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语言构成
章太炎出狱东渡以后，在仔细思索人们的世界观或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积极推进近代中国的哲学革命方面，继续倾注了很多心力。主编《民报》时期，他发表了《无神论》、《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等一系列重要哲学论文；《民报》停刊以后，他又出版了《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专著，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观点。辛亥革命时期，在所有革命党人中，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重视哲学。他建立了一个相当庞大而又个性鲜明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涉足的范围之广，探索的程度之深，超过了他自己1900年前后那几年中所撰写的哲学著作，也超过了近代中国其他所有的思想家。
推动章太炎哲学转折与发展的，当然首先是他在生活和斗争实践中的感受，而直接的动因，则是狱中研治佛学，特别是唯识法相哲学，以及旅居日本期间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德国哲学的广泛涉猎，对中国先秦诸子哲学特别是庄子哲学的重新审视。这三个方面，是这一时期章太炎哲学三个主要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时期章太炎独特的哲学语言系统，也主要是由这三个方面构成的。
给予这一时期章太炎哲学嬗变与发展以最大影响的是唯识法相哲学。他曾解释说：“仆所以独尊法相者，则自有说。盖近代学术渐趣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析条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所趣然也。”他又说：“自清世士大夫好言朴学，或失则琐，然诡诞私造者渐绝。转益确质，医方、工巧二明，于是大著。佛法者，可以质言，亦可以滑易谈也；然非质言，无以应今之机。此则唯识、法相为易入。”然而，章太炎虽自称宗奉无著、世亲的唯识、法相之学，却并未真正皈依于他们门下。他说过：“学相宗者，自《成唯识论》入门，至乎《瑜伽》、《摄论》、《密严》、《楞伽》则止矣。学禅宗者，自唐代禅师诸语入门，渐及《坛经》，至乎《楞伽》则止矣。为繁为简，亦各因其所好，岂专以精密深细之科条，施之于一概乎？”禅宗，法相，或此或彼，各因所好，不分轩轾，此已是异端之论；法相宗中，他所推崇的《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固属基本论著，《大乘密严经》、《大乘入楞伽经》，则为一般治法相者所不采，因为前者系密宗主要经典，后者则系达摩用以阐扬禅宗教义的最初教本。唯识论的著名研究者熊十力批评章太炎倡导法相唯识论说：“太炎于《成唯识论》之根柢与条贯，全不通晓，只摭拾若干妙语而玩味之。”正反过来证实了章太炎所谈的佛学，其实只是他自己的思想，佛学汗牛充栋的经论则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现成思想资料与语言。
事实上，整个印度古代哲学都使章太炎深感兴趣。他不仅阅读与钻研了佛学各宗派的许多经论，而且注意研究了包括数论、胜论、吠檀多等各派在内的婆罗门学说。为直接阅读梵文经典，章太炎曾特地请了一位梵文教师专门开课教习，今还保存有一份他约请鲁迅及周作人兄弟二人同往听讲的便笺：“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肃，即颂撰祉。麟顿首。十四。”他曾试图介绍一位印度婆罗门学者至中国讲授吠檀多哲学，说：“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他的这番议论，在主持南京祇桓精舍的杨仁山眼中，简直是离经叛道。杨仁山亲自函复章氏，严厉地斥责说：“佛法自东汉入支那，历六朝而至唐、宋，精微奥妙之义，阐发无遗，深知如来在世，转婆罗门而入佛教，不容丝毫假借。今当末法之时，而以婆罗门与佛教合为一家，是混乱正法，而渐入于灭亡，吾不忍闻也。”杨仁山立志全力护持所谓纯正佛学，视章太炎为旁门左道，并不足怪。而这也足证章太炎名为倡导佛教，其实是广泛利用古代印度各种宗派丰富的思想资料和哲学语言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章太炎说：“仆往者铸镕经论，断之鄙心，时有微言，多登《民报》。”也正是这个意思。这一时期，章太炎接触了一批西方哲学原著，特别是一批古代希腊哲学和近代德国哲学著作。
1906年7月，章太炎刚到东京，宋教仁往访。宋教仁在日记中记述这次会见经过说：“章太炎）与余一见面时，甫通姓名，即谈及哲学研究之法，询余以日本现出之哲学书以何为最？余以素未研究，不知门径对之，盖孤负其意不小矣。”才出狱门，来到日本，首次晤面，便兴致勃勃地讨论研究哲学的方法，并急不可耐地打听日本最近出版了哪些优秀哲学著作，表明了这位革命家、思想家对于哲学是多么重视，并多么注意国外最新的哲学成就。
