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学社施教
黄浦江畔的上海，在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失败后，一度为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所笼罩。以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创立为发端，革命情绪日渐高涨，到1903年，已成为革命派在国内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
中国教育会创立于1902年4月，集议发起者为蔡元培、蒋智由、林獬、叶瀚、黄宗仰（乌目山僧）等人。他们准备借助于这个组织，积聚力量，“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章程中就宣布：“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
这年冬，上海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100多名学生集体退学，向中国教育会求助。在会长蔡元培的倡议下，中国教育会决定在上海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开办爱国学社，收容这批退学学生。学生中政治空气十分浓厚，他们“不但在校里议论时局，毫无顾忌，并由徐敬吾接洽妥当，假地张园，每周开会演说，公开宣传”。这给章太炎很大鼓舞。1903年春节过后不久，他就应蔡元培、蒋智由之召，到爱国学社任高级班国文教员。
章太炎把学社的课堂、张园的“安垲第”演说厅，都当作宣传革命的阵地。他在课堂上以《×××本纪》为作文题，让学生们各写一篇自传。“本纪”原是历代正史为皇帝立传的专门名词，章太炎以此为题，既是对封建名教的蔑视，也是为了让学生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学生陶亚魂与柳亚子在作文中分别谈到他们过去都曾以“纪孔保皇”为职志，章太炎披阅之后，大有感触，专门给他们写了一信，说明自己也曾经为康有为尊孔保皇的言论迷惑过，《訄书》中《客帝》等篇，便是往岁之覆辙。他给两人送了《訄书》的初刻本，说：“二子观之，当知生人智识程度本不相远，初进化时，未有不经‘纪孔保皇’二关者。以此互印何如？”
1903年4月，留学日本的邹容、张继和陈独秀为严惩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抓住他通奸的丑行，闯入姚的寓所，“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掉了姚文甫头上的辫子，并将辫子悬于留学生会馆示众。对此，清公使蔡钧照会日本外务部，要求惩处三人，他们闻讯后，被迫回国。陈独秀返回家乡安徽，而邹容、张继则在上海中国教育会住了下来。章太炎在日本时已与张继相识，这时又结识了邹容。其时，南京陆师学堂也发生了退学风潮，章士钊等40余名学生由宁来沪，进入爱国学社。章太炎对章士钊也甚为器重。四人日日聚会，纵论天下大事，并相约“当为兄弟，戮力中原”。就中，章太炎与邹容关系尤为密切，两人都奋发革命，疾恶如仇，意气相投，于是结成莫逆之交。
革命运动的发展，使保皇派同革命派的冲突激化起来。康有为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是保皇派对抗革命的一份宣战书和总纲领。为了从理论上对保皇主义进行一次系统的清算，正面阐明走革命之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章太炎1903年5月至6月间，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中国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近代民族国家，是历史的需要。正是清朝的腐朽统治，严重妨碍了中国发展为近代民族国家。清朝种种所谓美善之政，如“纳丁于地，永复差徭”和废除明代“廷杖、镇监、大户加税、开矿之酷政”等并不能掩盖清朝统治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如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章太炎认为，清朝统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王朝是以一个人数很少的民族高踞于汉族及国内各民族之上，“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康有为对此视而不见，就是因为他安于奴隶地位而根本不觉悟：“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了康有为关于中国不可革命、没有能力进行革命等论调。
“立宪可避免革命之惨！”章太炎指出，中外各国的历史恰好证明，要推翻专制主义的反动政治统治，包括争取立宪在内，流血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英、奥、德、意、日等国，都是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他们便都无一不是“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他着重指出：“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
