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满”政论
1900年1月24日，西太后根据荣禄等人所献的密计，宣布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准备1月31日即旧历正月初一日废黜光绪皇帝载湉，立溥隽为帝。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都受到很大震动。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各省寓沪绅商1231人急电北京，说：“昨日卑局奉到24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叶瀚、丁惠康、唐才常等皆列名于后，章太炎之名亦列于其中，尽管事前并没有征求过他的同意。
西太后废立计划受挫，极为恼怒，下令缉捕经元善和其他一些列名者。经元善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保护下逃往澳门，章太炎则处于危险之中。浙江维新名士汤寿潜建议他致书梁鼎芬，“冀为藩援”。汤寿潜还亲自给梁鼎芬写了信，说明经元善通电中章太炎之名为别人妄署，致狱过冤。章太炎“错愕变色”，直率地责备汤氏“体曲为朋友谋，诚谊士，抑远离乎爱人以德者矣”。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特地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宁可入狱，亦决不向梁鼎芬之流无耻文人乞援求助，表现了他疾恶如仇的倔强性格和宁可玉碎、亦不瓦全的献身精神。
西太后阴谋以溥隽取代载湉的计划，因各国驻华公使拒绝给予支持，未敢贸然付诸实施。光绪勉强保住了他的傀儡皇帝的帝位。这一场宫廷冲突，将光绪的懦弱平庸和政治上的无能与毫无实力裸露于世，击破了章太炎对光绪皇帝的全部幻想。
义和团崛起于北方并逐步控制了京、津地区以后，留居日本的孙中山和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的陈少白通过港英当局，积极策动李鸿章据华南地区而“独立”。李鸿章在港英当局的怂恿和支持下，曾一度跃跃欲试。章太炎听说李鸿章“有意连衡”，非常高兴。为了推动李鸿章跨出决定性的一步，他致书李鸿章，要求他“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在信中，他分析了清廷的政局，指明了“东南互保”难以凭恃，并比较了李鸿章与南方其他督抚的短长，敦促李鸿章首先发难。他写道：“今公处元辅之重，当分陕之任，勋藏于天府，信闻于四裔。于位则宜，于望则宜。公若先发，群帅孰不翕然应者？”他还建议李鸿章“开释禁网”，起用因戊戌维新而遭到贬斥和迫害的志士仁人以及逃难避往海外的大批锐敏轶材之士，“布之湘、鄂、江、皖、闽、浙诸幕府，使藩镇辑协，若肩臂胫跖之相使”。他鼓励说：“闻公已建置议院，募练材技，毁家纾难，以为民倡，四方喁喁，莫不延颈归德。今若绝诏建府，以纾近祸，延擢材骏，以为后图，其势宜可以不败。”但是，李鸿章这个在宦海之中浮沉了数十年的老官僚，眼看义和团并没有将清朝中央政权打倒，列强也有意继续扶持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经过反复权衡利害，最终决定完全拒绝据两广而“独立”、另行组织政府的建议。章太炎的计划，于是成了泡影。
与此同时，章太炎曾致书两江总督刘坤一，企图策动刘坤一据两江而“独立”并另组政府。结果也一样化作泡影。
正在这时，聚集在沪上的唐才常、严复、容闳等一批志士仁人，忙碌地张罗自行开设“中国议会”。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旋即挥军向北京进发。7月26日，“中国议会”在上海愚园南新厅正式成立。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章太炎出席了这次大会，对于会议的宗旨却不愿苟同。他批评了唐才常坚持拥戴光绪皇帝的主张，明确表示：“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他以《杂感》为题，写了一诗：“万岁山边老树秋，瀛台今复见尧囚。群公辛苦怀忠愤，尚忆扬州十日否？”对“勤王”的主张提出了严厉的质询。7月29日，“中国议会”在愚园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会计、书记、干事等人选，章太炎专门写了一份说帖给“中国议会”全体成员，严斥清王朝“自多尔衮入关以后，盗我疆土，戕我人民。扬州之屠，江阴之屠，嘉定之屠，金华之屠，广州之屠，流血没胫，积骸成阜。枕戈之耻，衔骨之痛，可遽忘乎？其后，任用谄佞，以圣谕愚黔首，以括帖束士夫，租税则半供驻防，原野则藉为圈地”。要求中国议会明确宗旨：“本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偾。”这是要求“中国议会”摆脱保皇主义的羁绊，树起反清排满义旗。可是，唐才常等拒绝了他的这一要求，于是，他“宣言脱社，割辫与绝”。作为对清王朝忠顺标记的长辫，是8月3日剪去的，章太炎为此还挥笔撰写了《解辫发说》，以明己志。从此，他便梳着短发，穿着西装，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上，这是对清王朝示威，也是对保皇主义挑战。
