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学拆散
近代中国民族文化的树建，既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继续与发展，又是古代文化遗产的批判与否定。而封建经学殿堂的拆散，则是建设近代中国民族文化的首要工作。
康有为把传统的法定经书统统斥之为“伪经”，断言二千年来“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都是“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不仅引导人们怀疑经古文，而且将人们引向怀疑儒家经典本身，触发了对封建经学统治一场狂飙式的冲击。然而，康有为一边拆散封建经学的旧殿堂，一边又努力砌造一座新的经学殿堂。西汉经今文学使孔子的地位上升为王为神，又有孔子改制、立三世之义、为汉及万世制法等许多奇异诡怪之论，康有为发现，这一旧瓶很便于装入新酒。他一面大骂两千年来崇奉的经书都是伪书，祸害极大，一面又将孔子本人以及儒家六经特别是诠释《春秋》的《公羊传》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界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乃立元以统天，以天为仁，以神气流形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为仁政。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虫草木一统于其教，而先爱其圆颅方趾之同类，改除乱世勇乱争战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这一段对孔子的褒美，其实是康有为新的孔学殿堂的一幅蓝图。康有为把西汉经今文学，特别是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成了解孔学真谛的唯一法门，要人们“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本”。康有为无论是在拆毁封建经学的旧殿堂时，还是在精心构造他的孔学新宫殿时，都往往彷徨失据，他的理论经常虚构超过事实，臆断多于论证，主观脱离客观。他的理论尽管给人们以很大震动，却不能使人们真正信服，结果，便既不能将封建经学殿堂从人们思想中真正拆除，也不能为取代它的新的民族文化提供真正合适的形式。
章太炎尊奉过经古文学，常常借助古文经学加强自己的立论，但是，他对传统经学的研究与批评，并不是株守经古文学的陈说，构成其主要特色的，其实是近代的历史与逻辑的批判精神。
什么是“经”？无论是在经今文学那里，还是在经古文学那里，“经”都被解释成经天纬地、万古不刊的永恒真理。班固纂集的《白虎通德论》解释经的含义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刘熙《释名》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郑玄《孝经注》说：“经者，不易之称。”刘勰《文心雕龙》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些解释，突出了经书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也突出了经义内容的永恒性与适用的普遍性。章太炎指出：“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睹其本真。”他依据历史资料说明：“书籍得名，实凭傅竹木而起，以见言语文字功能不齐。”一些书籍之所以名之为“经”，发端于古代竹简系用“绳索联贯”。“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同样，“传”之得名，“论”之得名，前者是发端于“簿书记事”，后者是发端于“比竹成册”，它们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伦理含义。
经书被人们推崇为无限尊贵，是因为它们与孔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按照经今文学家的说法，《诗》、《书》、《礼》、《乐》、《易》、《春秋》都是孔子“制作”，专门用以教化世人，为千秋万世确立一整套人们应当虔诚遵守的永恒准则。西汉纬书《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预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强调：“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章太炎先前也曾附和过经今文学家关于孔子通过《春秋》“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一类说法。1899年12月，他发表《今古文辨义》一文，就已批评“六经皆孔子所撰”、“尧、舜、汤、武之治皆无其事”等说法。章太炎指出，这些说法与历史的实际状况不符。尧、舜、汤、武之事，不仅儒家经典中谈到，九流中其他八家也曾谈到，“彼诸子者，何为舍实事不言，而同于孔子虚拟之事乎？”在《訄书》修订本《订孔》篇中，他说：“六艺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从说之以《金版》、《六弢》。”这就证明，六经并非孔子制作，而是孔子依据旧籍删定而成。
出狱东渡以来，在说明六经编纂过程时，章太炎则提出了更为系统的解释，主要有以下这样一些论点：
一、“古之学者，多出王官”。《汉书·艺文志》已提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等等，分别出于司徒之官、史官、羲和之官、理官、礼官、清庙之官……章太炎进一步从古代历史的沿革，说明古代学术、文化、典籍完全为国家所垄断，“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一般人根本没有受教育和从事学术文化事业的权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在这种情况下，“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
