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锋芒初试
在诂经精舍中，章太炎从良师益友那里得到许多帮助，但他的成长，主要还是依靠个人刻苦自学。他说过：“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予小时多病，因弃八股，治小学，后乃涉猎经、史，大概自求者为多。”
开初数年，章太炎研治经学与诸子学，基本上还是步武他的前辈。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余始治经，独求通训诂、知典礼而已。及从俞先生游，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然而，在随后几年中，由于他坚持自修，敢于独立思考，已逐渐在学术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膏兰室札记》是章太炎考析诸子著作的一部学术专著。该书原稿以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成，原稿分装四册，一册在抗战中遗佚，今存三册。现存三册稿本，题名均作《札记》，一册右方另书“时辛卯仲春梅叔署于膏兰室”，一册右方另书“时壬辰夏至梅叔署于膏兰室”，另一册右方未署明年月，但第二册《五藏所属同异》条下作者曾注明：“以下癸巳十月下旬记。”是知此册当撰于癸巳十月以后。膏兰室，是章太炎为自己在诂经精舍中读书著述的一方斗室起的名字；《札记》上自署的年月当是开始著述的时间。据此，当知是稿系1891年至1893年间所著，很可能还一直延续到1894年。
《札记》是一部考释驳论的著作，现存三册，共有四百九十四条，其中有二十条，因前人已有成说，或意尚未竟，由作者自行删去。现存四百七十四条，诠释考辨《诗》、《书》、《礼》、《易》、《春秋》者，仅八十余条；考释诸子著作者，有三百五十余条。就中以考释《管子》者最多，共一百一十五条；考释《墨子》者次之，共四十一条；其余如《吕览》二十八条，《淮南子》二十八条，《韩非子》二十六条，《列子》十五条，《晏子春秋》十二条，《庄子》九条，《荀子》八条。此外还有《商君书》、《尸子》、《新序》、《论衡》、《法言》、《申鉴》、《文子》等。其余各条考释史书、韵书与纬书。综观这些条目，可见《札记》是一部《读书杂志》、《诸子平议》类型的著作。
撰写《膏兰室札记》时，章太炎不过二十刚出头。这部著作取材之广，考证之精，充分显示了这位年轻学子对周、秦、两汉典籍是多么娴熟，治学又是多么谨严而又勇于探究、善于深思。对于儒者所不屑道的《管子》、《墨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用力尤勤，更显示了章太炎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即通过诸子学的研究，突破儒家传统的封囿。然而，就《札记》自身的学术价值而言，章太炎后来有一段自我评价。他在《再与人论国学书》中写道：“行箧中亦有《札记》数册。往者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氐十得其五耳。”是符合事实的。
章太炎这段时间研究成果，最集中地表现在他所撰著的《春秋左传读》一书中。
《左传》，长期以来与《公羊传》、《穀梁传》并称，作为释解《春秋》的三部主要著作，一起被列为儒家经典。它长于叙事，内容远比《公羊》、《穀梁》丰富而翔实。作为一家之学，它勃兴于西汉之末，其后，流传日广，先后产生了贾逵的《左氏传解诂》、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义》、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这样一批诠释《左传》的代表性著作。魏、晋以降，《左传》逐渐凌驾于《公》、《穀》二传之上。唐代天宝以后，啖助、赵匡、陆淳等人认为《左传》叙事虽详，解经却多背离儒家正统观念，应当与《公》、《穀》二传一道废置不用。他们分别撰著《春秋集传》、《集注春秋》等书，依据己意，直解《春秋》，自称最得孔学本义。在他们影响下，风气大变。“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宋明以来，最为流行的是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孙觉的《春秋经解》、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左氏》等三传绝少有人问津。清代汉学勃兴以后，三传之学逐步恢复。可是，相比之下，最盛的却是《公羊传》的研究，先后产生了孔广森的《公羊通义》、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刘逢禄的《公羊何氏释例》、陈立的《公羊义疏》等一批具有总结性或开拓性的著作。而《左传》研究只有一些零星的著述，限于对杜预旧注、孔颖达旧疏作某些补遗纠正，无关大体。嘉庆、道光间，刘文淇及其子毓崧、其孙寿曾，曾以三世之力，撰写《左传旧注疏证》，这是综合前人研究成果而又具有自己独创见解的一部总结性作品，但直至寿曾亡故，书稿仍未完成，亦未刊布。因此，翻开《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竟没有一部研究《左传》的真正有分量的著作。章太炎积极展开对《左传》的研究，正是立志填补这一空缺。
当章太炎对《左传》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时，《左传》正在成为勃兴起来的经今古文学争论的一个焦点。
