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讲习国学
在因苏报案被拘期间，章太炎写过一篇《癸卯狱中自记》，认为他在倡导革命、创建民族国家方面所能作出的贡献，别人也可以作出，而他在创建新型民族文化方面所能作出的贡献，则几乎无人可以替代或相比肩。他十分自负地写道：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凤乌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出狱东渡以后，在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召开的盛大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了长篇演说，演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在演说中，他对什么是国粹，为什么要提倡国粹，作了一段通俗的解释与说明。他说：
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学，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了提倡国粹，就是要求人们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熟悉自己的国情，了解中国自身的长处，而决不是要人们信奉孔教，也决不要人们去忠君、尊孔、宗经、明纲，死死抱住那些东西不放。而之所以这样，就是要人们抛掉民族虚无主义，去掉民族自卑感，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信中华民族完全能够自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
主持《民报》编辑工作以后，章太炎除去通过《民报》宣传自己的主张外，还同其他一些革命党人联合于1906年9月创设了“国学讲习会”。从以“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的名义发表的《国学讲习会序》中，可以看出这一小团体宗旨之所在。
为什么要“讲习国学”？序文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序文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共同心理状态，以及民族传统，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衰存亡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立论中被尖锐地提了出来。
国学讲习会“其科目分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章太炎亲自“临席宣讲”。今存日本秀光社1906年9月出版的《国学讲习会略说》一册，收录了他的三篇讲词：《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国学讲习会序》说：“精通国学，能合各种之关键而钩联之，直抉其受蔽之隐害，层层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使之有所据，而进之以绵密精微之理想，使之有所用”，这正可看作章太炎与国学讲习会为自己所确定的主要使命。
讲习国学，与研求新学，并非互不相容。《国学讲习会序》明确指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同时，“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这篇序文反对把研求新学视为“利禄之途”、“利禄之阶梯”，尤其反对“略识西字”，便“奴于西人，鄙夷国学为无可道者”，反复强调了研求新学时，必须摆脱几千年来治学“仅为世主之所利用”的“劣根性”。序文还强调，研求新学与讲习国学相结合，决不能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体用、主辅说者，而彼或未能深抉中西学术之藩，其所言适足供世人非驴非马之观，而毫无足以餍两方之意。”应当真正掌握新学的精髓，用来清理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经过认真的剔抉扬弃，创造出“有所据”亦“有所用”的新型民族文化来。
《国学讲习会序》证明，国粹主义，在他们那里，与其说是西学或新学的对立物，不如说是企图将西学或新学中国化的最初尝试与努力。国粹主义，在他们眼中，是指优美、壮旺、开通、进化而“宜于我国”的那部分文化遗产，形式是民族化的，内容则是近代化的。
国学讲习会开办不久，章太炎又创办了“国学振起社”，担任社长，并亲自编辑、发行《国学振起社讲义》。刊登在《民报》上的《国学振起社广告》说：“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今存日本秀光社1906年12月出版的讲义第一册，收录有章太炎的讲义《诸子系统说》、《管子余义》，汪震的讲义一篇《中国最近世史讲义》。
1906年至1908年间，章太炎一边主编《民报》，撰写了大批战斗的政论，一边利用全部空余时间，寒寒孜孜，茹苦含辛地从事文字、音韵、伦理、逻辑、文学、史学等等方面的研究，在他所涉足的许多领域里，作出了既具有总结性又有开拓性的贡献，以他一部部、一篇篇精审的著述，在这些领域里树建了一块块丰碑。
章太炎的讲学活动，原先并不经常，也没有固定处所。1908年4月开始，他应一批留学生的要求，系统讲授《说文解字》及段玉裁注，地点先是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旋即改在日本帝国教育会，从4月11日起，固定在神田地区的大成中学讲堂，每周两次。前往听讲的人非常踊跃。光复会的重要活动家龚宝铨，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朱希祖，成为著名文字学家的钱玄同，这时正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同盟会会员、1936年投玄武湖自杀以抗议国民党反动卖国政策而知名于世的杜羲，等等，都在大成中学讲堂学习。根据今存《朱希祖日记》及《钱玄同日记》所记，从4月4日至7月25日，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共二十五次，8月1日讲了一次音韵，8月5日至20日讲了六次《庄子》，8月26日至9月5日讲了四次《楚辞》，9月9日至10月28日讲了六次《尔雅疏证义疏》，10月31日开始讲授《广雅疏证》。
