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抽象继承法”的遭遇
作为一种补偏救弊的方法，冯友兰的上述思想在当时确实造成了一种“理论效应”。这种“效应”是由几种因素造成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里，人们往往习惯于一种“思维定式”。即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的话，或马恩列斯毛的思想中没有的思想，一旦被别人提出来，一定会遭来物议，甚至会被当作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而引起广泛注意。即使被别人提出来的思想是一种很简单的思想；或者与马恩列斯毛不相违背的思想，都可能被当作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而遭到批判。
与上述“思维定势”相联系的再一个因素，是“因人定位”的观念。同样一种思想或同样一句话，若出于“左”派口中，则往往被认定为是正确的，起码不会被当作是错误的。相反，若出于从旧社会过来的，尤其像冯友兰这样的学术权威之口，那么他所说的话或他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就值得怀疑，甚至要查一查老账，翻一翻老底，看他以前是怎样说的，然后把现在的观点与他以前的观点联系起来加以批判。
再者是所谓哲学的党性原则。那时所理解的党性，多指阶级性或党派性。即认为哲学或哲学史不但要有高度的科学性，“而且要有高度的党性。有的人为了反对教条主义，不但伤害了哲学史的科学性，而且削弱了，甚至否认了哲学史的党性原则”。这种观点，把批评教条主义与贯彻哲学的党性原则对立起来。而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及《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两文所提出的观点，都具有反对教条主义的意义，因此必然遭到批判。
由于冯友兰的上述文章及观点在当时确实造成了一种“理论效应”，所以引起当时理论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它所涉及的范围大大超出了中国哲学史的界限，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及党内理论家都参加了讨论，并对冯友兰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最初，对冯友兰把哲学命题划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批评，基本上是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的。尽管其中也有些极“左”的观点，但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到了1957年底，即学术界、理论界经过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之后，正常的学术讨论被政治斗争所取代，学术问题也被看作是政治问题。因此，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对冯友兰上述观点的批判，基本上由学术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并且多以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冯友兰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进行了批判。这一时期的批判，之所以表现为不正常，其突出特点是把冯友兰的学术观点同冯友兰个人的所谓思想表现、政治表现联系起来，把冯友兰当时的理论观点与过去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同其新理学的理论观点联系起来。联系起来之后，又把冯友兰的观点作为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加以批判，这样就使原来的学术讨论完全走了样、变了形，表现为一种绝对化的极“左”思潮。
上述绝对化的极“左”思潮的一个典型代表，即是关锋《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此文写于1957年10月，发表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一期上。这篇文章似乎是一个信号，即对“反右斗争”作理论上的总结。1957年夏，毛泽东发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该文在对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斗争”作出总结的同时，又提出了下一阶段的任务，指出：“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同年十月，毛泽东又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对中共“八大”决议提出批评。他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而党的“八大”决议上，却写着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八大”的“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因此，在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结束之后，阶级斗争并未止息，这种斗争形式的改变，是为了更好地“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关锋的《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对于当时在北大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来说具有“清算”的性质。关锋认为，以贺麟、陈修斋、冯友兰为代表的观点，“他们的根本论点的实质却是修正主义的”。那时，对他们的观点虽然也进行了批判，但“还没有分析它的修正主义的实质、严重性和它的根源。因此，现在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清算”。
在关锋《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的影响下，吴传启发表了《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一文。此文第一次把冯友兰关于哲学命题可以划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并认为“抽象意义”可以继承的观点，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吴传启的文章是继关锋之后，再一次从“清算”的立场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展开批判。吴氏认为，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提出，是冯友兰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大暴露，由此联系到政治及世界观的改造，则说明了“一个人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学术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困难的和艰苦的事情。一般说来，这种改造的过程是反复的，是波浪式前进的。所以冯先生虽然早有‘警惕’于前，然而他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仍然继续表现于后”。其中关于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吴传启看来，冯友兰关于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不是枝节问题，“而是在根本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因此必须“在学术思想上进一步地清算”。
