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请向兴亡事里寻”
如果说60年代初冯友兰《新编》一、二册的撰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状况的话，那么，到了70年代，天下大变，冯友兰的《新编》显然又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中国社会经过60年代后半期“文革”的猛烈冲击，到了70年代，则更变本加厉地把阶级斗争扩展到文学、史学及学术研究的一切领域。甚至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强调科学家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不仅强调“哲学要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斋里解放出来”，而且出现了工农兵撰写的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大有“要把基本粒子的研究从物理学家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的趋势。甚至有人叫嚣，“猴子跳打字机，跳上一万年，也能跳出一部莎士比亚”的狂言漫语，诋毁知识、诋毁知识分子的劳动、诋毁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唯意志论和“斗争哲学”弥漫的年代里，被“四人帮”吹涨了的阶级斗争更成了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利剑，稍不留意，便会被这把利剑砍下头颅而失去性命。为了达到卑劣的政治目的，“四人帮”篡改历史，提出“评法批儒”的口号。从此，这一口号像一条幽灵盘踞在学术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这一圣洁的事业成为封建权术的婢女和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们引证列宁的话，强调在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永远不会陈腐”，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中，“儒法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也是不会陈腐的”。因此摆在哲学史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与广大工农兵群众一道，破除尊儒反法的思想体系，正确评价法家，深入批判儒家。因为，法家和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的著作，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哲学遗产；而反动儒家的所谓“经典”却是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上的殷纣王、柳下跖、秦始皇等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成为顺应历史潮流从而推动历史发展的革新派思想家。他们认为，帝辛（殷纣王）在同保守派的斗争中，提出“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思想，没有把天神放在眼里，打击了保守派尊天神的思想，是一种“隐蔽的无神论”。这种隐蔽的无神论，乃是无神论的初级形式。仅凭“我生不有命在天”这一句话，就断言殷纣王是无神论者，是法家，从而推动历史前进。他们忘记了或企图推翻殷纣“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及以“炮烙之法”“醢九侯”、“剖比干”的暴君行为和几千年的历史定案。
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是如此。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四人帮”对秦始皇顶礼膜拜，加封其为“厚今薄古的专家”、“革新派路线的代表”、“法家代表人物”、“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先秦无神论思想的发挥者”等等。尤有甚者，他们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大肆吹捧。认为“焚书坑儒”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革命。但后来秦始皇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是杀人不够，镇反不彻底，“他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反革命，而使不少反革命得以潜伏下来”。这就是说，秦始皇的“坑儒”坑得少了，还应多坑多杀。对于“焚书”也不彻底，因为秦始皇还不够高明，他不懂书烧了，“但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旧意识旧思想是烧不掉的”。怎么办呢？最好是在“坑儒”杀人的同时，对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全面的专政。
以上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并非耸人听闻，只要翻一翻70年代初期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各种出版物，我们便会一目了然。这些都是由“四人帮”所推行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思潮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来看冯友兰的学术创作，便可以有一种历史感或一种同情的了解。
冯友兰在70年代初期所做的事，便是再修订他于60年代初所撰写的《新编》一、二册。因为按着新的“标准”，原来的《新编》已经不符合“时代精神”了。因此，“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在短短的十年中，《新编》一、二册就经历了几次历史的磨难。因此在1972年，当有人问起冯友兰哲学思想改变的经过时，冯友兰无限感慨地用一首诗作了回答。诗曰：
去日南边望北云，
归时东国拜西邻。
若惊道术多迁变，
请向兴亡事里寻。
“去日”，指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日寇盘踞中国北方大部分领土，南渡人士望着北方的战火硝烟，如阴云密布，心中充满感慨与忧患。“归时”，指1972年。其时正值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从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到70年代日本首相亲临北京，并就日本侵华向中国人道歉（“东国拜西邻”），其间不到三十年时间，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巨大变化，对于像冯友兰这样经历了不同时代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意义。民族战争的胜利，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必然导致思想、学术的变迁，此即“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的真实含义。
但社会变迁与国家兴亡还有另一方面，即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同民族矛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以“文革”为中心的政治矛盾，纯属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它对思想、学术乃至文化的影响又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所给予的影响。民族矛盾与民族斗争的成败往往关系到一个民族自身的存亡；而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虽有时亦与民族自身存亡有关，但它更多的是关系到由哪一个政治集团或政治派别掌权，从而推行某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不同的治国方式的问题。尽管不同的治国方式会给一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不同的后果，但它毕竟同民族间的斗争有重大区别。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怀，当其所见，“随时尽所欲言”，撰写了“贞元六书”，以为民族的生死存亡披肝沥胆，做了一位哲学家该做的事。但六七十年代，虽也“世变方亟，所见日新”，然而时移事易，殊不知此时存在于国家内部的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恰有如庄子书中的朝菌、蟪蛄，它们自己尚不知晦朔、春秋之变，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何况身居局外、稳坐书斋中的学者呢？
