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主主义
以民权、民主为中心的政治革命，是章太炎主持《民报》时期理论建树的又一中心内容。在这一方面，和同盟会其他过多信奉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成员相比，章太炎也是独树一帜。
《民报》上陆续发表的《官制索隐》、《中华民国解》、《五无论》、《国家论》、《政闻社大会破坏状》、《与马良书》、《代议然否论》等文，以及他为张继翻译的《无政府主义》一书所写的序言，集中地表现了章太炎这一方面探索的成绩。
同盟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创立足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共和国。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在欧美各国早就建立了，结果究竟如何呢？章太炎说：“世人矜美、法二国以为美谈，今法之政治以贿赂成，而美人亦多以苞苴致贵显。……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趣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则敲其头矣。”代议制度，本被看作维护民主权利的有力工具，可是，这些国家实际的情况，却是：“议院者，受贿之奸府……选充议士者，大氐出于豪家；名为代表人民，其实依附政党，与官吏相朋比，挟持门户之见。则所计不在民生利病，惟便于私党之为。”以此，他断言：“议院者，国家所以诱惑愚民而钳制其口者也。”他坚持必须使议员真正处于平民监督之下，充分代表民众利益，否则，“有议院而无平民鞭箠于后，得实行其解散废黜之权，则设议院者，不过分官吏之赃以与豪民而已”。
章太炎在无政府主义特别是施蒂纳无政府个人主义国家理论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国家学说。其要点有三：“一、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二、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三、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
章太炎的国家学说与当时梁启超所鼓吹的伯伦知理“国家至上”论、“国家为主体，人民为客体”论尖锐对立。他多处反复强调，唯有所有具体的个人，方才是真正的主体。他写道：“嗟乎！莽养平原，入其域而视之，始见土地，次见人民，乌睹所谓国家者？国家者，如机关木人，有作用而无自性，如蛇毛马角，有名言而非实存。”他以为，举凡村落、军旅、国家、法律、制度，它们都是由人创造的，只有各人方才“实有自性”，“要之，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皆然”。他反诘“国家主体”论者：“何得言离人以外别有主体？”章太炎确认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应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他认为，政府和国家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但是这种制度的出现又是不可避免的，补救的办法，就是必须坚持主权来自人民，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必须接受人民的控制和监督。他说：“承天下之下流者，莫政府与官吏、议士若。行谊不修，贿赂公行，斯为官吏、议士，而总其维纲若为政府。政府之可鄙厌，宁独专制？虽民主立宪犹将拨而去之。”然而，政府的存在毕竟不可避免，因为这是生民的需要。所以，他说：“尝论政府之于生民，其犹乾矢鸟粪之孳殖百谷耶？百谷无乾矢鸟粪，不得孳殖，然其秽恶固自若。求无政府而自治者，犹去乾矢鸟粪而望百谷之自长。以生民之待政府而颂美之者，犹见百谷之孳殖而并以乾矢鸟粪为馨香也。”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他所抨击的正是“豪右”对国家政权的垄断，正是统治者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民众加以压迫与欺凌。因此，他在比较各种政体的优劣时，强调说：“凡政体稍优者，特能拥护吏民，为之兴利，愈于专制所为耳。”
与此相应，在解释国家的作用或职能时，章太炎认为，国家只有在防御外敌入侵时方才表现出它的历史合理性与必要性。他说：“国家初设，本以御外为期。……向无外患，亦安用国家为？”“今之建国，由他国之外铄我耳。他国一日不解散，则吾国不得不牵帅以自存。”他认为，为了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有必要保留国家这一机器，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使这个国家真正成为一个不是高踞于人民之上而是人民“仆役”的新型国家。
正因为如此，章太炎大声疾呼，必须使国家之事业“还致于各各人民”，必须坚决反对将国家之责任、功业、荣誉统统归之于国家元首或少数将相。他说：“至于国家之事业，……其为种族革命欤，政治革命欤，社会革命欤，必非以一人赴汤蹈刃而能成就。我倡其始，而随我以赴汤蹈刃者尚亿万人。……余以为众力集成之事，直无一可宝贵者，非独莅官行政为然，虽改造社会亦然。尧、舜云，亚历山德云，成吉思汗云，华盛顿云，拿坡仑云，俾士麻云，于近世巴枯宁、苦鲁泡特金辈，虽公私念殊，义利事异，然其事皆为众力集成，则与炊薪作饭相若。……夫灶下执爨之业，其利于烝民者至多，然而未有视为神圣者。彼国家之事业，亦奚以异是耶？尸之元首则颇，归之团体则妄，若还致于各各人民间，则无过家人鄙事而已。”莅官行政，以至改造社会，作为一种工作来说，它们都不比其他工作更神圣或更高贵一些，从事于这些工作者，没有任何理由自踞于别人之上。由于国家事业总是集合群众的力量方能成就，任何领袖人物便都没有任何理由居天下之功为己有。章太炎以产品制造为喻，说明凡要制成一个产品，一要质料，二要作具，三要人力，“若夫国家之事业者，其质料与作具，本非自元首持之而至，亦非自团体持之而至，还即各各人民之所自有。然其功名率归元首，不然则献诸团体之中……斯则甚于穿窬发匮者矣”。