二、经，“本来只是官书的名目”。尽管“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可是，就《易》、《诗》、《书》、《礼》、《乐》、《春秋》而言，则毫无例外的，“本官书，又得经名”。这些官书称之为经，并非因为它们有经天纬地之义，而只是因为它们所用以书写的竹简有特殊的规格，这就是长二尺四寸，三十字一简，与只有六寸长、只能书写八个字的手版即“传”有别。“原夫古者名书，非有他义，就质言之而已。”这也恰恰证明，《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不可能是孔子凭空制作，而只能是由原先的官书删定改编而成。
三、“六经皆史之方”。章太炎在这一点上坚持并发展了章学诚所提出的“六经皆史”的观点。他强调说：“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道，《周礼》有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这就表明，“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正因为如此，孔子在编定六经时，便只能“因当官之文”，而决不能凭空制作。章太炎批评“六经皆孔子制作”论者说：“惑者不睹论纂之科，不铨主客。文辞、义理，此也；典章、行事，彼也；一得造，一不得造。”编撰史籍时，如何措词，如何评价，可以凭主观认识的不同，各抒己见；而典章制度和事实本身，则是客观存在，不能凭空臆造。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足证孔子系删定六经而不是制作六经。“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老聃是管理四方文书与国家文献典章的史官“柱下史”、“征藏史”，孔子所删定的六经本是出自史官所收藏管理的故籍。
四、还孔子凡人本色。出狱东渡不久，在东京留学生所召开的欢迎会上，章太炎就在演说中责备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说孔子先是依傍鲁君，后来依傍季氏，所教的弟子，“总是依人作嫁”。这种品格不足取。在《论诸子学》中，他进而指出，孔子“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因此，孔子湛心荣利，开游说之端，随时抑扬，哗众取宠，更倡导所谓中庸，“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致使“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孔子可贵，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整理六经、保存古代史事有重大贡献。他说：“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以诒后嗣，令迁、固得持续其迹，讫于今兹，则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后民无携志，国有与立。……故《春秋》者，可以封岱宗、配无极。”对于孔子热心教育、不信鬼神而专讲修身治国等人间事务，章太炎也给予了肯定与赞扬，说：“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孔氏之功则有矣，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绝千古。”他反对神化孔子和《春秋》，反对“以仲尼受天命为素王，变易旧常，虚设事状，以为后世制法”，指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足尽人事蕃变，典章亦非具举之。……今以不尽之事，寄不明之典，言事则害典，言典则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钩，卒不得其翔实，故有公羊、穀梁、驺、夹之传，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至于孔子作《春秋》且为百世制法这类说法，更属荒诞，因为“法度者，与民变革，古今异宜，虽圣人安得预制之？《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六经中其他各经，情况也不例外。以《礼经》而论，“礼经》一十七篇，守之贵族，不下庶人。皇汉迄今，政在专制。当代不行之礼，于今无用之仪，而欲肄之郡国，渐及乡遂，何异宁人欲变今时之语返诸三代古音乎？”再以《诗经》、《论语》等等而论，其中一些训辞、格言，后世并非不可沿用，“然人事百端，变易未艾，或非或韪，积久渐明，岂可定一尊于先圣？”章太炎还特别指出：“春秋》三统三世之说，无虑陈其概略，天倪定分，固不周知。岂有百世之前发凡起例以待后人遵其格令者？”
为了使经学不再成为中世纪的旧神学，也不致蜕变为一种不伦不类、亦新亦旧的新神学，章太炎提出了经学研究中必须坚持的以下一些原则：
一、坚持以六经为古史。“仆闻之，《尚书》、《春秋》，左右史所记录，学者治之，宜与《史记》、《汉书》等视，稽其典礼，明其行事，令后生得以讨类知原，无忘国故，斯其要也。”
二、研究经学是为了弄清古代历史实际，而不是为了所谓“通经致用”。“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章太炎特别强调指出：“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这是明确反对狭隘的实用观。
三、研究经书应当重视古文。“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古文经系用先秦古文书写，今文经则是借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今文”著之竹帛的，里面夹杂着各代师说，以稽古而言，后者的可靠性就远不如前者，更为后出的纬书当然就格外靠不住。
四、提倡“以狱法治经”，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弄清经文本义。具体说来，在了解经文本义时必须做到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为此，特别要反对不顾经文本义而侈谈所谓微言大义，反对“援谶纬以明经制，随亿必以改雅训，单文节适，肤受以求通，辞诎则挟素王，事缪则营三统”，使经书变成图书符命。
