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西合言
时务报馆是上海维新志士活动的中心。在这里，章太炎与梁启超、汪康年等朝夕相处，并结识了谭嗣问、宋恕等许多知名人士。维新志士们刚刚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都背负着相当沉重的因袭的重担。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没有来得及从其自身内部生长出批判和创新的力量，来独立地进行疏浚清理、发展转化；对于西方新学，也没有足够的基础与时间去加以咀嚼、消化、吸收。急迫的形势，驱使他们中间许多人匆匆地将两者简单地加以比附、黏合，结果，造成传统的旧学和舶来的新学双双变了形。最为典型的便是康有为精心构造新孔学和积极筹划建立孔教。康有为新孔学的代表性著作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与《春秋董氏学》三书。他说，两千年来视若神圣的孔学，其实是刘歆、郑玄一手制造的赝品，“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真孔学确认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这位伟人创立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假托夏、商、周三代盛世的名义，制定了未来“新王行仁”的全套制度，将把人们引向大同世界。两千年来，由于“真孔学”被门垔没，伪孔学猖獗横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康有为坚持把孔学宗教化，将维新变法思想变成新的宗教教条，无非是想利用孔子与孔学的传统力量，在思想上、精神上树立一个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新权威，而用这个新权威来取代旧的权威。
章太炎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援引过一些今文经学的流行说法。比如，《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第一段中写道：“整齐风俗，范围不过，若是曰大一统。益损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通三统者，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就是借用春秋公羊学大一统、通三统的理论，来论证维新变法和学习西方的合理性。然而，他的学术素养使他深知，康有为的“新孔学”并无可靠的历史根据。他曾向梁启超表示：“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对于康门弟子“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他更“大声疾呼，直攻其妄”。梁启超的学生梁作霖带了一批人为此竟殴打了章太炎一顿。章太炎因此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这场冲突表明，康有为对待孔学，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实用主义倾向，而章太炎对待孔学，态度则比较严谨，他尤其反对用新的宗教式的迷信取代旧的迷信。章太炎返回杭州。因为时务报馆冲突的余怒犹在，他杜门谢客，埋头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议》。在脱稿之前，他还专函温州，向著名学者孙诒让请教，希望获得孙的同情与支持。以精研《墨子》与《周礼》著称的孙诒让，却不赞成他这样做，曾复信婉言劝止。信中说：《新学伪经考》等“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孙诒让虽也不赞同康有为的“新孔学”，但是，他认为，对康有为上书要求变法，还应积极加以支持。而公开批驳《新学伪经考》，将于康有为的威望、影响有所不利，所以，他要求章太炎中断《驳议》的写作。1898年，孙诒让在致汪康年书中，曾专述此事：“康氏学术之谬，数年前弟即深斥之。去年致章枚叔孝廉书，亦曾及之。然其七、八上书，则深佩其洞中中土之症结。于卓如，则甚佩其《变法通议》之剀切详明，不敢以其主张康学之执拗而薄之。此薄海之公论，非不佞之臆论也。”章太炎接受孙诒让的劝告，中止了《驳议》的撰述。
1897年6月，章太炎在杭州与很早就已要求维新变法的宋恕、陈虬等人联名发起成立兴浙会。