正是这种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使章太炎对于幸德秋水、堺利彦、张继、刘师培等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发生强烈的共鸣。张继将意大利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马拉跌士达所著《无政府主义》一书译成中文，章太炎为它写了序，称赞这部著作“批捣政家，锄犁驵侩，振泰风以播尘埃，鼓雷霆以破积坚，堕高堙卑，邱夷渊实，荡复满盈之器，大庇无告之民”，断言“岂弟首途，必自兹始”。然而，他并不认为中国就可以实行无政府主义。他指出：“若夫民族必有国家，国家必有政府，而共和政体于祸害为差轻，固不得已而取之矣。”共和政体并非理想境界，但是，比起其他政体来，毕竟为害要少一些。
国家问题，是决定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的根本问题。它一直是革命派注意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民报》同《新民丛报》论战的焦点。梁启超鼓吹“君主为国家统治之主体，而领土及臣民为国家统治之客体”的国家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曾有力地驳斥了梁启超的理论，他们对于欧美共和制及代议制曾热烈地讴歌过，甚至以为那一套制度可以完美无缺地集合民意，保障民权。章太炎先前就对代议制能否反映民意有怀疑与保留，但是，在走上革命道路时，他对建立共和还是无条件地赞成过。现在，生活实践使他的观点又发生了变化。他看到，欧、美那一套政治制度，说到底，无非是一些豪右专权，远不是完美无缺；但也了解，“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而不再“另立新政府”，事实上行不通。他指出，共和制度是必不可免的一个过渡阶段，但是，必须通过民众充分有效地监督议员的办法，改变那种不是使议员成为民众的仆役、而是使议员成为民众的主人的政治结构，这种共和制度方才可取。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种战斗的民主主义，章太炎也觉得并无足够的把握保证它能够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他无法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力量。从怀疑主义，最后走到了虚无主义，于是，1907年9月他写出了《五无论》，说：将来尽管建立了共和制度，国界既存，政府仍在，便免不了还会继续产生争斗；私有财产未灭，便免不了会继续发生争夺，重新导致阶级产生；军备武器没有销毁，便免不了会照旧成为杀掠的工具；家庭未曾废绝，便免不了会照旧产生各种隔阂间介。为此，他认为，在建立共和制度之后，期以百年，应当令政权堕尽，以共产为生，熔解铳炮，废绝家庭。然而，这时，矛盾也没有最终解决。那时，既然人类仍然分为不同的聚落，“合旅相争，其势仍不能已”，为了铲除这一根源，那就必须做到“无聚落”——“农为游农，工为游工，女为游女，苦寒地人与温润地人，每岁爰土易室而居，迭相迁移，庶不以执著而生陵夺”。他在《五无论》中进而指出：以上所说的无政府、无聚落，还只是试图解脱无穷无尽的社会矛盾的第一步，种种社会矛盾事实上也不会就此完全消灭。现今的社会，现今的国家，都是人类从原人进化之后自己造成的，而原人则又是从微生物逐步进化而成的。“要使一物尚存，则人类必不能断绝。新生之种，渐为原人，久更浸淫，而今之社会、今之国家，又且复见。”要彻底消除这些矛盾，在实现了无政府、无聚落以后，下一步就应当实现无人类、无众生。而既然宇宙存在，就仍然有可能从星云之中形成星球，形成地球，从无机物演变为有机物，以此，最后的解脱当是“无世界”。
“五无”，最终走到了绝对的虚无主义。但它毕竟不是消极地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世界苦难的抗议。它既是对现存的世界秩序全面而彻底的否定，也是在现实的诸种矛盾面前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而陷入绝望的表现。当时，在西方，在日本，社会现实已经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文明的进步，而且包含着罪恶的滋长。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所已蒙受的新的苦难和将要蒙受的苦难，又不能不捶击着中国革命家们的心。“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兴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往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必然趋势。中国革命家们在为未来而英勇奋斗，可是，等待着他们的那个未来，却包含着新的危机和新的苦难。解决现实世界的诸种苦难的社会力量既然还没有实际地形成，人们便只能从幻想中去寻求解脱的方法。章太炎思想的彷徨、怀疑、转变，正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
面对声势日大的立宪运动，章太炎对未来中国所应建立的民主主义政治体制，作了更为具体的设计。