这时，章太炎还在《訄书》木刻本上写了一段眉批，对自己往昔的错误作了无情的自我批判：“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分镇》与《官统》下篇，亦其伦也。终寐而颖，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8月8日，他又将《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与《解辫发说》寄给孙中山，要求在香港刊行的《中国旬报》上公开发表，并给孙中山寄去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书信，说：
（中山）先生阁下：去岁流寓于〔横滨〕，（梁）君座中得望风采，先生天人也。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惟顾藐然一书生，未能为此，海内又鲜同志。数年以来，闻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去岁幸一识面，稠人广众中，不暇深议宗旨，甚怅怅也。今者满政府狂悖恣行，益无人理；联军进攻，将及国门；覆亡之兆，不待著蔡。南方各省，犹与西人立约通好。鄙人曾上书刘、李二帅，劝其明绝伪诏，自建帅府，皆不见听。东南大局，亦复岌岌。友人乃立中国议会于上海，推（容纯甫）君为会长。（容）君天资伉爽，耄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而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嘻，亦甚矣！……方今支那士人，日益阘茸，背弃同族，愿为奴隶，言保皇者十得八九，言复汉者十无二三。鄙人偶抒孤愤，逢彼之怒，固其宜也。兹将《拒满蒙入会状》及《解辫发说》篇寄呈左右，所望登之贵报，以示同志。虽词义鄙浅，傥足以激发意气乎？……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大清国的首都，由侵略者分区统治；大清朝的官员，凡留在北京者，皆“分主五城，食其廪禄”；而出逃者，从西太后、光绪皇帝，直到他们的随从，这时则都竞相向列强献媚讨好，求和乞降。各地督抚，也纷纷与列强拉关系。章太炎从中更清楚地看到了反清革命与反对列强侵略的关系。他奋笔写了《客帝匡谬》，说明“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他又写了《分镇匡谬》，指出：“今督抚色厉中干，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葸畏又过大耋旧臣。”出路何在？决不可寄希望于这些人，“夫提挈方夏在新圣，不沾沾可以媮取”。他还写了又一首《杂感》，说：“谁教两犬竞呀呀？貂尾、方山总一家。恨少舞阳屠狗侣，扫除群吠在潼、华。”虽是一介文弱书生，却怀有凌云壮志，这就是要像舞阳侯樊哙当年屠狗一样，将逃奔西安的清廷上下大小鹰犬扫荡个一干二净。两篇《匡谬》和这首《杂感》，反映了章太炎思想上、政治上的新的飞跃。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清吏悬赏通缉列名于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成员，章太炎又成为清廷指名追捕的要犯。辛丑年正月初一清晨，他在家乡度岁时又得讯追捕者将至，急忙离家，到一座僧寺里躲避了10天，复出上海。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组织了名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保皇会。
1901年4月到7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了一篇题为《中国近十年史论》的长文。这篇文章又题《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证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远因在数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来；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间”。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所历数的许多弊病，都是两千年来专制主义统治的必然结果，文章却将罪责诿之于“全体国民”，不声不响地为专制主义统治开脱了罪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强烈地要求结束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但是，他们又紧紧抱住光绪皇帝不放，以为只要让光绪皇帝取代了那拉氏，他们的要求就会实现。那拉氏和光绪皇帝这两个人维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一个制造了黑暗，另一个则将创造光明。——这一信念，通过梁启超的笔，清楚地暴露在世人面前。针对使许多人政治上为之彷徨的这一论点，章太炎撰写了《正仇满论》，寄往东京，交秦力山等主编的《国民报》揭载，对梁启超的文章指名批驳，打出了公开批判保皇主义的第一枪。
