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心仪新学
早在童年时代，环境和教育已在章太炎胸中撒下了叛逆的种子。当时，外祖父朱有虔课读之余，对于这个小外孙，就常常“以明、清遗事及王而农、顾宁人著述大旨相晓”。章太炎十一二岁时，朱有虔给他叙述了雍正年间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情况，告诉他，“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衣冠人物亦与之俱亡”。随后，章太炎自己得读蒋良骐的《东华录》，“见戴名世、吕留良、曾静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贱夷狄之旨”。十六七岁后，他又读了留云居士的《明季稗史》、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和王夫之的《黄书》，得知明末清初大批志士抗击清兵的事迹以及一姓兴亡轻、民族盛衰重，“华夏不自畛以绝夷狄，则地维裂矣”等等理论，更深受震动。这就是他自己所述的：“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
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稍后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这批刚从旧营垒里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怀着对旧秩序的愤怨，对新事物的敏感，逐渐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他们看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迅速强盛起来，于是，热烈地要求学日本，搞维新。
早在进入诂经精舍之前，章太炎就已同这股新思潮有了接触。他曾回忆说：
昔年十四五，迷不知东西，
曾闻太平人，仁者在九夷，
陇首余糇粮，道路无拾遗。
古代以“太平”代表太阳升起的东方极远的地方。这首诗中所说的“太平”和“九夷”，正暗喻日本和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玫瑰色描绘出来的这幅乐园图并不是“九夷”的生活现实，但是，这幅图景却说明了他所憧憬的究竟是什么。
在诂经精舍中，章太炎注意阅读史籍，特别是典章制度，目的是了解古来政治兴亡得失的轨迹。同时，他也开始注意阅读此前江南制造局、同文馆和广学会所译述的一些西学书籍，《膏兰室札记》1893年冬以后所撰写的许多条目，便利用了不少从这些书籍中得来的新知识。比如，在疏证《庄子·天下》、《淮南子》中《俶真训》、《天文训》、《地形训》、《览冥训》及《管子》中《侈靡》、《白心》等篇时，他便引述了欧几里得著，利玛窦、徐光启、伟烈亚力、李善兰译的《几何原本》；侯失勒著，伟烈亚力、李善兰、徐建寅译的《谈天》，赫士、朱葆琛译的《天文揭要》；雷侠尔著，玛高温、华蘅芳译的《地学浅说》；韦廉臣编的《格致探原》；李提摩太编的《七国新学备要》等专著，内容涉及近代天文、地质、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等方面。从章太炎考订疏证的各条目可以看出，引起他关注的有天体演化学说、生物进化学说、细胞学说、物质由以构成的粒子与元素学说等近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最新成就。这些新知识，打开了章太炎的眼界。
甲午之战的败耗促使章太炎深思。他痛切地感到，人们要振作起来，国家要振作起来，必须挣脱传统习俗和社会势力所织成的重重蛛网。中国大大小小的家族、宗派，他们盘根错节的习惯势力，使社会四分五裂，使沉沉暮气弥漫于中国。这些势力，号称为“群”，其实只是为“大群之贼”的“小群”。他强烈地意识到，要使中华民族结成一个真正巩固、奋发有为的“大群”，就必须冲垮这些“小群”，而这又必须依靠树立敢于同流俗相背、敢于蔑视旧社会种种习惯势力的“大独”精神。他断言：“大独，大群之母也。”他还着重指出，“大独”绝非那种鼠目寸光的妄自尊大或闭目塞听的一意孤行，“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真正的“大独”是同种种“小群”决裂，而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命运为归依，即一要“群于国”，二要“群于无告者”，三要“群于知方之士”。他呼吁，君王、将帅、官吏、学者、师长，都要自觉地树立起“大独”精神。在谈到他自己时，他写道：
余，越之贱氓也，生又羸弱，无骥骜之气，焦明（鸾凤）之志，犹憯凄忉怛，悲世之不淑，耻不逮重华。……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旅。
章太炎开始了学业上的新探索。他加紧阅读各种西学书籍，力图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那时，译成中文的西学书籍不过四百多种，国人所撰述的介绍各国状况的书籍也只有一百多种。章太炎凭借这些读物，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他在回溯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时说过：“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同时，章太炎又重新精读《管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著作和《通典》、《通鉴》等史籍。他发现，这些古代思想不少正切中时弊，以此，他说：“遭世衰微，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
