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非常可怪”之论
《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到第六、第七册时，冯友兰已经是接近95岁的老人了。他在回顾《新编》第四册的写作过程时说：“中国有两句成语：‘胸有成竹’，‘目无全牛’，《新编》以下三册（指第五、六、七册）虽然还没有写出来，但是我有这样的感觉。当然许多想法还会在具体写作时冒出来。”这就是说，冯友兰对《新编》后三册的写作是充满信心，而且是胸有成竹的。这样，尽管此时冯友兰已年过90，但从宋代至现代的千余年的中国哲学史，对于冯友兰来说是了如指掌。“目无全牛”典出《庄子·养生主》，是说技术熟练到只用心神去领会而不必用眼睛去观看的程度。冯友兰以“目无全牛”自比，说明他对《新编》后三册，尤其对第六、第七两册内容的腹稿早已打定。因此，尽管年纪大，且目力衰退，也没有能阻止冯友兰对《新编》最后三册的完成。正如冯友兰自己所说：此时“我的目力衰退，不能看书，想要翻书找新材料已经是不可能了。查材料可以由别人帮助，找材料别人很难帮忙，因为有的材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6年到1990年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冯友兰就是这样“以心治”，非以目治的办法写完了《新编》第五、六、七三册，共五十余万字。他在回顾当时的状态时，把自己比作一个反刍动物或一头老黄牛。他说：
我只能在已经掌握的材料中发现新问题，产生新理解。好像一个反刍动物，把胃里已有的食物再加咀嚼。不过在咀嚼中也能口吐白沫，觉得津津有味。
我好像一条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经吃进胃里的草料，再吐出来，细嚼烂咽，不仅津津有味，简直是“其味无穷”。既然其味无穷，其乐也无穷了，古人所谓“乐道”，大概就是指此而言吧。
这两条材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冯友兰在撰写《新编》第六、第七两册时，已经进入了较为“自由”的阶段。这是因为他所用的材料都是以前掌握的材料；而他所用的观点和方法却与以前不同，即他所谓的“不依傍任何人”。也就是冯友兰自粉碎“四人帮”以后，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的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的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这段话是冯友兰在1980年重新修订《新编》时说的。十年来他重新修订与撰写《新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这就决定了《新编》七卷本的最终完成，可以作为冯友兰学术思想的晚年定论。他不可能也没有机会再推翻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这也即是冯友兰所说的“发现新问题”、“产生新理解”，亦即他在后二册写作前所预测的那样，“其中将有一些提法异乎寻常”，这些异乎寻常的提法，在一般流俗的眼光看来，可能是一些“非常可怪之论”，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但它确是“不依傍别人”所发现的新问题以及对这些新问题产生的新的理解。
新问题、新理解，或称“非常可怪之论”，首先表现在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可谓是农民革命的楷模。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到并给以充分的肯定。认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同近代史上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运动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因此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史上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者，他同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一样，都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性人物。
冯友兰在《新编》第六册中，对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却作出了与上述毛泽东对洪秀全的评价完全相反的结论。冯友兰认为，在一种社会大转变的过程中，有两种社会力量。一种社会力量是顺着历史发展的主流推动历史前进；另一种社会力量则是违反社会发展的趋势，把历史拉向后退。因此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对中国历史是推向前进还是拉向后退。那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什么呢？冯友兰说：“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变的发展过程中，历史的主流是近代化，其主要的内容是振兴工业，提倡科学和技术，这是近代维新的主流。”而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恰恰是与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流相违背的。冯友兰在《新编》第六册中，提出两点论据来证明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维新运动有两个基本课题：一个是反对封建主义；一个是向西方学习。而洪秀全对这两个基本课题都没有解决好。
就反对封建主义这一方面说，冯友兰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主要内容即是毛泽东所说的“四大绳索”或“四种权力”。“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而洪秀全以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他自己为“天王”，这是以全社会为一大宗族，“天父”是天上的族长，“天王”是地上的族长。“地上的族长自称奉天上的族长的命令进行统治，这就把君权和族权统一起来了。”政权和神权在太平天国那里也是统一的，它自己所创立的一套神仙系统，同它的组织本身构成国家机器并进行统治。而“妻道有三从，无违尔夫主”的夫权观念也以太平天国官方文件的形式颁发出来。由此冯友兰得出结论说：“太平天国并没有真正废除封建主义的四大绳索，把老百姓解放出来，而是改头换面，把封建主义的绳索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天王是族长，是皇帝，又是教主，这样的‘三位一体’使天王更容易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独裁者。”
就第二个基本课题——向西方学习来说，洪秀全更是与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冯友兰评论说：“初步看来，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在冯友兰看来，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是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而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却是要把中国中世纪化、宗教化。就此，冯友兰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进行了严厉地批评，认为“洪秀全宣传基督教，实行神权政治，这在客观上和西方的侵略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由此，“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不是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由此冯友兰进一步得出结论：
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西方的“长技”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1919年的五四运动把西方的“长技”归结为两个方面：民主与科学。学习西方和批判封建主义，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出发，批判才有正确的意义，学习才有正确的方向；如果不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而从专制和宗教的观点出发，那就不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且简直是以百步笑五十步了。那不仅没有什么意义，简直是一个笑话了。
冯友兰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评价是《新编》第六册最精彩的部分。这里，我们且不论他的评价是对还是错，因为在历史领域，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本身包含着许多复杂性，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但仅就冯友兰的观点说，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他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仍是中国的近代化问题。洪秀全向西方学习，学来的不是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而是西方的宗教。西方的宗教同专制主义一样，不但不能把中国引向前进，反而会把中国拉向倒退。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教训。冯友兰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这种评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极少见的，同时它又涉及对曾国藩的评价。冯友兰说：“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这种对曾国藩的评价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少见的。
