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斯氏启迪
章太炎返沪不久，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要变革“大经大法”。康有为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奉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获准可以“专折奏事”。康有为踌躇满志，自信“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成功指日可待。
7月26日，光绪皇帝命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梁启超早已赴京，汪康年这时便借口《时务报》已奉旨官办，民间不复能用此为刊名，将《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聘任章太炎为主笔。8月17日，《昌言报》正式创刊。从第一册至第六册，章太炎都未发表论学或论政的文章。他仅与曾广铨合作，由曾广铨口译，由他笔述，翻译了近代社会学主要奠基者斯宾塞尔的文集，以《斯宾塞尔文集》为题在《昌言报》上连载。第八册续刊一次。第一册曾为此发布一则《本馆告白》，说：
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夥，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环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
这段告白，充分表达了章太炎对斯宾塞尔仰慕之情。所谓合作翻译，指由曾广铨来译，由章太炎笔述。第七、第九期中断，原因是西太后发动政变，章太炎赶写了《书汉以来革政之狱》及《蒙古盛衰论》、《回教盛衰论》，发表于这两册。该刊出至第十册即遽然中止，而且，第十册上没有一篇章太炎执笔的文章，这主要由于担任该刊主笔的章太炎这时为清廷所通缉，匆匆离沪，避往已为日本所占领的台湾，刊物和《斯宾塞尔文集》的译述都无法继续下去。
昌言报馆所购得的《斯宾塞尔全集》，是伦敦1893年出版的Mr。Herbet Spencers Works，包括《综合哲学》（A 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其第一卷为《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第二卷为《生物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上、下卷，第三卷为《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上、下卷，第四卷为《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上、下卷，第五卷为《教会机构》（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第六卷为《伦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thics）上、下卷；《教育：知识分子、道德和自然科学》（Education：Intellectual，Moral，and Physical）；《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The Study of Sociology）；《社会静力学和人类状况》（Social Statics and Man V。State）；《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辨的》（Essays：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昌言报》所译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其实就是斯宾塞尔作品集中最后这一种短论集。短论集包括论文四十四篇，第一部分有《进化的假说》、《进步：它的法则和原因》、《先验哲学》、《关于星云说》、《权力构造》、《社会有机体》、《动物崇拜的起源》、《伦理和道德情操》、《有机物进化的因素》等十三篇。第三部分有《习俗和风尚》、《贸易伦理》、《监狱伦理》、《专制政治伦理》等十五篇。《昌言报》所载《论进境之理》、《论礼仪》实际上只是第一部分《进步：它的法则和原因》、第三部分《习俗和风尚》这两篇短论的译述。
《论进境之理》广泛研究了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过程，阐述了斯宾塞尔自己所归纳的关于进化的主要原理。斯宾塞尔说：“夫地球之成果，众生之成果，交际之成果，政治之成果，制造之成果，贸易之成果，语言、文学、工艺之成果，其始皆原于一，其后愈推至于无尽，盖夫日夜相代乎前而未尝息者，斯进境之说也。”进化，在这里被概括为由一质点而逐步衍生变化形成万事万物，“由一生万，是名进境”。文章逐一列举了日月星辰、动植物、人类自身和人类活动的各个不同层面，对此作了论证，说明太阳与星“纷论错杂者，其始固一质之点所积而成”，动植之物“当其萌芽膏胚以前，亦必自一点始”，人类求其原，亦“不归于一不止”。结论是“由一以化万，化愈多而愈新”。
《论进境之理》根据牛顿力学理论，将进化的原因归之于力的作用，提出了“变生于力”、“一力而有斯变”等命题。他说：“进境者，变化之异名。”变化有内变、外变之别，致变之力亦有内力、外力之别。文章以动植物为例，说明内力与外力、内变与外变的关系；“动植物之生机质点，泯然若寥天一，欲参验其形，不可得已，……盖孳生点之初变，率剖裂成两体，久而成管无数，以外力攻击漱啮之，则内变始作，然后成果”。文章还特别强调：“凡一力所生，必不止一变。就其一变计之，则所歧出者，又瓜析而不可数。”“一力之进，其因变必不止于一端；一力之退，其因变亦然。”“天地太始与他物之原质点皆为一体，久而生变，变而不已，愈变愈繁，一力之衰，又生他变，故知变化之故，非矫揉所能为也。”由于受牛顿力学的影响，这些概括表现了明显的机械论倾向，但是，在实际分析各类事物进化的原因时，他则注意到了各种具体的因素。比如，关于太阳与各行星的形成，文章以吸旋二力及离心力的作用加以解释；地球上复杂地形的形成，则由于火、水、气等多种因素的长期作用，“因变愈多，则变态亦因以愈多；始变之力巨，则变态亦尽秒忽矣”，“质点大变化者，其后之变化复大……初变者迟，踵变者速，非变之速也，可以致变者多也”；地球上种种禽卉的存灭盛衰或变其故形，决定于是否能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际顺天时、就地利，“斯变也，非特千种之因变而已，必又生千种之新物，而新物又自为变也”；人的变化，也同样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九变复贯，皆原于一，同庑宇之民而其后至于分离乖隔者，曰：以天时地利之不同而已”。人类交涉之变，更直接受到工艺军械的制作、交通工具的改进等等因素的影响。
