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訄书》重订
《訄书》初刻本问世不久，章太炎就已感到，这部著作的一些见解，已经落后于中国社会政治的现实。从日本归来后，他对这部精心结构之作进行了重大的删革。耗时半年多，使修订后的《訄书》成了一部集中反映他思想上新飞跃的专著，成了近代中国在深入批判中国旧思想、旧制度基础上系统阐明民族民主革命理论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
修订后的《訄书》，包括前录二篇，正文六十三篇。与增补了《辨氏》、《学隐》二篇之后的初刻本相较，删去十四篇，新增二十七篇，其他各篇俱作了大小不等的修改。
修订后的《訄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章太炎正面引述了大量西方近代论著作自己立论的依据。《訄书》中直接注明作者与书名的，就有英国人类学泰斗泰纳（章氏译作梯落路）的《原始人文》，芬兰哲学家、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章氏译作“威斯特马科《婚姻进化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丁斯（章氏译作葛通哥斯）的《社会学》，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日本文学家涩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语言学家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宗教学研究者姊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书中引述的，还有瓦伊知的《天然民族之人类学》，载路的《民教学序论》，白河次郎、国府种姓的《支那文明史》，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桑木严翼的哲学著作，以及培根、洛克、卢梭、康德、斯宾塞尔等人的许多观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他在原先所接触的斯宾塞尔等人学说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学有了更为深入而广泛的了解，这是当时日本社会学影响的结果。日本社会学是19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斯宾塞尔卷帙浩繁的社会学著作一一给译成日文，当章太炎到达那里时，这种译本已不下二十种。斯宾塞尔是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的倡导者，他的学说，正适合日本建立天皇制国家的需要。日本本国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是有贺长雄，他在1883-1884年间出版了三卷本《社会学》，名为《社会进化论》、《宗教进化论》、《族制进化论》，后来又出了增订本。这些著作所宗法师承的，正是斯宾塞尔的学说。章太炎阅读了斯宾塞尔、有贺长雄等人的著作，对他们的机械论倾向则不满意。他说：“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援引浩穰，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吉丁斯是美国社会学的一名奠基者，他代表了与斯宾塞尔不同的另一学派，即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他的社会学体系的核心是所谓“类群意识”，说社会是通过这种类群意识而凝结和永存下去的。他所撰著的《社会学大学教科书》和《社会学》分别由前川九万人、远藤隆吉译成日文，先后于1893年和1900年在日本出版。章太炎仔细研究了吉丁斯的学说，感到很有兴趣。他说：“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但是，在他看来，吉丁斯的理论也有片面性。他最欣赏的，是岸本能武太1900年出版的《社会学》。他说，岸本此书，“实兼取斯、葛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他以为，岸本能武太注意到了将社会性与个性结合起来，既避免了斯宾塞尔用生理现象机械地解释社会活动的弊害，也纠正了吉丁斯把“类群意识”的作用绝对化的偏向，认识比较全面。因此，他刚回国，便将岸本的书译成中文，交广智书局出版。这是近代中国全文翻译的第一部社会学专著，曾被《新民丛报》誉为“译界一明星”。
与此同时，章太炎开始接触到了西方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出现于日本。1898年，村井知至、片山潜、安部矶雄、幸德秋水、岸本能武太等人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以“考究社会主义原理以及它是否适用于日本”为其目标；1899年，村井知至出版了《社会主义》，福井准造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这两部著作不久便都被译成了中文，于1903年初由广智书局出版。1900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久松义典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评论》。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等组成社会民主党，西川光次郎出版了《人道之义士、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和《社会党》；1902年，幸德秋水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广长舌》。最后这三部著作也在1902年至1903年初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著作，引起了章太炎的注意。章太炎所译的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也曾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作过概略的介绍。书中说明，这一学说根源于欧洲各国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矛盾；这一学说的核心，是反对土地与资本的私有权，要求“使土地、资本为社会全体之共有财产，使组织社会之个人，皆自此共同财产而蒙同利”；这一学说的目的，“在分配财产，泯绝差等，救护佣工”。在社会主义学说初期传播的影响下，章太炎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除去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之外，开始注意到了那里确实存在着“贫富悬绝，积岁弥甚”的严重社会矛盾。在思考中国未来的社会构建时，章太炎很自然地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一现实。