章太炎为这个团体写了一篇具有成立宣言性质的“序”。他在这篇《兴浙会序》中强调指出，兴浙会与吴、楚、岭南诸学会相比较，“名实或少异焉”。名实“少异”之处，一在于它没有一般学会所有的“学”字，二在于它径直以“兴浙”为名，而且这个“兴浙”又与振兴整个中国以至整个亚洲联系在一起。《兴浙会序》中说：“别于地球而亚细亚，别于亚细亚而为震旦，别于震旦而为浙江。……不能兴震旦而言兴亚细亚，不能兴一部而言兴震旦，则夸严之谈已。吾胎萌于浙，虑从其近，是以树兴浙会。”从“兴浙会”这一名称和这一段诠释中，人们不难看到孙中山“兴中会”的影子在时隐时现。
为了激励人们奋起为浙江的振兴或复兴而献身，《兴浙会序》表彰了浙江历史上五位著名的英雄人物，用作人们的楷模。这五位历史人物，一是在推翻元朝民族统治的斗争中“论功最高”的刘基，二是英勇抗击蒙古贵族也先入侵而使“北虏震栗”的于谦，三是“探颐索隐，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的王守仁，四是反对君主专制和倡导“大同”的黄宗羲，五是坚贞不屈、抗清而死的张煌言。《兴浙会序》要求人们“埻五公之言行，而洞通乎时事”，使浙江“湔文弱之名，而号之用武之国”。
兴浙会章程十四条，对“学问之道”、会员、会董、会务作了具体规定。章程首先强调指出：“学问之道，有教无类。刘、于、王、黄、张五公，文学勋业，风节行谊，于浙中为特著，而时代亦最近，故举之为职志，非谓学者当墨守诸公之藩篱，不必博览群书也。”在群书之中，章程以为必须特别重视典章制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大抵经以《周礼》、两戴记为最要，由训诂通大义，足以致用；史以三史、《隋书》、《新唐书》为最要，所谓五世之庙，可以观怪”。章程还盛赞管、墨之学，并要求以荀学持衡诸子，说：“子以管、墨为最要。至荀子则入圣域，固仲尼后一人。持衡诸子，舍兰陵其谁哉？”关于“经世之学”，章程强调说：“经世之学，曰法后王。虽当代掌故，稍远者亦刍狗也。格致诸艺，专门名家；声、光、电、化，为用无限……大抵精敏者宜学格致，驱迈者宜学政法。官制、兵学、公法、商务，三年有成，无待掌。且急则治标，斯为当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制度，被看作最急迫的任务。以上内容，与章太炎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基本趋向完全吻合，对旧学，重在倡导诸子的历史研究以弥补儒学的不足；对新学，重在实用；两者都要重视，而不是勉强黏合，更不是强使两者变形，这可以看作章太炎当时治学的一份总纲。
1897年8月初，章太炎与兴浙会的重要骨干宋恕、陈虬等人创办了《经世报》，8月下旬，他又与王仁俊一起创办了《实学报》，11月和常州人恽积勋、董康等人组织译书公会，创办《译书公会报》，就是章太炎上述治学总纲的具体实践。
在《经世报》创刊号上，章太炎发表了《变法箴言》，专门讨论了用什么方法促进民众觉悟的问题。他提出：“民不知变，而欲其速化，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对于不同的宣传对象，则又可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对于那些以眼见为真的人，“陈古而阂，不如道今”；而对于那些热衷于复兴故物者，“与道今而不信，则又与之委蛇以道古”。
在为《实学报》发刊所写的序中，章太炎严厉批评了那些不忍攻苦、又不甘自认浅陋的“高材之士”，他们往往道听途说，摭拾一二皮毛，牵强附会，到处炫耀，“闻格致矣，以希腊、巴比伦之古教炫之；闻古教矣，以佛说炫之”。章太炎指出：“综其所论，以施之西学，则正负乱；以施之中学，则名实乱。”要学有成效，就必须根本清除这种错误的态度。
《实学报》可以说是“委蛇以道古”的典型。在《实学报》上，章太炎接连发表了《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异术》等一系列分别比较儒学与诸子学短长的文章。说明诸子学与儒学并存，正可纠正儒学的偏颇，补充儒学的不足。他特别反对罢黜百家而独尊一说，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百家胪说而一行，则他议者娺媢，娺媢甚，则必反之兵矣。……夫魁士骏雄将以其议以卫民者，徒长乱以为民害。”
译书公会和《译书公会报》，则集中体现了“道今”的宗旨。
