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行动方策
章太炎是一位革命的思想家、理论家，同时，也很重视革命的实际行动。景定成回忆说：“先生虽以学问独步一世，而对于革命，则以实行为重。曾一度于《民报》秘密会议席上，嗔责能文同志曰：‘我辈以言语鼓吹革命，如祭祀之赞礼生，仅傍立而口喊仪节，而看他人跪拜行礼而已。’同人闻之，多为感动，于是弃笔墨而从事于实际革命者，乃接踵发现于内地。”重视理论宣传，更注重实现革命目标的策略路线和艰苦的实际工作，这是章太炎加强同盟会自身建设的又一重要贡献。
为了加强革命党的建设，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一道，制定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当章太炎抵达东京时，孙中山正在新加坡、吉隆坡、西贡等地发展同盟会组织，指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9日，方才返回日本。章太炎与孙中山别后重逢，都为同盟会的成长壮大感到欢欣鼓舞。这时，孙中山住在东京牛込区筑土八幡町二十一番地，与民报社相隔不远，章太炎每天都要步行到孙中山住所，同他认真地进行讨论与研究。黄兴住在东五轩町四十九号，离孙中山住所也很近，同样每天前来相聚。他们共同制定的《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之关系条件》、《军队之编制》、《将官之等级》、《军饷》、《战士赏恤》、《军律》、《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十四个文件。这是他们为各地同盟会成员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而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在这些文件中，“自由、平等、博爱”被宣布为行将到来的国民革命“一贯之精神”，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未来的革命军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得到了相当明确的规定。
为了加强同盟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章太炎针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错误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告诫。其中最突出的便是1906年12月2日《民报》创刊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对“督抚革命”论的批评。这次纪念大会在锦辉馆举行，与会者五千余人，是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与革命党人在东京最盛大的一次集会。大会由黄兴主持，由章太炎读祝辞。然后，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的著名演说，章太炎又接着就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讲了话。章太炎指出：“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强盗有力量，秀才没有力量，强盗仰攀不上官府，秀才仰攀的上官府”，于是，有些革命党人便想借助于督抚的权力，发动所谓“督抚革命”。针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认识，他具体分析了清朝督抚的实际状况，证明了“督抚革命万无可望”。章太炎并指出：
且看从古革命的历史：凡从草茅崛起的，所用的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就把前代弊政一扫而尽；若是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不换，前代腐败贪污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象现在官场情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若把此事望之督抚，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在革命的实行方面，章太炎除去继续重视联络和发动会党外，还强调重视新军军队的秘密工作。他在《民报》第十一号发表的《军人贵贱论》中指出：“兵者，为国爪牙。以捍卫其人民、土地，使他族毋得陵逼而宰制之，此兵之所以贵。若夫入受命于政府，出而翦除寇盗、镇服潢池者，无过魁侩伍伯之等夷，又况效忠虏庭，为枭为豸区，以拒倡义之师乎？”军队是否可尊贵，取决于它究竟是保护人民还是镇压人民。根据这一标准，章太炎断然指出，清政府所建立的新军，尽管有士人加入行伍使军队构成与旧军有所不同，在步伐齐均、纪律娴习、通知文字、护惜威仪方面也都超过了旧军，然其本质却同旧军一样，因为它的建立，并不是用于抵御欧美诸国侵扰，而是用于防制吾民，因此，应当视之为“人类之至贱者”。但是，却不能因此就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夫不惮以身为厮养臧获，展布四体，以趋胡羯笞箠之下，卒其所谋，乃归于反正者，此其心至哀隐，其行亦天下之至高也。”章太炎以为，这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借权之事，却比较有成功之望，只是非得不畏艰难、坚忍为之，则不能奏效。这是对当时留日的一大批陆军学生当头棒喝，要他们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地位，选择正确的道路，也是对革命党人参加新军，做切实“反正”工作的急切呼吁。
