制下的铁路运输竞争的能力。他认为：“财用既周，交通既便，一切实业不待官吏为之兴办，而人民自惠然肯来，不待贤智为之提倡，而愚贱亦欣心鼓舞。”各种资本主义实业便可发展起来。他在计划书中写道：“炳麟本革命党人，从前所以出入生死者，只为政令之苛残，民生之憔悴耳。今者持节临边，期偿始愿。”表明他是认真而严肃地对待筹边事业的。
为了取得袁世凯政治上及财政上的支持，使筹边不致成为空谈，1月27日，他赶回北京，“面谒大总统，痛陈东省官吏之庸碌无能，且到处遇事掣肘各情”。可是，他从袁世凯那里连口头的允诺也没有得到。相反，倒有参议员在国会中对任命章太炎为筹边使的合法性提出了质询。他们除去指责这一任命未经国会批准外，还指责章太炎在《俄蒙协约》签订后，曾历数政府罪恶，反对中央，以此要求立即取消章太炎的这项任命。章太炎还不死心，二月中旬，又离京赶往长春，并带去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准备立即着手对拟议中开凿的运河进行实地测量。他曾刊登了一则启事，说：“所自愧者，志有余而权不足，乃无以对二千万人民也。”表露了他内心真正的苦闷与痛楚。
在这之前，1912年12月，举行了第一次国会选举。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组成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大胜，取得了远远超过其他党派的多数席位。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企图以多数党的资格出来组阁，建成一个可以与袁世凯进行政治较量的内阁政府。对于袁世凯说来，宋教仁构成了真正的威胁。3月20日晚10时3刻宋教仁在进入上海车站准备乘车北上时，突然遭到狙击，于22日逝世。23日和24日，凶犯武士英、应夔丞被捕获，从他们家中抄获的大量秘密函电表明，这场暗杀案的元凶与谋主正是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与身为国务总理的赵秉钧。
随着宋案真相渐次披露，章太炎意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并看到了这是完成“政治革命”的真正可靠的力量。面对着“亡国大夫，恣其势焰，毒痡海内，祸重丘山”的严峻情势，他呼吁共和党中的“老于革命者”、“革命健儿”同国民党中的“真革命党”复交和合。他说：“今欲纠合党会以谋进取，惟取各党中革命人材，纠合为一，辅以学士清流，介以良吏善贾，则上不失奋厉之精神，下不失健全之体格，而国事庶有瘳矣。”“舍此之外，无可望者。”为了就宋案发生以后的形势与对策同孙中山、黄兴等人进行磋商，章太炎于4月17日从长春赶回上海。
在上海，章太炎倾吐了他一年多政治活动中所得到的最深的感受，他终于认识到了，中国迄今为止政治上最主要的病症就是腐败专制之病。他称此为“国病”。他说：“兄弟初见南方革命后秩序未复，颇不谓然。即至北京，又到东三省，观察种种现象，实异常腐败，深堪浩叹。盖北方受了腐败专制的遗传病，较诸南方革命的激烈病其流毒更甚。吾辈欲扫除劣政治，产出良政治，非先从医治国病、铲除专制劣根下手不可。”他还带着负疚的心情谈到：“民国成立，辄曰维持现状。所谓现状，亦未说明。据兄弟看来，民国非维持现状也，乃维持现病耳。若坐视腐败专制之病常存留中央，则民国共和终成梦想。故今日吾革命党对于建设民国一问题，当仍以猛进的手段，循文明的步调，急求破坏专制恶根，拼命力争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设可言。不过主张稳健，与革命时进行稍有不同而已。盖革命乃大破坏，改革不良政治乃小破坏。各国政治之演进，万不能不经破坏就能改良的。”民国共和的梦幻，一次又一次，都破灭了。原因何在呢？在这里，章太炎谈出了他的最新感受，也是他的最深感受。这是他从一次次挫折、失败和幻灭中，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对于这位政治幼稚病的重患者来说，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觉悟。
“宋案”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开始时，孙中山要求起兵讨袁，“武力解决”；而黄兴则主张“法律解决”，凭借法律，揭露与从政治上孤立、削弱袁世凯。章太炎既不赞成孤注一掷的“武力解决”，也不满足于徒然迁延时日的“法律解决”。他提出“政治解决”，就是要求以正式大总统选举为契机，事先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揭露袁世凯统治的种种劣迹与罪恶，造成袁世凯不得不退出候选地位以及不得不下台的政治形势，用所谓政治手段结束袁世凯的统治。
为此，他首先号召全体国民发扬革命先烈时时以民国前途为念、艰苦卓绝地为民国奋斗的“真气”。他说：“今国民真气似已渐趋淡泊。民国政府本国民人人所能监督者，使行使其正当监督之权，政府何敢横恣若此？……使国民真气长此淡泊，则吾将为革命党追悼，为中华民国追悼！若因追念前人之故，而能团结其真气，则民国转祸为福之机在此。惟诸君为之。”
为了更为广泛地动员与团结自身的力量，以实现所谓政治解决的任务，章太炎倡议组织“起义同志共络会”。他异常沉重地指出：“往者同人逋逃海外，乞食为生，大众一心，初无倾轧。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弟兄，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迩者殷顽余毒，布在朝列，小腆犹存，鸮音未隔。能以坚贞之力次第湔除者，非我光复中夏之旧人，更将谁赖？若能乘此剥桡，危心自厉，塞翁失马，正转祸为福之机。……如复晏安酖毒，自相侮嘲，始以口舌之争，终以戈矛之伐，贤材既尽，民望无归，我同志亡，中国亦丧矣。”章太炎自称这是“告哀”之词，充分显示了他是如何出自真诚而又如何急切。