光绪皇帝是否真正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足以“定国是，厚民生，修内政，御外侮”的“圣明之主”？《正仇满论》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文章肯定了光绪皇帝“百日变政之功”，但是，不同意梁启超凭借这一点便把他说成是一个专为“国民全体”谋利的帝王。文章认为：
彼自乙未以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暇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
正因为如此，《正仇满论》断言，一旦“太后夭殂，南面听治”，光绪皇帝为保住自己的权位，就必然要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恢复与沿用清王朝原先的统治方法。这是因为：“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光绪既然不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吾汉人”，斯时就必定会“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
《正仇满论》还指出，即使光绪皇帝变法出于至公，新法也将不能实行，因为统治中国的不仅仅是光绪皇帝一个人，具有“贵族之权”的整个满族统治者，决不可能自动放弃他们的利益。这样，“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这就决定了，光绪皇帝“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文章还分别论述了“反满”、立宪等问题，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根本原因，是清王朝统治者所作所为，“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立宪是对的，但是，不经过革命，立宪就只能是空话，因为“凡一国专制之主，而欲立之权限勿使自恣者，必有国会、议院以遏其雷霆万钧之势者也，而是二者皆起于民权，非一人之所能立”。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站在革命的立场对保皇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公开批判，《正仇满论》是第一篇。指名批判清王朝和光绪皇帝的，这也是第一篇。章太炎曾责备孙宝瑄不应“改节贡媚朝廷”。孙宝瑄连忙致书章太炎解释说：“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不闻绝交。前言戏之，公毋怒我。”绝交虽然获免，章太炎却从此不再引孙宝瑄为知己了。
1901年8月，章太炎避居苏州，到美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东吴大学任教。章太炎去拜见已经离开诂经精舍、移居在这里的老师俞樾。不料，老人劈头劈脑给他一顿大骂：“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是章太炎公开批判保皇主义、指斥光绪皇帝，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不孝不忠”的罪名并没有把章太炎吓倒，他写下了著名的《谢本师》，拒绝老师俞樾对他的无理责难，指出，俞樾如此，是因为他“尝仕索虑，食其廪禄”，故“恳恳蔽遮其恶”。
在东吴大学任教时，章太炎照旧“言论恣肆”，竟在课堂内外公开抨击清朝统治，宣传革命。他曾出了《李自成胡林翼论》这样的题目，让学生作文。他的言行，惊动了远在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特遣人到宁与刘坤一密商，转赴苏州，嘱江苏巡抚恩寿设法逮系章氏。这时恰好已放寒假，章太炎回余杭度岁，恩寿扑了个空。当张之洞所派人员到达南京时，章太炎的知交张伯纯获悉张之洞与刘坤一的密谋，立即发电余杭。电文云：“枚急赴沪。”这天又是阴历大年初一。正在杭城的黄绍箕、孙诒让、宋恕及陈黻宸又分别探悉署浙江巡抚任道镕正在布置逮治章太炎，纷纷前来“促炳麟亡之日本”。章太炎乃匆匆离家，于阴历正月十四日即1902年2月21日抵沪，住宿一夜，“次日附日本舟东渡”。
1902年2月28日，章太炎抵达日本横滨。
一到日本，他就欣喜地发现，与两年半以前他初次来日时相比，情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化之一，就是留日学生人数显著增加。1896年，留日学生仅13人，1898年为68人，1899年为100人，1900年为300人，1902年已增至600人。1900年，出现了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其中许多成员曾回国参加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起事。曾经去安徽大通指挥过自立军起事的秦力山，以为“汉局之堕，罪在康（有为）之拥资自肥，以致贻误失事”，对康宣布绝交，和其他一些具有同样觉悟的励志会成员戢元丞、沈云翔、杨延栋、王宠惠、张继等创办了《国民报》，“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辞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章太炎到东京牛込区天神町六十五番中国留学生公寓居住，与秦力山等人每日聚会，“讨论革命排满之宣传方法”，并和秦力山一起专程往横滨访问孙中山，而孙中山也一再专程到东京，同他们相会。这些接触，使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与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开始结合起来，章太炎回溯这段经历时说：“时香山孙公方客横滨，中外多识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知其非（唐）才常辈人也。诸生闻孙公无他犷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所述的便是这一结合的过程。
