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哲学史三部曲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代表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因此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它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冯友兰自20年代起，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始终潜心研究中国哲学，企图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探求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道路；在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中，发现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动力和个人在宇宙人生中的生命源泉。
1990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台北版自序中，曾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著述情况，他说：“余平生所著，三史六书耳。三史以释今古，六书以纪贞元。”其中所谓“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三部中国哲学史分别代表了冯友兰学术创作的三个不同时期，从而也反映了冯友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中所表现的学术观点的差异。
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产生于30年代初。当时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外，尚无一部用近代方法或近代史学观写出的中国哲学史。而且胡适的《大纲》只有半部。同时，即使用近代方法或近代史学观写出中国哲学史，也还有用什么样的近代方法或什么样的近代史学观的问题。因为西方近代哲学有不同派别，因此也有不同方法。如胡适的《大纲》是以实用主义方法和实用主义观点写出来的。而在西方近现代哲学流派中，实用主义恰恰是不重视哲学本体论或根本没有哲学形上学的哲学。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学到的实用主义，正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这派哲学所强调的是人的经验及经验所及的“人化世界”，认为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不断适应环境，从而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因此，个人为了生存必须依靠自己奋斗，既不依赖他人，也不受他人制约，主张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民主权利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几乎影响了胡适的一生及其所展开的学术研究活动。他以这种方法及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遂出现了“以实用主义改铸古人”的倾向，在他的笔下，老子、墨子等古代哲学家，都成了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的代言人。
冯友兰虽然同胡适一样，也是首先把西方近现代哲学方法引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人，但他所采用的方法与胡适不同。他所采用的方法是新实在论。而新实在论又恰恰强调冯友兰早年所服膺的逻辑分析方法。在新实在论或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中，认知对象的客观性始终是该哲学体系所关心的焦点，但它所谓的认知对象的客观性或实在性，往往又与所谓的“共相”纠缠在一起，并由此强调事物的“共相”，亦即现代哲学所称的“一般”。
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三部曲中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即是以新实在论的理论方法为基础而撰写出来的。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古代走上了近现代的道路，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则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审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发展，尽力突出了哲学之为哲学本身而非哲学之为政治的理论厘定工作，从而摆脱了传统的经学形式，使哲学史的研究进入了真正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时代与民族的统一。至于这种“统一”是否完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考察，但它毕竟做出了历史性的尝试。
《中国哲学简史》是40年代的产物，它距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诞生前后相差十几年。而在这十几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国际环境及学术、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及国际环境方面，40年代中后期，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为中华民族增强了自信心；但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的矛盾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趋于激化，中国面临内战的巨大压力。对此，《中国哲学简史》不能不有所反映。在《简史》中，冯友兰专门以“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为一章，阐述了中华民族或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对政治统一及民族团结的渴望（详见第8章）。这表现了冯友兰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深切关怀。而这种表现是以哲学或哲学史，即从理论或文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在这种背景下，《简史》所用的方法，除继承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分析方法外，还吸收了自3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所流行的社会史观和文化史观的方法。如冯友兰在《简史》中再次强调，他在《新理学》中力图排除程朱理学所含有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这是因为：“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种’理‘，实现每个’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冯友兰在40年代所完成的“贞元六书”，特别是《新事论》一书，即是“应用这种解释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而《简史》则又是在《新事论》基础上，运用了这一方法。
《简史》除运用上述方法外，还特别重视文化传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多来自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在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更迭、民族的融合、分裂后的再统一等等，往往是从文化上着眼，而非强调种族的区别。正因如此，当中国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由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并继续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没有发生断裂，因此，中国人很自然地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元朝清朝等都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前后相续的正统朝代。这一观点在于揭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及其统一的历史作用。
到60年代初，冯友兰又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新编》的撰写，上距《中国哲学简史》又是十几个年头。从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发生了更加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要比冯友兰以前所经历的变化深刻得多，因此它带给这位哲学家的影响也要比以前任何历史变化所带给他的影响大得多。单就《新编》七卷本的完成时间来看，从60年代初《新编》的起笔，到90年代《新编》全部完成，中间的历史跨度长达近30年。《新编》作为冯友兰学术创作的重要成果，可以说也是他后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在学术上的反映。在冯友兰整个学术生涯中，还没有一部著作像《新编》那样经历了这么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初稿，到修订，再从修订到“修订的修订”，几乎耗费了冯友兰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和心血，从而也创造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从30年代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诞生，到90年代初《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的完成，中间经历了整整60年。三部中国哲学史所研究的对象应该说是同一的，其主题词都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然而，这三部产生于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抑或方法，都有许多不同。这正如黑格尔所说：“当一个人追溯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时，他会觉得他的目的好像是很狭小似的，可是他全部生活的迂回曲折都一起包括在他的目的里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三部曲，在一定意义上说，其创作过程即是冯友兰自己的生活经历的过程，所不同的只是这种生活经历是以哲学史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因此，他的目的“三史以释今古”，亦包含着冯友兰的全部生活的迂回曲折。在这些迂回曲折中，《中国哲学史新编》尤其如此。《新编》七卷本的最终完成，反映了中国自1949年以后“道术迁变”的全过程。