吴传启对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清算”，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个是把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与新理学中的哲学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冯友兰把哲学命题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实际上就是《新理学》中关于“真际”与“实际”的翻版。吴氏认为，照这种说法，所谓“继承”问题，就只存在于“理念世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只存在于“真际”，不存在于“实际”；只存在于“抽象”，不存在于“具体”。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孔子“节用而爱人”这句话，从具体意义讲，其所谓“人”是指“贵族”；然而从其抽象意义说，则不管爱什么人，都是“爱人”。吴氏认为，这样一来，冯友兰所谓的“爱人”，便是一种“超时空而独立存在的‘爱人’”，这种“爱人”在具体的、实际的社会中，或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由此，吴传启得出结论认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在理论上是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混淆阶级界限，混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界线”，因此它“也就是通向于‘无党性’和‘超阶级’的阳关大道”。
吴传启对“抽象继承法”的另一方面的“清算”，则是联系冯友兰的政治立场，认为冯友兰在解放前，利用“新理学”的所谓“超世”哲学，“一方面‘肯定’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则‘否定’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为不合理”。不仅如此，吴氏还把冯友兰在“抽象继承法”中提出的“在哲学遗产中是否有可以为各阶级服务底成分”这一问题，与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提出的“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底，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底”这一问题联系起来，并把冯友兰的上述观点概括为“基本道德论”。
在吴传启看来，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完全是“基本道德论”的“借尸还魂”。他认为，在政治上，冯友兰的这种“所谓不变的‘基本道德’，实际上不过是当时反动统治者所企图恢复的封建旧道德而已。然而这种观点直到现在仍然顽固地表现在冯先生的文章里。……蛛丝马迹，前后印证，难道不是‘基本道德’论的‘魂兮归来’吗？”这样，在当时的一些“左”派眼里，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及其“基本道德论”，便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组织反动势力的力量”，成为“集当时对抗革命的反动思潮的大成”。
在吴传启的文章发表之后，关锋又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3期上发表了《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一文。该文充分肯定了吴传启对“抽象继承法”的概括，并在吴氏批判的基础上，对“抽象继承法”作了三条“判决”：“一）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一般意义’，实际上是一个超唯物、唯心的形而上的绝对”；“二）冯先生所说的‘一般意义’是超阶级的绝对”；“三）冯先生的‘一般意义’实质上是超时代的绝对”。在关锋看来，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由于有上述三个“绝对”，因此犯了五个错误：第一，关锋认为，把“一般意义”继承过来，弄成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唯心主义、各个时代的唯物主义都是一样的，因此“犯了简单化的错误”；第二，冯友兰主观地给历史上的哲学命题附加上“一般意义”或“特殊意义”，这样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第三，把“一般意义”弄成脱离具体而独立存在的绝对或“真际”，因而“走上唯心主义”；第四，把哲学形态的更替，看作亘古不变的“一般意义”的改装，“走上形而上学的道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第五，只注意有价值的命题的“一般意义”，而忘记它的“特殊意义”，就会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美化古人”。
关锋为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所概括的“三个绝对”与“五条错误”，实际上等于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宣判了“抽象继承法”的“死刑”。此后，理论界基本上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以“抽象继承法”为“反面教材”或“活靶子”来批判的。如陈伯达在批评“厚古薄今”和所谓“繁琐考证”的时候，也根据自己的需要批判了“抽象继承法”。
陈伯达认为，在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存在着“左”、右两种倾向。右的倾向是，凡古皆好，否认正当的批判；“左”的倾向则是割断历史、抹杀一切，否认对文化遗产的继承。由于陈伯达自己就是“左”的代表，因此他不可能真正地纠正“左”的倾向，而是在不断反右的道路上越走越“左”，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1959年中期，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判地继承和新的探索》一文。该文即把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当作右的倾向加以批判，认为这一方法中蕴藏着一种“具体的复古主义”，因此，“抽象继承法”实质上“却是在继承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名义下，在玄虚中绕圈子，把古代加以现代化，把现代加以古代化”。在陈伯达看来，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的目的，是“想剥夺哲学、道德的概念中的具体内容，使这类概念成为超客观存在、超时间、超历史条件的某些绝对的、先验的形式、公式或名称”，“这样，也就可以方便地去磨平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线，磨平这个阶级道德和那个阶级道德的界线”。陈伯达对“抽象继承法”的批判，虽然是以扣帽子的方式说了一些大话和空话，但这种批判方式及其批判水平正是反映了5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学术研究所受到的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冯友兰因所谓“抽象继承法”而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里，人们往往习惯于一种“思维定式”。即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的话，或马恩列斯毛的思想中没有的思想，一旦被别人提出来，一定会遭来物议，甚至会被当作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而引起广泛注意。即使被别人提出来的思想是一种很简单的思想；或者与马恩列斯毛不相违背的思想，都可能被当作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而遭到批判。
