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统一民言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而又最富于稳定性的语言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它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到了近代，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汉语从词汇、语音到语法结构，都发生了变迁。如何使汉语的发展规范化，成为近代化的、真正统一的民族语言，是章太炎所致力的近代民族文化建设中一个重大课题。
早在《訄书》的《方言》、《订文》、《正名杂义》等文中，章太炎就专门讨论了如何使各种方言逐步统一、如何使汉语适应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与中外交往的扩大而发展等问题。出狱东渡以来，他又陆续撰写了一系列专门论文和《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上卷等一批专著，深入研究了这些问题。为了使这些问题能够比较科学地解决，他着重研究了语言的起源、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语言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语言发展的方向与途径等基本理论问题。章太炎以其辛勤的劳动与顽强的探究，为中国古代文字音韵学的发展做了总结，又为中国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訄书·订文》中，章太炎已经明确指出，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产物；语言和文字的丰富发展或干涩退化，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盛衰。他写道：
泰逖之人，款其皋门而观政令，于文字之盈歉，则卜其世之盛衰矣。
昔之以书契代结绳者，非好其繁也。万世之萌，皆伏于蛊。名实惑眩，将为之别异，而假蹄迒以为文字。然则自太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甚，则文以益繁，亦势自然也。
先师荀子曰：后王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是故国有政者，其伦脊必析，纲纪必秩，官事民志日以孟晋，虽欲文之不孟晋，不可得也。国无政者，其出话不然，其为犹不远，官事民志，日以啙媮，虽欲文之不媮啙，不可得也。
名源于实。语言文字的产生与发展，都基于人类社会的需要。“解垢益甚，则文以益繁”，突出了语言文字必定随着人们社会交往的日益繁复而不断发展。官事民志，或日以孟晋，或日以啙媮，对语言文字的制约作用，也充分证明了语言文字的发展与否同社会政俗的兴衰进退是如何息息相关。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章太炎指出，要使中国由国势日削转变为国势日强，必须充分重视语言文字的发展。他指出：“北宋之亡，而民日啙媮。……是故唇吻所偫，千名而足；檄移所偫，二千名而足；细旃之所承，金匮之所藏，著于文史者，三千名而足；清庙之所奏，同律之所被，著于赋颂者，四千名而足；其他则视以为腐木败革也已矣。若其所以治百官、察万民者，则蔇乎移檄之二千而止。以神州之广，庶事之博，而以佐治者廑是，其庸得不澶漫掍殽，使政令逡巡以日废也？”纵观世界，最为发展的语言当数英语，“今英语最数，无虑六万言，言各成义，不相陵越。东、西之有书契，莫繁是者，故足以表西海。”相比之下，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便大为落后。章太炎说明了，南宋以来，语言文字的萎缩与僵化，已经导致“政令逡巡以日废”，近代以来，面临“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蘖”这前所未有的形势，中国古老的语言文字若再停滞不前，那就势必要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为此，他提出必须创造大量新的词汇，使汉字、汉语有一个大的发展：“孟晋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举者，揗而摭之；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
在《订文》的姊妹篇《訄书·方言》一文中，章太炎专门讨论了如何促进中国各地方言逐步统一的问题。文章叙述了汉语演进的历程，说明“乃今语言，略分十种：河之朔暨于北塞，东傅海，直隶、山东、山西，南得彰德、卫辉、怀庆为一种，纽切不具，亢而鲜入，唐虞之遗音也；陕西为一种，明彻正平，甘肃宵之，不与关东同……汝宁、南阳，今曰河南，故荆豫错壤也，及沿江而下，湖北至于镇江，为一种……其南湖南，自为一种；福建、广东，各为一种……开封而东，山东曹、沇、沂至江淮间，大略似朔方，而具四声，为一种；江南苏州、松江、太仓、常州，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绍兴为一种，宾海下湿，而内多渠浍湖沼，故声濡弱；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四川上下，与秦、楚接，而云南、贵州、广西三部，最为僻左，然音皆大类关中，为一种”。尽管使用同一种文字，各地口语却有很大差异，这对于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繁荣民族文化都非常不利。章太炎指出：“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异同为大齐。”而要克服各种方言的限制，使各地口语相通，文章分析了各种方言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提出：“夫十土同文字，而欲通其口语，当正以秦蜀楚汉之声。”这篇文章关于方言的区分，后来有所修改，它首次提出的在文字统一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谋求口语统一的问题，在发展我国近代民族语言方面具有纲领性与开拓性的意义。
出狱东渡以后，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谈到如何“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时，第一项要求就是“提倡小学”，增强伟大的“爱国保种的力量”。其后，在《国故论衡》的首篇《小学略说》中，他更突出了民族语言的重要性：“若夫理财正辞，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莫大乎文字。”“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人类的全部文明史，民族文化的全部遗产，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广大民众互相交往以及认识世界，都离不开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否符合时代的需要，要看它是否能够有力地促进这一切方面的发展。