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其所建立的太平天国，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起到历史进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因为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所以只好在旧的生产关系中打圈子。在起义胜利以后，他会想到用选举的办法选举总统吗？这是不可能的。他只好另立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只好由他们自己的领袖担任，这是势所必至。”冯友兰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这一点，在《新编》第七册中，又有许多新的阐发和新的议论。冯友兰认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有两个大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同盟军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选择了农民作为同盟军，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处在旧社会中的最下层”，因此这两个阶级是天然的盟友。冯友兰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是提出和制定了工农联盟、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政策，使党的组织下乡，找到了天然同盟军，结成了工农联盟。但“农民本来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这样也跟着共产党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了”。冯友兰认为，工农联盟的结果，使共产党如虎添翼，最后终于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但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此也就为后来的革命进程带来了迂回与曲折。冯友兰认为，1958年出现的人民公社和“共产风”，即是迂回曲折的具体表现。冯友兰说：“被毛泽东称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否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不见得。在刮‘共产风’的时候，农民不仅是公社社员，也还是他们原来家庭中的成员，仍处于他们原有家庭的组织中。每个社员，在公社劳动所得工分，并不归个人所有。他们回家后还要如数交给家长，由家长支配。从这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倒像一个封建大家庭。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附着于土地，依靠自然经济生活，人民公社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所以还不能超出封建经济形态的范围。”
除了同盟军问题外，再一个大的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问题。冯友兰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都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其中，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包括五种经济同时并存。作为一种制度，究竟要保持多长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刘少奇说至少五十年”。“实际上是不到五年就变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正式取消了《共同纲领》的法律效力。”同时亦宣布了革命性质的转变，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亦由此走上了“左”的道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达到顶点，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极大损害。冯友兰认为，不从中国当时的革命任务出发，而从他们所认为的革命性质出发，这就是超阶段的革命。“使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就是超阶段的革命。所超的是什么阶段呢？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中，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到最近才说清楚。最近党的领导人说：能超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超过的，是商品经济。因为商品经济这一阶段不能超过，所以，想使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就是现在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就称为‘新民主主义’；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就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理论内容和实际措施是一致的，其总方向是要建设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资本家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伟大的试验。如果成功，那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此外，冯友兰在《新编》第七册中，还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历史阶段作了具体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地主阶级当权派与不当权派的官绅转化论、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绅权联盟论，以及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论”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在冯友兰独立思考下提出的新观点，他认为这些观点，对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新编》来说，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希望这些观点能够被理解，而不致被视为“非常可怪之论”。
我只能在已经掌握的材料中发现新问题，产生新理解。好像一个反刍动物，把胃里已有的食物再加咀嚼。不过在咀嚼中也能口吐白沫，觉得津津有味。
我好像一条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经吃进胃里的草料，再吐出来，细嚼烂咽，不仅津津有味，简直是“其味无穷”。既然其味无穷，其乐也无穷了，古人所谓“乐道”，大概就是指此而言吧。
这两条材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冯友兰在撰写《新编》第六、第七两册时，已经进入了较为“自由”的阶段。这是因为他所用的材料都是以前掌握的材料；而他所用的观点和方法却与以前不同，即他所谓的“不依傍任何人”。也就是冯友兰自粉碎“四人帮”以后，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的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的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这段话是冯友兰在1980年重新修订《新编》时说的。十年来他重新修订与撰写《新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这就决定了《新编》七卷本的最终完成，可以作为冯友兰学术思想的晚年定论。他不可能也没有机会再推翻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这也即是冯友兰所说的“发现新问题”、“产生新理解”，亦即他在后二册写作前所预测的那样，“其中将有一些提法异乎寻常”，这些异乎寻常的提法，在一般流俗的眼光看来，可能是一些“非常可怪之论”，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但它确是“不依傍别人”所发现的新问题以及对这些新问题产生的新的理解。
新问题、新理解，或称“非常可怪之论”，首先表现在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可谓是农民革命的楷模。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到并给以充分的肯定。认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同近代史上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运动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因此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史上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者，他同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一样，都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性人物。
冯友兰在《新编》第六册中，对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却作出了与上述毛泽东对洪秀全的评价完全相反的结论。冯友兰认为，在一种社会大转变的过程中，有两种社会力量。一种社会力量是顺着历史发展的主流推动历史前进；另一种社会力量则是违反社会发展的趋势，把历史拉向后退。因此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对中国历史是推向前进还是拉向后退。那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什么呢？冯友兰说：“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变的发展过程中，历史的主流是近代化，其主要的内容是振兴工业，提倡科学和技术，这是近代维新的主流。”而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恰恰是与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流相违背的。冯友兰在《新编》第六册中，提出两点论据来证明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维新运动有两个基本课题：一个是反对封建主义；一个是向西方学习。而洪秀全对这两个基本课题都没有解决好。
就反对封建主义这一方面说，冯友兰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主要内容即是毛泽东所说的“四大绳索”或“四种权力”。“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而洪秀全以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他自己为“天王”，这是以全社会为一大宗族，“天父”是天上的族长，“天王”是地上的族长。“地上的族长自称奉天上的族长的命令进行统治，这就把君权和族权统一起来了。”政权和神权在太平天国那里也是统一的，它自己所创立的一套神仙系统，同它的组织本身构成国家机器并进行统治。而“妻道有三从，无违尔夫主”的夫权观念也以太平天国官方文件的形式颁发出来。由此冯友兰得出结论说：“太平天国并没有真正废除封建主义的四大绳索，把老百姓解放出来，而是改头换面，把封建主义的绳索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天王是族长，是皇帝，又是教主，这样的‘三位一体’使天王更容易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独裁者。”