五、“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对整个古代经学进行批判与总结。他在《中国通史略例》中已提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粗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后世经说，古义既失其真，凡百典常，莫知所始，徒欲屏绝神话，而无新理以敹彻之，宜其肤末茸陋也。”这时，他又反复强调：“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征实，不踏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语，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实事求是之学，虑非可临时卒辨。”
凡此种种，充分表明，章太炎尽管给古文经以较多的肯定，但是，他的基本观点绝非经古文学所能包括，它们已远远越出了经古文学家所能达到的界限。章太炎的努力，正是要使整个经学研究建立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以更为有效、更为切实地摧毁封建经学的殿堂。
章太炎不仅提出了研究经学所应遵循的这些原则，而且自己曾努力按照这些原则去实践。他所撰写的《官制索隐》，便提供了一个杰出的范例。
《官制索隐》由《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古官制发原于法吏说》、《古今官名略例》四篇考史文章构成。《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引用《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文献和古代经说，详加辨析，论证了“古之王者，以神道设教，草昧之世，神人未分，而天子为代天之官，因高就丘，为其近于穹苍”，其后“明堂、清庙、辟雍之制，古今兴废虽不同，然丽王公、奠天位者，其实其名，大氐不出山麓”，“天子居山，其意在尊严神秘”，“盖以为高丘者，君上之所居，通于神明；洿泽者，亡虏之所处，沦于幽谷也”。《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则引用《尚书》、《周礼》、《礼记》等古代经史文献，说明：“观于寺字、官字、臣字之得名，而知古代所贵，唯子与封君，其非有土、子民之臣僚，则皆等于奴隶陪属；观于太阿、太保、冢宰、丞相、御史、仆射、侍中之得名，而知侍帷幄参密议者，名为帝师，或曰王佐，其实乃佞幸之尤。”这些结论对经今古文家们所共同宗奉的封建君臣之义作了否定，而且比之康有为“托古改制”的论断更有依据。实事求是地研究古史，不是期于取法，而是为了弄清历史发展的真相，因此，决不掩盖历史的点污，也决不仅仅满足于“比次典章”，而坚持从现象深入到本质，“推既见以至微隐”。这样，就不仅使儒家经典从经天纬地的至圣宝典下降到古史地位，而且使它们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
康有为把传统的法定经书统统斥之为“伪经”，断言二千年来“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都是“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不仅引导人们怀疑经古文，而且将人们引向怀疑儒家经典本身，触发了对封建经学统治一场狂飙式的冲击。然而，康有为一边拆散封建经学的旧殿堂，一边又努力砌造一座新的经学殿堂。西汉经今文学使孔子的地位上升为王为神，又有孔子改制、立三世之义、为汉及万世制法等许多奇异诡怪之论，康有为发现，这一旧瓶很便于装入新酒。他一面大骂两千年来崇奉的经书都是伪书，祸害极大，一面又将孔子本人以及儒家六经特别是诠释《春秋》的《公羊传》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界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乃立元以统天，以天为仁，以神气流形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为仁政。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虫草木一统于其教，而先爱其圆颅方趾之同类，改除乱世勇乱争战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这一段对孔子的褒美，其实是康有为新的孔学殿堂的一幅蓝图。康有为把西汉经今文学，特别是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成了解孔学真谛的唯一法门，要人们“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本”。康有为无论是在拆毁封建经学的旧殿堂时，还是在精心构造他的孔学新宫殿时，都往往彷徨失据，他的理论经常虚构超过事实，臆断多于论证，主观脱离客观。他的理论尽管给人们以很大震动，却不能使人们真正信服，结果，便既不能将封建经学殿堂从人们思想中真正拆除，也不能为取代它的新的民族文化提供真正合适的形式。
章太炎尊奉过经古文学，常常借助古文经学加强自己的立论，但是，他对传统经学的研究与批评，并不是株守经古文学的陈说，构成其主要特色的，其实是近代的历史与逻辑的批判精神。