《论进境之理》又一重要内容，就是反复说明，尽管人们对于进化的过程和进化的原因了解还不多，认识中还有许多讹错失误，但是，随着人类自身的不断进化，认识确实在深化。文章以大量事例，说明了许多现象人们之所以不能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充分的解释，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人们的见闻不广，或存有偏见；文章对拒绝新见、固守旧说的错误态度作了谴责：“彼浅见寡闻者，见格致日进，而己所依倚之理，将败绩失据，则大声而丑娸之，斯可哂也。”同时，文章又特别强调了人们的认识毕竟是有限的，他们并没有就此把握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存在的，而人们的认识不可避免地都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因之，人们的认识也将是不可穷尽的。全文正是以这个意思作结论：
夫地球内外之变态，生生不已，上不能穷其本，下不能究其标。虽以天地之始为散点，其散点所自，又何物哉？未来之变，能指其一二，变后之变，何自而度之？然则己所知者，诚持之有故矣，其所未知，能定其起点之所在乎？既往者知之矣，未来者能烛照而数计乎？且所已知，特内外之变耳，变之生于力，吾知之，其力之为何物，则吾勿能知也。人之意念，必始于知觉，吾知之，知觉所自始，吾又勿能知也。……然则谓人智之有涯可也，谓其无涯亦可也。何者？因其所知而缒凿之则无涯，于所未历、于所未见不能立天元一而求之，则又有涯矣。然后知天下无极知之理，而万物各有不能极知之理。
《论礼仪》结合教治，王治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研究了礼仪与风俗的产生、演变的过程以及变法的“一定不易之理”。
文章从古往今来争教、争政者都要努力变革礼仪、而国教与朝廷的维护者则多极力固守传统的礼仪谈起，论及举凡朝廷之制、庙堂之典、会同之仪，人物或者向之，或者背之，彼此之间互相抵牾，虽冰炭不足比拟。究其原因，以政治而论，“今之政治，皆始于强梁者”；以宗教而论，也根源于此：“太初榛狉之世，人相什伍，必强有力者治之……尊王之说出于此，尊天主之说亦出于此。夫皇之人类，其事更浅，其知识犹少，变怪猝至，大惑而不解则归之神明，以为宗主，尸之祝之，社之稷之，饮之食之，其遇常事，亦弩钝不能举。有智力过人者，奋然展布其手足，以为非常之举，幸而有成，则其同类必以灵物视之。”以礼仪而论，本质上和政治、宗教一样，起因也相同：“至于礼仪，其原则亦同此。……当人类成群之始，盖未尝有礼仪。所谓礼仪，弱服强之制而已。所奉纪律，则强者恣意所制；所奉宗教，则知畏强者之声灵权力；是故礼仪始于敬神、王。”政治、宗教、礼仪三者各有所司，“凡盗窃奸宄，抵触禁纲者，则附之法律以治之；而世固有傲狠不驯、其恶在性行者，则法律不得与焉，是故为之教治；曰魂魄有罪，犹有劾治之者，而生民之秩序，殡葬之厚薄，衣裳之奢侈，则教治又不得与焉，是故为之品秩以约束限制之；而醉饱之失，乾糇之愆，则品秩之治，又不得与焉，是故为之风俗以示之好恶，诫之从违；斯皆仪之所自出也。”
论文逐一列述了跣足、举掌附额、跪拜、鞠躬、匍匐抱足、屉胫、免冠、重嫡长等等礼仪的由来，说明“君臣之分，刑名之辨，昉于降服之礼；敬天事神，与一切吉凶宾嘉之则，昉于敬畏之礼；斯犹网罟也，始挈其纲，而终乃整齐其方罫，于是有法司，有刑官，有律师，有国教，有品秩，有称号，有礼节。”文章特别强调指出，各种仪礼一旦沿袭而成为风俗，其制民特性往往比政治、宗教和礼仪更为强固：“以术制民者虽有数端，而皆莫如风俗之酷。盖礼仪者事人之法，而风俗则以限一身之举止。一自我适人，一自人适我。……故其一为暴扬矫饰，以事有权力者之用，其一为有权力者之所以压我，而我逡巡以效其用。外暴者，不足以愚人，必有内心者，而人始为之愚。故礼仪与风俗，其长短优绌可知也。”风俗比之礼仪更能制民，就是因为它深入人心，使人们内心对于敬神服强非但不反感，而且视为理所当然，心悦诚服地去遵循。
在分析了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的起源与本质之后，文章接着对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了评价。在这一问题上，文章没有采取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态度。根据人类由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逐步进化的原理，文章对于它们在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分别作了评价。
文章指出，礼仪也好，宗教也好，政治也好，都曾经为历史所必需，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上世之人，日以猎熊为事……出与人类交，则相视而有战斗之心……其暴戾如此，非事事而为之钳束，则不能群处以相安也。……其律既酷，其教既严，其礼既繁，三者相辅，而后烝民得以纾死。是故律法弛，则剽劫者满于山矣；教权弛，则虐老者满于国矣；礼仪弛，则烝报者满于家矣。此非虚言也，譬之御蹄齿之马而弛其衔辔，其能不奔轶于辕车兀之外哉？”法律、宗教、礼仪，都是为了保持一定的秩序，使人的活动受到必要的约束，对于人类走出早期的野蛮状态是一个有力的保证。