组织译书公会，创办《译书公会报》，与先前的活动相比较，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就是把学习西方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对如何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章太炎在《译书公会叙》中严厉抨击“五十年以往，士大夫不治国闻，而沾沾于声病分隶；戎士视简阅仅若木熙，无一卷之书以教战者；怀安饰誉，其祸遂立见于今日”。他说，鸦片战争以来，执政者继续闭目塞听，抱残守阙，治学与实际严重脱节，致使“一旦变易，官无其法，法无其人，人无其书”，这样，即使实行变法，亦将“首施两端，前却失据”，使变法最终归于失败。中国已经译述了几百种西学书籍，是否已足够供学习西方之用了呢？章太炎断然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指出：就各国状况而言，“有轶事，无完史；有葱岭以西，无大漠以北；故列国之要最，肘腋之隐患，一切不省”；就各种学说而言，“新理日出，岁无留故，一息炭养（氧）更，其事立变，……而吾犹守旧译，以成世之暗曶，其焉能与之终古？”为此，他说，维新志士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
从《译书公会章程》可以得知，这是一个以采译欧美日本“切用书籍”为主要任务的团体，“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只要属于“近时切要之书”，都在公会购求与翻译计划之内。为顺利进行这项工作，译书公会集股二十份作为基金，每份为银五百两，还努力同伦敦、巴黎、东京等许多大书店发生业务关系。《译书公会报》主要的任务，就是译介国外有关著述。这是一份周刊，设有文编和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报纸选译诸专栏，并连载若干译成中文的外国专著。章太炎作为译书公会和《译书公会报》的专任主笔，在确定宗旨、选题、撰文鼓吹和润色译文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事实表明，与同时代的其他维新志士相比，在对待西学方面，章太炎要求学习得更系统、更全面、更透彻，而反对华而不实与零碎、片面、皮毛的了解；而在对待中国旧学方面，他则态度严谨，反对用主观设想或偏见、臆造取代对于各种旧学实事求是的分析。正是这样一种治学态度，使章太炎能够比较清醒地对待各种先行学说，比较冷静地对待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实际。
正因为如此，他与株守旧学者很快分道扬镳。1898年春，章太炎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昌主持创办《正学报》，将与章共事的是张之洞最为亲信的梁鼎芬，曾主持过《实学报》、现为张之洞幕僚的王仁俊，以及梁鼎芬的得意门生朱克柔。他们都知道章太炎不赞成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特别激烈地反对过康有为建立孔教的主张，便打算将他推在头里，把《正学报》办成一个以反对康有为为主要目标的刊物。章太炎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并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稍后，他回溯说：
曩客鄂中，时番禺梁鼎芬、吴王仁俊、秀水朱克柔皆在幕府，人谓其与余同术，亦未甚分泾渭也。既数子者，或谈许、郑，或述关、洛，正经兴庶，举以自任，聆其言论，洋洋满耳，及叩其指归，脔卷逡巡，卒成乡愿，则始欲割席矣。嗣数子以康氏异同就余评，并其大义亦加诋毁，余则抗唇力争，声震廊庑，举室目咢眙，谓余变故，而余故未尝变也。
章太炎在他所起草的《正学报例言》中提出：“九流腾跃，以兰陵为宗；历史汗牛，以后王为法。”这与以孔、孟、程、朱为唯一正宗的梁鼎芬等人，在对待旧学上，完全南其辕而北其辙。
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代表作《劝学篇》正在这时由两湖书院刊刻问世。这部著作分作内外两编，内编为《同心》、《教忠》等九篇，“明保国保教保种为第一义”；外编包括《益智》、《游学》、《设学》等十五篇，要人们耻于不如日本、土耳其，惧蹈印度、越南、缅甸、朝鲜的覆辙，知“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这部著作为了调和中学与西学，反复强调：“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曾获英国大学罗马希腊经科博士、并在德国国家工科大学修业，专门为张之洞处理洋务的辜鸿铭，在谈到《劝学篇》的撰著时说过：张之洞“效西法，非慕欧化也”，“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这段话，颇能暴露张之洞思想的奥秘。