为了先行翦除袁世凯的羽翼，章太炎公开致书袁世凯，直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参谋本部次长陈宦及袁氏另一亲信段芝贵同国务总理赵秉钧为“四凶”，要求袁世凯立即将他们斥退。理由是佞人不去，不仅宋案难以了结，其他政治问题更无解决的希望。书中警告袁氏：“四凶不去，虽以唐尧之能，天禄于是永终。”袁氏复函章氏，进行狡辩，说梁士诒等从政未能使人满意，乃是由于“约法之缚人”。章太炎立即去电驳斥，指出：“宵人作慝，实在公府近昵之中。此皆简在方寸，岂约法所能持？欲推诚人才，而梁士治壅之；欲保全元勋，而陈宦贼之；欲倚任夹辅，而段芝贵乱之。此三凶者，把持重地，荧惑主心，投诸四裔犹惧为祸，况日与聚谋耶？至如赵秉钧之妄用佥壬，变生不意，犹不过奉令承教者耳。”据此，他劝袁世凯不要“委咎约法之苛”，而切切实实地采取一些行动，“亟屏元凶，以餍人望”。他的这些函电，当时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人们都知道，袁世凯正倚这些凶神恶煞为左右手，而他们也正是在袁世凯的庇护之下方能为祸全国。所以，“四凶”一词，立即不胫而走，被人们广泛引用。
章太炎除去要求亟屏四凶外，在沪还同蒋智由、沈定一等发起组织弭祸会，发布公启说：“为保全大局，力求和平，惟有求大总统退位，并矢言不再任总统。……舍此以外，别无弭祸之方，济变之术。”为了将袁世凯逼下台，他还继续宋教仁生前定下的谋略，努力推出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的候选人。为此，他从上海专程赶到武汉，对黎进行游说。在5月13日国民党武汉支部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他还公开宣扬：“正式总统，急需遴选也。今时有声望者，首推黎氏。况为人长厚，使能驰驱轨范，允可作共和国总统。”而对于袁世凯，他则以不屑一顾的口气说：“政府违法（宋案、借款），大失民望，总统一席，无人举他。”
5月26日，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善后大借款”协议，随即便派兵南下，对南方国民党的几个都督直接施加军事压力。章太炎寄希望于黎元洪，这位最善于明哲保身的副总统却首鼠两端，反过来将了他一军，对他说：“君且入都视之。其人苟可谏，安用更置？必不可谏，如君等计耳。”章太炎离开汉口，于5月28日再次到北京。一到北京，章太炎便不停地接见各报记者，以纵谈时局为名，痛斥“政府党之报纸对于孙、黄及国民党恰如仇敌，如蛇蝎，将种种之事，捏造成文，或曰逆贼，或曰暴民，颠倒是非，毫无正鹄”。谈到袁世凯派兵南下一事时，他指出：“此时若以兵力胜负比较，北方一定可以战胜，但恐民气难抑，最后之胜负即不可知矣，人民糜烂亦不堪设想矣。”
在总统府中，他与袁世凯唇枪舌战，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一场争论。袁说：“报纸传克强欲举兵，称为遁初复仇，何诬谬如是？”章太炎立即回击说：“南方报纸亦传公将称帝。道听途说，南北一也。”袁世凯马上辩解，说自己并不敢实行帝制；章太炎便毫不客气地指出：“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一席话，说得袁世凯默然无语。
北京之行，章太炎不仅看到了“四凶不去，终无宁日”，更看到了袁世凯本人“于革命党人无不忮忌，非迁就即能幸免也”。袁世凯的宗旨已定，这就是“宁可以民国赠与朋友，不愿以民国交与家人”。想凭口舌劝得袁世凯回心转意，显然不可能。他在北京只待了7天，6月4日便毅然南返。在国民党交通部召开的茶话会上，他带着痛悔的心情说：
兄弟亦主张革命之一分子。当南北统一时，深恐革命派以从前急进主义演种种激烈手段，或妨害国势之进步，曾随时自加监督，忠告民党同志。而一年以来，从各方面观察，又将民国人物一一比较，觉吾民党终算是有良心的，自始至终尚不违背国利民福四字。所最堪叹息者：（一）民党当日不应退步，遗留腐败官僚之根株；（二）民党不应互相猜忌，争先利用不良政府，使彼得乘机利用政党。此民党失败之总因。今日追悔亦属无益，就民党一方面说，惟有化除意见，联合各省起义同志为一气，合力监督政府，终有政治改良之一日。
武昌起义后，自己急于求成，担心过分激进会把已经宣布赞成共和的立宪党人、旧官僚吓跑，为了联合、统一，不惜使革命中途停顿下来，甚至想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和对袁世凯的支持来显示自己的仁厚、宽容和大度。结果呢？革命队伍自身乱了阵脚，纷争不已，而旧军阀、旧官僚、立宪党人的势力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他们刚刚从慌乱中镇定下来，便气汹汹地向革命军挥刀砍过来了。这是何等沉痛的教训啊！回头看看自己的覆辙，他痛悔交加。因此，回到上海以后，他便同孙中山、黄兴等人一道为推进反袁斗争而筹划。6月18日又致电袁世凯及国务院，宣布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