然而，从根本上说，“各种制人之法，皆为有权力者而设，且以其民愚而易制。”因之，随着民智渐开，权力逐渐减弱其强制力，这些制人之法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迁移消长：“各种政治，均为初一辈人设，积久则人类日繁，民智日出，治法不须若此之严，故渐减等。人之知识愈开，则旧律自废，今世情渐变，后日必更有大变。”文章坚信“变法者，有与众不同之处，有由来也，非偶然也，亦非立异也，乃一定不易之理也”，并说明，这种变化总的趋势将是从野蛮一步步走向文明：“禽兽之性不使长，高等之学、教化之学日使进，故食同类之野蛮，一变而为仁恕之人、好太平之人、不信忌讳之人。故子孙优于祖宗，后变胜于前变，将来之变胜于今变，断无一息间断。”
更值得注意的也是当时最有针对性的是文章专门讨论了人们如何自觉进行变法的问题。文章指出：“真变法者，断不以规模古旧而尊之重之，亦不以前人之言通为可信，凡事必协于理而平其等，必使人各自由，各自求其所好，各不侵占权利，彼此无犯。不论为一人、为天下之人，要其所为，苟出乎应有之权外，即为非理，不可行也。”这里，强调了“协于理而平其等”及“必使人各自由”的总原则。据此，文章谴责强迫人们株守无理之风俗及使人生举动必循故辙，毫无自主之日，抨击守旧党甘为风俗之奴隶，加以桎梏，被以辔勒，而尚自荣，围困于风俗之中，而尚以人之毁我墙垣为憾。文章还激励坚持变法者说：“变法之人，必遭仇怨，若因此退缩，则非但法不可变，即我心亦不可变矣。有是理乎？”要求变法者认清：“旧法愈严，则新法愈激。旧法之弊愈多，则维新法之变愈速。”
斯宾塞尔的思想学说当然远非这样两篇论文所能囊括或代表。但是，对于章太炎来说，他的社会有机体论、社会进化论这两篇论文无论是在总体思想上，还是在各个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都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直接的影响至少明显地表现于以下八个方面：宇宙和生物进化学说；文化与文明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古代神权与王权的形成；古代语言和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古代法律与诸种制度的形成；古代宗教的形成和演变；古代各种礼仪风俗的形成和变迁；变革、变法的理论与历史实践。斯宾塞尔的论文所阐述的论点开启了章太炎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
关于宇宙和生物进化学说。章太炎在诂经精舍进修期间，已经读过侯失勒《谈天》（原名《天文学教程》）、雷侠尔《地学浅说》、韦廉臣编《格致探原》等包含有天体演化学说、生物进化学说内容的著作，并在自己所著的《膏兰室札记》中运用这些学说来疏证《庄子》、《淮南子》中的一些论述。如卷三《无秋毫之微芦苻之厚四达无境通于无圻》释《淮南子·俶真训》，便大段摘引了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关于组成各种元素的极微物质“阿屯”的论说；《天先成而地后定》释《淮南子·天文训》，便引了《地学浅说》地壳分层的论说；《火炎而不灭》释《淮南子·览冥训》，引韦廉臣《格物探源》；《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释《管子·白心》，引赫士译的《天文揭要》。如是等等，共三四十条。而章太炎1898年至1899年撰写的《视天论》、《菌说》及《訄书·原变》等文和这些条目相比，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天体演化学说、地球形成学说及从鱼到人的生物进化学说，并涉及变化的根源，变化中内力与外力的作用等，以进化为宇宙、生物、人类活动的普遍规律，明显地接受了斯宾塞尔《论进境之理》的直接影响。
关于文化与文明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斯宾塞尔论及交际、政治、制造、贸易、语言、文字、工艺等的进步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章太炎从这里提炼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素质，文化发展程度，是人与兽、文明与野蛮、高等文明与初等文明的分野。在《菌说》中，他强调不断提高人的智力是文化发展的中心任务。在《原变》中，他指出：“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人正是生物在这种不停的激烈竞争中逐步变化而形成的，生物变至于人以后，这一过程还将继续下去，人智日渐发展，人将渐渐变成智力远远高于今人的超人；反之，人若怠用其智力，文化、文明不求进步，人就可能萎废而蜕化甚至成为超人的脔脍、骖服。所以，必须通过充分发挥社会各个成员及社会群体的才智，推动文化、文明的不断发展，人方能继续向前演变。任何一个民族、人种，都不能例外。
关于古代神权与王权的形成。1898年至次年撰写的《儒术真论》和《訄书》中《冥契》、《封禅》、《河图》、《干蛊》等篇是章太炎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古代神权与王权形成过程的一批专文，从总的思路到许多具体现象的剖析，都明显留下斯宾塞尔《论礼仪》一文的烙印。如斯宾塞尔所说尊王、尊神起因于太初强梁者以其威力绝人，以及人自身的不开化，古代人死去之时各种礼仪原于其时人们视死无异于生，等等，章太炎实际上都用中国古代的文献作了印证和展开。如《冥契》中“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凡长人者，必雄桀足以欺其下，以此羑民，是故拱揖指麾，而百姓趋令若牛马”等语句，则几乎直接脱胎于《论礼仪》译文。
关于古代语言和文字的形成与发展。《论进境之理》以“语言文字之变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立论，说明语言由简而繁是一有规律可寻的过程，覃思小学者通过探究文字孳乳历程，便可把握；又说明文字起源于图画，经象形而演变为谐声。语言文字学本是章太炎的专长，这些论点给他的印象也就比较深。从《訄书》中的《订文》、《方言》，可以清楚看出章太炎语言学说同斯宾塞尔有关论说之间的联系。
关于法律与诸种制度的形成，古代宗教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古代各种礼仪风俗的形成和变迁，斯宾塞尔的许多见解可以说都打开了章太炎的思路。章太炎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并写成《訄书》中《争教》、《原教》（上、下）、《订礼俗》、《辨乐》等许多富有新意的著作正在于此。