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没有能力革命！章太炎则以李自成、义和团斗争发展的历史事实论证：革命实践本身，正是提高人们觉悟、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最有效方法。“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李自成从迫于饥寒，揭竿而起，觉悟逐步提高，后来实行了剿兵、救民、赈饥、济困等一整套政策，是因为斗争实践教育了他。义和团起事时，起行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到景廷宾起义时，就提出“扫清灭洋”了，这也是斗争实践教育的结果。由此，章太炎断言：“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康有为理屈词穷之际，曾乞求于“天命”，说光绪皇帝“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而此则足以为中国他日必能实现立宪之征。章太炎辛辣地嘲讽了天命论的荒诞无稽，并严正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只要依靠“百姓之合意”，革命就可成功。
章太炎将驳康有为书写成后，一边“托广东人沙耳公带至香港转寄新加坡交康”，一边在沪由黄宗仰出资刊行，以《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为名公之于世。高旭有《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一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上反响热烈的情景。诗中写道：
豪杰不可睹，夸士莽纵横。
岳岳章夫子，正义不可倾。
种祸日益棘，忧患曷有程？
蚩尤幻作雾，天地谁肃清？
当头一棒喝，如发霹雳声！
保皇正龙头，顿使吃一惊。
从此大汉土，日月重光明。
在章太炎撰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时，邹容已完成了《革命军》。年方19岁的邹容，对清王朝的统治大加挞伐，极力要将人们的仇满、反满情绪煽至白热化程度。《革命军》在近代中国首次提出建设“中华共和国”的一套具体方案，并气宇轩昂地宣称：“夫卢梭等学说，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返魂之宝方。”《革命军》脱稿后，邹容将它送请章太炎修改润色。章太炎提笔为《革命军》写了一篇序言，给予高度评价，并与黄宗仰一道筹措了资金，联系由上海大同书局立即出版。
接着，章太炎和邹容、章士钊等人又以《苏报》为阵地，展开革命宣传。
《苏报》创刊于1896年，报馆坐落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二十号。1900年，原主持人将它出顶，由陈范出资接办。陈范，字梦坡，江苏阳湖人，曾出任江西铅山县知县，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愤官场之腐败，知非提倡新学不足以救国，渐与当世志士相往还”。接办《苏报》以后，他力倡变革，1902年冬便在《苏报》上特辟“学界风潮”一栏，专门报道国内各地学生运动和留日学生爱国斗争的消息，1903年5月27日，聘请章士钊为《苏报》主笔，并聘请章太炎、蒋维乔、吴稚晖等分任《苏报》撰述。
5月27日以后的《苏报》，实际上成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成了上海革命派的喉舌。章士钊正式出任主笔的当天，便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6月9日，刊载《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10日，刊载章太炎的《序〈革命军〉》；12、13日，连载章太炎、柳亚子、蔡冶民、邹容四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29日，刊载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斥责“载湉小丑，不辨麦菽”一节，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对清朝政府发动了犀利与猛烈的政治和思想攻势。
章太炎等人在爱国学社宣传革命的活动，引起清政府极大恐慌。这年4月底5月初，清廷已密令对在张园演说革命的爱国学社师生“查禁拏办”。6月21日，清廷以光绪皇帝名义给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发了诏旨，命令这些督抚对革命志士要“严密查拏，随时惩办”。由于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坐落在公共租界内，清政府不能直接前来查禁与捕人，便一面派出密探，对学社和报馆加以监视，一面向各国驻沪领事及工部局正式进行交涉，要求工部局出面查封《苏报》，并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5月27日以后短短一个月时间中，工部局捕房便六次传讯章太炎、蔡元培、黄宗仰、吴稚晖等人。6月30日上午，章太炎正在爱国学社账房间，工部局巡捕持拘票前来搜查，他挺身而出，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随即被关进位于四马路的总巡捕房。邹容不愿置身事外，于7月1日自行到巡捕房投案。
抓到了章太炎和邹容，清政府外务部于是马上照会美、英、日等国驻华公使，要求将章、邹“引渡”给清廷，由清廷审判与法办。他们计划“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俄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公使同意“引渡”要求，英、日、意等国公使认为同意“引渡”会损害租界的“治外法权”，并可能激起民众愤怒，致使“仇视外人之祸即在目前”，主张由租界当局自行审理。7月1日，捕房即将章、邹等人移送会审公廨，当天，就进行了首次审讯。