其时，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人对章太炎革命、学识都十分景仰，急切希望能到大成中学听讲，可是，讲学的时间与他们的课程正好冲突，便由周树人倡议，托请龚宝铨向章太炎说明，请他在星期日为他们另开一班。章太炎慨然应允。从1908年7月11日起，章太炎便在民报社他的住所内，每星期花一至两个上午的时间，给诚意前来受业的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以及由大成中学跑来再听讲授的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八人讲课。“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鱼酋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每次讲课，“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
章太炎从他的为人、思想、学业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这些学生，许多学生在他的熏陶教诲下，后来卓有成就。他自述：“弟子成就者，薪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这里所述的钱夏，即钱玄同。他的其他一些学生，如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也都学有专门，卓然成家。
《民报》被封禁后，章太炎“闲处与诸子讲学”，并陆续撰就学术造诣很深、成就异常突出的《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一批专著。他还着手对《訄书》作进一步补充修订。这期间，他曾将前此发表的政论与其他一些论文收集起来，编成一部《太炎集》。这部著作未能出版，但篇目至今仍存。文录共收文七十四篇，从癸巳（1893年）到戊申（1908年）按年编次；别录二十六篇，所收的则主要是《民报》上论政的文章。这一时期，章太炎借以继续进行“国粹主义”宣传教育的阵地，主要是《教育今语杂志》和《学林》杂志。这两个刊物都不是他本人所编。《教育今语杂志》的编者是钱玄同，《学林》的编者是黄侃，两人都是章太炎的高足。两个刊物风格很不相同，宗旨却是一致的。《教育今语杂志章程》第一章“宗旨”宣布：“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其内容分作八大类：社说、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中国历史学、中国地理学、中国教育学、附录（又分算学、英文、答问、记事四类）。《学林》内容分作十二门类：名言部（以发明小学为主）、制度部、学术流别部、玄学部、文史部、地形部、风俗部、故事部、方术部、通论部、杂文录、韵文录。就门类而言，两者基本相同。两个刊物也有区别。《学林》可以说是一个以提高为使命的刊物，而《教育今语杂志》则可以说是一个以普及为使命的刊物。在《学林》上，章太炎发表了他的新作《文始》以及一批长篇学术论文：如《封建考》、《信史》、《征信论》、《思乡愿》、《秦政论》、《秦献记》、《五朝学》、《非黄》、《释戴》等等。《学林》总共只出了两期，他的文章几乎囊括了全部篇幅。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章太炎发表了两篇“社说”《常识与教育》、《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以及《庚戌会衍说录》、《论经的大意》、《论诸子的大概》、《论文字的通借》等一批演讲记录，全部都是用白话文写成，浅显通俗，占了这个刊物相当大一部分篇幅。《学林》与《教育今语杂志》的文章从形式到内容虽然都有很大差异，仔细对照一下，便可发现，坚持建设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近代文化，正是贯穿这两个刊物全部论著的共同主题。
在《庚戌会演说录》中，章太炎专门讨论了所谓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他指出：“求学不过开自己的智，施教不过开别人的智。”为了求智，“就应该把迷信打破”。而所谓迷信，不单单是指宗教，“但凡不晓得那边实际，随风逐潮，胡乱去相信那边，就叫做迷信”。即以追求欧洲的学问而言，要真正懂得它的精华与实质之所在，就必须先打破对于传教士的迷信，打破对于严复以及日本学者的迷信，才能求得其真。然而，仅仅做到这一步，还很不够，必须在现成知识的基础之上，“又发生自己的知识来”，比前人“更进一级”，“学问才得新新不已”。他以“送信”与“写信”作比喻，将欧洲人比作“写信的人”，将传播西学的人比作“邮便局送信的人”，而将一般学生比作“接信的人”，呼吁人们千万不要“总是在送信的地位”，而要像李善兰、华蘅芳那样“先做送信的人，后来又能够做写信的人”。不能满足于将“欧洲的学问”仅仅介绍到中国来，还必须在这一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形成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的学问，这才是留学生们负笈东游所应当树立的正确目标。