对《劝学篇》这一骑墙态度，章太炎也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记述他与张之洞冲突的情况说：“之洞方草《劝学篇》，出以示余。见其上篇所说，多效忠清室语，因答曰：‘下篇为翔实矣。’”《艾如张董逃歌序》记述此事云：“张之洞始为《劝学篇》，以激忠爱、摧横议，就余咨度。退则语人：‘宙合皆含血，生于其洲而人偶其洲，生于其国而人偶其国，人之性然也。惟吾赤县，权舆风、姜以来，近者五千祀，沐浴膏泽，沦浃精味久矣，禀性非异人。古之谟训：上思利民，忠也；朋友善道，忠也；憔悴事君，忠也。今二者不举，徒以效忠征求氓庶！且乌桓遗裔，蹂躏吾族几三百年，茹毛饮血，视民如雉兔。今九世之仇纵不能复，乃欲责其忠爱？忠爱则易耳，其俟诸革命以后。’闻者皆怒，辫发上指栋。”
梁鼎芬因之赶忙禀报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要求张之洞即日逐走章太炎。
事实表明，陈今也好，委蛇以道古也好，路径并不平坦。面对那些株守旧说及曲解今学者，他都免不了要碰壁。在武昌逗留了一个月，章太炎便不得不狼狈离开武昌返回上海。
章太炎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援引过一些今文经学的流行说法。比如，《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第一段中写道：“整齐风俗，范围不过，若是曰大一统。益损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通三统者，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就是借用春秋公羊学大一统、通三统的理论，来论证维新变法和学习西方的合理性。然而，他的学术素养使他深知，康有为的“新孔学”并无可靠的历史根据。他曾向梁启超表示：“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对于康门弟子“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他更“大声疾呼，直攻其妄”。梁启超的学生梁作霖带了一批人为此竟殴打了章太炎一顿。章太炎因此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这场冲突表明，康有为对待孔学，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实用主义倾向，而章太炎对待孔学，态度则比较严谨，他尤其反对用新的宗教式的迷信取代旧的迷信。章太炎返回杭州。因为时务报馆冲突的余怒犹在，他杜门谢客，埋头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议》。在脱稿之前，他还专函温州，向著名学者孙诒让请教，希望获得孙的同情与支持。以精研《墨子》与《周礼》著称的孙诒让，却不赞成他这样做，曾复信婉言劝止。信中说：《新学伪经考》等“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孙诒让虽也不赞同康有为的“新孔学”，但是，他认为，对康有为上书要求变法，还应积极加以支持。而公开批驳《新学伪经考》，将于康有为的威望、影响有所不利，所以，他要求章太炎中断《驳议》的写作。1898年，孙诒让在致汪康年书中，曾专述此事：“康氏学术之谬，数年前弟即深斥之。去年致章枚叔孝廉书，亦曾及之。然其七、八上书，则深佩其洞中中土之症结。于卓如，则甚佩其《变法通议》之剀切详明，不敢以其主张康学之执拗而薄之。此薄海之公论，非不佞之臆论也。”章太炎接受孙诒让的劝告，中止了《驳议》的撰述。
1897年6月，章太炎在杭州与很早就已要求维新变法的宋恕、陈虬等人联名发起成立兴浙会。
章太炎为这个团体写了一篇具有成立宣言性质的“序”。他在这篇《兴浙会序》中强调指出，兴浙会与吴、楚、岭南诸学会相比较，“名实或少异焉”。名实“少异”之处，一在于它没有一般学会所有的“学”字，二在于它径直以“兴浙”为名，而且这个“兴浙”又与振兴整个中国以至整个亚洲联系在一起。《兴浙会序》中说：“别于地球而亚细亚，别于亚细亚而为震旦，别于震旦而为浙江。……不能兴震旦而言兴亚细亚，不能兴一部而言兴震旦，则夸严之谈已。吾胎萌于浙，虑从其近，是以树兴浙会。”从“兴浙会”这一名称和这一段诠释中，人们不难看到孙中山“兴中会”的影子在时隐时现。
为了激励人们奋起为浙江的振兴或复兴而献身，《兴浙会序》表彰了浙江历史上五位著名的英雄人物，用作人们的楷模。这五位历史人物，一是在推翻元朝民族统治的斗争中“论功最高”的刘基，二是英勇抗击蒙古贵族也先入侵而使“北虏震栗”的于谦，三是“探颐索隐，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的王守仁，四是反对君主专制和倡导“大同”的黄宗羲，五是坚贞不屈、抗清而死的张煌言。《兴浙会序》要求人们“埻五公之言行，而洞通乎时事”，使浙江“湔文弱之名，而号之用武之国”。