章太炎等人共同的罪名是“故意污蔑今上，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清廷对章太炎的指控，除去他主张革命“反满”外，尤为痛心疾首的是他竟然直称康熙、乾隆为玄烨、弘历，并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在审讯中，章太炎与邹容声明，他们根本“不认野蛮政府”。7月22日第二次审讯。出庭前，章太炎赠邹容一诗，其中写道：“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法庭成了揭露和声讨清朝政府的讲坛。7月6日，章太炎在《苏报》最后一期的头版头条发表了《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大义凛然地宣称：“今日狱事起于满洲政府，以满洲政府与汉种四万万人构此大讼，江督、关道则满洲政府之代表，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他自豪地宣布：他和他的同志们“相延入狱”，就是“志在流血”，用自己的鲜血来唤起国人。《江苏》杂志发表专论指出：“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书与此报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固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人们热烈地讴歌章、邹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壮哉奇男子，支那第一人。危言不怕死，感世至斯深。肝胆照天下，头颅值万金。同胞四百兆，应体此公新。”远在海外的华侨，也对章、邹等人的斗争表示崇敬和声援。在英国下院，议员们多次就这一案件提出质询，首相巴尔福和外交大臣蓝斯唐一再声明，将反对清朝政府所提出的对被捕诸人处以极刑的要求，并将拒绝把章、邹等人“引渡”给清廷处理。美国领事古纳曾致书上海，说他非常担忧章、邹等人正“与长江一带匪徒暗相联络”，认为“非治以重罪，恐其势力不久扩张，必有害于各国商务及骚动全国”，为此，他表示：“当将反抗中国政府诸领袖，如今之《苏报》一案诸人，一律交华官，听其治罪。”此论一出，美国国内外舆论哗然，在舆论界强烈抗议下，美国国务院训令美国驻华公使康格，改变原先态度，与英国采取同样立场。
经过清廷与各国公使反复交涉，双方共同决定，在上海会审公廨开额外公堂，由上海县知县汪懋琨会同英国陪审官等对章、邹进行会审。在清廷一再坚持下，额外公堂宣布判决结果，说章、邹二人“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例应“凌迟处死”，而“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亦应“斩立决”，兹因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大庆，格外恩典，所以将二人“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消息传出后，舆论又一次大哗，领事团被迫宣布这次判决无效。直拖到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堂宣读了由清政府外务部和各国公使共同签署的判决书：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皆从被拘之日起算；监禁期内罚做苦工，期满则逐出租界。
中国教育会创立于1902年4月，集议发起者为蔡元培、蒋智由、林獬、叶瀚、黄宗仰（乌目山僧）等人。他们准备借助于这个组织，积聚力量，“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章程中就宣布：“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
这年冬，上海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100多名学生集体退学，向中国教育会求助。在会长蔡元培的倡议下，中国教育会决定在上海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开办爱国学社，收容这批退学学生。学生中政治空气十分浓厚，他们“不但在校里议论时局，毫无顾忌，并由徐敬吾接洽妥当，假地张园，每周开会演说，公开宣传”。这给章太炎很大鼓舞。1903年春节过后不久，他就应蔡元培、蒋智由之召，到爱国学社任高级班国文教员。
章太炎把学社的课堂、张园的“安垲第”演说厅，都当作宣传革命的阵地。他在课堂上以《×××本纪》为作文题，让学生们各写一篇自传。“本纪”原是历代正史为皇帝立传的专门名词，章太炎以此为题，既是对封建名教的蔑视，也是为了让学生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学生陶亚魂与柳亚子在作文中分别谈到他们过去都曾以“纪孔保皇”为职志，章太炎披阅之后，大有感触，专门给他们写了一信，说明自己也曾经为康有为尊孔保皇的言论迷惑过，《訄书》中《客帝》等篇，便是往岁之覆辙。他给两人送了《訄书》的初刻本，说：“二子观之，当知生人智识程度本不相远，初进化时，未有不经‘纪孔保皇’二关者。以此互印何如？”
1903年4月，留学日本的邹容、张继和陈独秀为严惩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抓住他通奸的丑行，闯入姚的寓所，“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掉了姚文甫头上的辫子，并将辫子悬于留学生会馆示众。对此，清公使蔡钧照会日本外务部，要求惩处三人，他们闻讯后，被迫回国。陈独秀返回家乡安徽，而邹容、张继则在上海中国教育会住了下来。章太炎在日本时已与张继相识，这时又结识了邹容。其时，南京陆师学堂也发生了退学风潮，章士钊等40余名学生由宁来沪，进入爱国学社。章太炎对章士钊也甚为器重。四人日日聚会，纵论天下大事，并相约“当为兄弟，戮力中原”。就中，章太炎与邹容关系尤为密切，两人都奋发革命，疾恶如仇，意气相投，于是结成莫逆之交。