章太炎就一系列与革命相关的重大问题，与孙中山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给章太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主张。章太炎在《定版籍》一文中，曾详细记述了他与孙中山讨论这一问题的经过。
起初，章太炎所考虑的，只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如何改革赋税制度，以保障国家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孙中山指出，不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而专门谋求如何使农民的赋税负担合理化，实是弃本而逐末。他认为，土地是自然物，不应听由地主任意垄断，用以暴富，而应制定法律，保障农民均等地享有地权。他主张：“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每一农民，占有的露田不得超过二十亩，场圃、池沼则不得超过十亩。“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孙中山的分析使章太炎思想豁然开朗：“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而不足以养民也。”根据孙中山提出的设想，章太炎制定了一个平均地权的具体方案《均田法》：
凡土：民有者无得旷。其非岁月所能就者，程以三年。岁输其税什二，视其物色而衰征之。
凡露田：不亲耕者使鬻之，不雠者鬻诸有司。诸园圃，有薪木而受之祖、父者，虽不亲邕，得有其园圃薪木，无得更买。池沼，如露田法。凡寡妻、女子当户者，能耕，耕也，不能耕，即鬻。露田无得佣人。
凡草莱：初辟而为露田园池者，多连阡陌，虽不躬耕，得特专利五十年。期尽而鬻之，程以十年。
凡诸坑冶：非躬能开浚哲采者，其多寡阔狭，得恣有之，不以露田园池为比。
这个土地革命方案的核心，就是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保证发展工商矿业与大农业对于土地的需要。但是，在这个方案中，章太炎根本没有考虑如何依靠农民的自身斗争去实现。同时，这个方案也过于粗疏，根本没有顾及中国农村极为复杂的现实，因而具有极为明显的空想成分。
1902年4月26日，阴历为三月十九日，距明末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身死正值二百四十二年。为了激起人们对清王朝的愤恨，章太炎与秦力山、冯自由等人会议商定，“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这一计划，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章太炎起草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历数清朝统治者的野蛮、残暴与无能，批评了君主立宪、市府分治等各种主张，说明处在清朝统治之下，“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扦御晳族”，统统都会落空。章太炎在这份宣言书中号召：“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别生类以箴大同，察种源以简蒙古，齐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风以扇游尘，庶几陆沈之痛，不远而复。”在这份宣言书上署名的，有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马君武等十人。他们原定在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仪式。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亲访日本外务省，请求禁止开会。4月25日，东京牛込区警察署通知章太炎等，“奉东京警视总监命，制止开会”。第二天，日本当局出动大批警吏到上野精养轩门前及不忍池附近进行弹压，赶来与会的留学生数百人被迫解散。为了使纪念式得以举行，孙中山邀约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等人于26日下午在横滨永乐酒楼正式举行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支那亡国纪念会”的活动，是对清朝政府的一次政治示威。它把正在高涨起来的革命浪潮，集中到“反满”这个简明的目标上来。它借助于唤起人们的民族情绪，在留日学生中迅速扩大了革命影响，在上海、广州、澳门和国内其他许多地方，也推动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这一次来日本，章太炎只待了三个月。通过与孙中山、秦力山等人的深入讨论，通过与留学生的密切接触，他强烈地感到，需要从理论上对自己的思想作一番清理。为此，在追捕他的风声稍稍减弱之后，他便潜行回国，旋返乡里，着手对《訄书》进行全面的修订。