清政府1906年9月发布了预备仿行立宪的上谕，召集国会和实行君主立宪似乎已经指日可待。1907年2月，自称“大喜欲狂”的康有为，把号称会员数十万、遍布海外170余埠的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准备做一个举国大政俱归其执掌的执政党。梁启超为了加强同国内立宪派头面人物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及清廷大吏袁世凯、岑春煊、赵尔巽、端方等人的联络，拉了主要在上海活动的马良等人，组织了“政闻社”，10月17日在东京举行了成立大会。与此同时，曾附和革命、担任过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的杨度在东京组织了宪政讲习所，上海、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官、绅、商、学各界名流分别建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筹备会、宪政公会、自治会。1908年9月，清廷正式公布《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宣布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限。针对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些事态，章太炎在《民报》上对清朝预备立宪的骗局作了无情的揭露，对立宪党人作了严正的批评和诚意的规劝。
当梁启超、蒋智由等人组织政闻社时，章太炎就反复强调指出：“宪政者，特封建世卿之变相。”他说，基于中国当时社会构成，于专制君主与人民之外，“无故建置议士，使废官豪民梗塞其间，以相凌轹，斯乃挫抑民权，非伸之也”。这是因为中国现实的社会决定了当选为议员者，不可能是一般平民，而只能是“故官大驵”、“显贵仕宦”之流。这些人平日在乡里中就以敛民、贼民、妨民著称，现今一旦成为议员，大权在握，则无异于“为虎著冠”。所以，清廷统治下的宪政，必定于国之富强无益，于民之利病无与，“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
1908年夏，有人致函《民报》，揭露两江总督端方侵吞江北赈款至三百万。端方是出使考察各国宪政的五大臣之一，在满族贵族中以热心鼓吹仿行立宪而著称。章太炎在《民报》上公布了这封来信，并就此发表评论说：“今之乱政，满洲政府为根株，而立宪变法诸家为之加厉。何也？今之言立宪变法者，非为内治而起，乃为外交而起。寝食不忘，惟敛财治兵是务，而官常清浊、民生疾苦，非其口所欲说耳所欲闻者。……彼袁世凯、端方者，纵横之士拥戴以为宪政巨公者也。既为宪政巨公矣，虽有黩货殃民之事，而朝士视之，以为分所应为，且谓小节出入，无伤大体。故侵蚀至三百万，其事未尝见于弹章，虽民间清议亦相与优容之。”敛财治兵，乃是被清末新洋务派官僚和立宪党人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富国强兵”。章太炎在这里切中要害地揭露了这些“宪政巨公”眼中根本没有广大民众的疾苦，他们搞“宪政”也完全不是为了改善民众经济政治生活，只是给清廷种种黩货殃民的罪恶行径提供了新的保护色。
至于清廷所进行的立宪活动，章太炎指出，这纯然是一场政治骗局。他在《虏宪废疾》中，对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作了详细的剖析，充分论证了这个大纲“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并断定它绝不可能有什么生命力。他写道：“呜呼！虏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宪法疗之；宪法之疾，又死不治。持脉写声，可以知其病态矣。”
这时，章太炎对代议制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证明，代议制不仅有碍于民族主义的实现，而且有碍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实现。他说，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若实行普选制，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都免不了要导致“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腊齐民”；若实行有限选举，无论以所纳土地税为限制，还是以所纳所有项目税款为限制，结果也必然同样“进之则所选必在豪右，退之则选权堕于一偏”。以此，他断然指出：“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他且弗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正因为议院必然为豪右大驵所主宰，它就必定要成为严重阻碍民生主义得以实现的绊脚石：“若就民生主义计之，凡法自上定者，偏于拥护政府；凡法自下定者，偏于拥护富民；今以议院尸其法律，求垄断者惟恐不周，况肯以土田平均相配？”
对怎样建立一个比代议政体更能恢廓民权的国家，章太炎设计了比之过去更加具体的方案。这个方案，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代议不可行，而国是必素定。陈之版法，使后昆无得革更”；
二、“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他无得与，所以明分局也”；
三、“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官府之处分、吏民之狱讼，皆主之。虽总统有罪，得逮治罢黜。所以防比周也”；