兴浙会章程十四条，对“学问之道”、会员、会董、会务作了具体规定。章程首先强调指出：“学问之道，有教无类。刘、于、王、黄、张五公，文学勋业，风节行谊，于浙中为特著，而时代亦最近，故举之为职志，非谓学者当墨守诸公之藩篱，不必博览群书也。”在群书之中，章程以为必须特别重视典章制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大抵经以《周礼》、两戴记为最要，由训诂通大义，足以致用；史以三史、《隋书》、《新唐书》为最要，所谓五世之庙，可以观怪”。章程还盛赞管、墨之学，并要求以荀学持衡诸子，说：“子以管、墨为最要。至荀子则入圣域，固仲尼后一人。持衡诸子，舍兰陵其谁哉？”关于“经世之学”，章程强调说：“经世之学，曰法后王。虽当代掌故，稍远者亦刍狗也。格致诸艺，专门名家；声、光、电、化，为用无限……大抵精敏者宜学格致，驱迈者宜学政法。官制、兵学、公法、商务，三年有成，无待掌。且急则治标，斯为当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制度，被看作最急迫的任务。以上内容，与章太炎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基本趋向完全吻合，对旧学，重在倡导诸子的历史研究以弥补儒学的不足；对新学，重在实用；两者都要重视，而不是勉强黏合，更不是强使两者变形，这可以看作章太炎当时治学的一份总纲。
1897年8月初，章太炎与兴浙会的重要骨干宋恕、陈虬等人创办了《经世报》，8月下旬，他又与王仁俊一起创办了《实学报》，11月和常州人恽积勋、董康等人组织译书公会，创办《译书公会报》，就是章太炎上述治学总纲的具体实践。
在《经世报》创刊号上，章太炎发表了《变法箴言》，专门讨论了用什么方法促进民众觉悟的问题。他提出：“民不知变，而欲其速化，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对于不同的宣传对象，则又可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对于那些以眼见为真的人，“陈古而阂，不如道今”；而对于那些热衷于复兴故物者，“与道今而不信，则又与之委蛇以道古”。
在为《实学报》发刊所写的序中，章太炎严厉批评了那些不忍攻苦、又不甘自认浅陋的“高材之士”，他们往往道听途说，摭拾一二皮毛，牵强附会，到处炫耀，“闻格致矣，以希腊、巴比伦之古教炫之；闻古教矣，以佛说炫之”。章太炎指出：“综其所论，以施之西学，则正负乱；以施之中学，则名实乱。”要学有成效，就必须根本清除这种错误的态度。
《实学报》可以说是“委蛇以道古”的典型。在《实学报》上，章太炎接连发表了《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异术》等一系列分别比较儒学与诸子学短长的文章。说明诸子学与儒学并存，正可纠正儒学的偏颇，补充儒学的不足。他特别反对罢黜百家而独尊一说，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百家胪说而一行，则他议者娺媢，娺媢甚，则必反之兵矣。……夫魁士骏雄将以其议以卫民者，徒长乱以为民害。”
译书公会和《译书公会报》，则集中体现了“道今”的宗旨。
组织译书公会，创办《译书公会报》，与先前的活动相比较，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就是把学习西方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对如何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章太炎在《译书公会叙》中严厉抨击“五十年以往，士大夫不治国闻，而沾沾于声病分隶；戎士视简阅仅若木熙，无一卷之书以教战者；怀安饰誉，其祸遂立见于今日”。他说，鸦片战争以来，执政者继续闭目塞听，抱残守阙，治学与实际严重脱节，致使“一旦变易，官无其法，法无其人，人无其书”，这样，即使实行变法，亦将“首施两端，前却失据”，使变法最终归于失败。中国已经译述了几百种西学书籍，是否已足够供学习西方之用了呢？章太炎断然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指出：就各国状况而言，“有轶事，无完史；有葱岭以西，无大漠以北；故列国之要最，肘腋之隐患，一切不省”；就各种学说而言，“新理日出，岁无留故，一息炭养（氧）更，其事立变，……而吾犹守旧译，以成世之暗曶，其焉能与之终古？”为此，他说，维新志士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