西太后废立计划受挫，极为恼怒，下令缉捕经元善和其他一些列名者。经元善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保护下逃往澳门，章太炎则处于危险之中。浙江维新名士汤寿潜建议他致书梁鼎芬，“冀为藩援”。汤寿潜还亲自给梁鼎芬写了信，说明经元善通电中章太炎之名为别人妄署，致狱过冤。章太炎“错愕变色”，直率地责备汤氏“体曲为朋友谋，诚谊士，抑远离乎爱人以德者矣”。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特地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宁可入狱，亦决不向梁鼎芬之流无耻文人乞援求助，表现了他疾恶如仇的倔强性格和宁可玉碎、亦不瓦全的献身精神。
西太后阴谋以溥隽取代载湉的计划，因各国驻华公使拒绝给予支持，未敢贸然付诸实施。光绪勉强保住了他的傀儡皇帝的帝位。这一场宫廷冲突，将光绪的懦弱平庸和政治上的无能与毫无实力裸露于世，击破了章太炎对光绪皇帝的全部幻想。
义和团崛起于北方并逐步控制了京、津地区以后，留居日本的孙中山和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的陈少白通过港英当局，积极策动李鸿章据华南地区而“独立”。李鸿章在港英当局的怂恿和支持下，曾一度跃跃欲试。章太炎听说李鸿章“有意连衡”，非常高兴。为了推动李鸿章跨出决定性的一步，他致书李鸿章，要求他“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在信中，他分析了清廷的政局，指明了“东南互保”难以凭恃，并比较了李鸿章与南方其他督抚的短长，敦促李鸿章首先发难。他写道：“今公处元辅之重，当分陕之任，勋藏于天府，信闻于四裔。于位则宜，于望则宜。公若先发，群帅孰不翕然应者？”他还建议李鸿章“开释禁网”，起用因戊戌维新而遭到贬斥和迫害的志士仁人以及逃难避往海外的大批锐敏轶材之士，“布之湘、鄂、江、皖、闽、浙诸幕府，使藩镇辑协，若肩臂胫跖之相使”。他鼓励说：“闻公已建置议院，募练材技，毁家纾难，以为民倡，四方喁喁，莫不延颈归德。今若绝诏建府，以纾近祸，延擢材骏，以为后图，其势宜可以不败。”但是，李鸿章这个在宦海之中浮沉了数十年的老官僚，眼看义和团并没有将清朝中央政权打倒，列强也有意继续扶持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经过反复权衡利害，最终决定完全拒绝据两广而“独立”、另行组织政府的建议。章太炎的计划，于是成了泡影。
与此同时，章太炎曾致书两江总督刘坤一，企图策动刘坤一据两江而“独立”并另组政府。结果也一样化作泡影。
正在这时，聚集在沪上的唐才常、严复、容闳等一批志士仁人，忙碌地张罗自行开设“中国议会”。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旋即挥军向北京进发。7月26日，“中国议会”在上海愚园南新厅正式成立。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章太炎出席了这次大会，对于会议的宗旨却不愿苟同。他批评了唐才常坚持拥戴光绪皇帝的主张，明确表示：“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他以《杂感》为题，写了一诗：“万岁山边老树秋，瀛台今复见尧囚。群公辛苦怀忠愤，尚忆扬州十日否？”对“勤王”的主张提出了严厉的质询。7月29日，“中国议会”在愚园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会计、书记、干事等人选，章太炎专门写了一份说帖给“中国议会”全体成员，严斥清王朝“自多尔衮入关以后，盗我疆土，戕我人民。扬州之屠，江阴之屠，嘉定之屠，金华之屠，广州之屠，流血没胫，积骸成阜。枕戈之耻，衔骨之痛，可遽忘乎？其后，任用谄佞，以圣谕愚黔首，以括帖束士夫，租税则半供驻防，原野则藉为圈地”。要求中国议会明确宗旨：“本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偾。”这是要求“中国议会”摆脱保皇主义的羁绊，树起反清排满义旗。可是，唐才常等拒绝了他的这一要求，于是，他“宣言脱社，割辫与绝”。作为对清王朝忠顺标记的长辫，是8月3日剪去的，章太炎为此还挥笔撰写了《解辫发说》，以明己志。从此，他便梳着短发，穿着西装，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上，这是对清王朝示威，也是对保皇主义挑战。
这时，章太炎还在《訄书》木刻本上写了一段眉批，对自己往昔的错误作了无情的自我批判：“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分镇》与《官统》下篇，亦其伦也。终寐而颖，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8月8日，他又将《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与《解辫发说》寄给孙中山，要求在香港刊行的《中国旬报》上公开发表，并给孙中山寄去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书信，说：