当时，在日本大学哲学讲坛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德国近代唯心主义哲学。1887年，东京大学从德国聘请了布塞主持哲学科讲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被指定为教本，德国哲学从此便成了日本学院哲学的主流。1893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哈特曼介绍了科柏尔接替布塞，进一步扩大了德国近代哲学在日本的影响。1897年至1904年间担任文科大学长的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早年曾赴德研究德国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与哈特曼哲学的热心鼓吹者。章太炎正是在这一学术环境之中，经由日本哲学界的绍介，接触了近代德国哲学，接着又接触了古代希腊哲学。
章太炎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考察一下这一时期章太炎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便可发现，正是柏拉图哲学，从康德、费希特（章太炎译作吠息特）、谢林（章太炎译作塞楞柯、塞伦古）、黑格尔（章太炎译作海格尔、海羯尔）到海尔巴特（章太炎译作贝尔巴特）、叔本华（章太炎译作索宾霍尔、肖宾河尔）、洛采（章太炎译作洛耆围）、哈特曼（章太炎译作赫尔图门、赫路托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引导章太炎在他们所曾涉及的广阔领域内进行了思索与探求。
在这些哲学家中，给了章太炎最大影响的，当数康德。这不仅表现于康德的两部哲学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频繁地为章太炎所称引，康德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概念、范畴直接地为章太炎所沿用，而且更表现于章太炎在逐步建立自己的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时，经常是以康德所提出的诸原理作为自己在各哲学领域深入探究的起始点，企图依靠自己对生活实践的考察和体验，借助古代印度哲学及中国先秦诸子哲学在理论思维方面所作的许多贡献，克服康德哲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做到使自己的哲学能够包含康德哲学的辉煌成就而又能比之有所前进、有所发展。至少这是他的一个努力目标。
在中国古代哲学方面，章太炎不像同时代的康有为等人那么热衷于宋明理学，给了他很大影响的，主要是先秦诸子的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和与此密切关联的老子、韩非哲学。
章太炎对《庄子》一书早有接触，但是，他以为对此书真正有所领悟，却是在流亡东京、经历了许多重大事变之后。他谈到此书时说：“余向者诵其文辞，理其训诂，求其义旨，亦且二十余岁矣，卒如浮海，不得祈曏向。涉历世变，乃始然理解，知其剀切物情。”1910年至1911年间，他撰成《齐物论释》，自许“千载之秘，睹于一曙”，“千六百年来未有等匹”，“可谓一字千金”。
《齐物论释》，是章太炎借疏解庄子哲学而展开本人哲学思想体系的一部代表作。他受庄子哲学影响很深，但是，他笔下的庄子思想，其实，常常是他自己夫子自道。他回顾撰述《齐物论释》经过时，承认此书乃是以庄子哲学“与瑜伽、华严相会”的产物。他还强调过：“康德之‘批判哲学’，华严之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乃庄生所笼罩。”这些话清楚说明，庄子哲学尽管给章太炎以重大影响，却决不等于章太炎本人的哲学。章太炎解释《齐物论》，其实就是要借助庄子哲学的旧躯壳，纳入康德“批判哲学”与华严、法相哲学的新内容，以说明他自己对于哲学中诸重大问题的看法。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章太炎这里，唯识法相哲学的语言，庄周哲学的语言，近代德国哲学的语言，古代希腊哲学和古代印度数论、胜论、吠檀多等各派哲学的语言，互相扭结在一起，斑驳陆离，而这也正表现了章太炎哲学语言的特色。一旦明了章太炎哲学的思想渊源及其演变的过程，使他的哲学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他的哲学语言的秘密也就不难揭晓。
章太炎曾经非常自负地宣称：“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著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譬彼侏儒，解遘于两大之间，无术甚矣。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确认所有的社会事状与种种思想学说的产生、存在，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以“天倪”即“自然之分”权衡其是非得失，决定取舍，这一态度，使章太炎从中国、印度、欧洲、日本许多学派那里吸取了营养。他还认为：“凡诸儒林、白衣、大匠、袄师所论，纵无全是，必不全非。边见但得中见一部，不能悉与中见反也；倒见但误以倒为正，不能竟与正见离也。”强调要善于从所谓“边见”与“倒见”中发现“中见”与“正见”，这就使章太炎不仅能从思想相近的诸哲学中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能从观点相异或截然相反的一些学说中发现有价值、有启发的因素。应当说，正是持这一态度，章太炎方才能够经过艰苦的思考与探索，使自己的社会实践升华，“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糅合而成一家言的哲学体系”，“对于极大极微的宇宙、人生、社会问题，表现出自我横冲的独行孤见”，成为“近世”中国“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鲜明的“人格性的创造”的寥寥可数的几位巨匠之一。