1895年11月，康有为鉴于“沪上总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强学会，打算通过这一组织，“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其间，而因推行于直省”。章太炎立即汇去捐款16元，报名入会。然而，上海强学会成立仅一个多月，就与北京强学会一起，因御史杨崇伊奏劾强学会“植党营私”而被封禁了。不久，强学会又被解禁，被勒令改组为专门负责译书的官书局。章太炎感到失望。对于诂经精舍冷清而枯寂的生活，也越来越难以忍受。1896年8月18日，他给正在武昌的谭献寄去一信，希望获得他的引荐，西游江汉，以摆脱精舍中那陈腐了的环境。他写道：“自违辟咡，终日枯坐，与蟫鱼相对。朋辈鳞萃，以《汉书》人表、晋代中正格之，尟当上中品者。浙中文学，陵迟衰微可知也。……自有此身，匆匆三十年，白日骏驱，岁不我与，非裹粮游学，终无以德进业。”章太炎渴求投身到维新人士荟集的维新运动中心去，使自己的思想、学业有一个较大的飞跃。
谭献还没有来得及给他引荐，维新变法运动的喉舌上海《时务报》的经理汪康年邀他去上海参加编纂工作。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的劝阻，离开诂经精舍前往上海，投身维新运动。
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是宣传维新变法旗帜最鲜明、影响最大的阵地。章太炎期待《时务报》“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即要认真研究本国的学术文化与历史实际，参照西方国家近百年来的社会变动的历史进程，进行切实的探讨，确定救国救民的方案。他在《时务报》论说一栏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另一篇是《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前者着重批判了清朝政府的亲俄卖国外交，强调要把注意力放在改革自己的内政上，这就要坚决清除“惟旧章之守”的恶习，“发愤图自强，综核名实，使卒越劲，使民悫愿，使吏精廉强力”。结俄以为奥援，恰好是引狼入室。他分析了当时远东局势，主张“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而这又当以中国“发愤而为雄”为前提。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抨击当国者长期来一面“以其权力势藉锢塞诸生”，一面又“为之饩廪利禄以羁靡之”，使“天下之士，肥瘠不相顾，痛瘼不相知”，“卷勇股肱之力，经画取与之智，不及俄罗斯；居奇操赢，使天下敛袂，不及英吉利；弭兵善邻，折冲于樽俎，不及美利坚”，终致国势日颓，四夷交侵。号召维新志士们“合耦同志，以建学会，于息壤之将倾，天保之未定，沈忧噍杀，朝夕讲贯，虽摩顶放踵所不敢辞”。并要求清朝政府改弦更张，对于各种学会，“宜有以纠之、合之、礼之、养之、宣之、布之，使比于宾萌，上说下教，以昌吾学，以强吾类”。
离开诂经精舍而进入时务报社，以及发表这两篇文章，表明在新学的启迪下，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稍后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这批刚从旧营垒里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怀着对旧秩序的愤怨，对新事物的敏感，逐渐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他们看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迅速强盛起来，于是，热烈地要求学日本，搞维新。
早在进入诂经精舍之前，章太炎就已同这股新思潮有了接触。他曾回忆说：
昔年十四五，迷不知东西，
曾闻太平人，仁者在九夷，
陇首余糇粮，道路无拾遗。
古代以“太平”代表太阳升起的东方极远的地方。这首诗中所说的“太平”和“九夷”，正暗喻日本和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玫瑰色描绘出来的这幅乐园图并不是“九夷”的生活现实，但是，这幅图景却说明了他所憧憬的究竟是什么。
在诂经精舍中，章太炎注意阅读史籍，特别是典章制度，目的是了解古来政治兴亡得失的轨迹。同时，他也开始注意阅读此前江南制造局、同文馆和广学会所译述的一些西学书籍，《膏兰室札记》1893年冬以后所撰写的许多条目，便利用了不少从这些书籍中得来的新知识。比如，在疏证《庄子·天下》、《淮南子》中《俶真训》、《天文训》、《地形训》、《览冥训》及《管子》中《侈靡》、《白心》等篇时，他便引述了欧几里得著，利玛窦、徐光启、伟烈亚力、李善兰译的《几何原本》；侯失勒著，伟烈亚力、李善兰、徐建寅译的《谈天》，赫士、朱葆琛译的《天文揭要》；雷侠尔著，玛高温、华蘅芳译的《地学浅说》；韦廉臣编的《格致探原》；李提摩太编的《七国新学备要》等专著，内容涉及近代天文、地质、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等方面。从章太炎考订疏证的各条目可以看出，引起他关注的有天体演化学说、生物进化学说、细胞学说、物质由以构成的粒子与元素学说等近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最新成就。这些新知识，打开了章太炎的眼界。