隐匿于故乡期间，章太炎“日读各种社会学书”，继续钻研他从日本购携回国的各种社会学书籍。在作为《訄书》总纲的《原学》中，章太炎指出，各种学术的创立和盛衰，受制约于“地齐、政俗、材性”这三种因素。但是，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并不是等同划一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限于古代各部族、各国家彼此隔绝之世；“九隅既达，民得以游观会同”，地理环境的影响就缩小了。材性特异的影响，也很有限，因为天才人物也同样不能超越时代所能提供的各种客观条件。这三种因素互相比较，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政治状况，因此，“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这一观点，实际上就是章太炎研究社会学得出的总结论，也是《訄书》修订本评判中外各种先行学说、探索各项理论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修订后的《訄书》，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引起震动的，是章太炎在近代中国首次公开从正面批评了孔子与孔学。《訄书》修订本删去了曾保留明显尊孔印迹的《尊荀》、《独圣》，而以《订孔》为中国学术史论的第一篇。订者，平议也，就是要纠正对孔子和孔学完全不恰当的评价，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将孔子与孔学从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国还原到平凡的人间。章太炎指出，孔子作为古代一位优秀的史学家，他删定六艺，撰著《春秋》，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在秦始皇焚书以后，道、墨诸家日渐衰微，唯有儒家各类经典“遭焚散复出”，使孔子成了中国上古时代一位文化的集大成者。但究其实际，孔子的理论、学说，其实并不高明。“论语》者晻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击也。”比起孟轲来，“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比起提倡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力谋进取的荀况来，相差更多。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一味颂扬孔子和孔学，而摒斥荀子学说，遂导致“名辩坏，故言殽；进取失，故业堕”，妨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订孔》公诸于世后，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卫道士们大骂章太炎“以诵法孔子为耻，以诋毁孔子为振耻”，乃是“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要将《訄书》尽数焚毁，使之永绝于天地之间。当时报刊指出，自从《订孔》篇发表后，“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本着与《订孔》相同的批判精神，章太炎在《学变》、《学蛊》、《王学》、《清儒》等新增的一组文章中，对汉、晋以来中国思想学说的变迁大势作了考察。他指出，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将儒学神学化、宗教化，结果，便“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宋代欧阳修“不通六艺，正义不习，而瞍以说经”，苏轼专门“上便辞以耀听者”，开后来宋、明理学家和经今文学家空言说经的先河，“令嫥己者不学而自高贤”，“使人跌逷而无主”。他认为，六艺只不过是古代社会历史的一批记录，对于六艺，只能应用研究历史的方法，“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世”，决不可以经术明治乱，以阴阳断人事。他指出：“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这就是要求将儒家经典还原为据以研究古代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珍贵资料。这一观点，与康有为继续承认儒家经典为百世“制法”的理论针锋相对。
中国革命家们需要摒弃传统思想学说中的糟粕，同时，又要细心发掘和寻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这样，才能既从传统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而又不丧失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真正完成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这也是章太炎努力追求的目标。正是本着这一思想，《訄书》修订本除去在论述先秦诸子的各篇文章中说明诸子学各有可取之处外，在论述汉、晋以来思想学说的各篇文章中，还大力表彰了王充、王符、仲长统、崔实和颜元、戴震等一批进步思想家。对于王充撰著《论衡》，他写道：“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蠭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斯所谓烦琐哲学者。惟内心之不充颎，故言辩而无继。”对于颜元，章太炎所重视的则是他将实践笃行置于第一位的观点，对于颜元不懂得概念、抽象的作用而偏信于个人的直接经验，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在评论王阳明学说时，章太炎也着重说明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古之为道术者，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周官》、《周书》既然，管夷吾、韩非犹因其度而章明之，其后废绝，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清儒》一文，对清代二百多年学术发展作了系统的清理与总结，就中，特别推崇戴震一派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他认为，戴震一派和惠栋一派，即皖、吴二派的学者兢兢业业，将六经作为历史资料一一疏证，还其远古时代的本来面目，使“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以发见”，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在致吴君遂的信中，他承认惠栋、戴震“真我师表”，给他们筚路蓝缕之功以充分的肯定。但是，对清代学术，他也不是一味推崇，对包括戴震、惠栋在内的清代各主要学派的缺陷，他没有隐晦遮饰，阐述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解。