（中山）先生阁下：去岁流寓于〔横滨〕，（梁）君座中得望风采，先生天人也。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惟顾藐然一书生，未能为此，海内又鲜同志。数年以来，闻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去岁幸一识面，稠人广众中，不暇深议宗旨，甚怅怅也。今者满政府狂悖恣行，益无人理；联军进攻，将及国门；覆亡之兆，不待著蔡。南方各省，犹与西人立约通好。鄙人曾上书刘、李二帅，劝其明绝伪诏，自建帅府，皆不见听。东南大局，亦复岌岌。友人乃立中国议会于上海，推（容纯甫）君为会长。（容）君天资伉爽，耄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而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嘻，亦甚矣！……方今支那士人，日益阘茸，背弃同族，愿为奴隶，言保皇者十得八九，言复汉者十无二三。鄙人偶抒孤愤，逢彼之怒，固其宜也。兹将《拒满蒙入会状》及《解辫发说》篇寄呈左右，所望登之贵报，以示同志。虽词义鄙浅，傥足以激发意气乎？……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大清国的首都，由侵略者分区统治；大清朝的官员，凡留在北京者，皆“分主五城，食其廪禄”；而出逃者，从西太后、光绪皇帝，直到他们的随从，这时则都竞相向列强献媚讨好，求和乞降。各地督抚，也纷纷与列强拉关系。章太炎从中更清楚地看到了反清革命与反对列强侵略的关系。他奋笔写了《客帝匡谬》，说明“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他又写了《分镇匡谬》，指出：“今督抚色厉中干，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葸畏又过大耋旧臣。”出路何在？决不可寄希望于这些人，“夫提挈方夏在新圣，不沾沾可以媮取”。他还写了又一首《杂感》，说：“谁教两犬竞呀呀？貂尾、方山总一家。恨少舞阳屠狗侣，扫除群吠在潼、华。”虽是一介文弱书生，却怀有凌云壮志，这就是要像舞阳侯樊哙当年屠狗一样，将逃奔西安的清廷上下大小鹰犬扫荡个一干二净。两篇《匡谬》和这首《杂感》，反映了章太炎思想上、政治上的新的飞跃。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清吏悬赏通缉列名于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成员，章太炎又成为清廷指名追捕的要犯。辛丑年正月初一清晨，他在家乡度岁时又得讯追捕者将至，急忙离家，到一座僧寺里躲避了10天，复出上海。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组织了名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保皇会。
1901年4月到7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了一篇题为《中国近十年史论》的长文。这篇文章又题《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证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远因在数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来；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间”。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所历数的许多弊病，都是两千年来专制主义统治的必然结果，文章却将罪责诿之于“全体国民”，不声不响地为专制主义统治开脱了罪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强烈地要求结束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但是，他们又紧紧抱住光绪皇帝不放，以为只要让光绪皇帝取代了那拉氏，他们的要求就会实现。那拉氏和光绪皇帝这两个人维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一个制造了黑暗，另一个则将创造光明。——这一信念，通过梁启超的笔，清楚地暴露在世人面前。针对使许多人政治上为之彷徨的这一论点，章太炎撰写了《正仇满论》，寄往东京，交秦力山等主编的《国民报》揭载，对梁启超的文章指名批驳，打出了公开批判保皇主义的第一枪。
光绪皇帝是否真正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足以“定国是，厚民生，修内政，御外侮”的“圣明之主”？《正仇满论》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文章肯定了光绪皇帝“百日变政之功”，但是，不同意梁启超凭借这一点便把他说成是一个专为“国民全体”谋利的帝王。文章认为：
彼自乙未以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暇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