就在章太炎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前后，袁世凯已经作好了发动内战的全面部署，并挑衅地于6月9日、14日和30日，分别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江西、广东、安徽都督的职务。孙中山等人已无可退却，被迫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兴师讨袁，开始了所谓“二次革命”。讨袁战争转瞬之间便以失败而告终。7月29日黄兴在南京乘上日轮，经上海、香港前往日本；8月2日孙中山也乘轮离沪，经福州、基隆去日本；许多革命者同他们一起，重新开始了流亡生活。而章太炎，这时则决定顶着袁氏凶焰再次入都。他解释自己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说：“余念袁氏网罗周布，无所逃死，中国已光复，而犹亡命，所不为也。会共和党人急电促余入都，称国民、共和二党惩于旧衅，欲复合。余念京师、上海皆不能避袁氏凶焰，8月，冒危入京师。”这是想依靠共和党与国民党的联合行动，利用国会制定宪法及选举总统的机会再作一搏，企图以此推倒袁世凯统治。他在给弟子的信中说：“顷已买航直赴京津。要与诸志士同处患难，为中夏留一线光明。项城甚欲购拿革命旧人，电已通布，吾辈亦不畏也。”
8月11日，章太炎抵达北京，住进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这是由原统一党和原民社一批成员组建的新共和党。袁世凯及其党羽们立即派出四名巡警，以“保护”为名，对章氏出入行动日夜严密监视。
章太炎来京本想集合共和党与国民党的力量，利用国会，就制宪与总统选举两大题目，同袁世凯作背水一战。他到京一看共和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完全不是如他原来所估计的那样坚强有力。他评论共和党：“势虽扩张，楚材尚劲，吴、蜀诸贤，则不免失于仁柔。徒谓形式宪法可以制佞人之死命，亦大迂矣。”评论国民党：“其间不无奇材烈士，而不能率循常轨，处患难则有旋转乾坤之能，遇安乐则有同流合污之病”，“非穷无立锥，终无大用”。他发现：“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国民党有其一，无其二，共和党则逾不逮，后忧正不知何底也！”这时，袁世凯下令逮捕了八名国民党议员，加紧对持有异议的国民党与共和党议员进行威胁。章太炎对形势急转直下焦虑万分：“北方政党情形，气已萧索，国会徒存形式，莫能自立。盖迫于军警之威，救死不暇，何论国事？前所逮捕议员，近闻已枪毙五人。神龙作醢，灵龟刳肠，吁，实吾生所未见也！不佞留滞燕都，心如鼎沸。”
10月6日，袁世凯派便衣军警数千人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更明目张胆地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取消全部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在袁世凯所派巡警、宪兵的严密监视下，章太炎闭居一室，只身孤影，燃着愤火，却“一切政论无由发舒”。
这时，与袁世凯反对民国、反对共和的篡国勾当密切配合，成立了“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昌明礼教社”等一大批团体，他们纷纷要求在宪法中明确地“定孔教为国教”。章太炎敏锐地察觉到，在这类论调与要求之后，潜藏着居心险恶的政治阴谋。他在家书中谈到这股思潮时写道：“近又有人欲以孔教为国教，其名似顺，其心乃别有主张，吾甚非之。”为了给这股思潮以迎头痛击，他在袁家宪警虎视眈眈的监视下，写出了《驳建立孔教议》一篇长文，发表于1913年9月25及26日《顺天时报》。
文章劈头就说：“近世有倡孔教会者，余窃訾其怪妄。宗教至鄙，有太古愚民行之而后终已不废者，徒以拂俗难行，非故葆爱严重之也。”就中国而言，素来便无所谓国教，“盖自伏羲、炎、黄，事多隐怪，而偏为后世称颂者，无过田渔衣裳诸业。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视彼佞谀上帝、拜谒法皇，举全国而宗事一尊，且著之典常者，其智愚相去远矣。”立孔教为国教，正是从文明倒退到愚昧去！
文章对孔子作了比之《订孔》与《论诸子学》为高的评价，说：“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文章认为，鼓吹建立孔教者，其实并不了解孔子的真正价值与真实的历史地位。而一旦将孔学神化、宗教化，那就恰好歪曲了孔子的本来形象，并且，必定要在政治上产生严重的后果。汉代的历史便是鲜明的例证。文章指出，汉代自从由“伏生开其源，董仲舒衍其流”，企图将儒学宗教化，特别是董仲舒，“以经典为巫师预记之流，而更曲傅《春秋》，云为汉氏制法，以媚人主，而棼政纪”，致使“谶纬蜂起，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其后，更发展为“或以天变灾异，宰相赐死，亲藩废黜，巫道乱法，鬼事干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可悲的正是“今之倡孔教者，又规摹仲舒而为之矣”！
12月9日，章太炎在共和党党部会议厅国学会开讲词中，针对袁世凯指使“宪法委员会”正式提出“以孔教为国教”提案一事，再次公开驳斥了建立孔教的主张。章太炎毫不含糊地声明：“迩者有人建立孔教，余尝为《驳议》一首，幸不为智士弃捐。彼昏不知，犹欲扬其余滓，定为国教，著之宪章。虽见排于议会，其盗言邪说未已，犹不得不拒塞之。”在这一开讲词中，除继续说明将孔学宗教化的危害外，章太炎还特别说明：“孔教之称，始妄人康有为，实今文经师之流毒。刘逢禄、宋翔凤之伦，号于通经致用，所谓《春秋》断狱，《禹贡》治河，三百五篇当谏书者，则彼之三宝也。大言夸世，……推其用意，必以历史记载为不足信，社会习惯为不足循，然后可以吐言为经，口含天宪。”而当前，侈言孔教，则不仅“于光复事状，既欲派其实录”，而且必定发展到“冕旒郊天，龙衮备物，民国所必不当行者，亦可借名圣教，悍然言之”。