在西方，各国近代化的过程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民族语言、民族经济、民族共同心理和民族文化的过程。为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民族理论。这也正是章太炎所致力的一个中心课题。《訄书》初刻本中已经在这方面锋芒毕露。《訄书》修订本中，这方面的内容得到了大大的充实和加强。
新增的《序种姓》上篇和由《辨氏》改成的《序种姓》下篇，是章太炎民族理论的一个总纲。章太炎根据西方社会学和原始社会史所提供的原理，利用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民俗和其他文献资料，研究了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他指出，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是由“母系丛部”经由父系社会和宗法社会逐步演变而成的。他认为，民族是文明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在考察民族时，应当“以有史为限断”。他称这样的民族为“历史民族”，强调了它与依靠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部落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写道：“方今欧美诸国，或主国民，或主族民；国民者凑政府，族民者凑种姓。其言族民，亦多本历史。”他这里所说的“主国民”或“主族名”，都突出了民族这一概念的近代社会内容。
现代民族的形成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章太炎在《訄书》修订本中，对这些方面逐一作了相当深入的专门探讨。新增的《方言》，说明中国各地文字相同，口语却分成约略十种。为了使各地口语相通，达到语言统一的目的，作了重要修订的《订文》及其附录《正名杂议》，集中讨论了如何使汉语得到发展，以适应“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蘖”的局面。这是近代中国较早系统地专门研究使汉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实现近代化问题的一组文章。新增的《通法》和作了重要修改的《官统》等文，主要讨论立法与司法的改革，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新增的《定版籍》、《原教》、《订礼俗》、《辨乐》等文，专门讨论了如何促进现代民族经济的建立和民族文化、民族共同心理发展的问题。这些论著，同高涨中的民族运动所包含的内容，已完全不能简单地以“仇满”二字概括，与传统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更不可同日而语。《訄书》修订本在民族构成、民族语言、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等每一个方面所作的探索，都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对民族问题所提出的客观要求。
《訄书》修订本最后一组论文，包括《尊史》、《征七略》、《哀焚书》、《哀清史》等文，专门研究了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遗产问题。
刚从日本返国时，章太炎便计划过编纂一部《中国通史》，“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兼用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因为时间过紧，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901年，他曾专就治史的方法论写过一篇长文《征信论》，强调指出：治史必须“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意尊重历史事实，对于记载过于简略者决不可“妄臆其事”，对于记载阙漏者决不可“随成心以求其情”，对于记载互相矛盾者必须师法“法吏”，“听其两曹，辩其成事，不敢身质疑事”。他指出，治史必须重视研究“制度变迁，推其沿革；学术异化，求其本师；风俗殊尚，寻其作始”，不可用“成型”即固定的模式去改削历史，更不可笼统地用社会学的一般结论取代对历史因果关系的具体分析，也不可强行牵合历史以比附现实。这是对中国封建官方史学的否定，也是对康有为主观主义治史方法和庸俗致用观的批评。这篇文章没有收入《訄书》，这些精神却贯穿在《訄书》专门论史的这一组文章中。
在《訄书》修订本论史的这组文章中，章太炎反复说明，首先必须重视社会史、制度史、文明史的研究。他抨击中国旧史学“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在文明史中，他以为应当首先注意研究地理环境和包括浚筑、工艺、食货在内的整个经济生活变迁的历史。他说，如果能够以此“远监宙合，存雄独照”，那么，就将“不言金火之相革，而文化进退已明昭矣”。他说：治史的主要任务，就是“扬搉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为此，他主张治史者必须注意掌握新思想、新理论，“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
1902年底、1903年初，章太炎将《訄书》修订完毕，交日本东京翔鸾社，于1904年4月出版。《警钟日报》称此书“印本一出，风行一时”，其声价“轰震海内”。同年10月，翔鸾社鉴于“此等空前杰著文辞渊古，不加点注，一般阅者咸苦无从分其句读。兹得箸者执友圈定本，因五什活版部重印出书”。这一版圈点本1904至1906年间曾多次重印。1906年章太炎第三次到东京后，检阅误字、脱字、倒字十六处，列成校勘表，附入是年7月再版本中。是年9月，根据章太炎的意见，又将圈点取消，出了无圈点的新版。
《訄书》修订本，是一部系统地阐明章太炎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时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主张的理论著作。它凝练精审，条理缜密，文辞渊古，篇幅虽不算很大，容量却异乎寻常。任鸿隽回忆当年读到此书的情景说：此书“虽然艰深难懂，但在一个暑假中我也把它点读一过。从此对于太炎先生的思想文笔我是五体投地地佩服的”。这是很有代表性的。