这一时期，他通过阅读日本学者的语言学方面的论著，对近代西方语言学理论有了稍多的了解。以他自己原先语言文字方面的素养为基础，他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对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过程、趋向及其内在规律，作了比较系统的探求。
语言起源问题，18世纪在欧洲曾吸引了许多哲学家与科学家的注意力。最初，人们主要从人类的认识与人类的理性发展的历程去考察，后来，则进一步从生物学、社会学的角度去考察。由此，人们逐步奠定了近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文字音韵学在清代汉学家那里曾经得到光辉的发展，然而，关于语言起源问题，则属于空白。章太炎在近代中国首次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国学讲习会略说》中，他以《论语言文字之学》为题，对语言的起源作了分析；后来，他又将其中有关部分单独抽出，冠以《语言缘起说》题目，收入《国故论衡》中。在其他许多演说、讲词与论文中，他也从不同角度分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章太炎首先从认识论说明语言起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描绘。“语言何自起乎？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诸言语皆有根。先征之有形之物，则可见矣。”他举例说，雀之得名，是由于其音即即足足；鹊之得名，是由于其音切切错错；鸦之得名，是由于其音亚亚。这些都是摹声而定其名。另一类，则是以事物的某一特征而定其名，如马因武得名，牛因事得名。“要之以音为表者，惟是鸟类为多；以德为表者，则万物大抵皆是。……一实之名，必与其德或与其业相丽相著，故物名必有由起。”正因名源于实，“太古草昧之世，其言语惟以表实；而德业之名为后起。故牛马之名成立最早，而事武之语即由牛马变化而生。稍近文明，则德、业之语早成，而后施名于实。”
在说明语言起源的认识论根源时，章太炎还进一步指出：“物之得名，大都由于感觉。感觉之噩异者，刺激视听，眩惑神思，则必为之立一特别之名；其无所噩异者，则不为特名，而惟以发声之语命之。”简言之，“言语之分，由感觉之顺违而起也。”在《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中，“感觉”二字统改为“触受”。
早在《訄书·订文》中，他就坚持文字最初起源于图画。他说：人们最初绘画战事及其他特异之事，“以敬鬼神”，而“君人者”则“藉此以相临制，使民驯扰”；其后，“以画图过繁，稍稍刻省，则马牛凫鹜，多以尾足相别而已，于是有墨西哥之象形字；其后愈省，凡数十画者，杀而成一画，于是有埃及之象形字。”再后，由于象形字不能遍包众有，为避免“眩惑如占覆”，“乃不得不为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主持国学讲习会以后，他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周易》与《说文解字》都有“六书”之说，专讲汉字构成的方法。《周易》所列的六种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说文解字》所说的名目与次序与此都稍有不同：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章太炎按照文字发展的历史过程对这“六书”作了整理，指出：人们“顶早造的字，就叫做象形字”。继之出现的，是指事与会意两种字。而这三种造字法，本质上“都是从形象意义上头造出来的”。后来，“社会上的事体，是一天多一天，形象意义是有不够用的时候”，于是，便陆续产生了形声、转注、假借这三种新的造字法。
自从《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历代对转注、假借的解释，歧说纷纭，都未得要旨。许慎对转注的解释是“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说的是同一部首之下各字的训义互相关联；对假借的解释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说的是赋予旧词以新的含义，用旧词的引申来代替新词的创造。从南唐徐锴到清代江声、戴震、段玉裁等，基本上都沿袭这一说法。章太炎认为这些解释都不确切。他写道：“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得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寖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言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迆，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这就是坚持转注、假借为汉语词汇发展的必然法则，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互训、通假。转注是由某个语源或同一语根，循其声义，派生出若干新词，来表达新的事物；而假借则是在文字孳乳日繁而必须加以节制时，根据“意相引申，音相切合”的原则，利用旧有的词、字而赋予新的训义，不再制造新字。这一法则使汉语字和词得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因为“假借的例一设，便无论后来新造的东西，新发明的道理，和九州万国的事物，中国古来所没有的，都可以用他字的意义去引申，借他字的声音做标记一一写将出来”。章太炎还着重指出：“转注者，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这段话揭示了转注与假借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关系，也说明了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法造字之后，汉语在其发展的较高阶段词汇创造的主要方法与主要规律。
“言形体者始《说文》，言故训者始《尔雅》，言音韵者始《声类》。三者偏废，则小学失官。”形体、故训、音韵三者互相依存，除去注重文字形体外，还必须重视故训与音韵的历史演变。“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这是章太炎所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其中，对于语音的发展变化，他尤为重视。他认为，人类总是先有语言，而后方才形诸文字；文字总是先有声，而后方才有形；形以表音，音以表言，言以达意，无声音便根本不会有语言文字的存在。因此，他在将整个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作为一个自然史过程来加以研究时，尤其注意于语音的历史变迁，甚至提出：“董理小学，以韵学为候人。”
为了探明中国语音变化的规律，章太炎重点研究了中国古音的演变过程。