正因为如此，《正仇满论》断言，一旦“太后夭殂，南面听治”，光绪皇帝为保住自己的权位，就必然要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恢复与沿用清王朝原先的统治方法。这是因为：“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光绪既然不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吾汉人”，斯时就必定会“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
《正仇满论》还指出，即使光绪皇帝变法出于至公，新法也将不能实行，因为统治中国的不仅仅是光绪皇帝一个人，具有“贵族之权”的整个满族统治者，决不可能自动放弃他们的利益。这样，“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这就决定了，光绪皇帝“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文章还分别论述了“反满”、立宪等问题，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根本原因，是清王朝统治者所作所为，“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立宪是对的，但是，不经过革命，立宪就只能是空话，因为“凡一国专制之主，而欲立之权限勿使自恣者，必有国会、议院以遏其雷霆万钧之势者也，而是二者皆起于民权，非一人之所能立”。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站在革命的立场对保皇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公开批判，《正仇满论》是第一篇。指名批判清王朝和光绪皇帝的，这也是第一篇。章太炎曾责备孙宝瑄不应“改节贡媚朝廷”。孙宝瑄连忙致书章太炎解释说：“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不闻绝交。前言戏之，公毋怒我。”绝交虽然获免，章太炎却从此不再引孙宝瑄为知己了。
1901年8月，章太炎避居苏州，到美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东吴大学任教。章太炎去拜见已经离开诂经精舍、移居在这里的老师俞樾。不料，老人劈头劈脑给他一顿大骂：“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是章太炎公开批判保皇主义、指斥光绪皇帝，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不孝不忠”的罪名并没有把章太炎吓倒，他写下了著名的《谢本师》，拒绝老师俞樾对他的无理责难，指出，俞樾如此，是因为他“尝仕索虑，食其廪禄”，故“恳恳蔽遮其恶”。
在东吴大学任教时，章太炎照旧“言论恣肆”，竟在课堂内外公开抨击清朝统治，宣传革命。他曾出了《李自成胡林翼论》这样的题目，让学生作文。他的言行，惊动了远在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特遣人到宁与刘坤一密商，转赴苏州，嘱江苏巡抚恩寿设法逮系章氏。这时恰好已放寒假，章太炎回余杭度岁，恩寿扑了个空。当张之洞所派人员到达南京时，章太炎的知交张伯纯获悉张之洞与刘坤一的密谋，立即发电余杭。电文云：“枚急赴沪。”这天又是阴历大年初一。正在杭城的黄绍箕、孙诒让、宋恕及陈黻宸又分别探悉署浙江巡抚任道镕正在布置逮治章太炎，纷纷前来“促炳麟亡之日本”。章太炎乃匆匆离家，于阴历正月十四日即1902年2月21日抵沪，住宿一夜，“次日附日本舟东渡”。
1902年2月28日，章太炎抵达日本横滨。
一到日本，他就欣喜地发现，与两年半以前他初次来日时相比，情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化之一，就是留日学生人数显著增加。1896年，留日学生仅13人，1898年为68人，1899年为100人，1900年为300人，1902年已增至600人。1900年，出现了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其中许多成员曾回国参加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起事。曾经去安徽大通指挥过自立军起事的秦力山，以为“汉局之堕，罪在康（有为）之拥资自肥，以致贻误失事”，对康宣布绝交，和其他一些具有同样觉悟的励志会成员戢元丞、沈云翔、杨延栋、王宠惠、张继等创办了《国民报》，“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辞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章太炎到东京牛込区天神町六十五番中国留学生公寓居住，与秦力山等人每日聚会，“讨论革命排满之宣传方法”，并和秦力山一起专程往横滨访问孙中山，而孙中山也一再专程到东京，同他们相会。这些接触，使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与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开始结合起来，章太炎回溯这段经历时说：“时香山孙公方客横滨，中外多识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知其非（唐）才常辈人也。诸生闻孙公无他犷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所述的便是这一结合的过程。