四、“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所以使民智发越、毋枉执事也”；
五、“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渐也”；
六、“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贿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
七、“轻谋反之罪，使民不束缚于上也；重谋叛之罪，使民不携贰于国也；有割地卖国诸罪，无公布私行，皆殊死”；
八、“民无罪者无得逮捕，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民平时无得举代议士，有外交宣战诸急务，临时得遣人与政府抗议……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除劝告外叛、宣说淫秽者，一切无得解散”；
九、“政府造币，惟得用金、银、铜，不得用纸，所以绝虚伪也……不使钱轻而物益重，中人以下皆破产也”；
十、“轻盗贼之罪，不厚为富人报贫者也；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
十一、“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
十二、“官设工场，辜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为饩禀，使役佣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托名于他人者，重其罪……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
有鉴于欧美等国“爵位废而兼并行”的教训，章太炎又提出，在建立共和政体之后，“当置四法以节制之：一曰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曰官立工场，使佣人得分赢利；三曰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曰公散议员（凡议员有贪污事，平民得解散之；议院本由民间选举，自当还付民间解散……），使政党不敢纳贿。”他斩钉截铁地说：“斯四者行，则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虽然，是四制者，特初级苟偷之法，足以补苴衅隙而已。欲求尽善，必当高蹈太虚。然非有共和伪政及其所属四制以为之基，宁有翔蹑虚无之道？”
章太炎说，他所提出的这一方案，概括说来，一是要“抑官吏，伸齐民”，二是要“抑富强，振贫弱”。从上面所列举的各项内容可以看出，这并非言过其实。这也说明，章太炎批判代议制度与立宪运动，绝非企图维护保持中国古老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恰好相反，他所追求的，乃是创建一种具有名副其实的民主精神的新的政治制度。
《民报》上陆续发表的《官制索隐》、《中华民国解》、《五无论》、《国家论》、《政闻社大会破坏状》、《与马良书》、《代议然否论》等文，以及他为张继翻译的《无政府主义》一书所写的序言，集中地表现了章太炎这一方面探索的成绩。
同盟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创立足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共和国。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在欧美各国早就建立了，结果究竟如何呢？章太炎说：“世人矜美、法二国以为美谈，今法之政治以贿赂成，而美人亦多以苞苴致贵显。……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趣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则敲其头矣。”代议制度，本被看作维护民主权利的有力工具，可是，这些国家实际的情况，却是：“议院者，受贿之奸府……选充议士者，大氐出于豪家；名为代表人民，其实依附政党，与官吏相朋比，挟持门户之见。则所计不在民生利病，惟便于私党之为。”以此，他断言：“议院者，国家所以诱惑愚民而钳制其口者也。”他坚持必须使议员真正处于平民监督之下，充分代表民众利益，否则，“有议院而无平民鞭箠于后，得实行其解散废黜之权，则设议院者，不过分官吏之赃以与豪民而已”。
章太炎在无政府主义特别是施蒂纳无政府个人主义国家理论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国家学说。其要点有三：“一、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二、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三、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