古音学的全盛时代是清朝。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都是著名的古音学家。章太炎发展了他们的成就，为清代古音学做了总结工作，并为后来古音学的发展做了开辟工作。首先，在古韵方面，清代学者发现，先秦古音与后代语音并不相同，如《诗经》，如按先秦语音系统来诵读，音韵非常和谐，若按后来的语音系统诵读，许多地方便很不自然。为了复原古韵系统，顾炎武将古韵分作十部，江永分为十三部，戴震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段玉裁分为十七部，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分为二十一部，夏炘分为二十二部。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章太炎定古韵为二十三部，并超越所有前人，为各韵部定下各韵的音值。他所撰写的《二十三部音准》，用汉字明白说出古韵古代应读某音，尽管没有国际音标那么准确，但他正是引导后人注重韵值研究的开创者。对于古音的声母问题，清代学者很少论列，只有钱大昕做过专门研究，论定古无轻唇音与舌上音。章太炎进一步论证古代“娘”、“日”二声母归于“泥”，确定古代声母为二十一个。继确定了《韵目表》之后，又确定了《纽目表》。
为了比较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中国古代语言的形体、语音、字义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1909年章太炎撰著了《小学答问》，1910年撰著了《文始》。前一部著作，是他同自己的几位高足钱玄同、黄侃等相聚讲论、答疑解惑的成果，内容是“以载籍成文钩校枉韦，断之己意，以明本字耤字流变之迹。其声谊相禅、别为数文者，亦稍示略例，观其会通”。后一部著作，则比之更为深入而广泛地“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渻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五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坒而次之，得五六千名”。这就是依据《说文》中的“纯象形”或“纯指事”的文字，即所谓“独体”或“初文”，以及包括省变、合体象形、合体指事、兼声、复重等在内的“半字”或“准初文”，用“孳乳”、“变易”的规律说明语言文字发展的源流，使《说文》中的九千多字约三分之二部分演变的历程大体得以明了。章太炎自称此书“虽未达神旨，多所缺遗，意者，形体声类，更相扶胥，异于偏觭之议。……盖先哲之所未谕，守文者之所痀劳。”黄侃评价这部著作“令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纪”，并非溢美之词。
在这同时，章太炎还撰就另一部重要著作《新方言》。这部著作，针对“方言处处不同”，而“俗儒鄙夫不知小学，咸谓方言有音而无正字，乃取同音之字用相摄代，亦有声均小变，猝然莫知其何字”等情况，专求各种方言的“语根”。他指出：“若综贯其实，则今之俚语，合于《说文》、《三仓》、《尔雅》、《方言》者正多，双声相转而字异其音，邻部相移而字异其韵。审知条贯，则根柢豁然可求。”全书分释言、释亲、释形体、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音表等十一篇，从1906年开始撰述，1908年完成，在《国粹学报》上连载，1909年8月，于东京刊行了单行本。通过对于各地方言的广泛搜集和缜密的比较研究，章太炎对方言中“笔札常文所不能悉”的“难通之语”，依据它们的“声音条贯”，逐一疏解，总结了它们由古音变转而来的一般规则，即所谓“方言六例”：一、一字二音，莫知谁正；二、一语二字，声近相乱；三、就声为训，皮傅失根；四、余音重语，迷误语根；五、音训互异，凌杂难晓；六、总别不同，假借相贸。“明斯六例，经以音变，诸州国殊言诘诎者，虽未尽憭，傥得模略，足以聪听知原。”全书共八百条。刘师培在为这部著作所写的后序中指出：“夫言以足志，音以审言。音明则言通，言通则志达。异日统一民言，以县群众，其将有取于斯。”章太炎对这部著作特别珍视，自诩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围绕着是否应当以汉语为民族语言的问题，1908年，章太炎与巴黎《新世纪》的编者们展开一场激烈的笔战。“巴黎留学生相集作《新世纪》，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其所执守，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并字为既开化人所用。且谓汉文纷杂，非有准则，不能视形而知其字，故当以万国新语代之。”万国新语，即欧洲一些学者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基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加以改革，创造出来的一种国际辅助语，今通称“世界语”。
在论辩中，章太炎指出：“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语言，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可齐。”“品物者，天下所公；社会者，自人而作。以自人而作，故其语言各函国性以成名，故约定俗成则不易。”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或直接现实，语言是社会交往的产物，由于思想意识形态不同，更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的情况不同，语言就必然会有所不同。语言的本质，决定了民族语言与民族共同体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章太炎指出：“若夫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任何一个发达的民族，他们的语言与他们“国民之性情节族”及“文史学术”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国之有语言，固以自为，非为他人。为他人者，特余波所及耳。”理所当然地，只要国家不消亡，民族界限不消除，民族语言就不可能消灭，不能用强制的手段消灭一种民族语言，使之改用另一种民族语言。“盖改从他方言语而无害者，独在草昧初开之族，符号简单，则更之不为病。其间有强迫者，若亚拉伯文之用于马来是也；有非强迫者，若波黎语之用于吐蕃是也。以其国素无历史文学，一朝改从异语，于故有者未亏，而采获新知无量，斯侻矣。”反之，若是早已脱离了草昧初开状况，要使之改从他方语言，就会严重损害该民族的民族特性、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存。“以冠带之民，拨弃雅素，举文史学术之章章者，悉委而从他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世界历史的状况表明，这样做，必然要引起人们的激烈反抗，而且很难行得通。比如，俄国政府强迫波兰“舍其国语而从新主”，波兰民众“面从而无诚服，家人父子暮夜造膝之间，犹私习故言，以抒愤懑，故露人侦伺虽严，而波兰语犹至今在，其民亦慷慨有独立心，后之光复，尚可也”。