推动章太炎哲学转折与发展的，当然首先是他在生活和斗争实践中的感受，而直接的动因，则是狱中研治佛学，特别是唯识法相哲学，以及旅居日本期间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德国哲学的广泛涉猎，对中国先秦诸子哲学特别是庄子哲学的重新审视。这三个方面，是这一时期章太炎哲学三个主要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时期章太炎独特的哲学语言系统，也主要是由这三个方面构成的。
给予这一时期章太炎哲学嬗变与发展以最大影响的是唯识法相哲学。他曾解释说：“仆所以独尊法相者，则自有说。盖近代学术渐趣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析条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所趣然也。”他又说：“自清世士大夫好言朴学，或失则琐，然诡诞私造者渐绝。转益确质，医方、工巧二明，于是大著。佛法者，可以质言，亦可以滑易谈也；然非质言，无以应今之机。此则唯识、法相为易入。”然而，章太炎虽自称宗奉无著、世亲的唯识、法相之学，却并未真正皈依于他们门下。他说过：“学相宗者，自《成唯识论》入门，至乎《瑜伽》、《摄论》、《密严》、《楞伽》则止矣。学禅宗者，自唐代禅师诸语入门，渐及《坛经》，至乎《楞伽》则止矣。为繁为简，亦各因其所好，岂专以精密深细之科条，施之于一概乎？”禅宗，法相，或此或彼，各因所好，不分轩轾，此已是异端之论；法相宗中，他所推崇的《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固属基本论著，《大乘密严经》、《大乘入楞伽经》，则为一般治法相者所不采，因为前者系密宗主要经典，后者则系达摩用以阐扬禅宗教义的最初教本。唯识论的著名研究者熊十力批评章太炎倡导法相唯识论说：“太炎于《成唯识论》之根柢与条贯，全不通晓，只摭拾若干妙语而玩味之。”正反过来证实了章太炎所谈的佛学，其实只是他自己的思想，佛学汗牛充栋的经论则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现成思想资料与语言。
事实上，整个印度古代哲学都使章太炎深感兴趣。他不仅阅读与钻研了佛学各宗派的许多经论，而且注意研究了包括数论、胜论、吠檀多等各派在内的婆罗门学说。为直接阅读梵文经典，章太炎曾特地请了一位梵文教师专门开课教习，今还保存有一份他约请鲁迅及周作人兄弟二人同往听讲的便笺：“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肃，即颂撰祉。麟顿首。十四。”他曾试图介绍一位印度婆罗门学者至中国讲授吠檀多哲学，说：“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他的这番议论，在主持南京祇桓精舍的杨仁山眼中，简直是离经叛道。杨仁山亲自函复章氏，严厉地斥责说：“佛法自东汉入支那，历六朝而至唐、宋，精微奥妙之义，阐发无遗，深知如来在世，转婆罗门而入佛教，不容丝毫假借。今当末法之时，而以婆罗门与佛教合为一家，是混乱正法，而渐入于灭亡，吾不忍闻也。”杨仁山立志全力护持所谓纯正佛学，视章太炎为旁门左道，并不足怪。而这也足证章太炎名为倡导佛教，其实是广泛利用古代印度各种宗派丰富的思想资料和哲学语言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章太炎说：“仆往者铸镕经论，断之鄙心，时有微言，多登《民报》。”也正是这个意思。这一时期，章太炎接触了一批西方哲学原著，特别是一批古代希腊哲学和近代德国哲学著作。
1906年7月，章太炎刚到东京，宋教仁往访。宋教仁在日记中记述这次会见经过说：“章太炎）与余一见面时，甫通姓名，即谈及哲学研究之法，询余以日本现出之哲学书以何为最？余以素未研究，不知门径对之，盖孤负其意不小矣。”才出狱门，来到日本，首次晤面，便兴致勃勃地讨论研究哲学的方法，并急不可耐地打听日本最近出版了哪些优秀哲学著作，表明了这位革命家、思想家对于哲学是多么重视，并多么注意国外最新的哲学成就。
当时，在日本大学哲学讲坛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德国近代唯心主义哲学。1887年，东京大学从德国聘请了布塞主持哲学科讲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被指定为教本，德国哲学从此便成了日本学院哲学的主流。1893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哈特曼介绍了科柏尔接替布塞，进一步扩大了德国近代哲学在日本的影响。1897年至1904年间担任文科大学长的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早年曾赴德研究德国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与哈特曼哲学的热心鼓吹者。章太炎正是在这一学术环境之中，经由日本哲学界的绍介，接触了近代德国哲学，接着又接触了古代希腊哲学。