修订后的《訄书》，包括前录二篇，正文六十三篇。与增补了《辨氏》、《学隐》二篇之后的初刻本相较，删去十四篇，新增二十七篇，其他各篇俱作了大小不等的修改。
修订后的《訄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章太炎正面引述了大量西方近代论著作自己立论的依据。《訄书》中直接注明作者与书名的，就有英国人类学泰斗泰纳（章氏译作梯落路）的《原始人文》，芬兰哲学家、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章氏译作“威斯特马科《婚姻进化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丁斯（章氏译作葛通哥斯）的《社会学》，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日本文学家涩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语言学家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宗教学研究者姊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书中引述的，还有瓦伊知的《天然民族之人类学》，载路的《民教学序论》，白河次郎、国府种姓的《支那文明史》，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桑木严翼的哲学著作，以及培根、洛克、卢梭、康德、斯宾塞尔等人的许多观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他在原先所接触的斯宾塞尔等人学说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学有了更为深入而广泛的了解，这是当时日本社会学影响的结果。日本社会学是19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斯宾塞尔卷帙浩繁的社会学著作一一给译成日文，当章太炎到达那里时，这种译本已不下二十种。斯宾塞尔是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的倡导者，他的学说，正适合日本建立天皇制国家的需要。日本本国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是有贺长雄，他在1883-1884年间出版了三卷本《社会学》，名为《社会进化论》、《宗教进化论》、《族制进化论》，后来又出了增订本。这些著作所宗法师承的，正是斯宾塞尔的学说。章太炎阅读了斯宾塞尔、有贺长雄等人的著作，对他们的机械论倾向则不满意。他说：“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援引浩穰，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吉丁斯是美国社会学的一名奠基者，他代表了与斯宾塞尔不同的另一学派，即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他的社会学体系的核心是所谓“类群意识”，说社会是通过这种类群意识而凝结和永存下去的。他所撰著的《社会学大学教科书》和《社会学》分别由前川九万人、远藤隆吉译成日文，先后于1893年和1900年在日本出版。章太炎仔细研究了吉丁斯的学说，感到很有兴趣。他说：“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但是，在他看来，吉丁斯的理论也有片面性。他最欣赏的，是岸本能武太1900年出版的《社会学》。他说，岸本此书，“实兼取斯、葛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他以为，岸本能武太注意到了将社会性与个性结合起来，既避免了斯宾塞尔用生理现象机械地解释社会活动的弊害，也纠正了吉丁斯把“类群意识”的作用绝对化的偏向，认识比较全面。因此，他刚回国，便将岸本的书译成中文，交广智书局出版。这是近代中国全文翻译的第一部社会学专著，曾被《新民丛报》誉为“译界一明星”。
与此同时，章太炎开始接触到了西方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出现于日本。1898年，村井知至、片山潜、安部矶雄、幸德秋水、岸本能武太等人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以“考究社会主义原理以及它是否适用于日本”为其目标；1899年，村井知至出版了《社会主义》，福井准造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这两部著作不久便都被译成了中文，于1903年初由广智书局出版。1900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久松义典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评论》。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等组成社会民主党，西川光次郎出版了《人道之义士、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和《社会党》；1902年，幸德秋水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广长舌》。最后这三部著作也在1902年至1903年初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著作，引起了章太炎的注意。章太炎所译的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也曾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作过概略的介绍。书中说明，这一学说根源于欧洲各国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矛盾；这一学说的核心，是反对土地与资本的私有权，要求“使土地、资本为社会全体之共有财产，使组织社会之个人，皆自此共同财产而蒙同利”；这一学说的目的，“在分配财产，泯绝差等，救护佣工”。在社会主义学说初期传播的影响下，章太炎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除去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之外，开始注意到了那里确实存在着“贫富悬绝，积岁弥甚”的严重社会矛盾。在思考中国未来的社会构建时，章太炎很自然地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一现实。