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变革、变法的思想。《訄书·原变》集中表现了章太炎如何利用斯宾塞尔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运动：人不仅与自然环境相竞争，而且与人本身相竞争。人之相竞，首先用工具，石器、玉器、铜器、铁器代表了古今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之相竞，还有礼制，以及人的形体。“竞以礼，竞以形，昔之有用者，皆今无用者也。”各种礼制的兴废与人体器官的变化，都正是这种不断竞争的结果。据此，他坚决反对安于现状，因循守旧，而高度评价“无逸”之说、“合群明分”之义。至于变化、变法所追求的总目标，章太炎后来所坚持的自由观，即要求世界万物各从所好、各得自在，不以今非古，以古非今，不以异域非宗国，以宗国非异域，人人得以各适其欲、各修其行、各致其心，和《论礼仪》中所说的不以规模古旧而尊之重之，凡事必协于理而平其等，必使人各自由，各自求其所好，各不侵占权利，更如出一辙。
除去这些方面以外，给了章太炎以启迪的，还有斯宾塞尔所运用的用以分析社会现象与社会变迁的语义学方法。1902年8月章太炎在给吴保初的信中曾就此写道：“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城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章太炎在《訄书》及往后许多著作中，利用他文字音韵学的深厚基础，用这一方法既广泛而又贴切，明显是在步斯宾塞尔后尘。
斯宾塞尔著作的译述，还有力地刺激了章太炎更加如饥似渴地去研读其他西学书籍。对章太炎文化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至少还有英国古典文化社会学最著名的学者泰勒的《原始文化》（章太炎译作《原始人文》），他将文化视作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们在社会里所得到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从野蛮时代到现代社会，虽有文化退化现象，但占第一位的是不断进步；有日本宗教哲学家姊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有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章太炎译作《婚姻进化论》）；有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总共至少有一二十种。事实足以证明，章太炎的文化观，从学理上说，正是以斯宾塞尔学说为其起点并由此前进而形成的。
正在章太炎译述斯宾塞尔的著作并进行深入思考、反省时，9月21日，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一手策划发动政变。结果，康有为、梁启超仓皇逃往国外，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变法失败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打击来得如此突然，而又如此残酷，章太炎心中不能不格外沉重。“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在哪里？章太炎以“日本西狩祝予”的假名，在《昌言报》第七册上发表了《书汉以来革政之狱》一文，对汉、唐间多次改革运动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是戊戌新政被取消后，章太炎利用对历史的熟稔，结合历史对它进行分析和总结的第一篇文章。
文章首先就东汉灵帝时陈蕃、窦武图谋诛灭“共相朋结，谄事太后”的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反而遭害一事，评论说：“陈、窦二公，兵符在握，其平日亦非轻脱者，机事不密，制于阍椓。况身非将帅，望非元老，其能免乎？”“身非将帅”、“望非元老”者，显然暗喻戊戌诸君子。
文章继述东汉何进图谋诛灭宦官集团时犹豫不决而被杀事；唐中宗时太子李重俊约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杀武三思后为中宗所杀事；唐顺宗时王伾、王叔文等“内不悦于阉，外不餍于藩镇，以寡敌众”，终于遭祸事；唐文宗时李训、郑注奉帝命诛杀宦官失败，李训以下千数百人被杀，朝廷大权全归宦官掌握事。文章明确指出：“彗所以除旧布新也。虽然，不能伤物，则反以自戕。其事非必由变法也。肘腋之间，城社之党，其据形便也已久，而愤激剽悍者出而图之，则未有不流血漂卤者。”这就明确告诉人们，由于守旧势力盘根错节，并占据着有利地位，除旧布新之际，革新者流血牺牲是无可避免的。
文章还指出，那些“奋身不顾，以除魑魅者”遭害之际，常常要给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蒙受种种不白之冤。但是，历史终将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使“其事虽不获平反于当时，而未尝不平反于后世”。这是对慈禧太后一伙硬加给康、梁等维新派各种罪名公开表示蔑视和否定，宣布谭嗣同等人之死纯属冤案。
文章还特别愤慨地指出，最可悲的是，当这些革新者为除旧布新而遭到酷死之时，竟有那么一些投机者非但不出而伸张正义，反而助纣为虐，“设淫辞而助之攻也”。这里所暗指的，主要是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章太炎曾十分气愤地对孙宝瑄说：“今日中国之反复小人，阴险狡诈者，莫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旧党相争，其人之罪状始渐败露。向之极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甚矣，人之难知也！”梁鼎芬在戊戌政变后，一变过去附和维新运动的态度，一再向清政府表白他早已洞悉康、梁“灭圣欺君”、“心同叛逆”，对维新派落井下石。章太炎后来曾有《梁园客》一诗，对他“鸱余乞食情无那，蝇矢陈庭气尚骄；报国文章隆九鼎，小臣环玦系秋毫”的嘴脸，作了辛辣的讽刺。