章太炎就一系列与革命相关的重大问题，与孙中山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给章太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主张。章太炎在《定版籍》一文中，曾详细记述了他与孙中山讨论这一问题的经过。
起初，章太炎所考虑的，只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如何改革赋税制度，以保障国家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孙中山指出，不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而专门谋求如何使农民的赋税负担合理化，实是弃本而逐末。他认为，土地是自然物，不应听由地主任意垄断，用以暴富，而应制定法律，保障农民均等地享有地权。他主张：“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每一农民，占有的露田不得超过二十亩，场圃、池沼则不得超过十亩。“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孙中山的分析使章太炎思想豁然开朗：“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而不足以养民也。”根据孙中山提出的设想，章太炎制定了一个平均地权的具体方案《均田法》：
凡土：民有者无得旷。其非岁月所能就者，程以三年。岁输其税什二，视其物色而衰征之。
凡露田：不亲耕者使鬻之，不雠者鬻诸有司。诸园圃，有薪木而受之祖、父者，虽不亲邕，得有其园圃薪木，无得更买。池沼，如露田法。凡寡妻、女子当户者，能耕，耕也，不能耕，即鬻。露田无得佣人。
凡草莱：初辟而为露田园池者，多连阡陌，虽不躬耕，得特专利五十年。期尽而鬻之，程以十年。
凡诸坑冶：非躬能开浚哲采者，其多寡阔狭，得恣有之，不以露田园池为比。
这个土地革命方案的核心，就是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保证发展工商矿业与大农业对于土地的需要。但是，在这个方案中，章太炎根本没有考虑如何依靠农民的自身斗争去实现。同时，这个方案也过于粗疏，根本没有顾及中国农村极为复杂的现实，因而具有极为明显的空想成分。
1902年4月26日，阴历为三月十九日，距明末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身死正值二百四十二年。为了激起人们对清王朝的愤恨，章太炎与秦力山、冯自由等人会议商定，“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这一计划，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章太炎起草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历数清朝统治者的野蛮、残暴与无能，批评了君主立宪、市府分治等各种主张，说明处在清朝统治之下，“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扦御晳族”，统统都会落空。章太炎在这份宣言书中号召：“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别生类以箴大同，察种源以简蒙古，齐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风以扇游尘，庶几陆沈之痛，不远而复。”在这份宣言书上署名的，有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马君武等十人。他们原定在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仪式。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亲访日本外务省，请求禁止开会。4月25日，东京牛込区警察署通知章太炎等，“奉东京警视总监命，制止开会”。第二天，日本当局出动大批警吏到上野精养轩门前及不忍池附近进行弹压，赶来与会的留学生数百人被迫解散。为了使纪念式得以举行，孙中山邀约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等人于26日下午在横滨永乐酒楼正式举行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支那亡国纪念会”的活动，是对清朝政府的一次政治示威。它把正在高涨起来的革命浪潮，集中到“反满”这个简明的目标上来。它借助于唤起人们的民族情绪，在留日学生中迅速扩大了革命影响，在上海、广州、澳门和国内其他许多地方，也推动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这一次来日本，章太炎只待了三个月。通过与孙中山、秦力山等人的深入讨论，通过与留学生的密切接触，他强烈地感到，需要从理论上对自己的思想作一番清理。为此，在追捕他的风声稍稍减弱之后，他便潜行回国，旋返乡里，着手对《訄书》进行全面的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