万国新语，或世界语，应否取代各民族的民族语言，应否取代汉语呢？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中指出：“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明其语不足以方行世界，独在欧洲，有交通之便而已。”在《规〈新世纪〉》中，他进而指出：“命为万国新语，不如命为‘欧洲新语’。其亚细亚人学之以为驿传，取便交通亦可也。”以此，万国新语这一名称，“不若命为‘外交新语’。正名为‘外交新语’，则不以乱土风”。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制定“万国新语”时所未考虑到的亚洲各大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还专门作了分析。他指出，以面积计，亚洲一洲等于欧、美两洲的总和，仅中国一国，便足与欧洲全洲相匹敌；以人口计，“合中国、印度、安南、日本、暹罗、朝鲜，已当全球之半”；就语言文字而论，亚洲“除去简单者弗论，足以表彰学术、孳乳浸多者，汉文为一种，梵文为一种，波斯文为一种，亚拉伯文为一种。自波斯破灭，种人分散，保于印度，而驴唇之字亦绝，今所有者凡三种。三种异源，而各有其特性，不容铲削以就一类”。在考虑使语言逐步统一时，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可是，“若彼欧洲新语者，则徒以是交通白种而已”，完全没有顾及亚洲广大的地域、众多的国家与民族，以及原先就已相当发展的各种语言文字的特点。章太炎认为，欧洲各种语言文字系由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字逐步发展、衍生而来，所谓万国新语，对于逐步统一这些语言文字，可以收到一定的成效；而亚洲语言文字，由于同欧洲各种语言文字并非同一语系，套用所谓万国新语，收效必定甚微。较为切实的步骤，是相应于“欧洲新语”，从亚洲各种语言的实际出发，创造一种“亚洲新语”。“纽之繁莫如印度，韵之繁莫如支那。此二国者，执天均以比其音，虽有少缺，而较他方为完备矣。语言本所以为别音，愈繁则愈分。尔后造亚洲新语者，当举是为原素，镕冶之，导择之，涤荡邪秽，斟酌饱满，令交通于东土。”
汉语是不是纷杂而无准则的一种未开化的语言文字呢？《新世纪》编者以为汉字是未开化人所用的文字所持的一个重要理由，即汉字不是拼音字，即不是所谓“合音字”，因此，人们很难认识，中国识字的人所以很少。对此，章太炎指出：“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合音之字，视而可识者。徒识其音，固不能知其义，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他特别强调指出：“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比如俄国，俄语系拼音文字，然“俄人识字者，其比例犹视中国为少”，便是明证。汉字是否可以改用合音字呢？章太炎认为，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极多、交通隔绝、方言繁杂的国家，正是凭借共同使用的文字来保持语言的统一；若是径直改作拼音，则只能增加语言的混乱，导致严重后果。他写道：“并音之用，只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读虽明，语则难晓。”他承认，汉字确实有难认难知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并非不可克服，汉字并非不可改革为易能易知。为了使汉字容易认识，容易书写，章太炎主张，要利用传统的草书，借助于草书字形的定型化，借助于禁绝各种任意使字形笔画损益的现象，使汉字笔画由繁趋简，同时，要制定一套简便的注音方法，使识字者得以很方便地学会“审音之术”。
为了注明汉字的读音，古代采用“譬况”法与“读若”法。譬况为某字，固然难以表达准确的字音，读若某字，也经常会产生许多讹错。如果找不到同音的字，或者同音的都是异常生僻的字，“读若”便将无从入手。从东汉开始，人们创造了“反切”法，用两个汉字的拼音来注明读法。反切，并非将两个汉字连读而成一音，拼音时，系取前一汉字的声母或“纽”与后一汉字的“韵母”或“韵”连读。这种注音方法，在中国流传了一千几百年。然而，用以反切的许多汉字，自身就一字多音，而且音素往往也不单一，这就给反切造成了不少障碍。为了克服这些障碍，章太炎“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制定了五十八个注音符号，“纽文为三十六，韵文为二十二”，“上纽下韵，相切成音”。他建议，儿童初入学时，“即当以此五十八音，谛审教授，而又别其分等分声之法”，然后再教以“五百四十部首”，使之了解字形结构和形义关联，“程功先后，无过期年。自是以降，乃以蒙学课本为之讲说”。他认为，运用这一教学方法，“形体音训，根柢既成，后虽废学，习农圃陶韦之事，以之记姓名而书簿领，不患其盲。若犹有不识者，音表具在，足以按切而知”。
为了解决方言的歧异给语音统一和标准化带来的困难，章太炎也提出了具体方案。他说：“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若为审定言音计者，今之声韵，或正或讹，南北皆有偏至。……南北相校，惟江汉处其中流。江陵、武昌，韵纽皆正，然犹须旁采州国，以成夏声。……若知斯类，北人不当以南纪之言为磔格，南人不当以中原之语为冤句。有能调均殊语，以为一家，则名言其有则矣。”
章太炎所主编的《民报》同巴黎《新世纪》就语言文字问题所展开的这场争论表明，争论双方都强烈地要求推进中国语言的发展与统一，以适应中国与世界新的需要。然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彼此观点又截然对立。争论的实质，其实就是语言文字的发展与革新，究竟是否应当坚持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出发，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出发。《新世纪》的撰稿者们要求径直以“万国新语”取代汉语。他们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易行。吴稚晖专门写了一篇《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便说只要做到“私家则以新语著书，学校则以新语教授”，万国新语很快便可取代各民族语言，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语言。而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方便，“盖止需各国校章，新语为中学必修之课，入高等学及大学所应修之外国语，皆代以新语，则圆满之时至矣。”吴稚晖在这篇文章中对章太炎还极尽嘲讽之能事，除去破口大骂章太炎的主张为“邪说”，宣称要“谥其名曰野蛮，晋其号曰顽固”外，还说什么章氏“满肚皮之不合时宜，欲取已陈之刍狗，将中国古世椎轮大辂、缺失甚多之死文及野蛮无统之古音，率天下而共嚼甘蔗之渣，正所谓无当玉卮，陈之于博物馆，则可触动臭肉麻之雅趣，若用之大饭庄，定与葱根菜叶共投之于垃圾之桶。”用恶意的人身攻击来掩饰自己立论的脆弱，取代严肃而认真的研究与讨论。章太炎与吴稚晖的主张不同，他反对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反对哗众取宠和故作耸人听闻之词，而坚持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状况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它的进一步发展与进一步统一。对于吴稚晖的恶意攻讦，他冷静地回答说：“汉土之语言文字，传之四千岁，服习之者四万万人，非吾所擅而有。其蕃衍而为国学者，自先正道其源，并世亦时有二三钜子。吾在皇汉黔首之间，财比稊米。……夫以民德之所斡维，种性之所隐据，卒然有妄庸子攘臂欲拨去之，万众未祛，睢睢盱盱，块余走卒，宁得不为权首以相捍卫？斯门户者，汉种之门户；斯声誉者，诸华之声誉；于吾身何有焉！”表明他坚定不移地要把语言文字的革新努力确立在对中国语言文字实际，特别是其内在规律的深入了解这一基础之上。
章太炎努力建立近代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努力，曾经影响了一代学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大学语言学讲坛上，他的弟子们曾经占据了举足重轻的地位。1913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也正是他的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许寿裳等，联合提议采用他所制定的注音符号，“遂得全会赞同”，使这套注音符号其后在中国运用了好几十年。
