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不为馀子学邯郸”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冯友兰经过十余年的思想改造，至1960年始获得重新进行学术研究的可能性条件。如本书三章六节所述，当时的知识分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欣欣向荣所鼓舞，人们深信，正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另一方面，由于整个50年代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广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冯友兰在内，都必须以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学术研究，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在“道术迁变”中的反映。在当时，如果违背这种时代的要求，学术生命也就可能宣告终止。这对于向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学者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转折。因为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学术非但不能成为天下之公器，而且相反，它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术乃是一定阶级的学术。基于这样的认识，就决定了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对自己过去学术思想“清算”的性质，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忏悔的痕迹。冯友兰晚年回忆说：“在解放以后，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是忏悔。首先是对我在四十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
由以上可知，《新编》的写作是在忏悔中开始的。如何忏悔？冯友兰首先总结了他在1949年以前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状况：“我从一九一五年起就搞中国哲学史，在将近五十年的学习和写作的过程中，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以前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所学的主要是封建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第二阶段是从‘五四’以后到解放以前；在这个阶段所学的、所用的以至所教的，都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只有到了第三阶段，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冯友兰为自己所设定的哲学史创作的三个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说，正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因此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迁变的轨迹。在冯友兰看来，他的哲学史创作的第三阶段，是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为指导的，与前两个阶段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相比，“这才走上了真正的科学的道路；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为历史进步事业服务的道路”。
这样的道路，对冯友兰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的道路。他比较三个阶段所走过的道路说：“这几个阶段的过程，有点像孔子所说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可是，‘至于道’谈何容易，又有点像孟子所说的，‘望道而未之见’，只是约略望见一点而已。”面对新的道路，新的方法，冯友兰抱定的完全是一种谦虚的学习态度。这一态度，从1962年《新编》第一册出版时冯友兰在该书扉页上的题词可以看出。其题词说：
望道便惊天地宽，
南针廿载溯延安。
小言亦可润洪业，
新作亦需代旧刊。
始悟颜回叹孔氏，
不为馀子学邯郸。
此关换骨脱胎事，
莫当寻常著述看。
“不为馀子学邯郸”，典出《庄子·秋水》：“且夫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庄子借公孙龙与魏牟的谈话，讲述了寿陵一少年到邯郸去学走路的故事。这位少年不但没有学会赵国人的走法，而且把自己原来的走法也忘了，结果只好爬着回到燕国。寿陵馀子的教训可谓深矣。
冯友兰深以寿陵馀子为戒，并从1960年起，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至1962年，出版了《新编》第一册；1964年出版了《新编》第二册。这是冯友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次尝试。但此书仅出版了两册，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工作也就被迫停止了。
《新编》一、二册虽然只写到汉代，还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但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因此，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水平，而且也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这正如冯友兰在该书《自序》中所说，这部书之所以称为“新编”，其“新”字“是相对于我在解放前写的《中国哲学史》说的。至于用现在的学术水平说，这部书是‘新’或者还是‘旧’，这就有待于读者的评价了”。这就是说，《新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学术创作，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时期的历史特点。此特点亦如作者在该书《自序》中所说：“我的主观企图是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哲学史。”根据这一想法，这部书为自己立了一些“清规戒律”，即强调并突出“哲学战线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阶级斗争和哲学家的阶级立场”等等。
《新编》一、二册基本上是以这种面貌出现的。冯友兰在该书《绪论》中，对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内容、范围、特点、形式、线索及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几乎都做了规定。如他就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内容说：“总起来说，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也是辩证法观与形而上学观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不断胜利的历史。”哲学史的这种内容作为哲学史家研究的对象说，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因此也就决定了“哲学史不是也不可能客观主义地处理它的对象。哲学史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史家本身也处于一定的阶级地位。他所写的哲学史必然是从他的阶级观点出发，为他的阶级利益服务”。