这篇开讲词，还专门驳斥了孔教可以拯救道德的滥言，明确指出：“夫欲存中国之学术者，百家俱在，当分其余品，成其统绪，宏其疑昧，以易简御纷糅，足以日进不已。孔子本不专一家，亦何必牢执而不舍哉？欲以救道德之沦丧者，典言高行，散在泉书，则而效之，躬行君子，亦足以为万民表仪矣。若以宗教导人，虽无他害，犹劝人作伪耳。”
这次国学会讲学，是他的学生以为自己的老师“穷愁抑郁，既以伤生，纵酒漫骂，尤非长局”，商妥举办的。“报名听讲者沓至，袁氏私人受命来监察者，亦厕讲筵。讲授科目为经学、史学、玄学、小学，每科编讲义。”顾颉刚、毛子水、金毓黻等人都是这一次前来听讲受教的。今存金毓黻《国学会听讲日记》表明，章太炎在讲课时，始终未忘揭露和抨击建立孔教的种种谬说。章太炎在讲词中，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愚民正是为了专制，而专制必定愚民。他说：“老聃之言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斯言乃可谓洞见专制之真相矣。何以知之？老聃尝言：‘知此两者亦稽式。’稽者，稽察也；式者，试验也。稽查两方之情形，而灼知其故，则专制之威不得逞，愚民之术不得施。老氏之言，所以揭示专制之真相。其所稽者至精，而所试者亦至巧矣。后儒谓老聃以愚民政策导人君，非真知老子者矣。”
在软禁之中，章太炎悲忧交集，无可解慰。他多次萌念，欲以一死对袁世凯及整个腐败专制势力表示自己的不屈与抗争。10月初，他说：“都中豺狼之窟，既陷于此，欲出则难，纵躯委命，无此耐心，故辄愤愤，图自决耳。”他居住于共和党本部右院斗室中，“谈话既穷，乃狂饮，醉则怒骂，甚或于窗壁遍书袁贼字以泄愤。或掘树起，书袁贼无数纸，埋而焚之，大呼曰：‘袁贼烧死矣’”。11月，他径直写信正告袁世凯：四万万人所目睹者，好言美贿终不能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信中表示：“欲出居青岛，以反初服，而养疴疾。”“若大总统犹以为恨，未能相释，虽仰药系组，以从大命，势亦足以两解。”
袁世凯政府羁縻章氏，由赵秉钧等人出面试探，要章太炎出任国史馆总裁，重新担任总统府顾问，或由章氏负责筹设“弘文馆”。11月25日，他便给袁世凯写去第二封信，尖锐地揭露了这些建议的实质，对袁作了辛辣的嘲讽。信中写道：
大总统羁之不舍，即使赵秉钧以国史相饵，又欲别为置顿。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交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岂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史馆之职，盖以直笔绳人，既为群伦所不便。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纵作史官，亦倡优之数耳。窃闻史迁、陈寿之能谤议，而后世乐于览观者，以述汉、魏二武之事也。不幸遇朱全忠、石敬瑭，虽以欧阳公之叹息，欲何观焉？今大总统神圣文武，咸五登三，簪笔而颂功德者，盖以千亿，亦安赖于一人乎？
这里，章太炎直斥袁世凯周围珠履相耀者，其实皆鸡鸣狗盗、穿窬摸金之徒，而袁世凯本人，也只不过是朱全忠、石敬瑭一类卖国小丑，他坚定地表示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更不会去充当他们的倡优。
章太炎在信中再次坚持出京，并正告袁世凯：“若絷维一人以为功，委弃文化以为武，凤翱翔于千仞，览德辉而下之，炳麟其何愧之有？设有不幸，投诸浊流，所甘心也。”
章太炎一次次企图自行出京，都被军警所阻。他决心“以死拒之”，1914年1月7日，他以勋章作扇坠，只身来到总统府新华门，要求面见袁世凯。袁世凯令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国务总理熊希龄等出面虚与委蛇，章太炎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并将接待室内器物击毁几尽。袁世凯也撕去优待学者的假面，下令由军警将章太炎押往石虎胡同军事教练处拘禁起来。不久，他又被转到南下窪龙泉寺，被无限期地长久监禁。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章太炎倡导成立所谓“中央革命党”，宣言“肉食者不去，则不能逮远谋；害群者不除，则不能固自体”，将矛头转向袁世凯政府内部和“旧时君主立宪党及近时宗社党人”。后改倡建立“根本改革团”。他在《发起根本改革团意见书》中提出，政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坚持将政治革命进行下去：“所谓政治革命者，非谓政体形式之变迁，易君主为民主，改专制为立宪也；亦非以今为假共和而欲有所改更也。民之所望在实利，令不在空权；士之所希在善政，不在徒法。”中国的政治现实表明，形式上虽然从帝制改成了民国，民众却未真正获得实利，善政也并未出现。他责问道：“成蒙古之叛乱者谁乎？受僚吏之贿赂者谁乎？朋党比周、瓮遏才俊者谁乎？伴食岩廊、废事不治者谁乎？若今之国务员可以幸存，亡国之祸尚将酷于前清之末。”但是，仅仅更换几个国务总长，并不能使这一严酷状况改变。“若徒易人受事，旧染不除，亦与改组时等耳。”正因为如此，《意见书》断言：“非举政治革命，大治贪墨，以正刑书，大选贤良，以持钧石，镮首赭衣者遍于阁部，封轺聘币者逮于细微，不足以惩方来而荡旧污。”
章太炎原先一厢情愿地加在袁世凯头上的灵光圈突然消失了，露出的却是一个赤裸裸的市侩政客的原形。章太炎尝到了幻灭的痛苦。所以，他提出，要辞去高等顾问的职务，离京南归。袁世凯不想让他就此脱离自己的掌心，因他刚游历过东北，曾多次建议在东三省赶紧采取有效措施，以谋抵制，便决定任命章氏为东三省筹边使，但是，借口“现在外交问题多未解决，若张旗响鼓，遣使筹边，不免招人疑忌”，讲明只发给他委任状，而不发布正式委任令。