黑格尔曾说过：“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与此相反，在政治的历史中，个人凭借他的性情、才能、情感的特点，性格的坚强或软弱，概括点说，凭借他个人之所以为个人的条件，就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里，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愈少，而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六七十年代《新编》一、二册，恰恰违背了黑格尔提倡的哲学史写作的原则，似乎混淆了哲学史与政治史的界限。同时，从冯友兰上述那首诗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似乎也混淆了民族斗争与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的区别，以为思想、学术的迁变，不仅要受民族斗争的制约，而且也要不断跟上国家内部政治斗争的形势。这是冯友兰六七十年代在学术思想上多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70年代初期冯友兰对《新编》一、二册的修订，贯穿了“评法批儒”的精神。但这两册的修订本还没有来得及出版发表，“四人帮”及其所推行的极“左”路线便宣告破产了。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冯友兰的学术研究也获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他们引证列宁的话，强调在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永远不会陈腐”，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中，“儒法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也是不会陈腐的”。因此摆在哲学史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与广大工农兵群众一道，破除尊儒反法的思想体系，正确评价法家，深入批判儒家。因为，法家和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的著作，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哲学遗产；而反动儒家的所谓“经典”却是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上的殷纣王、柳下跖、秦始皇等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成为顺应历史潮流从而推动历史发展的革新派思想家。他们认为，帝辛（殷纣王）在同保守派的斗争中，提出“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思想，没有把天神放在眼里，打击了保守派尊天神的思想，是一种“隐蔽的无神论”。这种隐蔽的无神论，乃是无神论的初级形式。仅凭“我生不有命在天”这一句话，就断言殷纣王是无神论者，是法家，从而推动历史前进。他们忘记了或企图推翻殷纣“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及以“炮烙之法”“醢九侯”、“剖比干”的暴君行为和几千年的历史定案。
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是如此。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四人帮”对秦始皇顶礼膜拜，加封其为“厚今薄古的专家”、“革新派路线的代表”、“法家代表人物”、“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先秦无神论思想的发挥者”等等。尤有甚者，他们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大肆吹捧。认为“焚书坑儒”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革命。但后来秦始皇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是杀人不够，镇反不彻底，“他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反革命，而使不少反革命得以潜伏下来”。这就是说，秦始皇的“坑儒”坑得少了，还应多坑多杀。对于“焚书”也不彻底，因为秦始皇还不够高明，他不懂书烧了，“但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旧意识旧思想是烧不掉的”。怎么办呢？最好是在“坑儒”杀人的同时，对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全面的专政。
以上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并非耸人听闻，只要翻一翻70年代初期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各种出版物，我们便会一目了然。这些都是由“四人帮”所推行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思潮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来看冯友兰的学术创作，便可以有一种历史感或一种同情的了解。
冯友兰在70年代初期所做的事，便是再修订他于60年代初所撰写的《新编》一、二册。因为按着新的“标准”，原来的《新编》已经不符合“时代精神”了。因此，“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在短短的十年中，《新编》一、二册就经历了几次历史的磨难。因此在1972年，当有人问起冯友兰哲学思想改变的经过时，冯友兰无限感慨地用一首诗作了回答。诗曰：
去日南边望北云，
归时东国拜西邻。
若惊道术多迁变，
请向兴亡事里寻。
“去日”，指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日寇盘踞中国北方大部分领土，南渡人士望着北方的战火硝烟，如阴云密布，心中充满感慨与忧患。“归时”，指1972年。其时正值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从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到70年代日本首相亲临北京，并就日本侵华向中国人道歉（“东国拜西邻”），其间不到三十年时间，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巨大变化，对于像冯友兰这样经历了不同时代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意义。民族战争的胜利，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必然导致思想、学术的变迁，此即“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的真实含义。
但社会变迁与国家兴亡还有另一方面，即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同民族矛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以“文革”为中心的政治矛盾，纯属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它对思想、学术乃至文化的影响又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所给予的影响。民族矛盾与民族斗争的成败往往关系到一个民族自身的存亡；而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虽有时亦与民族自身存亡有关，但它更多的是关系到由哪一个政治集团或政治派别掌权，从而推行某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不同的治国方式的问题。尽管不同的治国方式会给一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不同的后果，但它毕竟同民族间的斗争有重大区别。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怀，当其所见，“随时尽所欲言”，撰写了“贞元六书”，以为民族的生死存亡披肝沥胆，做了一位哲学家该做的事。但六七十年代，虽也“世变方亟，所见日新”，然而时移事易，殊不知此时存在于国家内部的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恰有如庄子书中的朝菌、蟪蛄，它们自己尚不知晦朔、春秋之变，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何况身居局外、稳坐书斋中的学者呢？
黑格尔曾说过：“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与此相反，在政治的历史中，个人凭借他的性情、才能、情感的特点，性格的坚强或软弱，概括点说，凭借他个人之所以为个人的条件，就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里，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愈少，而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六七十年代《新编》一、二册，恰恰违背了黑格尔提倡的哲学史写作的原则，似乎混淆了哲学史与政治史的界限。同时，从冯友兰上述那首诗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似乎也混淆了民族斗争与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的区别，以为思想、学术的迁变，不仅要受民族斗争的制约，而且也要不断跟上国家内部政治斗争的形势。这是冯友兰六七十年代在学术思想上多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70年代初期冯友兰对《新编》一、二册的修订，贯穿了“评法批儒”的精神。但这两册的修订本还没有来得及出版发表，“四人帮”及其所推行的极“左”路线便宣告破产了。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冯友兰的学术研究也获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