从《译书公会章程》可以得知，这是一个以采译欧美日本“切用书籍”为主要任务的团体，“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只要属于“近时切要之书”，都在公会购求与翻译计划之内。为顺利进行这项工作，译书公会集股二十份作为基金，每份为银五百两，还努力同伦敦、巴黎、东京等许多大书店发生业务关系。《译书公会报》主要的任务，就是译介国外有关著述。这是一份周刊，设有文编和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报纸选译诸专栏，并连载若干译成中文的外国专著。章太炎作为译书公会和《译书公会报》的专任主笔，在确定宗旨、选题、撰文鼓吹和润色译文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事实表明，与同时代的其他维新志士相比，在对待西学方面，章太炎要求学习得更系统、更全面、更透彻，而反对华而不实与零碎、片面、皮毛的了解；而在对待中国旧学方面，他则态度严谨，反对用主观设想或偏见、臆造取代对于各种旧学实事求是的分析。正是这样一种治学态度，使章太炎能够比较清醒地对待各种先行学说，比较冷静地对待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实际。
正因为如此，他与株守旧学者很快分道扬镳。1898年春，章太炎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昌主持创办《正学报》，将与章共事的是张之洞最为亲信的梁鼎芬，曾主持过《实学报》、现为张之洞幕僚的王仁俊，以及梁鼎芬的得意门生朱克柔。他们都知道章太炎不赞成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特别激烈地反对过康有为建立孔教的主张，便打算将他推在头里，把《正学报》办成一个以反对康有为为主要目标的刊物。章太炎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并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稍后，他回溯说：
曩客鄂中，时番禺梁鼎芬、吴王仁俊、秀水朱克柔皆在幕府，人谓其与余同术，亦未甚分泾渭也。既数子者，或谈许、郑，或述关、洛，正经兴庶，举以自任，聆其言论，洋洋满耳，及叩其指归，脔卷逡巡，卒成乡愿，则始欲割席矣。嗣数子以康氏异同就余评，并其大义亦加诋毁，余则抗唇力争，声震廊庑，举室目咢眙，谓余变故，而余故未尝变也。
章太炎在他所起草的《正学报例言》中提出：“九流腾跃，以兰陵为宗；历史汗牛，以后王为法。”这与以孔、孟、程、朱为唯一正宗的梁鼎芬等人，在对待旧学上，完全南其辕而北其辙。
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代表作《劝学篇》正在这时由两湖书院刊刻问世。这部著作分作内外两编，内编为《同心》、《教忠》等九篇，“明保国保教保种为第一义”；外编包括《益智》、《游学》、《设学》等十五篇，要人们耻于不如日本、土耳其，惧蹈印度、越南、缅甸、朝鲜的覆辙，知“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这部著作为了调和中学与西学，反复强调：“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曾获英国大学罗马希腊经科博士、并在德国国家工科大学修业，专门为张之洞处理洋务的辜鸿铭，在谈到《劝学篇》的撰著时说过：张之洞“效西法，非慕欧化也”，“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这段话，颇能暴露张之洞思想的奥秘。
对《劝学篇》这一骑墙态度，章太炎也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记述他与张之洞冲突的情况说：“之洞方草《劝学篇》，出以示余。见其上篇所说，多效忠清室语，因答曰：‘下篇为翔实矣。’”《艾如张董逃歌序》记述此事云：“张之洞始为《劝学篇》，以激忠爱、摧横议，就余咨度。退则语人：‘宙合皆含血，生于其洲而人偶其洲，生于其国而人偶其国，人之性然也。惟吾赤县，权舆风、姜以来，近者五千祀，沐浴膏泽，沦浃精味久矣，禀性非异人。古之谟训：上思利民，忠也；朋友善道，忠也；憔悴事君，忠也。今二者不举，徒以效忠征求氓庶！且乌桓遗裔，蹂躏吾族几三百年，茹毛饮血，视民如雉兔。今九世之仇纵不能复，乃欲责其忠爱？忠爱则易耳，其俟诸革命以后。’闻者皆怒，辫发上指栋。”
梁鼎芬因之赶忙禀报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要求张之洞即日逐走章太炎。
事实表明，陈今也好，委蛇以道古也好，路径并不平坦。面对那些株守旧说及曲解今学者，他都免不了要碰壁。在武昌逗留了一个月，章太炎便不得不狼狈离开武昌返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