1990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台北版自序中，曾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著述情况，他说：“余平生所著，三史六书耳。三史以释今古，六书以纪贞元。”其中所谓“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三部中国哲学史分别代表了冯友兰学术创作的三个不同时期，从而也反映了冯友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中所表现的学术观点的差异。
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产生于30年代初。当时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外，尚无一部用近代方法或近代史学观写出的中国哲学史。而且胡适的《大纲》只有半部。同时，即使用近代方法或近代史学观写出中国哲学史，也还有用什么样的近代方法或什么样的近代史学观的问题。因为西方近代哲学有不同派别，因此也有不同方法。如胡适的《大纲》是以实用主义方法和实用主义观点写出来的。而在西方近现代哲学流派中，实用主义恰恰是不重视哲学本体论或根本没有哲学形上学的哲学。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学到的实用主义，正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这派哲学所强调的是人的经验及经验所及的“人化世界”，认为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不断适应环境，从而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因此，个人为了生存必须依靠自己奋斗，既不依赖他人，也不受他人制约，主张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民主权利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几乎影响了胡适的一生及其所展开的学术研究活动。他以这种方法及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遂出现了“以实用主义改铸古人”的倾向，在他的笔下，老子、墨子等古代哲学家，都成了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的代言人。
冯友兰虽然同胡适一样，也是首先把西方近现代哲学方法引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人，但他所采用的方法与胡适不同。他所采用的方法是新实在论。而新实在论又恰恰强调冯友兰早年所服膺的逻辑分析方法。在新实在论或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中，认知对象的客观性始终是该哲学体系所关心的焦点，但它所谓的认知对象的客观性或实在性，往往又与所谓的“共相”纠缠在一起，并由此强调事物的“共相”，亦即现代哲学所称的“一般”。
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三部曲中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即是以新实在论的理论方法为基础而撰写出来的。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古代走上了近现代的道路，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则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审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发展，尽力突出了哲学之为哲学本身而非哲学之为政治的理论厘定工作，从而摆脱了传统的经学形式，使哲学史的研究进入了真正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时代与民族的统一。至于这种“统一”是否完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考察，但它毕竟做出了历史性的尝试。
《中国哲学简史》是40年代的产物，它距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诞生前后相差十几年。而在这十几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国际环境及学术、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及国际环境方面，40年代中后期，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为中华民族增强了自信心；但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的矛盾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趋于激化，中国面临内战的巨大压力。对此，《中国哲学简史》不能不有所反映。在《简史》中，冯友兰专门以“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为一章，阐述了中华民族或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对政治统一及民族团结的渴望（详见第8章）。这表现了冯友兰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深切关怀。而这种表现是以哲学或哲学史，即从理论或文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在这种背景下，《简史》所用的方法，除继承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分析方法外，还吸收了自3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所流行的社会史观和文化史观的方法。如冯友兰在《简史》中再次强调，他在《新理学》中力图排除程朱理学所含有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这是因为：“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种’理‘，实现每个’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冯友兰在40年代所完成的“贞元六书”，特别是《新事论》一书，即是“应用这种解释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而《简史》则又是在《新事论》基础上，运用了这一方法。
《简史》除运用上述方法外，还特别重视文化传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多来自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在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更迭、民族的融合、分裂后的再统一等等，往往是从文化上着眼，而非强调种族的区别。正因如此，当中国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由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并继续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没有发生断裂，因此，中国人很自然地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元朝清朝等都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前后相续的正统朝代。这一观点在于揭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及其统一的历史作用。
到60年代初，冯友兰又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新编》的撰写，上距《中国哲学简史》又是十几个年头。从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发生了更加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要比冯友兰以前所经历的变化深刻得多，因此它带给这位哲学家的影响也要比以前任何历史变化所带给他的影响大得多。单就《新编》七卷本的完成时间来看，从60年代初《新编》的起笔，到90年代《新编》全部完成，中间的历史跨度长达近30年。《新编》作为冯友兰学术创作的重要成果，可以说也是他后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在学术上的反映。在冯友兰整个学术生涯中，还没有一部著作像《新编》那样经历了这么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初稿，到修订，再从修订到“修订的修订”，几乎耗费了冯友兰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和心血，从而也创造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从30年代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诞生，到90年代初《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的完成，中间经历了整整60年。三部中国哲学史所研究的对象应该说是同一的，其主题词都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然而，这三部产生于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抑或方法，都有许多不同。这正如黑格尔所说：“当一个人追溯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时，他会觉得他的目的好像是很狭小似的，可是他全部生活的迂回曲折都一起包括在他的目的里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三部曲，在一定意义上说，其创作过程即是冯友兰自己的生活经历的过程，所不同的只是这种生活经历是以哲学史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因此，他的目的“三史以释今古”，亦包含着冯友兰的全部生活的迂回曲折。在这些迂回曲折中，《中国哲学史新编》尤其如此。《新编》七卷本的最终完成，反映了中国自1949年以后“道术迁变”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