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一文中，章太炎简要地叙述了中国学说发展的概况，说明了“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可一笔抹杀，笼统地说什么“中国本来没有学说”、“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章太炎承认，人们对于自己的语言、礼俗、历史、文化、政事等等，都还有大量问题没有弄明白，因此，不知它们的优劣究竟在哪里，也不知究竟应当怎样进行变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坚持向前追寻探索。在追寻探索时，章太炎强调，必须反对两种偏向：“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重轻，并且还要诋毁……这是第二种偏心。”他认为，在克服这两种偏向时，特别要注意，不要盲目地跟在一些外国学者后面跑，把这些外国学者稍稍涉猎了一点中国学说以后作出的论断当作无价至宝，他们说坏，自己就跟着说坏，他们说好，自己就以为“一经品题，声价百倍”，跟着叫好，而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文章反复说明：“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自国的人，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文章还指出：“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
为了使学术研究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章太炎还提出，必须使书本与书本以外的经验相结合，使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相结合：“书籍不过是学问的一项，真求学的，还要靠书籍以外的经验；学校教育不过是教育的一部，真施教的，还要靠学问以外的灌输。”特别是在当时学校为清廷所控制的情况下，他认为更必须强调这一点，并用建立学会、倡导学会讲学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他说：“学会不受学部的管辖，也不受提学使的监督，可以把最高的知识，灌输进去。后来有高深知识的愈多，又可以再灌输到学校去。这句话，并不是兄弟有意看轻学校。不过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官所教的，总是不好；民间自己所教的，却总是好。又向旁边去看欧洲各国，虽然立了学校，高深的知识，总在学校以外，渐渐灌输进去。……所以说学校不过是教育的一部，求学校的进步，必定靠着学校以外的东西。”
关于求是与实用问题，章太炎坚持的主要观点是“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政治学者并不能做成政治家，而政治上的英雄伟人也不见专门讲究政治学，“在致用上，第一要紧是阅历，第二要紧是勤劳，书本子上的学问，不过帮助一点儿”。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承认在学问与致用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段距离，不能要求学习的东西立即都能致用，也不能反过来要求只有能够立即致用的东西方才可以学习。他指出：“在政府设许多学校，原只望成就几个致用的人。至于学生求学，以及教人求学，就不该专向致用一面。”这就是尽管不符合当时的政府致用的需要，只要符合几分真理，仍然应当去钻研，去追寻。
所有这些论述表明，章太炎致力保存“国粹”、振起“国学”，他所追求的，是要立足于中国，在中国自身的地基上，重演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创造出中华民族自身的近代民族文化，以推动正在艰难地前进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凤乌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出狱东渡以后，在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召开的盛大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了长篇演说，演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在演说中，他对什么是国粹，为什么要提倡国粹，作了一段通俗的解释与说明。他说：
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学，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了提倡国粹，就是要求人们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熟悉自己的国情，了解中国自身的长处，而决不是要人们信奉孔教，也决不要人们去忠君、尊孔、宗经、明纲，死死抱住那些东西不放。而之所以这样，就是要人们抛掉民族虚无主义，去掉民族自卑感，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信中华民族完全能够自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
主持《民报》编辑工作以后，章太炎除去通过《民报》宣传自己的主张外，还同其他一些革命党人联合于1906年9月创设了“国学讲习会”。从以“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的名义发表的《国学讲习会序》中，可以看出这一小团体宗旨之所在。
为什么要“讲习国学”？序文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序文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共同心理状态，以及民族传统，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衰存亡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立论中被尖锐地提了出来。
国学讲习会“其科目分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章太炎亲自“临席宣讲”。今存日本秀光社1906年9月出版的《国学讲习会略说》一册，收录了他的三篇讲词：《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国学讲习会序》说：“精通国学，能合各种之关键而钩联之，直抉其受蔽之隐害，层层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使之有所据，而进之以绵密精微之理想，使之有所用”，这正可看作章太炎与国学讲习会为自己所确定的主要使命。