汉代经学，已有互相对立的经今文学和经古文学两大派别。经今文学，以信奉用“今文”即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各种儒家经典而得名，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经典就是《春秋公羊传》，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就是董仲舒、何休。经古文学，以信奉用“古文”即战国篆文和秦小篆所书写的儒家经典而得名，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经典是《春秋左氏传》，最著名的经学大师是刘歆。公羊学讲究“微言大义”，它与信仰五行谶纬的宗教神学结合紧密，崇奉“大一统”观念和君权至高无上的“王道论”，适应了两汉王朝政治统治的需要，因而居于优势地位。左氏学与公羊学异趣，它重人轻天，倾向于崇尚实力、讲究事功的“霸道论”，经常热烈表彰使诸侯国得以强盛的卿士，谴责使国家衰败的君王，将“大国制义为盟主”和“小国受命大国”看作天经地义的真理，这些观念，体现了春秋时代群雄争霸的政治需要。东汉末年后，六朝迭相更替，这种政治形势使得左氏学比极力维护中央集权和君主地位至高无上的公羊学更受欢迎。左氏学一度对公羊学有取而代之之势，其社会原由即在于此。唐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日渐强化，左氏学便日趋冷落。啖助、赵匡、陆淳和孙复、孙觉、胡安国等，尽管对三传都不满意，但所挞伐的主要还是《左传》。对《公羊传》，他们始终褒过于贬，取过于舍，这是因为《公羊传》比之《左传》毕竟更适合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政治需要。
清代汉学初起时，并未出现往昔经今文学或经古文学的壁垒。乾嘉间汉学家们分成吴、皖两大派，两派人物在研治经学时，一般都经今古文兼治。吴派主张以汉代经师之说与儒家经典并行，他们的基本信条就是不分今古，唯汉是信。惠栋是吴派开创者，以治《易》见长，他所撰著的《易汉学》，对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便是兼收并蓄。他的父亲惠士奇研究《春秋》，撰有《春秋说》，对《左氏》、《公羊》和《穀梁》三传也是一视同仁，认为三者互有得失，不可偏废。皖派反对唯汉是从，坚持对汉代旧说也必须加以分析，决定取舍。他们的信条是“综形名，任裁断”，“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因之，经今古文学之间传统的门户之见，对于这派学者并无明显影响。今文或古文诸经，俱是他们研治疏解的对象。
今文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而复兴，滥觞于乾嘉间继吴、皖两学派之后而创立的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便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宣称，自己治学“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他们所独得的微言大义，其实不过是将春秋公羊学、程朱理学及桐城义法捏合到一起，以“全至尊而立人纪”罢了。道、咸以后，经今文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达官贵人和草野志士。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早年曾向宋翔凤问学，治经便以颇右《公羊》著称。章太炎的另一老师谭献，所服膺的正是董仲舒与庄存与这两位今文经学的巨子。
为了树立《春秋公羊传》的独尊地位，将公羊家的微言大义说成孔学独家真传，刘逢禄在《左氏春秋考证》、《左氏春秋后证》等书中说，《左氏春秋》本是一部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相类似的著作，经刘歆“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方才被列为儒家经典。近代倡导今文经学的廖平与康有为都信服这一说法。廖平于1886年撰《古今学考》，1888年撰《知圣》、《辟刘》，康有为1891年刊布《新学伪经考》，都比刘逢禄更进一步，直攻《左传》为刘歆编造的一部伪书。
这些说法是否有足够的根据？章太炎对《左传》开始了认真刻苦的研究，倾五六年之力，撰写了长达50多万字的《春秋左传读》。全书分作九卷，共有杂记九百条；另有《左传读续编》，今存手稿二十三纸，杂记二十一条。这九百多条杂记，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诠释《左传》中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章太炎运用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知识，将《左传》与其他大量周秦典籍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与综合考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二、疏证《左传》体例、叙事所蕴含的本义。他说：“夫《左氏》古义最微，非极引周、秦、西汉先师之说，则其术不崇；非极为论难辨析，则其义不明。故以浅露分别之词，申深迂优雅之旨。”史称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贾嘉、贯公、贯公卿、张敞、张禹、尹更始、翟方进、刘向、刘歆等人传授过《左传》，他们的奏疏、论著，常常指明或未指明地引证《左传》，申述《左传》所提出的论点。章太炎精心钩求，仔细辨析，多所创获。