在闻讯捕拿各报馆主笔以后，章太炎处境变得危险起来。他因为曾积极参加维新运动，被清廷列名通缉，在上海已立足不住。经亚东时报馆日本人安藤阳洲、山根虎臣介绍，章太炎启程暂往日本占领下的我国领土台湾避难。
§§第三章 章学初创
7月26日，光绪皇帝命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梁启超早已赴京，汪康年这时便借口《时务报》已奉旨官办，民间不复能用此为刊名，将《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聘任章太炎为主笔。8月17日，《昌言报》正式创刊。从第一册至第六册，章太炎都未发表论学或论政的文章。他仅与曾广铨合作，由曾广铨口译，由他笔述，翻译了近代社会学主要奠基者斯宾塞尔的文集，以《斯宾塞尔文集》为题在《昌言报》上连载。第八册续刊一次。第一册曾为此发布一则《本馆告白》，说：
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夥，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环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
这段告白，充分表达了章太炎对斯宾塞尔仰慕之情。所谓合作翻译，指由曾广铨来译，由章太炎笔述。第七、第九期中断，原因是西太后发动政变，章太炎赶写了《书汉以来革政之狱》及《蒙古盛衰论》、《回教盛衰论》，发表于这两册。该刊出至第十册即遽然中止，而且，第十册上没有一篇章太炎执笔的文章，这主要由于担任该刊主笔的章太炎这时为清廷所通缉，匆匆离沪，避往已为日本所占领的台湾，刊物和《斯宾塞尔文集》的译述都无法继续下去。
昌言报馆所购得的《斯宾塞尔全集》，是伦敦1893年出版的Mr。Herbet Spencers Works，包括《综合哲学》（A 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其第一卷为《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第二卷为《生物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上、下卷，第三卷为《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上、下卷，第四卷为《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上、下卷，第五卷为《教会机构》（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第六卷为《伦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thics）上、下卷；《教育：知识分子、道德和自然科学》（Education：Intellectual，Moral，and Physical）；《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The Study of Sociology）；《社会静力学和人类状况》（Social Statics and Man V。State）；《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辨的》（Essays：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昌言报》所译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其实就是斯宾塞尔作品集中最后这一种短论集。短论集包括论文四十四篇，第一部分有《进化的假说》、《进步：它的法则和原因》、《先验哲学》、《关于星云说》、《权力构造》、《社会有机体》、《动物崇拜的起源》、《伦理和道德情操》、《有机物进化的因素》等十三篇。第三部分有《习俗和风尚》、《贸易伦理》、《监狱伦理》、《专制政治伦理》等十五篇。《昌言报》所载《论进境之理》、《论礼仪》实际上只是第一部分《进步：它的法则和原因》、第三部分《习俗和风尚》这两篇短论的译述。
《论进境之理》广泛研究了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过程，阐述了斯宾塞尔自己所归纳的关于进化的主要原理。斯宾塞尔说：“夫地球之成果，众生之成果，交际之成果，政治之成果，制造之成果，贸易之成果，语言、文学、工艺之成果，其始皆原于一，其后愈推至于无尽，盖夫日夜相代乎前而未尝息者，斯进境之说也。”进化，在这里被概括为由一质点而逐步衍生变化形成万事万物，“由一生万，是名进境”。文章逐一列举了日月星辰、动植物、人类自身和人类活动的各个不同层面，对此作了论证，说明太阳与星“纷论错杂者，其始固一质之点所积而成”，动植之物“当其萌芽膏胚以前，亦必自一点始”，人类求其原，亦“不归于一不止”。结论是“由一以化万，化愈多而愈新”。
《论进境之理》根据牛顿力学理论，将进化的原因归之于力的作用，提出了“变生于力”、“一力而有斯变”等命题。他说：“进境者，变化之异名。”变化有内变、外变之别，致变之力亦有内力、外力之别。文章以动植物为例，说明内力与外力、内变与外变的关系；“动植物之生机质点，泯然若寥天一，欲参验其形，不可得已，……盖孳生点之初变，率剖裂成两体，久而成管无数，以外力攻击漱啮之，则内变始作，然后成果”。文章还特别强调：“凡一力所生，必不止一变。就其一变计之，则所歧出者，又瓜析而不可数。”“一力之进，其因变必不止于一端；一力之退，其因变亦然。”“天地太始与他物之原质点皆为一体，久而生变，变而不已，愈变愈繁，一力之衰，又生他变，故知变化之故，非矫揉所能为也。”由于受牛顿力学的影响，这些概括表现了明显的机械论倾向，但是，在实际分析各类事物进化的原因时，他则注意到了各种具体的因素。比如，关于太阳与各行星的形成，文章以吸旋二力及离心力的作用加以解释；地球上复杂地形的形成，则由于火、水、气等多种因素的长期作用，“因变愈多，则变态亦因以愈多；始变之力巨，则变态亦尽秒忽矣”，“质点大变化者，其后之变化复大……初变者迟，踵变者速，非变之速也，可以致变者多也”；地球上种种禽卉的存灭盛衰或变其故形，决定于是否能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际顺天时、就地利，“斯变也，非特千种之因变而已，必又生千种之新物，而新物又自为变也”；人的变化，也同样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九变复贯，皆原于一，同庑宇之民而其后至于分离乖隔者，曰：以天时地利之不同而已”。人类交涉之变，更直接受到工艺军械的制作、交通工具的改进等等因素的影响。