当章太炎主持《民报》的时候，《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已经激烈地你来我往进行了半年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新民丛报》已经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在《民报》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梁启超发觉难以招架，便一再挽人出面“调停”。章太炎根本没有理睬这类“调停”的建议。在接编《民报》后，从7月到12月出版的第六至第十各号中，章太炎就发表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等撰写的《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杂驳〈新民丛报〉第十二号》、《排外与国际法》、《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之论革命》、《答新民难》、《复仇论》等十多篇论战文章，几占各期一半以上篇幅。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自己在《民报》第十号发表的《箴新党论》。这篇文章，叙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新党”形成演变的过程，揭露他们的致命弱点是“竞名死利”。正因为如此，他们与旧党相较，“挟术或殊，其志则非有高下也”。而就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改良主义理论而言，实在也并不怎么高明：“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矇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当时，一批所谓新学学生或留学归国，或毕业于国内新学学堂，在清政府许多机构中供职，章太炎在文章中指出：“诸学生之所为者，又新党之变形也。夫其学术风采，有异昔时，诸所建白，又稍稍切于时用，然其心术所形，举无以异于畴昔。”“然则新党者，政府之桀奴；学生者，当涂之顺仆。”
这篇文章对所谓“新党”作出的估量，既是对梁启超等人有力的一击，也给革命党自身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反面的鉴戒。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许寿裳介绍这篇文章时说过：“凡此所言，皆足以使人警惕，因之同志们奉为圭臬，节操弥坚，舍命不渝，敌忾致果。”
章太炎还专门提出了加强革命道德建设的问题。他在《民报》第八号上发表《革命之道德》长文，指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他认为，农民于道德为最高，工人次之，“以此十六职业者第次道德，则自艺士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全体社会成员分成了两大类，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别大体符合中国当时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分野。
革命党人的道德状况怎样呢？章太炎说，今之革命党者，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通人者，所通多种，若朴学，若理学，若文学，若外学，亦时有兼二者。”实际上，就是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他认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责，舍通人则谁与？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行”。这种状况，使革命的领导者因其道德品质不高而不足以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令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尤为严重者，是一些革命者对此非但不感到不安，反而心安理得地用“公德不踰闲，私德出入可也”来给自己开脱与辩解。章太炎认为，这种辩解完全不能成立，因为在小德、私德方面不注意，就很难保证大德与公德的卓荦坚毅。他以此断言：“吾于是知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
章太炎提出，对于革命者来说，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具有“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的品质，为此，就应当做到“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倡导革命之道德，显然是要使广大革命者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迎接这样的斗争。章太炎反复强调“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表明他所最关心的正是百折不回、敢于牺牲的精神。到达东京后，他曾在《民报》上刊登一封感谢信，说：“接香港各报馆暨厦门同志贺电，感愧无量。惟有矢信矢忠，竭力致死，以塞诸君之望。特此鸣谢。章炳麟顿首。”矢信矢忠，竭力致死，这正是他所倡导的革命之道德的基本内容。
章太炎为突出道德修养的作用，断言“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这就违背了他自己原先所说的道德本身决定于或受制约于人们的职业或社会地位的观点。然而，尽管如此，《革命之道德》这篇文章的发表，还是在广大革命志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景定成回顾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时，曾经说过：“别的先莫说起，单是一篇《革命之道德》，便把学界全体激动起来，有多少顽固老先生见了这种议论，也都动魄惊心，暗暗地赞成了种族主义。我乘这时候，才联络人入同盟会。”