早在《訄书》的《方言》、《订文》、《正名杂义》等文中，章太炎就专门讨论了如何使各种方言逐步统一、如何使汉语适应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与中外交往的扩大而发展等问题。出狱东渡以来，他又陆续撰写了一系列专门论文和《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上卷等一批专著，深入研究了这些问题。为了使这些问题能够比较科学地解决，他着重研究了语言的起源、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语言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语言发展的方向与途径等基本理论问题。章太炎以其辛勤的劳动与顽强的探究，为中国古代文字音韵学的发展做了总结，又为中国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訄书·订文》中，章太炎已经明确指出，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产物；语言和文字的丰富发展或干涩退化，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盛衰。他写道：
泰逖之人，款其皋门而观政令，于文字之盈歉，则卜其世之盛衰矣。
昔之以书契代结绳者，非好其繁也。万世之萌，皆伏于蛊。名实惑眩，将为之别异，而假蹄迒以为文字。然则自太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甚，则文以益繁，亦势自然也。
先师荀子曰：后王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是故国有政者，其伦脊必析，纲纪必秩，官事民志日以孟晋，虽欲文之不孟晋，不可得也。国无政者，其出话不然，其为犹不远，官事民志，日以啙媮，虽欲文之不媮啙，不可得也。
名源于实。语言文字的产生与发展，都基于人类社会的需要。“解垢益甚，则文以益繁”，突出了语言文字必定随着人们社会交往的日益繁复而不断发展。官事民志，或日以孟晋，或日以啙媮，对语言文字的制约作用，也充分证明了语言文字的发展与否同社会政俗的兴衰进退是如何息息相关。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章太炎指出，要使中国由国势日削转变为国势日强，必须充分重视语言文字的发展。他指出：“北宋之亡，而民日啙媮。……是故唇吻所偫，千名而足；檄移所偫，二千名而足；细旃之所承，金匮之所藏，著于文史者，三千名而足；清庙之所奏，同律之所被，著于赋颂者，四千名而足；其他则视以为腐木败革也已矣。若其所以治百官、察万民者，则蔇乎移檄之二千而止。以神州之广，庶事之博，而以佐治者廑是，其庸得不澶漫掍殽，使政令逡巡以日废也？”纵观世界，最为发展的语言当数英语，“今英语最数，无虑六万言，言各成义，不相陵越。东、西之有书契，莫繁是者，故足以表西海。”相比之下，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便大为落后。章太炎说明了，南宋以来，语言文字的萎缩与僵化，已经导致“政令逡巡以日废”，近代以来，面临“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蘖”这前所未有的形势，中国古老的语言文字若再停滞不前，那就势必要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为此，他提出必须创造大量新的词汇，使汉字、汉语有一个大的发展：“孟晋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举者，揗而摭之；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
在《订文》的姊妹篇《訄书·方言》一文中，章太炎专门讨论了如何促进中国各地方言逐步统一的问题。文章叙述了汉语演进的历程，说明“乃今语言，略分十种：河之朔暨于北塞，东傅海，直隶、山东、山西，南得彰德、卫辉、怀庆为一种，纽切不具，亢而鲜入，唐虞之遗音也；陕西为一种，明彻正平，甘肃宵之，不与关东同……汝宁、南阳，今曰河南，故荆豫错壤也，及沿江而下，湖北至于镇江，为一种……其南湖南，自为一种；福建、广东，各为一种……开封而东，山东曹、沇、沂至江淮间，大略似朔方，而具四声，为一种；江南苏州、松江、太仓、常州，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绍兴为一种，宾海下湿，而内多渠浍湖沼，故声濡弱；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四川上下，与秦、楚接，而云南、贵州、广西三部，最为僻左，然音皆大类关中，为一种”。尽管使用同一种文字，各地口语却有很大差异，这对于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繁荣民族文化都非常不利。章太炎指出：“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异同为大齐。”而要克服各种方言的限制，使各地口语相通，文章分析了各种方言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提出：“夫十土同文字，而欲通其口语，当正以秦蜀楚汉之声。”这篇文章关于方言的区分，后来有所修改，它首次提出的在文字统一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谋求口语统一的问题，在发展我国近代民族语言方面具有纲领性与开拓性的意义。
出狱东渡以后，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谈到如何“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时，第一项要求就是“提倡小学”，增强伟大的“爱国保种的力量”。其后，在《国故论衡》的首篇《小学略说》中，他更突出了民族语言的重要性：“若夫理财正辞，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莫大乎文字。”“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人类的全部文明史，民族文化的全部遗产，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广大民众互相交往以及认识世界，都离不开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否符合时代的需要，要看它是否能够有力地促进这一切方面的发展。
这一时期，他通过阅读日本学者的语言学方面的论著，对近代西方语言学理论有了稍多的了解。以他自己原先语言文字方面的素养为基础，他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对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过程、趋向及其内在规律，作了比较系统的探求。