革命运动的发展，使保皇派同革命派的冲突激化起来。康有为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是保皇派对抗革命的一份宣战书和总纲领。为了从理论上对保皇主义进行一次系统的清算，正面阐明走革命之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章太炎1903年5月至6月间，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中国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近代民族国家，是历史的需要。正是清朝的腐朽统治，严重妨碍了中国发展为近代民族国家。清朝种种所谓美善之政，如“纳丁于地，永复差徭”和废除明代“廷杖、镇监、大户加税、开矿之酷政”等并不能掩盖清朝统治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如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章太炎认为，清朝统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王朝是以一个人数很少的民族高踞于汉族及国内各民族之上，“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康有为对此视而不见，就是因为他安于奴隶地位而根本不觉悟：“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了康有为关于中国不可革命、没有能力进行革命等论调。
“立宪可避免革命之惨！”章太炎指出，中外各国的历史恰好证明，要推翻专制主义的反动政治统治，包括争取立宪在内，流血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英、奥、德、意、日等国，都是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他们便都无一不是“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他着重指出：“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
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没有能力革命！章太炎则以李自成、义和团斗争发展的历史事实论证：革命实践本身，正是提高人们觉悟、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最有效方法。“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李自成从迫于饥寒，揭竿而起，觉悟逐步提高，后来实行了剿兵、救民、赈饥、济困等一整套政策，是因为斗争实践教育了他。义和团起事时，起行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到景廷宾起义时，就提出“扫清灭洋”了，这也是斗争实践教育的结果。由此，章太炎断言：“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康有为理屈词穷之际，曾乞求于“天命”，说光绪皇帝“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而此则足以为中国他日必能实现立宪之征。章太炎辛辣地嘲讽了天命论的荒诞无稽，并严正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只要依靠“百姓之合意”，革命就可成功。
章太炎将驳康有为书写成后，一边“托广东人沙耳公带至香港转寄新加坡交康”，一边在沪由黄宗仰出资刊行，以《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为名公之于世。高旭有《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一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上反响热烈的情景。诗中写道：
豪杰不可睹，夸士莽纵横。
岳岳章夫子，正义不可倾。
种祸日益棘，忧患曷有程？
蚩尤幻作雾，天地谁肃清？
当头一棒喝，如发霹雳声！
保皇正龙头，顿使吃一惊。
从此大汉土，日月重光明。
在章太炎撰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时，邹容已完成了《革命军》。年方19岁的邹容，对清王朝的统治大加挞伐，极力要将人们的仇满、反满情绪煽至白热化程度。《革命军》在近代中国首次提出建设“中华共和国”的一套具体方案，并气宇轩昂地宣称：“夫卢梭等学说，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返魂之宝方。”《革命军》脱稿后，邹容将它送请章太炎修改润色。章太炎提笔为《革命军》写了一篇序言，给予高度评价，并与黄宗仰一道筹措了资金，联系由上海大同书局立即出版。
接着，章太炎和邹容、章士钊等人又以《苏报》为阵地，展开革命宣传。
《苏报》创刊于1896年，报馆坐落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二十号。1900年，原主持人将它出顶，由陈范出资接办。陈范，字梦坡，江苏阳湖人，曾出任江西铅山县知县，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愤官场之腐败，知非提倡新学不足以救国，渐与当世志士相往还”。接办《苏报》以后，他力倡变革，1902年冬便在《苏报》上特辟“学界风潮”一栏，专门报道国内各地学生运动和留日学生爱国斗争的消息，1903年5月27日，聘请章士钊为《苏报》主笔，并聘请章太炎、蒋维乔、吴稚晖等分任《苏报》撰述。