章太炎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考察一下这一时期章太炎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便可发现，正是柏拉图哲学，从康德、费希特（章太炎译作吠息特）、谢林（章太炎译作塞楞柯、塞伦古）、黑格尔（章太炎译作海格尔、海羯尔）到海尔巴特（章太炎译作贝尔巴特）、叔本华（章太炎译作索宾霍尔、肖宾河尔）、洛采（章太炎译作洛耆围）、哈特曼（章太炎译作赫尔图门、赫路托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引导章太炎在他们所曾涉及的广阔领域内进行了思索与探求。
在这些哲学家中，给了章太炎最大影响的，当数康德。这不仅表现于康德的两部哲学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频繁地为章太炎所称引，康德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概念、范畴直接地为章太炎所沿用，而且更表现于章太炎在逐步建立自己的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时，经常是以康德所提出的诸原理作为自己在各哲学领域深入探究的起始点，企图依靠自己对生活实践的考察和体验，借助古代印度哲学及中国先秦诸子哲学在理论思维方面所作的许多贡献，克服康德哲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做到使自己的哲学能够包含康德哲学的辉煌成就而又能比之有所前进、有所发展。至少这是他的一个努力目标。
在中国古代哲学方面，章太炎不像同时代的康有为等人那么热衷于宋明理学，给了他很大影响的，主要是先秦诸子的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和与此密切关联的老子、韩非哲学。
章太炎对《庄子》一书早有接触，但是，他以为对此书真正有所领悟，却是在流亡东京、经历了许多重大事变之后。他谈到此书时说：“余向者诵其文辞，理其训诂，求其义旨，亦且二十余岁矣，卒如浮海，不得祈曏向。涉历世变，乃始然理解，知其剀切物情。”1910年至1911年间，他撰成《齐物论释》，自许“千载之秘，睹于一曙”，“千六百年来未有等匹”，“可谓一字千金”。
《齐物论释》，是章太炎借疏解庄子哲学而展开本人哲学思想体系的一部代表作。他受庄子哲学影响很深，但是，他笔下的庄子思想，其实，常常是他自己夫子自道。他回顾撰述《齐物论释》经过时，承认此书乃是以庄子哲学“与瑜伽、华严相会”的产物。他还强调过：“康德之‘批判哲学’，华严之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乃庄生所笼罩。”这些话清楚说明，庄子哲学尽管给章太炎以重大影响，却决不等于章太炎本人的哲学。章太炎解释《齐物论》，其实就是要借助庄子哲学的旧躯壳，纳入康德“批判哲学”与华严、法相哲学的新内容，以说明他自己对于哲学中诸重大问题的看法。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章太炎这里，唯识法相哲学的语言，庄周哲学的语言，近代德国哲学的语言，古代希腊哲学和古代印度数论、胜论、吠檀多等各派哲学的语言，互相扭结在一起，斑驳陆离，而这也正表现了章太炎哲学语言的特色。一旦明了章太炎哲学的思想渊源及其演变的过程，使他的哲学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他的哲学语言的秘密也就不难揭晓。
章太炎曾经非常自负地宣称：“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著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譬彼侏儒，解遘于两大之间，无术甚矣。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确认所有的社会事状与种种思想学说的产生、存在，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以“天倪”即“自然之分”权衡其是非得失，决定取舍，这一态度，使章太炎从中国、印度、欧洲、日本许多学派那里吸取了营养。他还认为：“凡诸儒林、白衣、大匠、袄师所论，纵无全是，必不全非。边见但得中见一部，不能悉与中见反也；倒见但误以倒为正，不能竟与正见离也。”强调要善于从所谓“边见”与“倒见”中发现“中见”与“正见”，这就使章太炎不仅能从思想相近的诸哲学中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能从观点相异或截然相反的一些学说中发现有价值、有启发的因素。应当说，正是持这一态度，章太炎方才能够经过艰苦的思考与探索，使自己的社会实践升华，“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糅合而成一家言的哲学体系”，“对于极大极微的宇宙、人生、社会问题，表现出自我横冲的独行孤见”，成为“近世”中国“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鲜明的“人格性的创造”的寥寥可数的几位巨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