在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间，围绕着革命的策略路线，产生过若干分歧，一度还曾因此而引发相当激烈的冲突。和章太炎直接相关的，一是《民报》经费问题，二是武装起义地点选择问题，三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后复刊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章太炎和孙中山各执一端，并因此而发展到互相攻讦，组织上各人自成一系。
《民报》经费问题，起因于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后，日本执政的西园寺公望内阁接受了清朝政府的要求，下令驱逐孙中山出境，并让日本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开除39名与革命党有关系的留学生。
孙中山于1907年6月4日离日前，共接受日本方面赠款一万七千元，他急于用这笔款子去南方边境发动起义，便以一千元用于举行告别宴会，以二千元交章太炎作《民报》经费，将其余款子全部带走。加入同盟会的日本浪人平山周、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趁机调唆。章太炎因《民报》经费困难，曾要求孙中山将铃木赠款全部留给《民报》使用，这时听平山周等说孙中山还另外接受日本政府秘密赠款，不作深入了解，便以为孙中山的作为有违革命道德，意气用事地把民报社所悬挂的孙中山像取下，并提议革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正在这时，又传来孙中山所指挥的黄冈、七女湖起义相继失败的消息，张继、章太炎便正式要求召集同盟会大会，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因庶务干事刘揆一力排众议，黄兴也来信调解，事态方才没有扩大，但已严重伤害了双方感情。紧接着，孙中山为发动广东钦、廉起义，派萱野长知返回日本会同宫崎寅藏等购买一批枪械，在萱野九月押运械器离日后，平山周、和田三郎忽然赶到民报社，告诉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吾党在日新购枪械，属明治十八式，陈旧不堪作战。”章、宋等闻讯后，“遽用民报社名明电香港《中国日报》，谓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孙中山为此大为恼火，以为章、宋“泄漏机密，破坏戎机”，孙中山致函宫崎寅藏，将在日本进行活动的全权交给宫崎一人，表示对其他人都不再信任，双方感情进一步恶化。
1908年《民报》被封禁时，章太炎力主迁往美国或其他地方继续出版，而这样做，则必须筹集相当一笔经费。他急函孙中山，要求资助。而孙中山这时正为安置云南河口之役退入越南并被辗转遣送到新加坡的数百名革命军将士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民报》复刊之事。章太炎以为孙中山是故意置之不理。他气愤地责备孙中山说：“民报》被封，猝谋迁徙，移书告急，一切置若罔闻。”想到自己的遭际，“羁旅异邦，绝无生产，限期既满，将以役作抵罚金，身至警署，坐待累绁，犹恃一二知友，出资相待，得以济事”，再看到孙中山“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他不禁大动肝火。以致当民报社同人一次集议《民报》续刊方法时，他竟负气地“当众辞职，并谓此后不再与闻《民报》之事”。
在武装起义地点选择问题上，孙中山坚持应当全力在两广、云南边境地区发动，因为这一带既有现成的会党力量可以利用，从国外接济军火又最方便，条件比之国内其他地区都较优越。1907至1908年间，他在中国南部亲自领导发动了黄冈、惠州七女湖、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等六次起义，耗费了大量心血，用掉了艰苦募集得来的几乎全部经费。这六次起义都很快地被清朝地方当局一一镇压下去，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未能给清朝统治造成明显威胁。这样，章太炎和原光复会系统陶成章、原华兴会系统宋教仁等人对于孙中山专在边境地区发动起义的策略是否正确，便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具有雄厚的革命基础，在这一带发动起义影响更大，可以在政治上、军事上给清政府以更大的打击，同时也较有成功的可能。他们要求同盟会将策动武装起义工作的重点从南部边境地区转向内地，特别是长江流域。可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孙中山对这些要求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内地工作以必要的积极支持，相反，阻止陶成章等人为此而向南洋华侨筹款，矛盾于是扩大化。同盟会章程曾规定：“凡会员皆得选举被举为总理及议员及各地分会长。”总理“四年更选一次，但得连举连任”。1909年8月，正值四年到期，陶成章即利用这一机会，策动在南洋颇有影响的李燮和、陈威涛等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之同志”的名义，提出一份《宣布孙文南洋一部之罪状致同盟总会书》，罗致“罪状三种十二项”，提出“以后办法”九条，要求同盟会总部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甚至要求将孙中山开除出同盟会，将内部纷争冲突一下子推到了破裂的边缘。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汪精卫受孙中山之命从南洋来到东京，完全撇开章太炎而秘密筹备《民报》复刊的事件。汪精卫自行编辑出版了《民报》第二十五号。这在原来的分歧与冲突上，又不啻火上加油。章太炎怒不可遏，在陶成章的鼓动下，撰写了致美洲、南洋等处公函《伪〈民报〉检举状》，印成传单，散发各处，并在东京《日华新报》揭载。《伪〈民报〉检举状》，说汪氏系“假托恢复之名，阴行欺诈之实”，“思欲腾布南洋、美洲，借名捐募”。