语言起源问题，18世纪在欧洲曾吸引了许多哲学家与科学家的注意力。最初，人们主要从人类的认识与人类的理性发展的历程去考察，后来，则进一步从生物学、社会学的角度去考察。由此，人们逐步奠定了近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文字音韵学在清代汉学家那里曾经得到光辉的发展，然而，关于语言起源问题，则属于空白。章太炎在近代中国首次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国学讲习会略说》中，他以《论语言文字之学》为题，对语言的起源作了分析；后来，他又将其中有关部分单独抽出，冠以《语言缘起说》题目，收入《国故论衡》中。在其他许多演说、讲词与论文中，他也从不同角度分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章太炎首先从认识论说明语言起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描绘。“语言何自起乎？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诸言语皆有根。先征之有形之物，则可见矣。”他举例说，雀之得名，是由于其音即即足足；鹊之得名，是由于其音切切错错；鸦之得名，是由于其音亚亚。这些都是摹声而定其名。另一类，则是以事物的某一特征而定其名，如马因武得名，牛因事得名。“要之以音为表者，惟是鸟类为多；以德为表者，则万物大抵皆是。……一实之名，必与其德或与其业相丽相著，故物名必有由起。”正因名源于实，“太古草昧之世，其言语惟以表实；而德业之名为后起。故牛马之名成立最早，而事武之语即由牛马变化而生。稍近文明，则德、业之语早成，而后施名于实。”
在说明语言起源的认识论根源时，章太炎还进一步指出：“物之得名，大都由于感觉。感觉之噩异者，刺激视听，眩惑神思，则必为之立一特别之名；其无所噩异者，则不为特名，而惟以发声之语命之。”简言之，“言语之分，由感觉之顺违而起也。”在《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中，“感觉”二字统改为“触受”。
早在《訄书·订文》中，他就坚持文字最初起源于图画。他说：人们最初绘画战事及其他特异之事，“以敬鬼神”，而“君人者”则“藉此以相临制，使民驯扰”；其后，“以画图过繁，稍稍刻省，则马牛凫鹜，多以尾足相别而已，于是有墨西哥之象形字；其后愈省，凡数十画者，杀而成一画，于是有埃及之象形字。”再后，由于象形字不能遍包众有，为避免“眩惑如占覆”，“乃不得不为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主持国学讲习会以后，他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周易》与《说文解字》都有“六书”之说，专讲汉字构成的方法。《周易》所列的六种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说文解字》所说的名目与次序与此都稍有不同：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章太炎按照文字发展的历史过程对这“六书”作了整理，指出：人们“顶早造的字，就叫做象形字”。继之出现的，是指事与会意两种字。而这三种造字法，本质上“都是从形象意义上头造出来的”。后来，“社会上的事体，是一天多一天，形象意义是有不够用的时候”，于是，便陆续产生了形声、转注、假借这三种新的造字法。
自从《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历代对转注、假借的解释，歧说纷纭，都未得要旨。许慎对转注的解释是“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说的是同一部首之下各字的训义互相关联；对假借的解释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说的是赋予旧词以新的含义，用旧词的引申来代替新词的创造。从南唐徐锴到清代江声、戴震、段玉裁等，基本上都沿袭这一说法。章太炎认为这些解释都不确切。他写道：“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得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寖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言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迆，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这就是坚持转注、假借为汉语词汇发展的必然法则，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互训、通假。转注是由某个语源或同一语根，循其声义，派生出若干新词，来表达新的事物；而假借则是在文字孳乳日繁而必须加以节制时，根据“意相引申，音相切合”的原则，利用旧有的词、字而赋予新的训义，不再制造新字。这一法则使汉语字和词得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因为“假借的例一设，便无论后来新造的东西，新发明的道理，和九州万国的事物，中国古来所没有的，都可以用他字的意义去引申，借他字的声音做标记一一写将出来”。章太炎还着重指出：“转注者，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这段话揭示了转注与假借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关系，也说明了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法造字之后，汉语在其发展的较高阶段词汇创造的主要方法与主要规律。
“言形体者始《说文》，言故训者始《尔雅》，言音韵者始《声类》。三者偏废，则小学失官。”形体、故训、音韵三者互相依存，除去注重文字形体外，还必须重视故训与音韵的历史演变。“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这是章太炎所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其中，对于语音的发展变化，他尤为重视。他认为，人类总是先有语言，而后方才形诸文字；文字总是先有声，而后方才有形；形以表音，音以表言，言以达意，无声音便根本不会有语言文字的存在。因此，他在将整个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作为一个自然史过程来加以研究时，尤其注意于语音的历史变迁，甚至提出：“董理小学，以韵学为候人。”
为了探明中国语音变化的规律，章太炎重点研究了中国古音的演变过程。
古音学的全盛时代是清朝。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都是著名的古音学家。章太炎发展了他们的成就，为清代古音学做了总结工作，并为后来古音学的发展做了开辟工作。首先，在古韵方面，清代学者发现，先秦古音与后代语音并不相同，如《诗经》，如按先秦语音系统来诵读，音韵非常和谐，若按后来的语音系统诵读，许多地方便很不自然。为了复原古韵系统，顾炎武将古韵分作十部，江永分为十三部，戴震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段玉裁分为十七部，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分为二十一部，夏炘分为二十二部。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章太炎定古韵为二十三部，并超越所有前人，为各韵部定下各韵的音值。他所撰写的《二十三部音准》，用汉字明白说出古韵古代应读某音，尽管没有国际音标那么准确，但他正是引导后人注重韵值研究的开创者。对于古音的声母问题，清代学者很少论列，只有钱大昕做过专门研究，论定古无轻唇音与舌上音。章太炎进一步论证古代“娘”、“日”二声母归于“泥”，确定古代声母为二十一个。继确定了《韵目表》之后，又确定了《纽目表》。