《论进境之理》又一重要内容，就是反复说明，尽管人们对于进化的过程和进化的原因了解还不多，认识中还有许多讹错失误，但是，随着人类自身的不断进化，认识确实在深化。文章以大量事例，说明了许多现象人们之所以不能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充分的解释，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人们的见闻不广，或存有偏见；文章对拒绝新见、固守旧说的错误态度作了谴责：“彼浅见寡闻者，见格致日进，而己所依倚之理，将败绩失据，则大声而丑娸之，斯可哂也。”同时，文章又特别强调了人们的认识毕竟是有限的，他们并没有就此把握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存在的，而人们的认识不可避免地都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因之，人们的认识也将是不可穷尽的。全文正是以这个意思作结论：
夫地球内外之变态，生生不已，上不能穷其本，下不能究其标。虽以天地之始为散点，其散点所自，又何物哉？未来之变，能指其一二，变后之变，何自而度之？然则己所知者，诚持之有故矣，其所未知，能定其起点之所在乎？既往者知之矣，未来者能烛照而数计乎？且所已知，特内外之变耳，变之生于力，吾知之，其力之为何物，则吾勿能知也。人之意念，必始于知觉，吾知之，知觉所自始，吾又勿能知也。……然则谓人智之有涯可也，谓其无涯亦可也。何者？因其所知而缒凿之则无涯，于所未历、于所未见不能立天元一而求之，则又有涯矣。然后知天下无极知之理，而万物各有不能极知之理。
《论礼仪》结合教治，王治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研究了礼仪与风俗的产生、演变的过程以及变法的“一定不易之理”。
文章从古往今来争教、争政者都要努力变革礼仪、而国教与朝廷的维护者则多极力固守传统的礼仪谈起，论及举凡朝廷之制、庙堂之典、会同之仪，人物或者向之，或者背之，彼此之间互相抵牾，虽冰炭不足比拟。究其原因，以政治而论，“今之政治，皆始于强梁者”；以宗教而论，也根源于此：“太初榛狉之世，人相什伍，必强有力者治之……尊王之说出于此，尊天主之说亦出于此。夫皇之人类，其事更浅，其知识犹少，变怪猝至，大惑而不解则归之神明，以为宗主，尸之祝之，社之稷之，饮之食之，其遇常事，亦弩钝不能举。有智力过人者，奋然展布其手足，以为非常之举，幸而有成，则其同类必以灵物视之。”以礼仪而论，本质上和政治、宗教一样，起因也相同：“至于礼仪，其原则亦同此。……当人类成群之始，盖未尝有礼仪。所谓礼仪，弱服强之制而已。所奉纪律，则强者恣意所制；所奉宗教，则知畏强者之声灵权力；是故礼仪始于敬神、王。”政治、宗教、礼仪三者各有所司，“凡盗窃奸宄，抵触禁纲者，则附之法律以治之；而世固有傲狠不驯、其恶在性行者，则法律不得与焉，是故为之教治；曰魂魄有罪，犹有劾治之者，而生民之秩序，殡葬之厚薄，衣裳之奢侈，则教治又不得与焉，是故为之品秩以约束限制之；而醉饱之失，乾糇之愆，则品秩之治，又不得与焉，是故为之风俗以示之好恶，诫之从违；斯皆仪之所自出也。”
论文逐一列述了跣足、举掌附额、跪拜、鞠躬、匍匐抱足、屉胫、免冠、重嫡长等等礼仪的由来，说明“君臣之分，刑名之辨，昉于降服之礼；敬天事神，与一切吉凶宾嘉之则，昉于敬畏之礼；斯犹网罟也，始挈其纲，而终乃整齐其方罫，于是有法司，有刑官，有律师，有国教，有品秩，有称号，有礼节。”文章特别强调指出，各种仪礼一旦沿袭而成为风俗，其制民特性往往比政治、宗教和礼仪更为强固：“以术制民者虽有数端，而皆莫如风俗之酷。盖礼仪者事人之法，而风俗则以限一身之举止。一自我适人，一自人适我。……故其一为暴扬矫饰，以事有权力者之用，其一为有权力者之所以压我，而我逡巡以效其用。外暴者，不足以愚人，必有内心者，而人始为之愚。故礼仪与风俗，其长短优绌可知也。”风俗比之礼仪更能制民，就是因为它深入人心，使人们内心对于敬神服强非但不反感，而且视为理所当然，心悦诚服地去遵循。
在分析了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的起源与本质之后，文章接着对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了评价。在这一问题上，文章没有采取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态度。根据人类由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逐步进化的原理，文章对于它们在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分别作了评价。
文章指出，礼仪也好，宗教也好，政治也好，都曾经为历史所必需，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上世之人，日以猎熊为事……出与人类交，则相视而有战斗之心……其暴戾如此，非事事而为之钳束，则不能群处以相安也。……其律既酷，其教既严，其礼既繁，三者相辅，而后烝民得以纾死。是故律法弛，则剽劫者满于山矣；教权弛，则虐老者满于国矣；礼仪弛，则烝报者满于家矣。此非虚言也，譬之御蹄齿之马而弛其衔辔，其能不奔轶于辕车兀之外哉？”法律、宗教、礼仪，都是为了保持一定的秩序，使人的活动受到必要的约束，对于人类走出早期的野蛮状态是一个有力的保证。
然而，从根本上说，“各种制人之法，皆为有权力者而设，且以其民愚而易制。”因之，随着民智渐开，权力逐渐减弱其强制力，这些制人之法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迁移消长：“各种政治，均为初一辈人设，积久则人类日繁，民智日出，治法不须若此之严，故渐减等。人之知识愈开，则旧律自废，今世情渐变，后日必更有大变。”文章坚信“变法者，有与众不同之处，有由来也，非偶然也，亦非立异也，乃一定不易之理也”，并说明，这种变化总的趋势将是从野蛮一步步走向文明：“禽兽之性不使长，高等之学、教化之学日使进，故食同类之野蛮，一变而为仁恕之人、好太平之人、不信忌讳之人。故子孙优于祖宗，后变胜于前变，将来之变胜于今变，断无一息间断。”