1913年1月3日，章太炎携带一名调查员、一名书记员和一名庶务员赴任。筹边使署设在长春旧道署衙门，“僚属财十人耳，既鲜事，经费亦少”。据报载，时袁世凯仅拨开办费一万元，每月经费仅二千元，“所有秘书参随各员之公费，均在其内”。一无人，二无钱，三更无权。东北各省自都督以下各级官吏，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筹边使放在眼中，根本不买他的账。奉天、吉林两省都督还专门就筹边使权力范围一事电询袁世凯，袁复电说：“该使不过筹办边陲实业，所有一切内政、外交、行政，不在其权限内。惟该使系由中央委任，应受上级之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筹边使究竟能够有什么作为，也就可想而知了。
处境是如此困难，章太炎还挣扎着想有所作为。他不避严寒，履冰踏雪，到各处巡视，进行筹画。他精心拟就一份发展东北经济的计划书，建议首先设立一东三省银行，以解决经营所需的资金困难，增强同到处泛滥的俄国纸币等等的竞争能力；同时，立即着手开浚辽河，开凿松花江与辽河之间的运河，以便利东北物产运输，增强同俄、日控制下的铁路运输竞争的能力。他认为：“财用既周，交通既便，一切实业不待官吏为之兴办，而人民自惠然肯来，不待贤智为之提倡，而愚贱亦欣心鼓舞。”各种资本主义实业便可发展起来。他在计划书中写道：“炳麟本革命党人，从前所以出入生死者，只为政令之苛残，民生之憔悴耳。今者持节临边，期偿始愿。”表明他是认真而严肃地对待筹边事业的。
为了取得袁世凯政治上及财政上的支持，使筹边不致成为空谈，1月27日，他赶回北京，“面谒大总统，痛陈东省官吏之庸碌无能，且到处遇事掣肘各情”。可是，他从袁世凯那里连口头的允诺也没有得到。相反，倒有参议员在国会中对任命章太炎为筹边使的合法性提出了质询。他们除去指责这一任命未经国会批准外，还指责章太炎在《俄蒙协约》签订后，曾历数政府罪恶，反对中央，以此要求立即取消章太炎的这项任命。章太炎还不死心，二月中旬，又离京赶往长春，并带去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准备立即着手对拟议中开凿的运河进行实地测量。他曾刊登了一则启事，说：“所自愧者，志有余而权不足，乃无以对二千万人民也。”表露了他内心真正的苦闷与痛楚。
在这之前，1912年12月，举行了第一次国会选举。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组成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大胜，取得了远远超过其他党派的多数席位。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企图以多数党的资格出来组阁，建成一个可以与袁世凯进行政治较量的内阁政府。对于袁世凯说来，宋教仁构成了真正的威胁。3月20日晚10时3刻宋教仁在进入上海车站准备乘车北上时，突然遭到狙击，于22日逝世。23日和24日，凶犯武士英、应夔丞被捕获，从他们家中抄获的大量秘密函电表明，这场暗杀案的元凶与谋主正是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与身为国务总理的赵秉钧。
随着宋案真相渐次披露，章太炎意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并看到了这是完成“政治革命”的真正可靠的力量。面对着“亡国大夫，恣其势焰，毒痡海内，祸重丘山”的严峻情势，他呼吁共和党中的“老于革命者”、“革命健儿”同国民党中的“真革命党”复交和合。他说：“今欲纠合党会以谋进取，惟取各党中革命人材，纠合为一，辅以学士清流，介以良吏善贾，则上不失奋厉之精神，下不失健全之体格，而国事庶有瘳矣。”“舍此之外，无可望者。”为了就宋案发生以后的形势与对策同孙中山、黄兴等人进行磋商，章太炎于4月17日从长春赶回上海。
在上海，章太炎倾吐了他一年多政治活动中所得到的最深的感受，他终于认识到了，中国迄今为止政治上最主要的病症就是腐败专制之病。他称此为“国病”。他说：“兄弟初见南方革命后秩序未复，颇不谓然。即至北京，又到东三省，观察种种现象，实异常腐败，深堪浩叹。盖北方受了腐败专制的遗传病，较诸南方革命的激烈病其流毒更甚。吾辈欲扫除劣政治，产出良政治，非先从医治国病、铲除专制劣根下手不可。”他还带着负疚的心情谈到：“民国成立，辄曰维持现状。所谓现状，亦未说明。据兄弟看来，民国非维持现状也，乃维持现病耳。若坐视腐败专制之病常存留中央，则民国共和终成梦想。故今日吾革命党对于建设民国一问题，当仍以猛进的手段，循文明的步调，急求破坏专制恶根，拼命力争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设可言。不过主张稳健，与革命时进行稍有不同而已。盖革命乃大破坏，改革不良政治乃小破坏。各国政治之演进，万不能不经破坏就能改良的。”民国共和的梦幻，一次又一次，都破灭了。原因何在呢？在这里，章太炎谈出了他的最新感受，也是他的最深感受。这是他从一次次挫折、失败和幻灭中，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对于这位政治幼稚病的重患者来说，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觉悟。