为了比较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中国古代语言的形体、语音、字义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1909年章太炎撰著了《小学答问》，1910年撰著了《文始》。前一部著作，是他同自己的几位高足钱玄同、黄侃等相聚讲论、答疑解惑的成果，内容是“以载籍成文钩校枉韦，断之己意，以明本字耤字流变之迹。其声谊相禅、别为数文者，亦稍示略例，观其会通”。后一部著作，则比之更为深入而广泛地“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渻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五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坒而次之，得五六千名”。这就是依据《说文》中的“纯象形”或“纯指事”的文字，即所谓“独体”或“初文”，以及包括省变、合体象形、合体指事、兼声、复重等在内的“半字”或“准初文”，用“孳乳”、“变易”的规律说明语言文字发展的源流，使《说文》中的九千多字约三分之二部分演变的历程大体得以明了。章太炎自称此书“虽未达神旨，多所缺遗，意者，形体声类，更相扶胥，异于偏觭之议。……盖先哲之所未谕，守文者之所痀劳。”黄侃评价这部著作“令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纪”，并非溢美之词。
在这同时，章太炎还撰就另一部重要著作《新方言》。这部著作，针对“方言处处不同”，而“俗儒鄙夫不知小学，咸谓方言有音而无正字，乃取同音之字用相摄代，亦有声均小变，猝然莫知其何字”等情况，专求各种方言的“语根”。他指出：“若综贯其实，则今之俚语，合于《说文》、《三仓》、《尔雅》、《方言》者正多，双声相转而字异其音，邻部相移而字异其韵。审知条贯，则根柢豁然可求。”全书分释言、释亲、释形体、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音表等十一篇，从1906年开始撰述，1908年完成，在《国粹学报》上连载，1909年8月，于东京刊行了单行本。通过对于各地方言的广泛搜集和缜密的比较研究，章太炎对方言中“笔札常文所不能悉”的“难通之语”，依据它们的“声音条贯”，逐一疏解，总结了它们由古音变转而来的一般规则，即所谓“方言六例”：一、一字二音，莫知谁正；二、一语二字，声近相乱；三、就声为训，皮傅失根；四、余音重语，迷误语根；五、音训互异，凌杂难晓；六、总别不同，假借相贸。“明斯六例，经以音变，诸州国殊言诘诎者，虽未尽憭，傥得模略，足以聪听知原。”全书共八百条。刘师培在为这部著作所写的后序中指出：“夫言以足志，音以审言。音明则言通，言通则志达。异日统一民言，以县群众，其将有取于斯。”章太炎对这部著作特别珍视，自诩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围绕着是否应当以汉语为民族语言的问题，1908年，章太炎与巴黎《新世纪》的编者们展开一场激烈的笔战。“巴黎留学生相集作《新世纪》，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其所执守，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并字为既开化人所用。且谓汉文纷杂，非有准则，不能视形而知其字，故当以万国新语代之。”万国新语，即欧洲一些学者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基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加以改革，创造出来的一种国际辅助语，今通称“世界语”。
在论辩中，章太炎指出：“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语言，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可齐。”“品物者，天下所公；社会者，自人而作。以自人而作，故其语言各函国性以成名，故约定俗成则不易。”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或直接现实，语言是社会交往的产物，由于思想意识形态不同，更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的情况不同，语言就必然会有所不同。语言的本质，决定了民族语言与民族共同体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章太炎指出：“若夫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任何一个发达的民族，他们的语言与他们“国民之性情节族”及“文史学术”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国之有语言，固以自为，非为他人。为他人者，特余波所及耳。”理所当然地，只要国家不消亡，民族界限不消除，民族语言就不可能消灭，不能用强制的手段消灭一种民族语言，使之改用另一种民族语言。“盖改从他方言语而无害者，独在草昧初开之族，符号简单，则更之不为病。其间有强迫者，若亚拉伯文之用于马来是也；有非强迫者，若波黎语之用于吐蕃是也。以其国素无历史文学，一朝改从异语，于故有者未亏，而采获新知无量，斯侻矣。”反之，若是早已脱离了草昧初开状况，要使之改从他方语言，就会严重损害该民族的民族特性、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存。“以冠带之民，拨弃雅素，举文史学术之章章者，悉委而从他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世界历史的状况表明，这样做，必然要引起人们的激烈反抗，而且很难行得通。比如，俄国政府强迫波兰“舍其国语而从新主”，波兰民众“面从而无诚服，家人父子暮夜造膝之间，犹私习故言，以抒愤懑，故露人侦伺虽严，而波兰语犹至今在，其民亦慷慨有独立心，后之光复，尚可也”。
万国新语，或世界语，应否取代各民族的民族语言，应否取代汉语呢？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中指出：“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明其语不足以方行世界，独在欧洲，有交通之便而已。”在《规〈新世纪〉》中，他进而指出：“命为万国新语，不如命为‘欧洲新语’。其亚细亚人学之以为驿传，取便交通亦可也。”以此，万国新语这一名称，“不若命为‘外交新语’。正名为‘外交新语’，则不以乱土风”。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制定“万国新语”时所未考虑到的亚洲各大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还专门作了分析。他指出，以面积计，亚洲一洲等于欧、美两洲的总和，仅中国一国，便足与欧洲全洲相匹敌；以人口计，“合中国、印度、安南、日本、暹罗、朝鲜，已当全球之半”；就语言文字而论，亚洲“除去简单者弗论，足以表彰学术、孳乳浸多者，汉文为一种，梵文为一种，波斯文为一种，亚拉伯文为一种。自波斯破灭，种人分散，保于印度，而驴唇之字亦绝，今所有者凡三种。三种异源，而各有其特性，不容铲削以就一类”。在考虑使语言逐步统一时，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可是，“若彼欧洲新语者，则徒以是交通白种而已”，完全没有顾及亚洲广大的地域、众多的国家与民族，以及原先就已相当发展的各种语言文字的特点。章太炎认为，欧洲各种语言文字系由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字逐步发展、衍生而来，所谓万国新语，对于逐步统一这些语言文字，可以收到一定的成效；而亚洲语言文字，由于同欧洲各种语言文字并非同一语系，套用所谓万国新语，收效必定甚微。较为切实的步骤，是相应于“欧洲新语”，从亚洲各种语言的实际出发，创造一种“亚洲新语”。“纽之繁莫如印度，韵之繁莫如支那。此二国者，执天均以比其音，虽有少缺，而较他方为完备矣。语言本所以为别音，愈繁则愈分。尔后造亚洲新语者，当举是为原素，镕冶之，导择之，涤荡邪秽，斟酌饱满，令交通于东土。”