与30年代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及40年代的《中国哲学简史》相比，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几乎成为《新编》一、二册的一条主线，甚至贯穿全部章节。除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外，还有“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此即冯友兰所概括的“这两种‘主义’和两种‘观’的矛盾和斗争”，就构成哲学史的主要内容。这种认识，一方面来自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受了苏联的影响。冯友兰后来总结说：“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它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于60年代撰写的《新编》一、二册，是冯友兰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创作的重要阶段。它作为60年代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反映了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阶级斗争理论对知识分子学术创作的规范和影响，也反映了冯友兰力图改变旧的学术观点从而跟上时代步伐所做的努力。
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在中国全面推行的阶级斗争理论，严重混淆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与文化学术研究的界限。在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其中包括阶级社会在内，文化、艺术、哲学、宗教等等，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域和丰富的内容，也各有其对历史文化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因此，阶级斗争或阶级分析，是决不能将它们全部包括在内，更不能代替。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以孔孟老庄来说，孔子在政治上可能是保守的，但政治立场的保守对其哲学思想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孔子思想之杰出及其在中国文化思想发展中开创与奠基地位之确定，绝不是这种政治立场导致的，而是其对民族文化、精神之真正深刻的代表与体认。老子也可能是隐士，是没落贵族，在某些方面反映出对世界的消极的观察，但老子哲学、智慧之无与伦比的深刻、广阔、丰富，亦是因为老子是中国民族前此的文化、智慧及其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发展到了很高水平而老子善于总结的结果。庄子的人生哲学可能有消极的一面，但庄子《逍遥游》等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与思想水平，亦绝不是某种消极的精神状态所能提供的，它同样地是时代与民族精神风貌或知识分子之深刻智慧与特异心灵的反映。因为哲学作为时代的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之集中表现，其深厚的基础与生命之根是民族以往所积累的全部智慧与文化及其历史与人生经验；是民族在每一时代的时代历史使命与需要。所以真正的哲学，必须首先是民族的社会的，虽然同时也会是阶级的。”
不仅中国哲学史是如此，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艺术、宗教盖皆如此。有些问题并不是用阶级斗争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如民族、氏族、家族、宗教、宗派、教派等等。然而，在6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阶级斗争理论成了万能的法宝，以为阶级斗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尤其在反右运动中，普遍推行了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定阶级成分的方法。从此，阶级不是如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的那样，指的是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可以随掌权者的好恶而改变。”
因此，“把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归结为划分阶级，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划阶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扭曲与偏离”。“但在六十年代，这却是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所以冯先生在《新编》中那样突出阶级分析，并不是个人的爱好，而是历史与时代状况的反映。”
由以上可知，《新编》的写作是在忏悔中开始的。如何忏悔？冯友兰首先总结了他在1949年以前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状况：“我从一九一五年起就搞中国哲学史，在将近五十年的学习和写作的过程中，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以前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所学的主要是封建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第二阶段是从‘五四’以后到解放以前；在这个阶段所学的、所用的以至所教的，都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只有到了第三阶段，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冯友兰为自己所设定的哲学史创作的三个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说，正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因此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迁变的轨迹。在冯友兰看来，他的哲学史创作的第三阶段，是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为指导的，与前两个阶段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相比，“这才走上了真正的科学的道路；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为历史进步事业服务的道路”。
这样的道路，对冯友兰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的道路。他比较三个阶段所走过的道路说：“这几个阶段的过程，有点像孔子所说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可是，‘至于道’谈何容易，又有点像孟子所说的，‘望道而未之见’，只是约略望见一点而已。”面对新的道路，新的方法，冯友兰抱定的完全是一种谦虚的学习态度。这一态度，从1962年《新编》第一册出版时冯友兰在该书扉页上的题词可以看出。其题词说：
望道便惊天地宽，
南针廿载溯延安。
小言亦可润洪业，
新作亦需代旧刊。
始悟颜回叹孔氏，
不为馀子学邯郸。
此关换骨脱胎事，
莫当寻常著述看。
“不为馀子学邯郸”，典出《庄子·秋水》：“且夫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庄子借公孙龙与魏牟的谈话，讲述了寿陵一少年到邯郸去学走路的故事。这位少年不但没有学会赵国人的走法，而且把自己原来的走法也忘了，结果只好爬着回到燕国。寿陵馀子的教训可谓深矣。