与上述“思维定势”相联系的再一个因素，是“因人定位”的观念。同样一种思想或同样一句话，若出于“左”派口中，则往往被认定为是正确的，起码不会被当作是错误的。相反，若出于从旧社会过来的，尤其像冯友兰这样的学术权威之口，那么他所说的话或他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就值得怀疑，甚至要查一查老账，翻一翻老底，看他以前是怎样说的，然后把现在的观点与他以前的观点联系起来加以批判。
再者是所谓哲学的党性原则。那时所理解的党性，多指阶级性或党派性。即认为哲学或哲学史不但要有高度的科学性，“而且要有高度的党性。有的人为了反对教条主义，不但伤害了哲学史的科学性，而且削弱了，甚至否认了哲学史的党性原则”。这种观点，把批评教条主义与贯彻哲学的党性原则对立起来。而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及《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两文所提出的观点，都具有反对教条主义的意义，因此必然遭到批判。
由于冯友兰的上述文章及观点在当时确实造成了一种“理论效应”，所以引起当时理论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它所涉及的范围大大超出了中国哲学史的界限，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及党内理论家都参加了讨论，并对冯友兰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最初，对冯友兰把哲学命题划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批评，基本上是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的。尽管其中也有些极“左”的观点，但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到了1957年底，即学术界、理论界经过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之后，正常的学术讨论被政治斗争所取代，学术问题也被看作是政治问题。因此，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对冯友兰上述观点的批判，基本上由学术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并且多以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冯友兰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进行了批判。这一时期的批判，之所以表现为不正常，其突出特点是把冯友兰的学术观点同冯友兰个人的所谓思想表现、政治表现联系起来，把冯友兰当时的理论观点与过去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同其新理学的理论观点联系起来。联系起来之后，又把冯友兰的观点作为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加以批判，这样就使原来的学术讨论完全走了样、变了形，表现为一种绝对化的极“左”思潮。
上述绝对化的极“左”思潮的一个典型代表，即是关锋《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此文写于1957年10月，发表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一期上。这篇文章似乎是一个信号，即对“反右斗争”作理论上的总结。1957年夏，毛泽东发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该文在对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斗争”作出总结的同时，又提出了下一阶段的任务，指出：“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同年十月，毛泽东又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对中共“八大”决议提出批评。他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而党的“八大”决议上，却写着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八大”的“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因此，在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结束之后，阶级斗争并未止息，这种斗争形式的改变，是为了更好地“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关锋的《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对于当时在北大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来说具有“清算”的性质。关锋认为，以贺麟、陈修斋、冯友兰为代表的观点，“他们的根本论点的实质却是修正主义的”。那时，对他们的观点虽然也进行了批判，但“还没有分析它的修正主义的实质、严重性和它的根源。因此，现在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清算”。
在关锋《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的影响下，吴传启发表了《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一文。此文第一次把冯友兰关于哲学命题可以划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并认为“抽象意义”可以继承的观点，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吴传启的文章是继关锋之后，再一次从“清算”的立场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展开批判。吴氏认为，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提出，是冯友兰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大暴露，由此联系到政治及世界观的改造，则说明了“一个人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学术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困难的和艰苦的事情。一般说来，这种改造的过程是反复的，是波浪式前进的。所以冯先生虽然早有‘警惕’于前，然而他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仍然继续表现于后”。其中关于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吴传启看来，冯友兰关于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不是枝节问题，“而是在根本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因此必须“在学术思想上进一步地清算”。