汉语是不是纷杂而无准则的一种未开化的语言文字呢？《新世纪》编者以为汉字是未开化人所用的文字所持的一个重要理由，即汉字不是拼音字，即不是所谓“合音字”，因此，人们很难认识，中国识字的人所以很少。对此，章太炎指出：“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合音之字，视而可识者。徒识其音，固不能知其义，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他特别强调指出：“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比如俄国，俄语系拼音文字，然“俄人识字者，其比例犹视中国为少”，便是明证。汉字是否可以改用合音字呢？章太炎认为，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极多、交通隔绝、方言繁杂的国家，正是凭借共同使用的文字来保持语言的统一；若是径直改作拼音，则只能增加语言的混乱，导致严重后果。他写道：“并音之用，只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读虽明，语则难晓。”他承认，汉字确实有难认难知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并非不可克服，汉字并非不可改革为易能易知。为了使汉字容易认识，容易书写，章太炎主张，要利用传统的草书，借助于草书字形的定型化，借助于禁绝各种任意使字形笔画损益的现象，使汉字笔画由繁趋简，同时，要制定一套简便的注音方法，使识字者得以很方便地学会“审音之术”。
为了注明汉字的读音，古代采用“譬况”法与“读若”法。譬况为某字，固然难以表达准确的字音，读若某字，也经常会产生许多讹错。如果找不到同音的字，或者同音的都是异常生僻的字，“读若”便将无从入手。从东汉开始，人们创造了“反切”法，用两个汉字的拼音来注明读法。反切，并非将两个汉字连读而成一音，拼音时，系取前一汉字的声母或“纽”与后一汉字的“韵母”或“韵”连读。这种注音方法，在中国流传了一千几百年。然而，用以反切的许多汉字，自身就一字多音，而且音素往往也不单一，这就给反切造成了不少障碍。为了克服这些障碍，章太炎“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制定了五十八个注音符号，“纽文为三十六，韵文为二十二”，“上纽下韵，相切成音”。他建议，儿童初入学时，“即当以此五十八音，谛审教授，而又别其分等分声之法”，然后再教以“五百四十部首”，使之了解字形结构和形义关联，“程功先后，无过期年。自是以降，乃以蒙学课本为之讲说”。他认为，运用这一教学方法，“形体音训，根柢既成，后虽废学，习农圃陶韦之事，以之记姓名而书簿领，不患其盲。若犹有不识者，音表具在，足以按切而知”。
为了解决方言的歧异给语音统一和标准化带来的困难，章太炎也提出了具体方案。他说：“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若为审定言音计者，今之声韵，或正或讹，南北皆有偏至。……南北相校，惟江汉处其中流。江陵、武昌，韵纽皆正，然犹须旁采州国，以成夏声。……若知斯类，北人不当以南纪之言为磔格，南人不当以中原之语为冤句。有能调均殊语，以为一家，则名言其有则矣。”
章太炎所主编的《民报》同巴黎《新世纪》就语言文字问题所展开的这场争论表明，争论双方都强烈地要求推进中国语言的发展与统一，以适应中国与世界新的需要。然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彼此观点又截然对立。争论的实质，其实就是语言文字的发展与革新，究竟是否应当坚持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出发，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出发。《新世纪》的撰稿者们要求径直以“万国新语”取代汉语。他们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易行。吴稚晖专门写了一篇《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便说只要做到“私家则以新语著书，学校则以新语教授”，万国新语很快便可取代各民族语言，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语言。而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方便，“盖止需各国校章，新语为中学必修之课，入高等学及大学所应修之外国语，皆代以新语，则圆满之时至矣。”吴稚晖在这篇文章中对章太炎还极尽嘲讽之能事，除去破口大骂章太炎的主张为“邪说”，宣称要“谥其名曰野蛮，晋其号曰顽固”外，还说什么章氏“满肚皮之不合时宜，欲取已陈之刍狗，将中国古世椎轮大辂、缺失甚多之死文及野蛮无统之古音，率天下而共嚼甘蔗之渣，正所谓无当玉卮，陈之于博物馆，则可触动臭肉麻之雅趣，若用之大饭庄，定与葱根菜叶共投之于垃圾之桶。”用恶意的人身攻击来掩饰自己立论的脆弱，取代严肃而认真的研究与讨论。章太炎与吴稚晖的主张不同，他反对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反对哗众取宠和故作耸人听闻之词，而坚持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状况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它的进一步发展与进一步统一。对于吴稚晖的恶意攻讦，他冷静地回答说：“汉土之语言文字，传之四千岁，服习之者四万万人，非吾所擅而有。其蕃衍而为国学者，自先正道其源，并世亦时有二三钜子。吾在皇汉黔首之间，财比稊米。……夫以民德之所斡维，种性之所隐据，卒然有妄庸子攘臂欲拨去之，万众未祛，睢睢盱盱，块余走卒，宁得不为权首以相捍卫？斯门户者，汉种之门户；斯声誉者，诸华之声誉；于吾身何有焉！”表明他坚定不移地要把语言文字的革新努力确立在对中国语言文字实际，特别是其内在规律的深入了解这一基础之上。
章太炎努力建立近代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努力，曾经影响了一代学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大学语言学讲坛上，他的弟子们曾经占据了举足重轻的地位。1913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也正是他的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许寿裳等，联合提议采用他所制定的注音符号，“遂得全会赞同”，使这套注音符号其后在中国运用了好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