三、详尽地列举周、秦、两汉文献中袭用、引用或采用《左传》的情况，辨明《左传》并非刘歆伪造，《左传》传授系统亦非向壁虚构。批评了强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新书》、《史记》等等引述《左传》俱是刘歆羼入这一纯主观的研究方法，强调在《左传》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左传读》表现了明显的经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书中对春秋公羊学的观点也采纳了不少。正如章太炎自己所说：“余初治《左氏》，偏重汉师，亦颇傍采《公羊》。”比如，《左传读》开宗明义，就论证孔子作《春秋》是“立素王之法”。书中还多处说到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进行“改制”，并声称：“公羊》有改制之说，实即《左氏》说也。”书中甚至还重复了公羊学家关于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法”的说法，说：“殷末作《易》以开周，周末作《春秋》，则以开汉，无足怪也。玄圣制法，斯不疑矣。”“知公羊家为汉制法之说非无据也。”这些事实说明，章太炎反对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的论点，并非基于经古文学狭隘的门户之见。综观《春秋左传读》，作者依据乾、嘉考据方法，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发挥了作者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解难释疑，取得了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强行要使《左传》与《春秋》合符，过分拘泥于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及《左传》传授系统等旧说，书中牵强疑滞之处也还不少。
章太炎曾希望谭献设法帮助刊刻这部著作，使它得以问世，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准备将九百条杂记依照传文年月重新编次，并酝酿请刘师培承担此役。1906年，他在致刘师培书中说：“昔尝作《左氏读》，约有五十万言，其在箧中，未示学者。曾以语君，约请编次。当时书笥已失，今复检得之，复欲他人编排年月，已不可得矣。”后来，1913年北京坊间曾据该稿誊清缩小石印，一部分原稿及续编手稿至今仍珍藏于上海图书馆。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对这部著作进行了整理，并根据作者当年的意愿重新加以编次，编入《章太炎全集》第二卷正式出版。
§§第二章 新学砥砺
开初数年，章太炎研治经学与诸子学，基本上还是步武他的前辈。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余始治经，独求通训诂、知典礼而已。及从俞先生游，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然而，在随后几年中，由于他坚持自修，敢于独立思考，已逐渐在学术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膏兰室札记》是章太炎考析诸子著作的一部学术专著。该书原稿以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成，原稿分装四册，一册在抗战中遗佚，今存三册。现存三册稿本，题名均作《札记》，一册右方另书“时辛卯仲春梅叔署于膏兰室”，一册右方另书“时壬辰夏至梅叔署于膏兰室”，另一册右方未署明年月，但第二册《五藏所属同异》条下作者曾注明：“以下癸巳十月下旬记。”是知此册当撰于癸巳十月以后。膏兰室，是章太炎为自己在诂经精舍中读书著述的一方斗室起的名字；《札记》上自署的年月当是开始著述的时间。据此，当知是稿系1891年至1893年间所著，很可能还一直延续到1894年。
《札记》是一部考释驳论的著作，现存三册，共有四百九十四条，其中有二十条，因前人已有成说，或意尚未竟，由作者自行删去。现存四百七十四条，诠释考辨《诗》、《书》、《礼》、《易》、《春秋》者，仅八十余条；考释诸子著作者，有三百五十余条。就中以考释《管子》者最多，共一百一十五条；考释《墨子》者次之，共四十一条；其余如《吕览》二十八条，《淮南子》二十八条，《韩非子》二十六条，《列子》十五条，《晏子春秋》十二条，《庄子》九条，《荀子》八条。此外还有《商君书》、《尸子》、《新序》、《论衡》、《法言》、《申鉴》、《文子》等。其余各条考释史书、韵书与纬书。综观这些条目，可见《札记》是一部《读书杂志》、《诸子平议》类型的著作。
撰写《膏兰室札记》时，章太炎不过二十刚出头。这部著作取材之广，考证之精，充分显示了这位年轻学子对周、秦、两汉典籍是多么娴熟，治学又是多么谨严而又勇于探究、善于深思。对于儒者所不屑道的《管子》、《墨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用力尤勤，更显示了章太炎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即通过诸子学的研究，突破儒家传统的封囿。然而，就《札记》自身的学术价值而言，章太炎后来有一段自我评价。他在《再与人论国学书》中写道：“行箧中亦有《札记》数册。往者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氐十得其五耳。”是符合事实的。