更值得注意的也是当时最有针对性的是文章专门讨论了人们如何自觉进行变法的问题。文章指出：“真变法者，断不以规模古旧而尊之重之，亦不以前人之言通为可信，凡事必协于理而平其等，必使人各自由，各自求其所好，各不侵占权利，彼此无犯。不论为一人、为天下之人，要其所为，苟出乎应有之权外，即为非理，不可行也。”这里，强调了“协于理而平其等”及“必使人各自由”的总原则。据此，文章谴责强迫人们株守无理之风俗及使人生举动必循故辙，毫无自主之日，抨击守旧党甘为风俗之奴隶，加以桎梏，被以辔勒，而尚自荣，围困于风俗之中，而尚以人之毁我墙垣为憾。文章还激励坚持变法者说：“变法之人，必遭仇怨，若因此退缩，则非但法不可变，即我心亦不可变矣。有是理乎？”要求变法者认清：“旧法愈严，则新法愈激。旧法之弊愈多，则维新法之变愈速。”
斯宾塞尔的思想学说当然远非这样两篇论文所能囊括或代表。但是，对于章太炎来说，他的社会有机体论、社会进化论这两篇论文无论是在总体思想上，还是在各个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都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直接的影响至少明显地表现于以下八个方面：宇宙和生物进化学说；文化与文明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古代神权与王权的形成；古代语言和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古代法律与诸种制度的形成；古代宗教的形成和演变；古代各种礼仪风俗的形成和变迁；变革、变法的理论与历史实践。斯宾塞尔的论文所阐述的论点开启了章太炎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
关于宇宙和生物进化学说。章太炎在诂经精舍进修期间，已经读过侯失勒《谈天》（原名《天文学教程》）、雷侠尔《地学浅说》、韦廉臣编《格致探原》等包含有天体演化学说、生物进化学说内容的著作，并在自己所著的《膏兰室札记》中运用这些学说来疏证《庄子》、《淮南子》中的一些论述。如卷三《无秋毫之微芦苻之厚四达无境通于无圻》释《淮南子·俶真训》，便大段摘引了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关于组成各种元素的极微物质“阿屯”的论说；《天先成而地后定》释《淮南子·天文训》，便引了《地学浅说》地壳分层的论说；《火炎而不灭》释《淮南子·览冥训》，引韦廉臣《格物探源》；《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释《管子·白心》，引赫士译的《天文揭要》。如是等等，共三四十条。而章太炎1898年至1899年撰写的《视天论》、《菌说》及《訄书·原变》等文和这些条目相比，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天体演化学说、地球形成学说及从鱼到人的生物进化学说，并涉及变化的根源，变化中内力与外力的作用等，以进化为宇宙、生物、人类活动的普遍规律，明显地接受了斯宾塞尔《论进境之理》的直接影响。
关于文化与文明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斯宾塞尔论及交际、政治、制造、贸易、语言、文字、工艺等的进步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章太炎从这里提炼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素质，文化发展程度，是人与兽、文明与野蛮、高等文明与初等文明的分野。在《菌说》中，他强调不断提高人的智力是文化发展的中心任务。在《原变》中，他指出：“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人正是生物在这种不停的激烈竞争中逐步变化而形成的，生物变至于人以后，这一过程还将继续下去，人智日渐发展，人将渐渐变成智力远远高于今人的超人；反之，人若怠用其智力，文化、文明不求进步，人就可能萎废而蜕化甚至成为超人的脔脍、骖服。所以，必须通过充分发挥社会各个成员及社会群体的才智，推动文化、文明的不断发展，人方能继续向前演变。任何一个民族、人种，都不能例外。
关于古代神权与王权的形成。1898年至次年撰写的《儒术真论》和《訄书》中《冥契》、《封禅》、《河图》、《干蛊》等篇是章太炎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古代神权与王权形成过程的一批专文，从总的思路到许多具体现象的剖析，都明显留下斯宾塞尔《论礼仪》一文的烙印。如斯宾塞尔所说尊王、尊神起因于太初强梁者以其威力绝人，以及人自身的不开化，古代人死去之时各种礼仪原于其时人们视死无异于生，等等，章太炎实际上都用中国古代的文献作了印证和展开。如《冥契》中“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凡长人者，必雄桀足以欺其下，以此羑民，是故拱揖指麾，而百姓趋令若牛马”等语句，则几乎直接脱胎于《论礼仪》译文。
关于古代语言和文字的形成与发展。《论进境之理》以“语言文字之变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立论，说明语言由简而繁是一有规律可寻的过程，覃思小学者通过探究文字孳乳历程，便可把握；又说明文字起源于图画，经象形而演变为谐声。语言文字学本是章太炎的专长，这些论点给他的印象也就比较深。从《訄书》中的《订文》、《方言》，可以清楚看出章太炎语言学说同斯宾塞尔有关论说之间的联系。
关于法律与诸种制度的形成，古代宗教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古代各种礼仪风俗的形成和变迁，斯宾塞尔的许多见解可以说都打开了章太炎的思路。章太炎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并写成《訄书》中《争教》、《原教》（上、下）、《订礼俗》、《辨乐》等许多富有新意的著作正在于此。