什么是“经”？无论是在经今文学那里，还是在经古文学那里，“经”都被解释成经天纬地、万古不刊的永恒真理。班固纂集的《白虎通德论》解释经的含义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刘熙《释名》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郑玄《孝经注》说：“经者，不易之称。”刘勰《文心雕龙》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些解释，突出了经书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也突出了经义内容的永恒性与适用的普遍性。章太炎指出：“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睹其本真。”他依据历史资料说明：“书籍得名，实凭傅竹木而起，以见言语文字功能不齐。”一些书籍之所以名之为“经”，发端于古代竹简系用“绳索联贯”。“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同样，“传”之得名，“论”之得名，前者是发端于“簿书记事”，后者是发端于“比竹成册”，它们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伦理含义。
经书被人们推崇为无限尊贵，是因为它们与孔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按照经今文学家的说法，《诗》、《书》、《礼》、《乐》、《易》、《春秋》都是孔子“制作”，专门用以教化世人，为千秋万世确立一整套人们应当虔诚遵守的永恒准则。西汉纬书《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预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强调：“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章太炎先前也曾附和过经今文学家关于孔子通过《春秋》“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一类说法。1899年12月，他发表《今古文辨义》一文，就已批评“六经皆孔子所撰”、“尧、舜、汤、武之治皆无其事”等说法。章太炎指出，这些说法与历史的实际状况不符。尧、舜、汤、武之事，不仅儒家经典中谈到，九流中其他八家也曾谈到，“彼诸子者，何为舍实事不言，而同于孔子虚拟之事乎？”在《訄书》修订本《订孔》篇中，他说：“六艺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从说之以《金版》、《六弢》。”这就证明，六经并非孔子制作，而是孔子依据旧籍删定而成。
出狱东渡以来，在说明六经编纂过程时，章太炎则提出了更为系统的解释，主要有以下这样一些论点：
一、“古之学者，多出王官”。《汉书·艺文志》已提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等等，分别出于司徒之官、史官、羲和之官、理官、礼官、清庙之官……章太炎进一步从古代历史的沿革，说明古代学术、文化、典籍完全为国家所垄断，“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一般人根本没有受教育和从事学术文化事业的权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在这种情况下，“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
二、经，“本来只是官书的名目”。尽管“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可是，就《易》、《诗》、《书》、《礼》、《乐》、《春秋》而言，则毫无例外的，“本官书，又得经名”。这些官书称之为经，并非因为它们有经天纬地之义，而只是因为它们所用以书写的竹简有特殊的规格，这就是长二尺四寸，三十字一简，与只有六寸长、只能书写八个字的手版即“传”有别。“原夫古者名书，非有他义，就质言之而已。”这也恰恰证明，《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不可能是孔子凭空制作，而只能是由原先的官书删定改编而成。
三、“六经皆史之方”。章太炎在这一点上坚持并发展了章学诚所提出的“六经皆史”的观点。他强调说：“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道，《周礼》有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这就表明，“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正因为如此，孔子在编定六经时，便只能“因当官之文”，而决不能凭空制作。章太炎批评“六经皆孔子制作”论者说：“惑者不睹论纂之科，不铨主客。文辞、义理，此也；典章、行事，彼也；一得造，一不得造。”编撰史籍时，如何措词，如何评价，可以凭主观认识的不同，各抒己见；而典章制度和事实本身，则是客观存在，不能凭空臆造。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足证孔子系删定六经而不是制作六经。“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老聃是管理四方文书与国家文献典章的史官“柱下史”、“征藏史”，孔子所删定的六经本是出自史官所收藏管理的故籍。
四、还孔子凡人本色。出狱东渡不久，在东京留学生所召开的欢迎会上，章太炎就在演说中责备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说孔子先是依傍鲁君，后来依傍季氏，所教的弟子，“总是依人作嫁”。这种品格不足取。在《论诸子学》中，他进而指出，孔子“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因此，孔子湛心荣利，开游说之端，随时抑扬，哗众取宠，更倡导所谓中庸，“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致使“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孔子可贵，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整理六经、保存古代史事有重大贡献。他说：“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以诒后嗣，令迁、固得持续其迹，讫于今兹，则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后民无携志，国有与立。……故《春秋》者，可以封岱宗、配无极。”