“检举状”还词连孙中山，甚至宣称：“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申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章太炎贸然发布传单，将内部争吵公之于世，保皇派的喉舌《南洋总汇新报》于1909年11月6日转载了《伪〈民报〉检举状》，改题为《章炳麟宣布孙文罪状书》，乘机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大肆进行辱骂与攻击。黄兴以中国同盟会庶务部的名义，发布《致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同志书》，说明章太炎、陶成章等发往美洲、南洋等地“公函”决不代表同盟会总部之意，强调“近日奸细充斥，极力欲摇撼本党，造谣离间之事陆续不绝，同人可置之不理”。香港《中国日报》发表文章称章太炎为“满洲鹰犬”、“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甚至指责章太炎不该在《民报》发表《无神论》一文，说这篇文章一登，“以致内外同志多疑《民报》为排斥耶苏之机关报，摇惑人心，莫此为甚”。文章还说，章太炎著文批判《新世纪》无政府主义，纯为“以个人私怨”借《民报》“为攻城之具”，“伤害同志之感情，徒贻外人之笑柄”。文章甚至把日本政府封禁《民报》的罪责也一古脑儿推到章太炎身上，说什么“民报》出版以来，日政府绝不干涉，乃章炳麟倡言恢复台湾、朝鲜之义，又鼓吹暗杀，以挑动日人之恶感情，遂故有停止发行之命令”。总之，他们对章太炎先前整个革命经历以及他所主编的《民报》全盘加以否定。
争吵的双方，都竞相把污水泼得对手满头满身。他们因策略路线上的一些分歧彼此互相伤害到如此程度，不仅使双方在改选总理和复刊《民报》等问题上的分歧无法心平气和地通过协商得到解决，而且使双方的恶感发展到根本无法再在同一个组织中共事下去。正是在这一情况下，章太炎与陶成章决定重建光复会。
1910年2月，光复会正式宣告重新成立。在东京建立了总部，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根据陶成章的创议，总部“分评议、执行二部，分立权限，各行其事，既无不能统一之虞，又有互相监督之效”。通讯联络，创办了《教育今语杂志》，以杂志社为公开的对外联系机关。因为重建后的光复会主要成员都集中在南洋一带，由李燮和等在南洋成立了“行总部”，“代东京总部行事，以便就近处置一切事宜”。
同盟会在组织上终于分裂了。一是光复会重建，二是孙中山将许多地区同盟会改为中华革命党，三是1911年夏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统一的同盟会这时实际上已一分为三。
这一场以组织上公开分裂而告终的内哄，对章太炎精神上打击很大。光复会重建以后，虽然创办了《教育今语杂志》作言论机关，但是，在日本政府严密监视下，他们根本不可能自由地发表政论，宣传革命。这份杂志由钱玄同负责具体编辑事务，章太炎只以笔名在上面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白话演讲词，没有一篇政治性论文。这使他更感到沉闷。加上他虽然担任了光复会会长，陶成章却并不想让他介入实际斗争的领导工作，在陶成章的心目中，他所能起的作用只在于“联络各埠”，以后则应改任“教育会会长”，在这一情况下，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转向讲学与撰写学术性的著作。
§§第五章 章学新阶
为了加强革命党的建设，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一道，制定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当章太炎抵达东京时，孙中山正在新加坡、吉隆坡、西贡等地发展同盟会组织，指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9日，方才返回日本。章太炎与孙中山别后重逢，都为同盟会的成长壮大感到欢欣鼓舞。这时，孙中山住在东京牛込区筑土八幡町二十一番地，与民报社相隔不远，章太炎每天都要步行到孙中山住所，同他认真地进行讨论与研究。黄兴住在东五轩町四十九号，离孙中山住所也很近，同样每天前来相聚。他们共同制定的《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之关系条件》、《军队之编制》、《将官之等级》、《军饷》、《战士赏恤》、《军律》、《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十四个文件。这是他们为各地同盟会成员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而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在这些文件中，“自由、平等、博爱”被宣布为行将到来的国民革命“一贯之精神”，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未来的革命军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得到了相当明确的规定。
为了加强同盟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章太炎针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错误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告诫。其中最突出的便是1906年12月2日《民报》创刊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对“督抚革命”论的批评。这次纪念大会在锦辉馆举行，与会者五千余人，是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与革命党人在东京最盛大的一次集会。大会由黄兴主持，由章太炎读祝辞。然后，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的著名演说，章太炎又接着就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讲了话。章太炎指出：“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强盗有力量，秀才没有力量，强盗仰攀不上官府，秀才仰攀的上官府”，于是，有些革命党人便想借助于督抚的权力，发动所谓“督抚革命”。针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认识，他具体分析了清朝督抚的实际状况，证明了“督抚革命万无可望”。章太炎并指出：