“宋案”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开始时，孙中山要求起兵讨袁，“武力解决”；而黄兴则主张“法律解决”，凭借法律，揭露与从政治上孤立、削弱袁世凯。章太炎既不赞成孤注一掷的“武力解决”，也不满足于徒然迁延时日的“法律解决”。他提出“政治解决”，就是要求以正式大总统选举为契机，事先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揭露袁世凯统治的种种劣迹与罪恶，造成袁世凯不得不退出候选地位以及不得不下台的政治形势，用所谓政治手段结束袁世凯的统治。
为此，他首先号召全体国民发扬革命先烈时时以民国前途为念、艰苦卓绝地为民国奋斗的“真气”。他说：“今国民真气似已渐趋淡泊。民国政府本国民人人所能监督者，使行使其正当监督之权，政府何敢横恣若此？……使国民真气长此淡泊，则吾将为革命党追悼，为中华民国追悼！若因追念前人之故，而能团结其真气，则民国转祸为福之机在此。惟诸君为之。”
为了更为广泛地动员与团结自身的力量，以实现所谓政治解决的任务，章太炎倡议组织“起义同志共络会”。他异常沉重地指出：“往者同人逋逃海外，乞食为生，大众一心，初无倾轧。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弟兄，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迩者殷顽余毒，布在朝列，小腆犹存，鸮音未隔。能以坚贞之力次第湔除者，非我光复中夏之旧人，更将谁赖？若能乘此剥桡，危心自厉，塞翁失马，正转祸为福之机。……如复晏安酖毒，自相侮嘲，始以口舌之争，终以戈矛之伐，贤材既尽，民望无归，我同志亡，中国亦丧矣。”章太炎自称这是“告哀”之词，充分显示了他是如何出自真诚而又如何急切。
为了先行翦除袁世凯的羽翼，章太炎公开致书袁世凯，直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参谋本部次长陈宦及袁氏另一亲信段芝贵同国务总理赵秉钧为“四凶”，要求袁世凯立即将他们斥退。理由是佞人不去，不仅宋案难以了结，其他政治问题更无解决的希望。书中警告袁氏：“四凶不去，虽以唐尧之能，天禄于是永终。”袁氏复函章氏，进行狡辩，说梁士诒等从政未能使人满意，乃是由于“约法之缚人”。章太炎立即去电驳斥，指出：“宵人作慝，实在公府近昵之中。此皆简在方寸，岂约法所能持？欲推诚人才，而梁士治壅之；欲保全元勋，而陈宦贼之；欲倚任夹辅，而段芝贵乱之。此三凶者，把持重地，荧惑主心，投诸四裔犹惧为祸，况日与聚谋耶？至如赵秉钧之妄用佥壬，变生不意，犹不过奉令承教者耳。”据此，他劝袁世凯不要“委咎约法之苛”，而切切实实地采取一些行动，“亟屏元凶，以餍人望”。他的这些函电，当时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人们都知道，袁世凯正倚这些凶神恶煞为左右手，而他们也正是在袁世凯的庇护之下方能为祸全国。所以，“四凶”一词，立即不胫而走，被人们广泛引用。
章太炎除去要求亟屏四凶外，在沪还同蒋智由、沈定一等发起组织弭祸会，发布公启说：“为保全大局，力求和平，惟有求大总统退位，并矢言不再任总统。……舍此以外，别无弭祸之方，济变之术。”为了将袁世凯逼下台，他还继续宋教仁生前定下的谋略，努力推出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的候选人。为此，他从上海专程赶到武汉，对黎进行游说。在5月13日国民党武汉支部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他还公开宣扬：“正式总统，急需遴选也。今时有声望者，首推黎氏。况为人长厚，使能驰驱轨范，允可作共和国总统。”而对于袁世凯，他则以不屑一顾的口气说：“政府违法（宋案、借款），大失民望，总统一席，无人举他。”
5月26日，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善后大借款”协议，随即便派兵南下，对南方国民党的几个都督直接施加军事压力。章太炎寄希望于黎元洪，这位最善于明哲保身的副总统却首鼠两端，反过来将了他一军，对他说：“君且入都视之。其人苟可谏，安用更置？必不可谏，如君等计耳。”章太炎离开汉口，于5月28日再次到北京。一到北京，章太炎便不停地接见各报记者，以纵谈时局为名，痛斥“政府党之报纸对于孙、黄及国民党恰如仇敌，如蛇蝎，将种种之事，捏造成文，或曰逆贼，或曰暴民，颠倒是非，毫无正鹄”。谈到袁世凯派兵南下一事时，他指出：“此时若以兵力胜负比较，北方一定可以战胜，但恐民气难抑，最后之胜负即不可知矣，人民糜烂亦不堪设想矣。”
在总统府中，他与袁世凯唇枪舌战，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一场争论。袁说：“报纸传克强欲举兵，称为遁初复仇，何诬谬如是？”章太炎立即回击说：“南方报纸亦传公将称帝。道听途说，南北一也。”袁世凯马上辩解，说自己并不敢实行帝制；章太炎便毫不客气地指出：“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一席话，说得袁世凯默然无语。
北京之行，章太炎不仅看到了“四凶不去，终无宁日”，更看到了袁世凯本人“于革命党人无不忮忌，非迁就即能幸免也”。袁世凯的宗旨已定，这就是“宁可以民国赠与朋友，不愿以民国交与家人”。想凭口舌劝得袁世凯回心转意，显然不可能。他在北京只待了7天，6月4日便毅然南返。在国民党交通部召开的茶话会上，他带着痛悔的心情说：
兄弟亦主张革命之一分子。当南北统一时，深恐革命派以从前急进主义演种种激烈手段，或妨害国势之进步，曾随时自加监督，忠告民党同志。而一年以来，从各方面观察，又将民国人物一一比较，觉吾民党终算是有良心的，自始至终尚不违背国利民福四字。所最堪叹息者：（一）民党当日不应退步，遗留腐败官僚之根株；（二）民党不应互相猜忌，争先利用不良政府，使彼得乘机利用政党。此民党失败之总因。今日追悔亦属无益，就民党一方面说，惟有化除意见，联合各省起义同志为一气，合力监督政府，终有政治改良之一日。