隐匿于故乡期间，章太炎“日读各种社会学书”，继续钻研他从日本购携回国的各种社会学书籍。在作为《訄书》总纲的《原学》中，章太炎指出，各种学术的创立和盛衰，受制约于“地齐、政俗、材性”这三种因素。但是，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并不是等同划一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限于古代各部族、各国家彼此隔绝之世；“九隅既达，民得以游观会同”，地理环境的影响就缩小了。材性特异的影响，也很有限，因为天才人物也同样不能超越时代所能提供的各种客观条件。这三种因素互相比较，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政治状况，因此，“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这一观点，实际上就是章太炎研究社会学得出的总结论，也是《訄书》修订本评判中外各种先行学说、探索各项理论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修订后的《訄书》，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引起震动的，是章太炎在近代中国首次公开从正面批评了孔子与孔学。《訄书》修订本删去了曾保留明显尊孔印迹的《尊荀》、《独圣》，而以《订孔》为中国学术史论的第一篇。订者，平议也，就是要纠正对孔子和孔学完全不恰当的评价，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将孔子与孔学从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国还原到平凡的人间。章太炎指出，孔子作为古代一位优秀的史学家，他删定六艺，撰著《春秋》，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在秦始皇焚书以后，道、墨诸家日渐衰微，唯有儒家各类经典“遭焚散复出”，使孔子成了中国上古时代一位文化的集大成者。但究其实际，孔子的理论、学说，其实并不高明。“论语》者晻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击也。”比起孟轲来，“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比起提倡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力谋进取的荀况来，相差更多。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一味颂扬孔子和孔学，而摒斥荀子学说，遂导致“名辩坏，故言殽；进取失，故业堕”，妨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订孔》公诸于世后，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卫道士们大骂章太炎“以诵法孔子为耻，以诋毁孔子为振耻”，乃是“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要将《訄书》尽数焚毁，使之永绝于天地之间。当时报刊指出，自从《订孔》篇发表后，“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本着与《订孔》相同的批判精神，章太炎在《学变》、《学蛊》、《王学》、《清儒》等新增的一组文章中，对汉、晋以来中国思想学说的变迁大势作了考察。他指出，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将儒学神学化、宗教化，结果，便“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宋代欧阳修“不通六艺，正义不习，而瞍以说经”，苏轼专门“上便辞以耀听者”，开后来宋、明理学家和经今文学家空言说经的先河，“令嫥己者不学而自高贤”，“使人跌逷而无主”。他认为，六艺只不过是古代社会历史的一批记录，对于六艺，只能应用研究历史的方法，“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世”，决不可以经术明治乱，以阴阳断人事。他指出：“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这就是要求将儒家经典还原为据以研究古代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珍贵资料。这一观点，与康有为继续承认儒家经典为百世“制法”的理论针锋相对。
中国革命家们需要摒弃传统思想学说中的糟粕，同时，又要细心发掘和寻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这样，才能既从传统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而又不丧失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真正完成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这也是章太炎努力追求的目标。正是本着这一思想，《訄书》修订本除去在论述先秦诸子的各篇文章中说明诸子学各有可取之处外，在论述汉、晋以来思想学说的各篇文章中，还大力表彰了王充、王符、仲长统、崔实和颜元、戴震等一批进步思想家。对于王充撰著《论衡》，他写道：“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蠭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斯所谓烦琐哲学者。惟内心之不充颎，故言辩而无继。”对于颜元，章太炎所重视的则是他将实践笃行置于第一位的观点，对于颜元不懂得概念、抽象的作用而偏信于个人的直接经验，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在评论王阳明学说时，章太炎也着重说明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古之为道术者，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周官》、《周书》既然，管夷吾、韩非犹因其度而章明之，其后废绝，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清儒》一文，对清代二百多年学术发展作了系统的清理与总结，就中，特别推崇戴震一派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他认为，戴震一派和惠栋一派，即皖、吴二派的学者兢兢业业，将六经作为历史资料一一疏证，还其远古时代的本来面目，使“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以发见”，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在致吴君遂的信中，他承认惠栋、戴震“真我师表”，给他们筚路蓝缕之功以充分的肯定。但是，对清代学术，他也不是一味推崇，对包括戴震、惠栋在内的清代各主要学派的缺陷，他没有隐晦遮饰，阐述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解。