章太炎这段时间研究成果，最集中地表现在他所撰著的《春秋左传读》一书中。
《左传》，长期以来与《公羊传》、《穀梁传》并称，作为释解《春秋》的三部主要著作，一起被列为儒家经典。它长于叙事，内容远比《公羊》、《穀梁》丰富而翔实。作为一家之学，它勃兴于西汉之末，其后，流传日广，先后产生了贾逵的《左氏传解诂》、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义》、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这样一批诠释《左传》的代表性著作。魏、晋以降，《左传》逐渐凌驾于《公》、《穀》二传之上。唐代天宝以后，啖助、赵匡、陆淳等人认为《左传》叙事虽详，解经却多背离儒家正统观念，应当与《公》、《穀》二传一道废置不用。他们分别撰著《春秋集传》、《集注春秋》等书，依据己意，直解《春秋》，自称最得孔学本义。在他们影响下，风气大变。“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宋明以来，最为流行的是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孙觉的《春秋经解》、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左氏》等三传绝少有人问津。清代汉学勃兴以后，三传之学逐步恢复。可是，相比之下，最盛的却是《公羊传》的研究，先后产生了孔广森的《公羊通义》、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刘逢禄的《公羊何氏释例》、陈立的《公羊义疏》等一批具有总结性或开拓性的著作。而《左传》研究只有一些零星的著述，限于对杜预旧注、孔颖达旧疏作某些补遗纠正，无关大体。嘉庆、道光间，刘文淇及其子毓崧、其孙寿曾，曾以三世之力，撰写《左传旧注疏证》，这是综合前人研究成果而又具有自己独创见解的一部总结性作品，但直至寿曾亡故，书稿仍未完成，亦未刊布。因此，翻开《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竟没有一部研究《左传》的真正有分量的著作。章太炎积极展开对《左传》的研究，正是立志填补这一空缺。
当章太炎对《左传》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时，《左传》正在成为勃兴起来的经今古文学争论的一个焦点。
汉代经学，已有互相对立的经今文学和经古文学两大派别。经今文学，以信奉用“今文”即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各种儒家经典而得名，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经典就是《春秋公羊传》，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就是董仲舒、何休。经古文学，以信奉用“古文”即战国篆文和秦小篆所书写的儒家经典而得名，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经典是《春秋左氏传》，最著名的经学大师是刘歆。公羊学讲究“微言大义”，它与信仰五行谶纬的宗教神学结合紧密，崇奉“大一统”观念和君权至高无上的“王道论”，适应了两汉王朝政治统治的需要，因而居于优势地位。左氏学与公羊学异趣，它重人轻天，倾向于崇尚实力、讲究事功的“霸道论”，经常热烈表彰使诸侯国得以强盛的卿士，谴责使国家衰败的君王，将“大国制义为盟主”和“小国受命大国”看作天经地义的真理，这些观念，体现了春秋时代群雄争霸的政治需要。东汉末年后，六朝迭相更替，这种政治形势使得左氏学比极力维护中央集权和君主地位至高无上的公羊学更受欢迎。左氏学一度对公羊学有取而代之之势，其社会原由即在于此。唐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日渐强化，左氏学便日趋冷落。啖助、赵匡、陆淳和孙复、孙觉、胡安国等，尽管对三传都不满意，但所挞伐的主要还是《左传》。对《公羊传》，他们始终褒过于贬，取过于舍，这是因为《公羊传》比之《左传》毕竟更适合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政治需要。
清代汉学初起时，并未出现往昔经今文学或经古文学的壁垒。乾嘉间汉学家们分成吴、皖两大派，两派人物在研治经学时，一般都经今古文兼治。吴派主张以汉代经师之说与儒家经典并行，他们的基本信条就是不分今古，唯汉是信。惠栋是吴派开创者，以治《易》见长，他所撰著的《易汉学》，对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便是兼收并蓄。他的父亲惠士奇研究《春秋》，撰有《春秋说》，对《左氏》、《公羊》和《穀梁》三传也是一视同仁，认为三者互有得失，不可偏废。皖派反对唯汉是从，坚持对汉代旧说也必须加以分析，决定取舍。他们的信条是“综形名，任裁断”，“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因之，经今古文学之间传统的门户之见，对于这派学者并无明显影响。今文或古文诸经，俱是他们研治疏解的对象。