武昌起义后，自己急于求成，担心过分激进会把已经宣布赞成共和的立宪党人、旧官僚吓跑，为了联合、统一，不惜使革命中途停顿下来，甚至想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和对袁世凯的支持来显示自己的仁厚、宽容和大度。结果呢？革命队伍自身乱了阵脚，纷争不已，而旧军阀、旧官僚、立宪党人的势力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他们刚刚从慌乱中镇定下来，便气汹汹地向革命军挥刀砍过来了。这是何等沉痛的教训啊！回头看看自己的覆辙，他痛悔交加。因此，回到上海以后，他便同孙中山、黄兴等人一道为推进反袁斗争而筹划。6月18日又致电袁世凯及国务院，宣布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
就在章太炎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前后，袁世凯已经作好了发动内战的全面部署，并挑衅地于6月9日、14日和30日，分别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江西、广东、安徽都督的职务。孙中山等人已无可退却，被迫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兴师讨袁，开始了所谓“二次革命”。讨袁战争转瞬之间便以失败而告终。7月29日黄兴在南京乘上日轮，经上海、香港前往日本；8月2日孙中山也乘轮离沪，经福州、基隆去日本；许多革命者同他们一起，重新开始了流亡生活。而章太炎，这时则决定顶着袁氏凶焰再次入都。他解释自己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说：“余念袁氏网罗周布，无所逃死，中国已光复，而犹亡命，所不为也。会共和党人急电促余入都，称国民、共和二党惩于旧衅，欲复合。余念京师、上海皆不能避袁氏凶焰，8月，冒危入京师。”这是想依靠共和党与国民党的联合行动，利用国会制定宪法及选举总统的机会再作一搏，企图以此推倒袁世凯统治。他在给弟子的信中说：“顷已买航直赴京津。要与诸志士同处患难，为中夏留一线光明。项城甚欲购拿革命旧人，电已通布，吾辈亦不畏也。”
8月11日，章太炎抵达北京，住进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这是由原统一党和原民社一批成员组建的新共和党。袁世凯及其党羽们立即派出四名巡警，以“保护”为名，对章氏出入行动日夜严密监视。
章太炎来京本想集合共和党与国民党的力量，利用国会，就制宪与总统选举两大题目，同袁世凯作背水一战。他到京一看共和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完全不是如他原来所估计的那样坚强有力。他评论共和党：“势虽扩张，楚材尚劲，吴、蜀诸贤，则不免失于仁柔。徒谓形式宪法可以制佞人之死命，亦大迂矣。”评论国民党：“其间不无奇材烈士，而不能率循常轨，处患难则有旋转乾坤之能，遇安乐则有同流合污之病”，“非穷无立锥，终无大用”。他发现：“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国民党有其一，无其二，共和党则逾不逮，后忧正不知何底也！”这时，袁世凯下令逮捕了八名国民党议员，加紧对持有异议的国民党与共和党议员进行威胁。章太炎对形势急转直下焦虑万分：“北方政党情形，气已萧索，国会徒存形式，莫能自立。盖迫于军警之威，救死不暇，何论国事？前所逮捕议员，近闻已枪毙五人。神龙作醢，灵龟刳肠，吁，实吾生所未见也！不佞留滞燕都，心如鼎沸。”
10月6日，袁世凯派便衣军警数千人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更明目张胆地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取消全部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在袁世凯所派巡警、宪兵的严密监视下，章太炎闭居一室，只身孤影，燃着愤火，却“一切政论无由发舒”。
这时，与袁世凯反对民国、反对共和的篡国勾当密切配合，成立了“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昌明礼教社”等一大批团体，他们纷纷要求在宪法中明确地“定孔教为国教”。章太炎敏锐地察觉到，在这类论调与要求之后，潜藏着居心险恶的政治阴谋。他在家书中谈到这股思潮时写道：“近又有人欲以孔教为国教，其名似顺，其心乃别有主张，吾甚非之。”为了给这股思潮以迎头痛击，他在袁家宪警虎视眈眈的监视下，写出了《驳建立孔教议》一篇长文，发表于1913年9月25及26日《顺天时报》。
文章劈头就说：“近世有倡孔教会者，余窃訾其怪妄。宗教至鄙，有太古愚民行之而后终已不废者，徒以拂俗难行，非故葆爱严重之也。”就中国而言，素来便无所谓国教，“盖自伏羲、炎、黄，事多隐怪，而偏为后世称颂者，无过田渔衣裳诸业。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视彼佞谀上帝、拜谒法皇，举全国而宗事一尊，且著之典常者，其智愚相去远矣。”立孔教为国教，正是从文明倒退到愚昧去！