且看从古革命的历史：凡从草茅崛起的，所用的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就把前代弊政一扫而尽；若是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不换，前代腐败贪污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象现在官场情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若把此事望之督抚，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在革命的实行方面，章太炎除去继续重视联络和发动会党外，还强调重视新军军队的秘密工作。他在《民报》第十一号发表的《军人贵贱论》中指出：“兵者，为国爪牙。以捍卫其人民、土地，使他族毋得陵逼而宰制之，此兵之所以贵。若夫入受命于政府，出而翦除寇盗、镇服潢池者，无过魁侩伍伯之等夷，又况效忠虏庭，为枭为豸区，以拒倡义之师乎？”军队是否可尊贵，取决于它究竟是保护人民还是镇压人民。根据这一标准，章太炎断然指出，清政府所建立的新军，尽管有士人加入行伍使军队构成与旧军有所不同，在步伐齐均、纪律娴习、通知文字、护惜威仪方面也都超过了旧军，然其本质却同旧军一样，因为它的建立，并不是用于抵御欧美诸国侵扰，而是用于防制吾民，因此，应当视之为“人类之至贱者”。但是，却不能因此就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夫不惮以身为厮养臧获，展布四体，以趋胡羯笞箠之下，卒其所谋，乃归于反正者，此其心至哀隐，其行亦天下之至高也。”章太炎以为，这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借权之事，却比较有成功之望，只是非得不畏艰难、坚忍为之，则不能奏效。这是对当时留日的一大批陆军学生当头棒喝，要他们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地位，选择正确的道路，也是对革命党人参加新军，做切实“反正”工作的急切呼吁。
当章太炎主持《民报》的时候，《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已经激烈地你来我往进行了半年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新民丛报》已经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在《民报》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梁启超发觉难以招架，便一再挽人出面“调停”。章太炎根本没有理睬这类“调停”的建议。在接编《民报》后，从7月到12月出版的第六至第十各号中，章太炎就发表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等撰写的《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杂驳〈新民丛报〉第十二号》、《排外与国际法》、《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之论革命》、《答新民难》、《复仇论》等十多篇论战文章，几占各期一半以上篇幅。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自己在《民报》第十号发表的《箴新党论》。这篇文章，叙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新党”形成演变的过程，揭露他们的致命弱点是“竞名死利”。正因为如此，他们与旧党相较，“挟术或殊，其志则非有高下也”。而就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改良主义理论而言，实在也并不怎么高明：“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矇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当时，一批所谓新学学生或留学归国，或毕业于国内新学学堂，在清政府许多机构中供职，章太炎在文章中指出：“诸学生之所为者，又新党之变形也。夫其学术风采，有异昔时，诸所建白，又稍稍切于时用，然其心术所形，举无以异于畴昔。”“然则新党者，政府之桀奴；学生者，当涂之顺仆。”
这篇文章对所谓“新党”作出的估量，既是对梁启超等人有力的一击，也给革命党自身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反面的鉴戒。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许寿裳介绍这篇文章时说过：“凡此所言，皆足以使人警惕，因之同志们奉为圭臬，节操弥坚，舍命不渝，敌忾致果。”
章太炎还专门提出了加强革命道德建设的问题。他在《民报》第八号上发表《革命之道德》长文，指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他认为，农民于道德为最高，工人次之，“以此十六职业者第次道德，则自艺士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全体社会成员分成了两大类，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别大体符合中国当时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分野。