就第二个基本课题——向西方学习来说，洪秀全更是与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冯友兰评论说：“初步看来，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在冯友兰看来，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是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而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却是要把中国中世纪化、宗教化。就此，冯友兰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进行了严厉地批评，认为“洪秀全宣传基督教，实行神权政治，这在客观上和西方的侵略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由此，“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不是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由此冯友兰进一步得出结论：
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西方的“长技”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1919年的五四运动把西方的“长技”归结为两个方面：民主与科学。学习西方和批判封建主义，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出发，批判才有正确的意义，学习才有正确的方向；如果不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而从专制和宗教的观点出发，那就不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且简直是以百步笑五十步了。那不仅没有什么意义，简直是一个笑话了。
冯友兰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评价是《新编》第六册最精彩的部分。这里，我们且不论他的评价是对还是错，因为在历史领域，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本身包含着许多复杂性，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但仅就冯友兰的观点说，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他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仍是中国的近代化问题。洪秀全向西方学习，学来的不是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而是西方的宗教。西方的宗教同专制主义一样，不但不能把中国引向前进，反而会把中国拉向倒退。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教训。冯友兰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这种评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极少见的，同时它又涉及对曾国藩的评价。冯友兰说：“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这种对曾国藩的评价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少见的。
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其所建立的太平天国，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起到历史进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因为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所以只好在旧的生产关系中打圈子。在起义胜利以后，他会想到用选举的办法选举总统吗？这是不可能的。他只好另立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只好由他们自己的领袖担任，这是势所必至。”冯友兰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这一点，在《新编》第七册中，又有许多新的阐发和新的议论。冯友兰认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有两个大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同盟军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选择了农民作为同盟军，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处在旧社会中的最下层”，因此这两个阶级是天然的盟友。冯友兰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是提出和制定了工农联盟、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政策，使党的组织下乡，找到了天然同盟军，结成了工农联盟。但“农民本来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这样也跟着共产党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了”。冯友兰认为，工农联盟的结果，使共产党如虎添翼，最后终于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但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此也就为后来的革命进程带来了迂回与曲折。冯友兰认为，1958年出现的人民公社和“共产风”，即是迂回曲折的具体表现。冯友兰说：“被毛泽东称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否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不见得。在刮‘共产风’的时候，农民不仅是公社社员，也还是他们原来家庭中的成员，仍处于他们原有家庭的组织中。每个社员，在公社劳动所得工分，并不归个人所有。他们回家后还要如数交给家长，由家长支配。从这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倒像一个封建大家庭。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附着于土地，依靠自然经济生活，人民公社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所以还不能超出封建经济形态的范围。”
除了同盟军问题外，再一个大的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问题。冯友兰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都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其中，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包括五种经济同时并存。作为一种制度，究竟要保持多长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刘少奇说至少五十年”。“实际上是不到五年就变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正式取消了《共同纲领》的法律效力。”同时亦宣布了革命性质的转变，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亦由此走上了“左”的道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达到顶点，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极大损害。冯友兰认为，不从中国当时的革命任务出发，而从他们所认为的革命性质出发，这就是超阶段的革命。“使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就是超阶段的革命。所超的是什么阶段呢？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中，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到最近才说清楚。最近党的领导人说：能超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超过的，是商品经济。因为商品经济这一阶段不能超过，所以，想使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就是现在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就称为‘新民主主义’；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就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理论内容和实际措施是一致的，其总方向是要建设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资本家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伟大的试验。如果成功，那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此外，冯友兰在《新编》第七册中，还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历史阶段作了具体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地主阶级当权派与不当权派的官绅转化论、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绅权联盟论，以及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论”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在冯友兰独立思考下提出的新观点，他认为这些观点，对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新编》来说，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希望这些观点能够被理解，而不致被视为“非常可怪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