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变革、变法的思想。《訄书·原变》集中表现了章太炎如何利用斯宾塞尔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运动：人不仅与自然环境相竞争，而且与人本身相竞争。人之相竞，首先用工具，石器、玉器、铜器、铁器代表了古今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之相竞，还有礼制，以及人的形体。“竞以礼，竞以形，昔之有用者，皆今无用者也。”各种礼制的兴废与人体器官的变化，都正是这种不断竞争的结果。据此，他坚决反对安于现状，因循守旧，而高度评价“无逸”之说、“合群明分”之义。至于变化、变法所追求的总目标，章太炎后来所坚持的自由观，即要求世界万物各从所好、各得自在，不以今非古，以古非今，不以异域非宗国，以宗国非异域，人人得以各适其欲、各修其行、各致其心，和《论礼仪》中所说的不以规模古旧而尊之重之，凡事必协于理而平其等，必使人各自由，各自求其所好，各不侵占权利，更如出一辙。
除去这些方面以外，给了章太炎以启迪的，还有斯宾塞尔所运用的用以分析社会现象与社会变迁的语义学方法。1902年8月章太炎在给吴保初的信中曾就此写道：“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城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章太炎在《訄书》及往后许多著作中，利用他文字音韵学的深厚基础，用这一方法既广泛而又贴切，明显是在步斯宾塞尔后尘。
斯宾塞尔著作的译述，还有力地刺激了章太炎更加如饥似渴地去研读其他西学书籍。对章太炎文化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至少还有英国古典文化社会学最著名的学者泰勒的《原始文化》（章太炎译作《原始人文》），他将文化视作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们在社会里所得到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从野蛮时代到现代社会，虽有文化退化现象，但占第一位的是不断进步；有日本宗教哲学家姊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有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章太炎译作《婚姻进化论》）；有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总共至少有一二十种。事实足以证明，章太炎的文化观，从学理上说，正是以斯宾塞尔学说为其起点并由此前进而形成的。
正在章太炎译述斯宾塞尔的著作并进行深入思考、反省时，9月21日，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一手策划发动政变。结果，康有为、梁启超仓皇逃往国外，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变法失败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打击来得如此突然，而又如此残酷，章太炎心中不能不格外沉重。“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在哪里？章太炎以“日本西狩祝予”的假名，在《昌言报》第七册上发表了《书汉以来革政之狱》一文，对汉、唐间多次改革运动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是戊戌新政被取消后，章太炎利用对历史的熟稔，结合历史对它进行分析和总结的第一篇文章。
文章首先就东汉灵帝时陈蕃、窦武图谋诛灭“共相朋结，谄事太后”的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反而遭害一事，评论说：“陈、窦二公，兵符在握，其平日亦非轻脱者，机事不密，制于阍椓。况身非将帅，望非元老，其能免乎？”“身非将帅”、“望非元老”者，显然暗喻戊戌诸君子。
文章继述东汉何进图谋诛灭宦官集团时犹豫不决而被杀事；唐中宗时太子李重俊约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杀武三思后为中宗所杀事；唐顺宗时王伾、王叔文等“内不悦于阉，外不餍于藩镇，以寡敌众”，终于遭祸事；唐文宗时李训、郑注奉帝命诛杀宦官失败，李训以下千数百人被杀，朝廷大权全归宦官掌握事。文章明确指出：“彗所以除旧布新也。虽然，不能伤物，则反以自戕。其事非必由变法也。肘腋之间，城社之党，其据形便也已久，而愤激剽悍者出而图之，则未有不流血漂卤者。”这就明确告诉人们，由于守旧势力盘根错节，并占据着有利地位，除旧布新之际，革新者流血牺牲是无可避免的。
文章还指出，那些“奋身不顾，以除魑魅者”遭害之际，常常要给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蒙受种种不白之冤。但是，历史终将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使“其事虽不获平反于当时，而未尝不平反于后世”。这是对慈禧太后一伙硬加给康、梁等维新派各种罪名公开表示蔑视和否定，宣布谭嗣同等人之死纯属冤案。
文章还特别愤慨地指出，最可悲的是，当这些革新者为除旧布新而遭到酷死之时，竟有那么一些投机者非但不出而伸张正义，反而助纣为虐，“设淫辞而助之攻也”。这里所暗指的，主要是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章太炎曾十分气愤地对孙宝瑄说：“今日中国之反复小人，阴险狡诈者，莫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旧党相争，其人之罪状始渐败露。向之极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甚矣，人之难知也！”梁鼎芬在戊戌政变后，一变过去附和维新运动的态度，一再向清政府表白他早已洞悉康、梁“灭圣欺君”、“心同叛逆”，对维新派落井下石。章太炎后来曾有《梁园客》一诗，对他“鸱余乞食情无那，蝇矢陈庭气尚骄；报国文章隆九鼎，小臣环玦系秋毫”的嘴脸，作了辛辣的讽刺。
在闻讯捕拿各报馆主笔以后，章太炎处境变得危险起来。他因为曾积极参加维新运动，被清廷列名通缉，在上海已立足不住。经亚东时报馆日本人安藤阳洲、山根虎臣介绍，章太炎启程暂往日本占领下的我国领土台湾避难。
§§第三章 章学初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