革命党人的道德状况怎样呢？章太炎说，今之革命党者，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通人者，所通多种，若朴学，若理学，若文学，若外学，亦时有兼二者。”实际上，就是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他认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责，舍通人则谁与？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行”。这种状况，使革命的领导者因其道德品质不高而不足以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令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尤为严重者，是一些革命者对此非但不感到不安，反而心安理得地用“公德不踰闲，私德出入可也”来给自己开脱与辩解。章太炎认为，这种辩解完全不能成立，因为在小德、私德方面不注意，就很难保证大德与公德的卓荦坚毅。他以此断言：“吾于是知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
章太炎提出，对于革命者来说，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具有“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的品质，为此，就应当做到“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倡导革命之道德，显然是要使广大革命者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迎接这样的斗争。章太炎反复强调“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表明他所最关心的正是百折不回、敢于牺牲的精神。到达东京后，他曾在《民报》上刊登一封感谢信，说：“接香港各报馆暨厦门同志贺电，感愧无量。惟有矢信矢忠，竭力致死，以塞诸君之望。特此鸣谢。章炳麟顿首。”矢信矢忠，竭力致死，这正是他所倡导的革命之道德的基本内容。
章太炎为突出道德修养的作用，断言“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这就违背了他自己原先所说的道德本身决定于或受制约于人们的职业或社会地位的观点。然而，尽管如此，《革命之道德》这篇文章的发表，还是在广大革命志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景定成回顾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时，曾经说过：“别的先莫说起，单是一篇《革命之道德》，便把学界全体激动起来，有多少顽固老先生见了这种议论，也都动魄惊心，暗暗地赞成了种族主义。我乘这时候，才联络人入同盟会。”
在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间，围绕着革命的策略路线，产生过若干分歧，一度还曾因此而引发相当激烈的冲突。和章太炎直接相关的，一是《民报》经费问题，二是武装起义地点选择问题，三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后复刊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章太炎和孙中山各执一端，并因此而发展到互相攻讦，组织上各人自成一系。
《民报》经费问题，起因于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后，日本执政的西园寺公望内阁接受了清朝政府的要求，下令驱逐孙中山出境，并让日本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开除39名与革命党有关系的留学生。
孙中山于1907年6月4日离日前，共接受日本方面赠款一万七千元，他急于用这笔款子去南方边境发动起义，便以一千元用于举行告别宴会，以二千元交章太炎作《民报》经费，将其余款子全部带走。加入同盟会的日本浪人平山周、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趁机调唆。章太炎因《民报》经费困难，曾要求孙中山将铃木赠款全部留给《民报》使用，这时听平山周等说孙中山还另外接受日本政府秘密赠款，不作深入了解，便以为孙中山的作为有违革命道德，意气用事地把民报社所悬挂的孙中山像取下，并提议革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正在这时，又传来孙中山所指挥的黄冈、七女湖起义相继失败的消息，张继、章太炎便正式要求召集同盟会大会，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因庶务干事刘揆一力排众议，黄兴也来信调解，事态方才没有扩大，但已严重伤害了双方感情。紧接着，孙中山为发动广东钦、廉起义，派萱野长知返回日本会同宫崎寅藏等购买一批枪械，在萱野九月押运械器离日后，平山周、和田三郎忽然赶到民报社，告诉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吾党在日新购枪械，属明治十八式，陈旧不堪作战。”章、宋等闻讯后，“遽用民报社名明电香港《中国日报》，谓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孙中山为此大为恼火，以为章、宋“泄漏机密，破坏戎机”，孙中山致函宫崎寅藏，将在日本进行活动的全权交给宫崎一人，表示对其他人都不再信任，双方感情进一步恶化。
1908年《民报》被封禁时，章太炎力主迁往美国或其他地方继续出版，而这样做，则必须筹集相当一笔经费。他急函孙中山，要求资助。而孙中山这时正为安置云南河口之役退入越南并被辗转遣送到新加坡的数百名革命军将士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民报》复刊之事。章太炎以为孙中山是故意置之不理。他气愤地责备孙中山说：“民报》被封，猝谋迁徙，移书告急，一切置若罔闻。”想到自己的遭际，“羁旅异邦，绝无生产，限期既满，将以役作抵罚金，身至警署，坐待累绁，犹恃一二知友，出资相待，得以济事”，再看到孙中山“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他不禁大动肝火。以致当民报社同人一次集议《民报》续刊方法时，他竟负气地“当众辞职，并谓此后不再与闻《民报》之事”。