章太炎的国家学说与当时梁启超所鼓吹的伯伦知理“国家至上”论、“国家为主体，人民为客体”论尖锐对立。他多处反复强调，唯有所有具体的个人，方才是真正的主体。他写道：“嗟乎！莽养平原，入其域而视之，始见土地，次见人民，乌睹所谓国家者？国家者，如机关木人，有作用而无自性，如蛇毛马角，有名言而非实存。”他以为，举凡村落、军旅、国家、法律、制度，它们都是由人创造的，只有各人方才“实有自性”，“要之，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皆然”。他反诘“国家主体”论者：“何得言离人以外别有主体？”章太炎确认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应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他认为，政府和国家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但是这种制度的出现又是不可避免的，补救的办法，就是必须坚持主权来自人民，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必须接受人民的控制和监督。他说：“承天下之下流者，莫政府与官吏、议士若。行谊不修，贿赂公行，斯为官吏、议士，而总其维纲若为政府。政府之可鄙厌，宁独专制？虽民主立宪犹将拨而去之。”然而，政府的存在毕竟不可避免，因为这是生民的需要。所以，他说：“尝论政府之于生民，其犹乾矢鸟粪之孳殖百谷耶？百谷无乾矢鸟粪，不得孳殖，然其秽恶固自若。求无政府而自治者，犹去乾矢鸟粪而望百谷之自长。以生民之待政府而颂美之者，犹见百谷之孳殖而并以乾矢鸟粪为馨香也。”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他所抨击的正是“豪右”对国家政权的垄断，正是统治者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民众加以压迫与欺凌。因此，他在比较各种政体的优劣时，强调说：“凡政体稍优者，特能拥护吏民，为之兴利，愈于专制所为耳。”
与此相应，在解释国家的作用或职能时，章太炎认为，国家只有在防御外敌入侵时方才表现出它的历史合理性与必要性。他说：“国家初设，本以御外为期。……向无外患，亦安用国家为？”“今之建国，由他国之外铄我耳。他国一日不解散，则吾国不得不牵帅以自存。”他认为，为了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有必要保留国家这一机器，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使这个国家真正成为一个不是高踞于人民之上而是人民“仆役”的新型国家。
正因为如此，章太炎大声疾呼，必须使国家之事业“还致于各各人民”，必须坚决反对将国家之责任、功业、荣誉统统归之于国家元首或少数将相。他说：“至于国家之事业，……其为种族革命欤，政治革命欤，社会革命欤，必非以一人赴汤蹈刃而能成就。我倡其始，而随我以赴汤蹈刃者尚亿万人。……余以为众力集成之事，直无一可宝贵者，非独莅官行政为然，虽改造社会亦然。尧、舜云，亚历山德云，成吉思汗云，华盛顿云，拿坡仑云，俾士麻云，于近世巴枯宁、苦鲁泡特金辈，虽公私念殊，义利事异，然其事皆为众力集成，则与炊薪作饭相若。……夫灶下执爨之业，其利于烝民者至多，然而未有视为神圣者。彼国家之事业，亦奚以异是耶？尸之元首则颇，归之团体则妄，若还致于各各人民间，则无过家人鄙事而已。”莅官行政，以至改造社会，作为一种工作来说，它们都不比其他工作更神圣或更高贵一些，从事于这些工作者，没有任何理由自踞于别人之上。由于国家事业总是集合群众的力量方能成就，任何领袖人物便都没有任何理由居天下之功为己有。章太炎以产品制造为喻，说明凡要制成一个产品，一要质料，二要作具，三要人力，“若夫国家之事业者，其质料与作具，本非自元首持之而至，亦非自团体持之而至，还即各各人民之所自有。然其功名率归元首，不然则献诸团体之中……斯则甚于穿窬发匮者矣”。
正是这种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使章太炎对于幸德秋水、堺利彦、张继、刘师培等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发生强烈的共鸣。张继将意大利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马拉跌士达所著《无政府主义》一书译成中文，章太炎为它写了序，称赞这部著作“批捣政家，锄犁驵侩，振泰风以播尘埃，鼓雷霆以破积坚，堕高堙卑，邱夷渊实，荡复满盈之器，大庇无告之民”，断言“岂弟首途，必自兹始”。然而，他并不认为中国就可以实行无政府主义。他指出：“若夫民族必有国家，国家必有政府，而共和政体于祸害为差轻，固不得已而取之矣。”共和政体并非理想境界，但是，比起其他政体来，毕竟为害要少一些。
国家问题，是决定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的根本问题。它一直是革命派注意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民报》同《新民丛报》论战的焦点。梁启超鼓吹“君主为国家统治之主体，而领土及臣民为国家统治之客体”的国家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曾有力地驳斥了梁启超的理论，他们对于欧美共和制及代议制曾热烈地讴歌过，甚至以为那一套制度可以完美无缺地集合民意，保障民权。章太炎先前就对代议制能否反映民意有怀疑与保留，但是，在走上革命道路时，他对建立共和还是无条件地赞成过。现在，生活实践使他的观点又发生了变化。他看到，欧、美那一套政治制度，说到底，无非是一些豪右专权，远不是完美无缺；但也了解，“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而不再“另立新政府”，事实上行不通。他指出，共和制度是必不可免的一个过渡阶段，但是，必须通过民众充分有效地监督议员的办法，改变那种不是使议员成为民众的仆役、而是使议员成为民众的主人的政治结构，这种共和制度方才可取。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种战斗的民主主义，章太炎也觉得并无足够的把握保证它能够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他无法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力量。