5月27日以后的《苏报》，实际上成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成了上海革命派的喉舌。章士钊正式出任主笔的当天，便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6月9日，刊载《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10日，刊载章太炎的《序〈革命军〉》；12、13日，连载章太炎、柳亚子、蔡冶民、邹容四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29日，刊载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斥责“载湉小丑，不辨麦菽”一节，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对清朝政府发动了犀利与猛烈的政治和思想攻势。
章太炎等人在爱国学社宣传革命的活动，引起清政府极大恐慌。这年4月底5月初，清廷已密令对在张园演说革命的爱国学社师生“查禁拏办”。6月21日，清廷以光绪皇帝名义给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发了诏旨，命令这些督抚对革命志士要“严密查拏，随时惩办”。由于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坐落在公共租界内，清政府不能直接前来查禁与捕人，便一面派出密探，对学社和报馆加以监视，一面向各国驻沪领事及工部局正式进行交涉，要求工部局出面查封《苏报》，并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5月27日以后短短一个月时间中，工部局捕房便六次传讯章太炎、蔡元培、黄宗仰、吴稚晖等人。6月30日上午，章太炎正在爱国学社账房间，工部局巡捕持拘票前来搜查，他挺身而出，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随即被关进位于四马路的总巡捕房。邹容不愿置身事外，于7月1日自行到巡捕房投案。
抓到了章太炎和邹容，清政府外务部于是马上照会美、英、日等国驻华公使，要求将章、邹“引渡”给清廷，由清廷审判与法办。他们计划“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俄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公使同意“引渡”要求，英、日、意等国公使认为同意“引渡”会损害租界的“治外法权”，并可能激起民众愤怒，致使“仇视外人之祸即在目前”，主张由租界当局自行审理。7月1日，捕房即将章、邹等人移送会审公廨，当天，就进行了首次审讯。
章太炎等人共同的罪名是“故意污蔑今上，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清廷对章太炎的指控，除去他主张革命“反满”外，尤为痛心疾首的是他竟然直称康熙、乾隆为玄烨、弘历，并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在审讯中，章太炎与邹容声明，他们根本“不认野蛮政府”。7月22日第二次审讯。出庭前，章太炎赠邹容一诗，其中写道：“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法庭成了揭露和声讨清朝政府的讲坛。7月6日，章太炎在《苏报》最后一期的头版头条发表了《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大义凛然地宣称：“今日狱事起于满洲政府，以满洲政府与汉种四万万人构此大讼，江督、关道则满洲政府之代表，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他自豪地宣布：他和他的同志们“相延入狱”，就是“志在流血”，用自己的鲜血来唤起国人。《江苏》杂志发表专论指出：“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书与此报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固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人们热烈地讴歌章、邹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壮哉奇男子，支那第一人。危言不怕死，感世至斯深。肝胆照天下，头颅值万金。同胞四百兆，应体此公新。”远在海外的华侨，也对章、邹等人的斗争表示崇敬和声援。在英国下院，议员们多次就这一案件提出质询，首相巴尔福和外交大臣蓝斯唐一再声明，将反对清朝政府所提出的对被捕诸人处以极刑的要求，并将拒绝把章、邹等人“引渡”给清廷处理。美国领事古纳曾致书上海，说他非常担忧章、邹等人正“与长江一带匪徒暗相联络”，认为“非治以重罪，恐其势力不久扩张，必有害于各国商务及骚动全国”，为此，他表示：“当将反抗中国政府诸领袖，如今之《苏报》一案诸人，一律交华官，听其治罪。”此论一出，美国国内外舆论哗然，在舆论界强烈抗议下，美国国务院训令美国驻华公使康格，改变原先态度，与英国采取同样立场。
经过清廷与各国公使反复交涉，双方共同决定，在上海会审公廨开额外公堂，由上海县知县汪懋琨会同英国陪审官等对章、邹进行会审。在清廷一再坚持下，额外公堂宣布判决结果，说章、邹二人“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例应“凌迟处死”，而“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亦应“斩立决”，兹因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大庆，格外恩典，所以将二人“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消息传出后，舆论又一次大哗，领事团被迫宣布这次判决无效。直拖到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堂宣读了由清政府外务部和各国公使共同签署的判决书：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皆从被拘之日起算；监禁期内罚做苦工，期满则逐出租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