冯友兰深以寿陵馀子为戒，并从1960年起，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历史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至1962年，出版了《新编》第一册；1964年出版了《新编》第二册。这是冯友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次尝试。但此书仅出版了两册，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工作也就被迫停止了。
《新编》一、二册虽然只写到汉代，还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但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因此，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水平，而且也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这正如冯友兰在该书《自序》中所说，这部书之所以称为“新编”，其“新”字“是相对于我在解放前写的《中国哲学史》说的。至于用现在的学术水平说，这部书是‘新’或者还是‘旧’，这就有待于读者的评价了”。这就是说，《新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学术创作，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时期的历史特点。此特点亦如作者在该书《自序》中所说：“我的主观企图是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哲学史。”根据这一想法，这部书为自己立了一些“清规戒律”，即强调并突出“哲学战线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阶级斗争和哲学家的阶级立场”等等。
《新编》一、二册基本上是以这种面貌出现的。冯友兰在该书《绪论》中，对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内容、范围、特点、形式、线索及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几乎都做了规定。如他就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内容说：“总起来说，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也是辩证法观与形而上学观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不断胜利的历史。”哲学史的这种内容作为哲学史家研究的对象说，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因此也就决定了“哲学史不是也不可能客观主义地处理它的对象。哲学史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史家本身也处于一定的阶级地位。他所写的哲学史必然是从他的阶级观点出发，为他的阶级利益服务”。与30年代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及40年代的《中国哲学简史》相比，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几乎成为《新编》一、二册的一条主线，甚至贯穿全部章节。除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外，还有“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此即冯友兰所概括的“这两种‘主义’和两种‘观’的矛盾和斗争”，就构成哲学史的主要内容。这种认识，一方面来自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受了苏联的影响。冯友兰后来总结说：“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它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于60年代撰写的《新编》一、二册，是冯友兰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创作的重要阶段。它作为60年代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反映了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阶级斗争理论对知识分子学术创作的规范和影响，也反映了冯友兰力图改变旧的学术观点从而跟上时代步伐所做的努力。
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在中国全面推行的阶级斗争理论，严重混淆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与文化学术研究的界限。在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其中包括阶级社会在内，文化、艺术、哲学、宗教等等，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域和丰富的内容，也各有其对历史文化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因此，阶级斗争或阶级分析，是决不能将它们全部包括在内，更不能代替。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以孔孟老庄来说，孔子在政治上可能是保守的，但政治立场的保守对其哲学思想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孔子思想之杰出及其在中国文化思想发展中开创与奠基地位之确定，绝不是这种政治立场导致的，而是其对民族文化、精神之真正深刻的代表与体认。老子也可能是隐士，是没落贵族，在某些方面反映出对世界的消极的观察，但老子哲学、智慧之无与伦比的深刻、广阔、丰富，亦是因为老子是中国民族前此的文化、智慧及其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发展到了很高水平而老子善于总结的结果。庄子的人生哲学可能有消极的一面，但庄子《逍遥游》等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与思想水平，亦绝不是某种消极的精神状态所能提供的，它同样地是时代与民族精神风貌或知识分子之深刻智慧与特异心灵的反映。因为哲学作为时代的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之集中表现，其深厚的基础与生命之根是民族以往所积累的全部智慧与文化及其历史与人生经验；是民族在每一时代的时代历史使命与需要。所以真正的哲学，必须首先是民族的社会的，虽然同时也会是阶级的。”
不仅中国哲学史是如此，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艺术、宗教盖皆如此。有些问题并不是用阶级斗争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如民族、氏族、家族、宗教、宗派、教派等等。然而，在6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阶级斗争理论成了万能的法宝，以为阶级斗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尤其在反右运动中，普遍推行了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定阶级成分的方法。从此，阶级不是如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的那样，指的是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可以随掌权者的好恶而改变。”
因此，“把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归结为划分阶级，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划阶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扭曲与偏离”。“但在六十年代，这却是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所以冯先生在《新编》中那样突出阶级分析，并不是个人的爱好，而是历史与时代状况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