讲习国学，与研求新学，并非互不相容。《国学讲习会序》明确指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同时，“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这篇序文反对把研求新学视为“利禄之途”、“利禄之阶梯”，尤其反对“略识西字”，便“奴于西人，鄙夷国学为无可道者”，反复强调了研求新学时，必须摆脱几千年来治学“仅为世主之所利用”的“劣根性”。序文还强调，研求新学与讲习国学相结合，决不能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体用、主辅说者，而彼或未能深抉中西学术之藩，其所言适足供世人非驴非马之观，而毫无足以餍两方之意。”应当真正掌握新学的精髓，用来清理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经过认真的剔抉扬弃，创造出“有所据”亦“有所用”的新型民族文化来。
《国学讲习会序》证明，国粹主义，在他们那里，与其说是西学或新学的对立物，不如说是企图将西学或新学中国化的最初尝试与努力。国粹主义，在他们眼中，是指优美、壮旺、开通、进化而“宜于我国”的那部分文化遗产，形式是民族化的，内容则是近代化的。
国学讲习会开办不久，章太炎又创办了“国学振起社”，担任社长，并亲自编辑、发行《国学振起社讲义》。刊登在《民报》上的《国学振起社广告》说：“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今存日本秀光社1906年12月出版的讲义第一册，收录有章太炎的讲义《诸子系统说》、《管子余义》，汪震的讲义一篇《中国最近世史讲义》。
1906年至1908年间，章太炎一边主编《民报》，撰写了大批战斗的政论，一边利用全部空余时间，寒寒孜孜，茹苦含辛地从事文字、音韵、伦理、逻辑、文学、史学等等方面的研究，在他所涉足的许多领域里，作出了既具有总结性又有开拓性的贡献，以他一部部、一篇篇精审的著述，在这些领域里树建了一块块丰碑。
章太炎的讲学活动，原先并不经常，也没有固定处所。1908年4月开始，他应一批留学生的要求，系统讲授《说文解字》及段玉裁注，地点先是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旋即改在日本帝国教育会，从4月11日起，固定在神田地区的大成中学讲堂，每周两次。前往听讲的人非常踊跃。光复会的重要活动家龚宝铨，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朱希祖，成为著名文字学家的钱玄同，这时正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同盟会会员、1936年投玄武湖自杀以抗议国民党反动卖国政策而知名于世的杜羲，等等，都在大成中学讲堂学习。根据今存《朱希祖日记》及《钱玄同日记》所记，从4月4日至7月25日，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共二十五次，8月1日讲了一次音韵，8月5日至20日讲了六次《庄子》，8月26日至9月5日讲了四次《楚辞》，9月9日至10月28日讲了六次《尔雅疏证义疏》，10月31日开始讲授《广雅疏证》。
其时，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人对章太炎革命、学识都十分景仰，急切希望能到大成中学听讲，可是，讲学的时间与他们的课程正好冲突，便由周树人倡议，托请龚宝铨向章太炎说明，请他在星期日为他们另开一班。章太炎慨然应允。从1908年7月11日起，章太炎便在民报社他的住所内，每星期花一至两个上午的时间，给诚意前来受业的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以及由大成中学跑来再听讲授的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八人讲课。“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鱼酋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每次讲课，“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
章太炎从他的为人、思想、学业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这些学生，许多学生在他的熏陶教诲下，后来卓有成就。他自述：“弟子成就者，薪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这里所述的钱夏，即钱玄同。他的其他一些学生，如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也都学有专门，卓然成家。
《民报》被封禁后，章太炎“闲处与诸子讲学”，并陆续撰就学术造诣很深、成就异常突出的《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一批专著。他还着手对《訄书》作进一步补充修订。这期间，他曾将前此发表的政论与其他一些论文收集起来，编成一部《太炎集》。这部著作未能出版，但篇目至今仍存。文录共收文七十四篇，从癸巳（1893年）到戊申（1908年）按年编次；别录二十六篇，所收的则主要是《民报》上论政的文章。这一时期，章太炎借以继续进行“国粹主义”宣传教育的阵地，主要是《教育今语杂志》和《学林》杂志。这两个刊物都不是他本人所编。《教育今语杂志》的编者是钱玄同，《学林》的编者是黄侃，两人都是章太炎的高足。两个刊物风格很不相同，宗旨却是一致的。《教育今语杂志章程》第一章“宗旨”宣布：“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其内容分作八大类：社说、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中国历史学、中国地理学、中国教育学、附录（又分算学、英文、答问、记事四类）。《学林》内容分作十二门类：名言部（以发明小学为主）、制度部、学术流别部、玄学部、文史部、地形部、风俗部、故事部、方术部、通论部、杂文录、韵文录。就门类而言，两者基本相同。两个刊物也有区别。《学林》可以说是一个以提高为使命的刊物，而《教育今语杂志》则可以说是一个以普及为使命的刊物。