从怀疑主义，最后走到了虚无主义，于是，1907年9月他写出了《五无论》，说：将来尽管建立了共和制度，国界既存，政府仍在，便免不了还会继续产生争斗；私有财产未灭，便免不了会继续发生争夺，重新导致阶级产生；军备武器没有销毁，便免不了会照旧成为杀掠的工具；家庭未曾废绝，便免不了会照旧产生各种隔阂间介。为此，他认为，在建立共和制度之后，期以百年，应当令政权堕尽，以共产为生，熔解铳炮，废绝家庭。然而，这时，矛盾也没有最终解决。那时，既然人类仍然分为不同的聚落，“合旅相争，其势仍不能已”，为了铲除这一根源，那就必须做到“无聚落”——“农为游农，工为游工，女为游女，苦寒地人与温润地人，每岁爰土易室而居，迭相迁移，庶不以执著而生陵夺”。他在《五无论》中进而指出：以上所说的无政府、无聚落，还只是试图解脱无穷无尽的社会矛盾的第一步，种种社会矛盾事实上也不会就此完全消灭。现今的社会，现今的国家，都是人类从原人进化之后自己造成的，而原人则又是从微生物逐步进化而成的。“要使一物尚存，则人类必不能断绝。新生之种，渐为原人，久更浸淫，而今之社会、今之国家，又且复见。”要彻底消除这些矛盾，在实现了无政府、无聚落以后，下一步就应当实现无人类、无众生。而既然宇宙存在，就仍然有可能从星云之中形成星球，形成地球，从无机物演变为有机物，以此，最后的解脱当是“无世界”。
“五无”，最终走到了绝对的虚无主义。但它毕竟不是消极地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世界苦难的抗议。它既是对现存的世界秩序全面而彻底的否定，也是在现实的诸种矛盾面前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而陷入绝望的表现。当时，在西方，在日本，社会现实已经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文明的进步，而且包含着罪恶的滋长。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所已蒙受的新的苦难和将要蒙受的苦难，又不能不捶击着中国革命家们的心。“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兴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往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必然趋势。中国革命家们在为未来而英勇奋斗，可是，等待着他们的那个未来，却包含着新的危机和新的苦难。解决现实世界的诸种苦难的社会力量既然还没有实际地形成，人们便只能从幻想中去寻求解脱的方法。章太炎思想的彷徨、怀疑、转变，正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
面对声势日大的立宪运动，章太炎对未来中国所应建立的民主主义政治体制，作了更为具体的设计。
清政府1906年9月发布了预备仿行立宪的上谕，召集国会和实行君主立宪似乎已经指日可待。1907年2月，自称“大喜欲狂”的康有为，把号称会员数十万、遍布海外170余埠的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准备做一个举国大政俱归其执掌的执政党。梁启超为了加强同国内立宪派头面人物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及清廷大吏袁世凯、岑春煊、赵尔巽、端方等人的联络，拉了主要在上海活动的马良等人，组织了“政闻社”，10月17日在东京举行了成立大会。与此同时，曾附和革命、担任过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的杨度在东京组织了宪政讲习所，上海、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官、绅、商、学各界名流分别建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筹备会、宪政公会、自治会。1908年9月，清廷正式公布《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宣布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限。针对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些事态，章太炎在《民报》上对清朝预备立宪的骗局作了无情的揭露，对立宪党人作了严正的批评和诚意的规劝。
当梁启超、蒋智由等人组织政闻社时，章太炎就反复强调指出：“宪政者，特封建世卿之变相。”他说，基于中国当时社会构成，于专制君主与人民之外，“无故建置议士，使废官豪民梗塞其间，以相凌轹，斯乃挫抑民权，非伸之也”。这是因为中国现实的社会决定了当选为议员者，不可能是一般平民，而只能是“故官大驵”、“显贵仕宦”之流。这些人平日在乡里中就以敛民、贼民、妨民著称，现今一旦成为议员，大权在握，则无异于“为虎著冠”。所以，清廷统治下的宪政，必定于国之富强无益，于民之利病无与，“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
1908年夏，有人致函《民报》，揭露两江总督端方侵吞江北赈款至三百万。端方是出使考察各国宪政的五大臣之一，在满族贵族中以热心鼓吹仿行立宪而著称。章太炎在《民报》上公布了这封来信，并就此发表评论说：“今之乱政，满洲政府为根株，而立宪变法诸家为之加厉。何也？今之言立宪变法者，非为内治而起，乃为外交而起。寝食不忘，惟敛财治兵是务，而官常清浊、民生疾苦，非其口所欲说耳所欲闻者。……彼袁世凯、端方者，纵横之士拥戴以为宪政巨公者也。既为宪政巨公矣，虽有黩货殃民之事，而朝士视之，以为分所应为，且谓小节出入，无伤大体。故侵蚀至三百万，其事未尝见于弹章，虽民间清议亦相与优容之。”敛财治兵，乃是被清末新洋务派官僚和立宪党人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富国强兵”。章太炎在这里切中要害地揭露了这些“宪政巨公”眼中根本没有广大民众的疾苦，他们搞“宪政”也完全不是为了改善民众经济政治生活，只是给清廷种种黩货殃民的罪恶行径提供了新的保护色。