甲午之战的败耗促使章太炎深思。他痛切地感到，人们要振作起来，国家要振作起来，必须挣脱传统习俗和社会势力所织成的重重蛛网。中国大大小小的家族、宗派，他们盘根错节的习惯势力，使社会四分五裂，使沉沉暮气弥漫于中国。这些势力，号称为“群”，其实只是为“大群之贼”的“小群”。他强烈地意识到，要使中华民族结成一个真正巩固、奋发有为的“大群”，就必须冲垮这些“小群”，而这又必须依靠树立敢于同流俗相背、敢于蔑视旧社会种种习惯势力的“大独”精神。他断言：“大独，大群之母也。”他还着重指出，“大独”绝非那种鼠目寸光的妄自尊大或闭目塞听的一意孤行，“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真正的“大独”是同种种“小群”决裂，而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命运为归依，即一要“群于国”，二要“群于无告者”，三要“群于知方之士”。他呼吁，君王、将帅、官吏、学者、师长，都要自觉地树立起“大独”精神。在谈到他自己时，他写道：
余，越之贱氓也，生又羸弱，无骥骜之气，焦明（鸾凤）之志，犹憯凄忉怛，悲世之不淑，耻不逮重华。……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旅。
章太炎开始了学业上的新探索。他加紧阅读各种西学书籍，力图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那时，译成中文的西学书籍不过四百多种，国人所撰述的介绍各国状况的书籍也只有一百多种。章太炎凭借这些读物，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他在回溯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时说过：“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同时，章太炎又重新精读《管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著作和《通典》、《通鉴》等史籍。他发现，这些古代思想不少正切中时弊，以此，他说：“遭世衰微，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
1895年11月，康有为鉴于“沪上总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强学会，打算通过这一组织，“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其间，而因推行于直省”。章太炎立即汇去捐款16元，报名入会。然而，上海强学会成立仅一个多月，就与北京强学会一起，因御史杨崇伊奏劾强学会“植党营私”而被封禁了。不久，强学会又被解禁，被勒令改组为专门负责译书的官书局。章太炎感到失望。对于诂经精舍冷清而枯寂的生活，也越来越难以忍受。1896年8月18日，他给正在武昌的谭献寄去一信，希望获得他的引荐，西游江汉，以摆脱精舍中那陈腐了的环境。他写道：“自违辟咡，终日枯坐，与蟫鱼相对。朋辈鳞萃，以《汉书》人表、晋代中正格之，尟当上中品者。浙中文学，陵迟衰微可知也。……自有此身，匆匆三十年，白日骏驱，岁不我与，非裹粮游学，终无以德进业。”章太炎渴求投身到维新人士荟集的维新运动中心去，使自己的思想、学业有一个较大的飞跃。
谭献还没有来得及给他引荐，维新变法运动的喉舌上海《时务报》的经理汪康年邀他去上海参加编纂工作。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的劝阻，离开诂经精舍前往上海，投身维新运动。
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是宣传维新变法旗帜最鲜明、影响最大的阵地。章太炎期待《时务报》“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即要认真研究本国的学术文化与历史实际，参照西方国家近百年来的社会变动的历史进程，进行切实的探讨，确定救国救民的方案。他在《时务报》论说一栏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另一篇是《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前者着重批判了清朝政府的亲俄卖国外交，强调要把注意力放在改革自己的内政上，这就要坚决清除“惟旧章之守”的恶习，“发愤图自强，综核名实，使卒越劲，使民悫愿，使吏精廉强力”。结俄以为奥援，恰好是引狼入室。他分析了当时远东局势，主张“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而这又当以中国“发愤而为雄”为前提。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抨击当国者长期来一面“以其权力势藉锢塞诸生”，一面又“为之饩廪利禄以羁靡之”，使“天下之士，肥瘠不相顾，痛瘼不相知”，“卷勇股肱之力，经画取与之智，不及俄罗斯；居奇操赢，使天下敛袂，不及英吉利；弭兵善邻，折冲于樽俎，不及美利坚”，终致国势日颓，四夷交侵。号召维新志士们“合耦同志，以建学会，于息壤之将倾，天保之未定，沈忧噍杀，朝夕讲贯，虽摩顶放踵所不敢辞”。并要求清朝政府改弦更张，对于各种学会，“宜有以纠之、合之、礼之、养之、宣之、布之，使比于宾萌，上说下教，以昌吾学，以强吾类”。
离开诂经精舍而进入时务报社，以及发表这两篇文章，表明在新学的启迪下，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