文章对孔子作了比之《订孔》与《论诸子学》为高的评价，说：“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文章认为，鼓吹建立孔教者，其实并不了解孔子的真正价值与真实的历史地位。而一旦将孔学神化、宗教化，那就恰好歪曲了孔子的本来形象，并且，必定要在政治上产生严重的后果。汉代的历史便是鲜明的例证。文章指出，汉代自从由“伏生开其源，董仲舒衍其流”，企图将儒学宗教化，特别是董仲舒，“以经典为巫师预记之流，而更曲傅《春秋》，云为汉氏制法，以媚人主，而棼政纪”，致使“谶纬蜂起，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其后，更发展为“或以天变灾异，宰相赐死，亲藩废黜，巫道乱法，鬼事干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可悲的正是“今之倡孔教者，又规摹仲舒而为之矣”！
12月9日，章太炎在共和党党部会议厅国学会开讲词中，针对袁世凯指使“宪法委员会”正式提出“以孔教为国教”提案一事，再次公开驳斥了建立孔教的主张。章太炎毫不含糊地声明：“迩者有人建立孔教，余尝为《驳议》一首，幸不为智士弃捐。彼昏不知，犹欲扬其余滓，定为国教，著之宪章。虽见排于议会，其盗言邪说未已，犹不得不拒塞之。”在这一开讲词中，除继续说明将孔学宗教化的危害外，章太炎还特别说明：“孔教之称，始妄人康有为，实今文经师之流毒。刘逢禄、宋翔凤之伦，号于通经致用，所谓《春秋》断狱，《禹贡》治河，三百五篇当谏书者，则彼之三宝也。大言夸世，……推其用意，必以历史记载为不足信，社会习惯为不足循，然后可以吐言为经，口含天宪。”而当前，侈言孔教，则不仅“于光复事状，既欲派其实录”，而且必定发展到“冕旒郊天，龙衮备物，民国所必不当行者，亦可借名圣教，悍然言之”。
这篇开讲词，还专门驳斥了孔教可以拯救道德的滥言，明确指出：“夫欲存中国之学术者，百家俱在，当分其余品，成其统绪，宏其疑昧，以易简御纷糅，足以日进不已。孔子本不专一家，亦何必牢执而不舍哉？欲以救道德之沦丧者，典言高行，散在泉书，则而效之，躬行君子，亦足以为万民表仪矣。若以宗教导人，虽无他害，犹劝人作伪耳。”
这次国学会讲学，是他的学生以为自己的老师“穷愁抑郁，既以伤生，纵酒漫骂，尤非长局”，商妥举办的。“报名听讲者沓至，袁氏私人受命来监察者，亦厕讲筵。讲授科目为经学、史学、玄学、小学，每科编讲义。”顾颉刚、毛子水、金毓黻等人都是这一次前来听讲受教的。今存金毓黻《国学会听讲日记》表明，章太炎在讲课时，始终未忘揭露和抨击建立孔教的种种谬说。章太炎在讲词中，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愚民正是为了专制，而专制必定愚民。他说：“老聃之言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斯言乃可谓洞见专制之真相矣。何以知之？老聃尝言：‘知此两者亦稽式。’稽者，稽察也；式者，试验也。稽查两方之情形，而灼知其故，则专制之威不得逞，愚民之术不得施。老氏之言，所以揭示专制之真相。其所稽者至精，而所试者亦至巧矣。后儒谓老聃以愚民政策导人君，非真知老子者矣。”
在软禁之中，章太炎悲忧交集，无可解慰。他多次萌念，欲以一死对袁世凯及整个腐败专制势力表示自己的不屈与抗争。10月初，他说：“都中豺狼之窟，既陷于此，欲出则难，纵躯委命，无此耐心，故辄愤愤，图自决耳。”他居住于共和党本部右院斗室中，“谈话既穷，乃狂饮，醉则怒骂，甚或于窗壁遍书袁贼字以泄愤。或掘树起，书袁贼无数纸，埋而焚之，大呼曰：‘袁贼烧死矣’”。11月，他径直写信正告袁世凯：四万万人所目睹者，好言美贿终不能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信中表示：“欲出居青岛，以反初服，而养疴疾。”“若大总统犹以为恨，未能相释，虽仰药系组，以从大命，势亦足以两解。”
袁世凯政府羁縻章氏，由赵秉钧等人出面试探，要章太炎出任国史馆总裁，重新担任总统府顾问，或由章氏负责筹设“弘文馆”。11月25日，他便给袁世凯写去第二封信，尖锐地揭露了这些建议的实质，对袁作了辛辣的嘲讽。信中写道：
大总统羁之不舍，即使赵秉钧以国史相饵，又欲别为置顿。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交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岂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史馆之职，盖以直笔绳人，既为群伦所不便。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纵作史官，亦倡优之数耳。窃闻史迁、陈寿之能谤议，而后世乐于览观者，以述汉、魏二武之事也。不幸遇朱全忠、石敬瑭，虽以欧阳公之叹息，欲何观焉？今大总统神圣文武，咸五登三，簪笔而颂功德者，盖以千亿，亦安赖于一人乎？
这里，章太炎直斥袁世凯周围珠履相耀者，其实皆鸡鸣狗盗、穿窬摸金之徒，而袁世凯本人，也只不过是朱全忠、石敬瑭一类卖国小丑，他坚定地表示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更不会去充当他们的倡优。
章太炎在信中再次坚持出京，并正告袁世凯：“若絷维一人以为功，委弃文化以为武，凤翱翔于千仞，览德辉而下之，炳麟其何愧之有？设有不幸，投诸浊流，所甘心也。”
章太炎一次次企图自行出京，都被军警所阻。他决心“以死拒之”，1914年1月7日，他以勋章作扇坠，只身来到总统府新华门，要求面见袁世凯。袁世凯令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国务总理熊希龄等出面虚与委蛇，章太炎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并将接待室内器物击毁几尽。袁世凯也撕去优待学者的假面，下令由军警将章太炎押往石虎胡同军事教练处拘禁起来。不久，他又被转到南下窪龙泉寺，被无限期地长久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