在《学林》上，章太炎发表了他的新作《文始》以及一批长篇学术论文：如《封建考》、《信史》、《征信论》、《思乡愿》、《秦政论》、《秦献记》、《五朝学》、《非黄》、《释戴》等等。《学林》总共只出了两期，他的文章几乎囊括了全部篇幅。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章太炎发表了两篇“社说”《常识与教育》、《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以及《庚戌会衍说录》、《论经的大意》、《论诸子的大概》、《论文字的通借》等一批演讲记录，全部都是用白话文写成，浅显通俗，占了这个刊物相当大一部分篇幅。《学林》与《教育今语杂志》的文章从形式到内容虽然都有很大差异，仔细对照一下，便可发现，坚持建设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近代文化，正是贯穿这两个刊物全部论著的共同主题。
在《庚戌会演说录》中，章太炎专门讨论了所谓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他指出：“求学不过开自己的智，施教不过开别人的智。”为了求智，“就应该把迷信打破”。而所谓迷信，不单单是指宗教，“但凡不晓得那边实际，随风逐潮，胡乱去相信那边，就叫做迷信”。即以追求欧洲的学问而言，要真正懂得它的精华与实质之所在，就必须先打破对于传教士的迷信，打破对于严复以及日本学者的迷信，才能求得其真。然而，仅仅做到这一步，还很不够，必须在现成知识的基础之上，“又发生自己的知识来”，比前人“更进一级”，“学问才得新新不已”。他以“送信”与“写信”作比喻，将欧洲人比作“写信的人”，将传播西学的人比作“邮便局送信的人”，而将一般学生比作“接信的人”，呼吁人们千万不要“总是在送信的地位”，而要像李善兰、华蘅芳那样“先做送信的人，后来又能够做写信的人”。不能满足于将“欧洲的学问”仅仅介绍到中国来，还必须在这一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形成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的学问，这才是留学生们负笈东游所应当树立的正确目标。
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一文中，章太炎简要地叙述了中国学说发展的概况，说明了“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可一笔抹杀，笼统地说什么“中国本来没有学说”、“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章太炎承认，人们对于自己的语言、礼俗、历史、文化、政事等等，都还有大量问题没有弄明白，因此，不知它们的优劣究竟在哪里，也不知究竟应当怎样进行变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坚持向前追寻探索。在追寻探索时，章太炎强调，必须反对两种偏向：“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重轻，并且还要诋毁……这是第二种偏心。”他认为，在克服这两种偏向时，特别要注意，不要盲目地跟在一些外国学者后面跑，把这些外国学者稍稍涉猎了一点中国学说以后作出的论断当作无价至宝，他们说坏，自己就跟着说坏，他们说好，自己就以为“一经品题，声价百倍”，跟着叫好，而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文章反复说明：“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自国的人，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文章还指出：“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
为了使学术研究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章太炎还提出，必须使书本与书本以外的经验相结合，使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相结合：“书籍不过是学问的一项，真求学的，还要靠书籍以外的经验；学校教育不过是教育的一部，真施教的，还要靠学问以外的灌输。”特别是在当时学校为清廷所控制的情况下，他认为更必须强调这一点，并用建立学会、倡导学会讲学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他说：“学会不受学部的管辖，也不受提学使的监督，可以把最高的知识，灌输进去。后来有高深知识的愈多，又可以再灌输到学校去。这句话，并不是兄弟有意看轻学校。不过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官所教的，总是不好；民间自己所教的，却总是好。又向旁边去看欧洲各国，虽然立了学校，高深的知识，总在学校以外，渐渐灌输进去。……所以说学校不过是教育的一部，求学校的进步，必定靠着学校以外的东西。”
关于求是与实用问题，章太炎坚持的主要观点是“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政治学者并不能做成政治家，而政治上的英雄伟人也不见专门讲究政治学，“在致用上，第一要紧是阅历，第二要紧是勤劳，书本子上的学问，不过帮助一点儿”。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承认在学问与致用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段距离，不能要求学习的东西立即都能致用，也不能反过来要求只有能够立即致用的东西方才可以学习。他指出：“在政府设许多学校，原只望成就几个致用的人。至于学生求学，以及教人求学，就不该专向致用一面。”这就是尽管不符合当时的政府致用的需要，只要符合几分真理，仍然应当去钻研，去追寻。
所有这些论述表明，章太炎致力保存“国粹”、振起“国学”，他所追求的，是要立足于中国，在中国自身的地基上，重演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创造出中华民族自身的近代民族文化，以推动正在艰难地前进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