在武装起义地点选择问题上，孙中山坚持应当全力在两广、云南边境地区发动，因为这一带既有现成的会党力量可以利用，从国外接济军火又最方便，条件比之国内其他地区都较优越。1907至1908年间，他在中国南部亲自领导发动了黄冈、惠州七女湖、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等六次起义，耗费了大量心血，用掉了艰苦募集得来的几乎全部经费。这六次起义都很快地被清朝地方当局一一镇压下去，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未能给清朝统治造成明显威胁。这样，章太炎和原光复会系统陶成章、原华兴会系统宋教仁等人对于孙中山专在边境地区发动起义的策略是否正确，便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具有雄厚的革命基础，在这一带发动起义影响更大，可以在政治上、军事上给清政府以更大的打击，同时也较有成功的可能。他们要求同盟会将策动武装起义工作的重点从南部边境地区转向内地，特别是长江流域。可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孙中山对这些要求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内地工作以必要的积极支持，相反，阻止陶成章等人为此而向南洋华侨筹款，矛盾于是扩大化。同盟会章程曾规定：“凡会员皆得选举被举为总理及议员及各地分会长。”总理“四年更选一次，但得连举连任”。1909年8月，正值四年到期，陶成章即利用这一机会，策动在南洋颇有影响的李燮和、陈威涛等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之同志”的名义，提出一份《宣布孙文南洋一部之罪状致同盟总会书》，罗致“罪状三种十二项”，提出“以后办法”九条，要求同盟会总部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甚至要求将孙中山开除出同盟会，将内部纷争冲突一下子推到了破裂的边缘。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汪精卫受孙中山之命从南洋来到东京，完全撇开章太炎而秘密筹备《民报》复刊的事件。汪精卫自行编辑出版了《民报》第二十五号。这在原来的分歧与冲突上，又不啻火上加油。章太炎怒不可遏，在陶成章的鼓动下，撰写了致美洲、南洋等处公函《伪〈民报〉检举状》，印成传单，散发各处，并在东京《日华新报》揭载。《伪〈民报〉检举状》，说汪氏系“假托恢复之名，阴行欺诈之实”，“思欲腾布南洋、美洲，借名捐募”。“检举状”还词连孙中山，甚至宣称：“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申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章太炎贸然发布传单，将内部争吵公之于世，保皇派的喉舌《南洋总汇新报》于1909年11月6日转载了《伪〈民报〉检举状》，改题为《章炳麟宣布孙文罪状书》，乘机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大肆进行辱骂与攻击。黄兴以中国同盟会庶务部的名义，发布《致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同志书》，说明章太炎、陶成章等发往美洲、南洋等地“公函”决不代表同盟会总部之意，强调“近日奸细充斥，极力欲摇撼本党，造谣离间之事陆续不绝，同人可置之不理”。香港《中国日报》发表文章称章太炎为“满洲鹰犬”、“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甚至指责章太炎不该在《民报》发表《无神论》一文，说这篇文章一登，“以致内外同志多疑《民报》为排斥耶苏之机关报，摇惑人心，莫此为甚”。文章还说，章太炎著文批判《新世纪》无政府主义，纯为“以个人私怨”借《民报》“为攻城之具”，“伤害同志之感情，徒贻外人之笑柄”。文章甚至把日本政府封禁《民报》的罪责也一古脑儿推到章太炎身上，说什么“民报》出版以来，日政府绝不干涉，乃章炳麟倡言恢复台湾、朝鲜之义，又鼓吹暗杀，以挑动日人之恶感情，遂故有停止发行之命令”。总之，他们对章太炎先前整个革命经历以及他所主编的《民报》全盘加以否定。
争吵的双方，都竞相把污水泼得对手满头满身。他们因策略路线上的一些分歧彼此互相伤害到如此程度，不仅使双方在改选总理和复刊《民报》等问题上的分歧无法心平气和地通过协商得到解决，而且使双方的恶感发展到根本无法再在同一个组织中共事下去。正是在这一情况下，章太炎与陶成章决定重建光复会。
1910年2月，光复会正式宣告重新成立。在东京建立了总部，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根据陶成章的创议，总部“分评议、执行二部，分立权限，各行其事，既无不能统一之虞，又有互相监督之效”。通讯联络，创办了《教育今语杂志》，以杂志社为公开的对外联系机关。因为重建后的光复会主要成员都集中在南洋一带，由李燮和等在南洋成立了“行总部”，“代东京总部行事，以便就近处置一切事宜”。
同盟会在组织上终于分裂了。一是光复会重建，二是孙中山将许多地区同盟会改为中华革命党，三是1911年夏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统一的同盟会这时实际上已一分为三。
这一场以组织上公开分裂而告终的内哄，对章太炎精神上打击很大。光复会重建以后，虽然创办了《教育今语杂志》作言论机关，但是，在日本政府严密监视下，他们根本不可能自由地发表政论，宣传革命。这份杂志由钱玄同负责具体编辑事务，章太炎只以笔名在上面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白话演讲词，没有一篇政治性论文。这使他更感到沉闷。加上他虽然担任了光复会会长，陶成章却并不想让他介入实际斗争的领导工作，在陶成章的心目中，他所能起的作用只在于“联络各埠”，以后则应改任“教育会会长”，在这一情况下，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转向讲学与撰写学术性的著作。
§§第五章 章学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