吴传启对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清算”，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个是把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与新理学中的哲学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冯友兰把哲学命题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实际上就是《新理学》中关于“真际”与“实际”的翻版。吴氏认为，照这种说法，所谓“继承”问题，就只存在于“理念世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只存在于“真际”，不存在于“实际”；只存在于“抽象”，不存在于“具体”。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孔子“节用而爱人”这句话，从具体意义讲，其所谓“人”是指“贵族”；然而从其抽象意义说，则不管爱什么人，都是“爱人”。吴氏认为，这样一来，冯友兰所谓的“爱人”，便是一种“超时空而独立存在的‘爱人’”，这种“爱人”在具体的、实际的社会中，或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由此，吴传启得出结论认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在理论上是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混淆阶级界限，混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界线”，因此它“也就是通向于‘无党性’和‘超阶级’的阳关大道”。
吴传启对“抽象继承法”的另一方面的“清算”，则是联系冯友兰的政治立场，认为冯友兰在解放前，利用“新理学”的所谓“超世”哲学，“一方面‘肯定’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则‘否定’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为不合理”。不仅如此，吴氏还把冯友兰在“抽象继承法”中提出的“在哲学遗产中是否有可以为各阶级服务底成分”这一问题，与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提出的“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底，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底”这一问题联系起来，并把冯友兰的上述观点概括为“基本道德论”。
在吴传启看来，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完全是“基本道德论”的“借尸还魂”。他认为，在政治上，冯友兰的这种“所谓不变的‘基本道德’，实际上不过是当时反动统治者所企图恢复的封建旧道德而已。然而这种观点直到现在仍然顽固地表现在冯先生的文章里。……蛛丝马迹，前后印证，难道不是‘基本道德’论的‘魂兮归来’吗？”这样，在当时的一些“左”派眼里，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及其“基本道德论”，便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组织反动势力的力量”，成为“集当时对抗革命的反动思潮的大成”。
在吴传启的文章发表之后，关锋又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3期上发表了《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一文。该文充分肯定了吴传启对“抽象继承法”的概括，并在吴氏批判的基础上，对“抽象继承法”作了三条“判决”：“一）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一般意义’，实际上是一个超唯物、唯心的形而上的绝对”；“二）冯先生所说的‘一般意义’是超阶级的绝对”；“三）冯先生的‘一般意义’实质上是超时代的绝对”。在关锋看来，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由于有上述三个“绝对”，因此犯了五个错误：第一，关锋认为，把“一般意义”继承过来，弄成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唯心主义、各个时代的唯物主义都是一样的，因此“犯了简单化的错误”；第二，冯友兰主观地给历史上的哲学命题附加上“一般意义”或“特殊意义”，这样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第三，把“一般意义”弄成脱离具体而独立存在的绝对或“真际”，因而“走上唯心主义”；第四，把哲学形态的更替，看作亘古不变的“一般意义”的改装，“走上形而上学的道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第五，只注意有价值的命题的“一般意义”，而忘记它的“特殊意义”，就会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美化古人”。
关锋为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所概括的“三个绝对”与“五条错误”，实际上等于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宣判了“抽象继承法”的“死刑”。此后，理论界基本上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以“抽象继承法”为“反面教材”或“活靶子”来批判的。如陈伯达在批评“厚古薄今”和所谓“繁琐考证”的时候，也根据自己的需要批判了“抽象继承法”。
陈伯达认为，在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存在着“左”、右两种倾向。右的倾向是，凡古皆好，否认正当的批判；“左”的倾向则是割断历史、抹杀一切，否认对文化遗产的继承。由于陈伯达自己就是“左”的代表，因此他不可能真正地纠正“左”的倾向，而是在不断反右的道路上越走越“左”，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1959年中期，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判地继承和新的探索》一文。该文即把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当作右的倾向加以批判，认为这一方法中蕴藏着一种“具体的复古主义”，因此，“抽象继承法”实质上“却是在继承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名义下，在玄虚中绕圈子，把古代加以现代化，把现代加以古代化”。在陈伯达看来，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的目的，是“想剥夺哲学、道德的概念中的具体内容，使这类概念成为超客观存在、超时间、超历史条件的某些绝对的、先验的形式、公式或名称”，“这样，也就可以方便地去磨平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线，磨平这个阶级道德和那个阶级道德的界线”。陈伯达对“抽象继承法”的批判，虽然是以扣帽子的方式说了一些大话和空话，但这种批判方式及其批判水平正是反映了5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学术研究所受到的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冯友兰因所谓“抽象继承法”而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