至于清廷所进行的立宪活动，章太炎指出，这纯然是一场政治骗局。他在《虏宪废疾》中，对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作了详细的剖析，充分论证了这个大纲“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并断定它绝不可能有什么生命力。他写道：“呜呼！虏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宪法疗之；宪法之疾，又死不治。持脉写声，可以知其病态矣。”
这时，章太炎对代议制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证明，代议制不仅有碍于民族主义的实现，而且有碍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实现。他说，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若实行普选制，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都免不了要导致“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腊齐民”；若实行有限选举，无论以所纳土地税为限制，还是以所纳所有项目税款为限制，结果也必然同样“进之则所选必在豪右，退之则选权堕于一偏”。以此，他断然指出：“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他且弗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正因为议院必然为豪右大驵所主宰，它就必定要成为严重阻碍民生主义得以实现的绊脚石：“若就民生主义计之，凡法自上定者，偏于拥护政府；凡法自下定者，偏于拥护富民；今以议院尸其法律，求垄断者惟恐不周，况肯以土田平均相配？”
对怎样建立一个比代议政体更能恢廓民权的国家，章太炎设计了比之过去更加具体的方案。这个方案，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代议不可行，而国是必素定。陈之版法，使后昆无得革更”；
二、“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他无得与，所以明分局也”；
三、“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官府之处分、吏民之狱讼，皆主之。虽总统有罪，得逮治罢黜。所以防比周也”；
四、“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所以使民智发越、毋枉执事也”；
五、“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渐也”；
六、“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贿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
七、“轻谋反之罪，使民不束缚于上也；重谋叛之罪，使民不携贰于国也；有割地卖国诸罪，无公布私行，皆殊死”；
八、“民无罪者无得逮捕，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民平时无得举代议士，有外交宣战诸急务，临时得遣人与政府抗议……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除劝告外叛、宣说淫秽者，一切无得解散”；
九、“政府造币，惟得用金、银、铜，不得用纸，所以绝虚伪也……不使钱轻而物益重，中人以下皆破产也”；
十、“轻盗贼之罪，不厚为富人报贫者也；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
十一、“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
十二、“官设工场，辜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为饩禀，使役佣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托名于他人者，重其罪……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
有鉴于欧美等国“爵位废而兼并行”的教训，章太炎又提出，在建立共和政体之后，“当置四法以节制之：一曰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曰官立工场，使佣人得分赢利；三曰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曰公散议员（凡议员有贪污事，平民得解散之；议院本由民间选举，自当还付民间解散……），使政党不敢纳贿。”他斩钉截铁地说：“斯四者行，则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虽然，是四制者，特初级苟偷之法，足以补苴衅隙而已。欲求尽善，必当高蹈太虚。然非有共和伪政及其所属四制以为之基，宁有翔蹑虚无之道？”
章太炎说，他所提出的这一方案，概括说来，一是要“抑官吏，伸齐民”，二是要“抑富强，振贫弱”。从上面所列举的各项内容可以看出，这并非言过其实。这也说明，章太炎批判代议制度与立宪运动，绝非企图维护保持中国古老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恰好相反，他所追求的，乃是创建一种具有名副其实的民主精神的新的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