对于孔子热心教育、不信鬼神而专讲修身治国等人间事务，章太炎也给予了肯定与赞扬，说：“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孔氏之功则有矣，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绝千古。”他反对神化孔子和《春秋》，反对“以仲尼受天命为素王，变易旧常，虚设事状，以为后世制法”，指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足尽人事蕃变，典章亦非具举之。……今以不尽之事，寄不明之典，言事则害典，言典则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钩，卒不得其翔实，故有公羊、穀梁、驺、夹之传，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至于孔子作《春秋》且为百世制法这类说法，更属荒诞，因为“法度者，与民变革，古今异宜，虽圣人安得预制之？《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六经中其他各经，情况也不例外。以《礼经》而论，“礼经》一十七篇，守之贵族，不下庶人。皇汉迄今，政在专制。当代不行之礼，于今无用之仪，而欲肄之郡国，渐及乡遂，何异宁人欲变今时之语返诸三代古音乎？”再以《诗经》、《论语》等等而论，其中一些训辞、格言，后世并非不可沿用，“然人事百端，变易未艾，或非或韪，积久渐明，岂可定一尊于先圣？”章太炎还特别指出：“春秋》三统三世之说，无虑陈其概略，天倪定分，固不周知。岂有百世之前发凡起例以待后人遵其格令者？”
为了使经学不再成为中世纪的旧神学，也不致蜕变为一种不伦不类、亦新亦旧的新神学，章太炎提出了经学研究中必须坚持的以下一些原则：
一、坚持以六经为古史。“仆闻之，《尚书》、《春秋》，左右史所记录，学者治之，宜与《史记》、《汉书》等视，稽其典礼，明其行事，令后生得以讨类知原，无忘国故，斯其要也。”
二、研究经学是为了弄清古代历史实际，而不是为了所谓“通经致用”。“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章太炎特别强调指出：“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这是明确反对狭隘的实用观。
三、研究经书应当重视古文。“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古文经系用先秦古文书写，今文经则是借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今文”著之竹帛的，里面夹杂着各代师说，以稽古而言，后者的可靠性就远不如前者，更为后出的纬书当然就格外靠不住。
四、提倡“以狱法治经”，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弄清经文本义。具体说来，在了解经文本义时必须做到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为此，特别要反对不顾经文本义而侈谈所谓微言大义，反对“援谶纬以明经制，随亿必以改雅训，单文节适，肤受以求通，辞诎则挟素王，事缪则营三统”，使经书变成图书符命。
五、“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对整个古代经学进行批判与总结。他在《中国通史略例》中已提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粗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后世经说，古义既失其真，凡百典常，莫知所始，徒欲屏绝神话，而无新理以敹彻之，宜其肤末茸陋也。”这时，他又反复强调：“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征实，不踏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语，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实事求是之学，虑非可临时卒辨。”
凡此种种，充分表明，章太炎尽管给古文经以较多的肯定，但是，他的基本观点绝非经古文学所能包括，它们已远远越出了经古文学家所能达到的界限。章太炎的努力，正是要使整个经学研究建立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以更为有效、更为切实地摧毁封建经学的殿堂。
章太炎不仅提出了研究经学所应遵循的这些原则，而且自己曾努力按照这些原则去实践。他所撰写的《官制索隐》，便提供了一个杰出的范例。
《官制索隐》由《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古官制发原于法吏说》、《古今官名略例》四篇考史文章构成。《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引用《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文献和古代经说，详加辨析，论证了“古之王者，以神道设教，草昧之世，神人未分，而天子为代天之官，因高就丘，为其近于穹苍”，其后“明堂、清庙、辟雍之制，古今兴废虽不同，然丽王公、奠天位者，其实其名，大氐不出山麓”，“天子居山，其意在尊严神秘”，“盖以为高丘者，君上之所居，通于神明；洿泽者，亡虏之所处，沦于幽谷也”。《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则引用《尚书》、《周礼》、《礼记》等古代经史文献，说明：“观于寺字、官字、臣字之得名，而知古代所贵，唯子与封君，其非有土、子民之臣僚，则皆等于奴隶陪属；观于太阿、太保、冢宰、丞相、御史、仆射、侍中之得名，而知侍帷幄参密议者，名为帝师，或曰王佐，其实乃佞幸之尤。”这些结论对经今古文家们所共同宗奉的封建君臣之义作了否定，而且比之康有为“托古改制”的论断更有依据。实事求是地研究古史，不是期于取法，而是为了弄清历史发展的真相，因此，决不掩盖历史的点污，也决不仅仅满足于“比次典章”，而坚持从现象深入到本质，“推既见以至微隐”。这样，就不仅使儒家经典从经天纬地的至圣宝典下降到古史地位，而且使它们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