今文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而复兴，滥觞于乾嘉间继吴、皖两学派之后而创立的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便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宣称，自己治学“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他们所独得的微言大义，其实不过是将春秋公羊学、程朱理学及桐城义法捏合到一起，以“全至尊而立人纪”罢了。道、咸以后，经今文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达官贵人和草野志士。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早年曾向宋翔凤问学，治经便以颇右《公羊》著称。章太炎的另一老师谭献，所服膺的正是董仲舒与庄存与这两位今文经学的巨子。
为了树立《春秋公羊传》的独尊地位，将公羊家的微言大义说成孔学独家真传，刘逢禄在《左氏春秋考证》、《左氏春秋后证》等书中说，《左氏春秋》本是一部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相类似的著作，经刘歆“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方才被列为儒家经典。近代倡导今文经学的廖平与康有为都信服这一说法。廖平于1886年撰《古今学考》，1888年撰《知圣》、《辟刘》，康有为1891年刊布《新学伪经考》，都比刘逢禄更进一步，直攻《左传》为刘歆编造的一部伪书。
这些说法是否有足够的根据？章太炎对《左传》开始了认真刻苦的研究，倾五六年之力，撰写了长达50多万字的《春秋左传读》。全书分作九卷，共有杂记九百条；另有《左传读续编》，今存手稿二十三纸，杂记二十一条。这九百多条杂记，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诠释《左传》中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章太炎运用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知识，将《左传》与其他大量周秦典籍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与综合考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二、疏证《左传》体例、叙事所蕴含的本义。他说：“夫《左氏》古义最微，非极引周、秦、西汉先师之说，则其术不崇；非极为论难辨析，则其义不明。故以浅露分别之词，申深迂优雅之旨。”史称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贾嘉、贯公、贯公卿、张敞、张禹、尹更始、翟方进、刘向、刘歆等人传授过《左传》，他们的奏疏、论著，常常指明或未指明地引证《左传》，申述《左传》所提出的论点。章太炎精心钩求，仔细辨析，多所创获。
三、详尽地列举周、秦、两汉文献中袭用、引用或采用《左传》的情况，辨明《左传》并非刘歆伪造，《左传》传授系统亦非向壁虚构。批评了强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新书》、《史记》等等引述《左传》俱是刘歆羼入这一纯主观的研究方法，强调在《左传》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左传读》表现了明显的经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书中对春秋公羊学的观点也采纳了不少。正如章太炎自己所说：“余初治《左氏》，偏重汉师，亦颇傍采《公羊》。”比如，《左传读》开宗明义，就论证孔子作《春秋》是“立素王之法”。书中还多处说到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进行“改制”，并声称：“公羊》有改制之说，实即《左氏》说也。”书中甚至还重复了公羊学家关于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法”的说法，说：“殷末作《易》以开周，周末作《春秋》，则以开汉，无足怪也。玄圣制法，斯不疑矣。”“知公羊家为汉制法之说非无据也。”这些事实说明，章太炎反对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的论点，并非基于经古文学狭隘的门户之见。综观《春秋左传读》，作者依据乾、嘉考据方法，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发挥了作者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解难释疑，取得了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强行要使《左传》与《春秋》合符，过分拘泥于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及《左传》传授系统等旧说，书中牵强疑滞之处也还不少。
章太炎曾希望谭献设法帮助刊刻这部著作，使它得以问世，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准备将九百条杂记依照传文年月重新编次，并酝酿请刘师培承担此役。1906年，他在致刘师培书中说：“昔尝作《左氏读》，约有五十万言，其在箧中，未示学者。曾以语君，约请编次。当时书笥已失，今复检得之，复欲他人编排年月，已不可得矣。”后来，1913年北京坊间曾据该稿誊清缩小石印，一部分原稿及续编手稿至今仍珍藏于上海图书馆。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对这部著作进行了整理，并根据作者当年的意愿重新加以编次，编入《章太炎全集》第二卷正式出版。
§§第二章 新学砥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