在西方，各国近代化的过程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民族语言、民族经济、民族共同心理和民族文化的过程。为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民族理论。这也正是章太炎所致力的一个中心课题。《訄书》初刻本中已经在这方面锋芒毕露。《訄书》修订本中，这方面的内容得到了大大的充实和加强。
新增的《序种姓》上篇和由《辨氏》改成的《序种姓》下篇，是章太炎民族理论的一个总纲。章太炎根据西方社会学和原始社会史所提供的原理，利用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民俗和其他文献资料，研究了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他指出，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是由“母系丛部”经由父系社会和宗法社会逐步演变而成的。他认为，民族是文明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在考察民族时，应当“以有史为限断”。他称这样的民族为“历史民族”，强调了它与依靠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部落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写道：“方今欧美诸国，或主国民，或主族民；国民者凑政府，族民者凑种姓。其言族民，亦多本历史。”他这里所说的“主国民”或“主族名”，都突出了民族这一概念的近代社会内容。
现代民族的形成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章太炎在《訄书》修订本中，对这些方面逐一作了相当深入的专门探讨。新增的《方言》，说明中国各地文字相同，口语却分成约略十种。为了使各地口语相通，达到语言统一的目的，作了重要修订的《订文》及其附录《正名杂议》，集中讨论了如何使汉语得到发展，以适应“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蘖”的局面。这是近代中国较早系统地专门研究使汉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实现近代化问题的一组文章。新增的《通法》和作了重要修改的《官统》等文，主要讨论立法与司法的改革，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新增的《定版籍》、《原教》、《订礼俗》、《辨乐》等文，专门讨论了如何促进现代民族经济的建立和民族文化、民族共同心理发展的问题。这些论著，同高涨中的民族运动所包含的内容，已完全不能简单地以“仇满”二字概括，与传统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更不可同日而语。《訄书》修订本在民族构成、民族语言、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等每一个方面所作的探索，都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对民族问题所提出的客观要求。
《訄书》修订本最后一组论文，包括《尊史》、《征七略》、《哀焚书》、《哀清史》等文，专门研究了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遗产问题。
刚从日本返国时，章太炎便计划过编纂一部《中国通史》，“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兼用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因为时间过紧，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901年，他曾专就治史的方法论写过一篇长文《征信论》，强调指出：治史必须“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意尊重历史事实，对于记载过于简略者决不可“妄臆其事”，对于记载阙漏者决不可“随成心以求其情”，对于记载互相矛盾者必须师法“法吏”，“听其两曹，辩其成事，不敢身质疑事”。他指出，治史必须重视研究“制度变迁，推其沿革；学术异化，求其本师；风俗殊尚，寻其作始”，不可用“成型”即固定的模式去改削历史，更不可笼统地用社会学的一般结论取代对历史因果关系的具体分析，也不可强行牵合历史以比附现实。这是对中国封建官方史学的否定，也是对康有为主观主义治史方法和庸俗致用观的批评。这篇文章没有收入《訄书》，这些精神却贯穿在《訄书》专门论史的这一组文章中。
在《訄书》修订本论史的这组文章中，章太炎反复说明，首先必须重视社会史、制度史、文明史的研究。他抨击中国旧史学“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在文明史中，他以为应当首先注意研究地理环境和包括浚筑、工艺、食货在内的整个经济生活变迁的历史。他说，如果能够以此“远监宙合，存雄独照”，那么，就将“不言金火之相革，而文化进退已明昭矣”。他说：治史的主要任务，就是“扬搉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为此，他主张治史者必须注意掌握新思想、新理论，“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
1902年底、1903年初，章太炎将《訄书》修订完毕，交日本东京翔鸾社，于1904年4月出版。《警钟日报》称此书“印本一出，风行一时”，其声价“轰震海内”。同年10月，翔鸾社鉴于“此等空前杰著文辞渊古，不加点注，一般阅者咸苦无从分其句读。兹得箸者执友圈定本，因五什活版部重印出书”。这一版圈点本1904至1906年间曾多次重印。1906年章太炎第三次到东京后，检阅误字、脱字、倒字十六处，列成校勘表，附入是年7月再版本中。是年9月，根据章太炎的意见，又将圈点取消，出了无圈点的新版。
《訄书》修订本，是一部系统地阐明章太炎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时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主张的理论著作。它凝练精审，条理缜密，文辞渊古，篇幅虽不算很大，容量却异乎寻常。任鸿隽回忆当年读到此书的情景说：此书“虽然艰深难懂，但在一个暑假中我也把它点读一过。从此对于太炎先生的思想文笔我是五体投地地佩服的”。这是很有代表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