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抽象继承法”的由来
中国现代史上的50年代，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黄金时代。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对胡适、俞平伯的批判，最后都归结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上。这一系列的思想批判运动，最后以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为高潮，落下了50年代前5年的历史帷幕。中国现代史确如舞台戏剧一样，是一环扣一环，一幕接一幕地发展。在连续发展的历史中，50年代的前5年与后5年，都有一个小高潮。前一个高潮以批“胡风集团”为标志，后一个高潮则以“反右斗争”为标志。在这种高潮迭起的政治思想运动中，冯友兰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多是以忏悔的心态投入运动。“但是在有的时候，也发表了一些不是忏悔的见解和主张。”尽管这些不是忏悔的见解和主张，“刚一提出来，就受到了批判”，但它表达了冯友兰当时内心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愿望。这些思想和愿望，在今天看来，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50年代中期，即上文所述两个高潮的中间，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虽然这种平静往往意味着新的思想政治运动的高潮的到来，但在当时是不易预见的。因为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稍稍趋于稳定，中国共产党有鉴于苏共二十大所暴露出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开始反思苏联的经验。1956年4月，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表示了要在党内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愿望。5月，又提出了旨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文学艺术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特别是于同年九月通过的中共八大文件，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基本形势，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根据这种形势，八大确定了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在“双百方针”和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感到兴奋。因为从1949年以来，党还从来没有如此明确地提出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知识分子以为施展自己才能的时候到了，认为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在党的八大之后不久，在文学、艺术、教育、学术等领域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活跃的气氛。北大哲学系尤其如此。当时北大哲学系主任，号称康德研究专家的郑昕教授，率先于10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他从政治与学术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开放唯心主义的意义，以为共产党允许唯心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自由争辩，自由竞赛。“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大学里有比资本主义国家多得无比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叫马克思主义进大学的门，但是他们夸口他们的‘学术自由’，而我们却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自由讲授，这就充分说明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在人民民主政权下的人民是能充分享受民主与自由的。”为此，郑昕教授还呼吁那些当时仍淹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再存顾虑，不要再听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客们的恶毒宣传了；祖国殷切期待你们回来自由研究和自由讲学，祖国的空气是自由的。”自由研究和自由讲学的理想还没有实行，知识分子们便开始有些喜形于色了。他们盼望的就是这一天，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所长奉献给祖国。
当然，开放唯心主义，对于郑昕教授来说，还有更大的意义。即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给人类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确地对待它们，“就能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来丰富的历史遗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这一份历史遗产，甚至于对它作简单的否定”。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心主义成了政治反动的代名词，只许批判，不许辩护”，结果反倒使“唯心主义思想掩藏得愈深愈牢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学术观点与政治观点分开，使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与辩护，成为“自由争论的两方，这就给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以无限自由的感觉。自由是改造的起点，只许批判，不许辩护，就很难使人心服”。郑昕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对于解放思想、活跃学术气氛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已经涉及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唯心主义）的继承问题和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方法问题。
继郑昕《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之后，冯友兰于10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文章。冯友兰认为，“我们近年来的哲学史工作，就是把唯心主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实际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一个东西（哲学）底两个对立面。它们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就是两个对立面底矛盾与统一”。在冯友兰看来，构成事物统一体的矛盾双方，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渗透的一面。只讲排斥、斗争，不讲联系、渗透，就势必否认一方面，夸大一方面。“这样的处理，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是受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是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因此也就是违背辩证法的。最后他得出结论说：
我们近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
冯友兰认为，如果按着当时的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几乎全得否定，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这一看法与郑昕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中关于唯心主义哲学同样可以成为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看法是一致的。这里，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那就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史，其中包括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不要继承和如何继承的问题。就此，冯友兰于1957年1月8日，在《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方法。他说：“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底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为了全面了解中国哲学思想，以便解决“否定的多，继承的少”的问题，他提出：中国哲学史有些命题既有抽象的意义，又有具体的意义。按其具体的意义说，许多命题都没有进步意义，因此只能否定，不能继承；但“就其抽象意义说，则有进步作用，是可以继承的”。这就是著名的、后来被概括为“抽象继承法”的由来。
《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一经发表，便引起当时哲学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就在此时，中宣部指示北大哲学系召开一次“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于是从1957年1月22日至26日座谈会在北大哲学系召开，会上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对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另一个则是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因为是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又因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故会议由冯友兰主持，并作了重点发言。在这次座谈会上，他除了再次提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一文中的主要观点外，还针对学术界对他的批评，谈了他的“补充意见”。后来他又对补充意见作了修改，以《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为题，分别刊载于该年3月29日、30日的《人民日报》上。此后不久，冯友兰又于5月10日至14日主持了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北大中哲史教研室、人大哲学史教研室共同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大家也就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展开了讨论。
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两篇文章和围绕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讨论的两次座谈会，可以说是“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遗产普遍关切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哲学发展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和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活动。由于当时正处于50年代两次政治运动的高潮之间，所以当时尽管“左”的教条主义仍占统治地位，但总的说来，学术界对冯友兰的批评基本上是正常的。可是，不久，这种基本正常的学术批评便被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所取代，“抽象继承法”也随之成为一顶不大不小的“政治帽子”戴在了冯友兰的头上。
50年代中期，即上文所述两个高潮的中间，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虽然这种平静往往意味着新的思想政治运动的高潮的到来，但在当时是不易预见的。因为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稍稍趋于稳定，中国共产党有鉴于苏共二十大所暴露出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开始反思苏联的经验。1956年4月，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表示了要在党内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愿望。5月，又提出了旨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文学艺术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特别是于同年九月通过的中共八大文件，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基本形势，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根据这种形势，八大确定了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在“双百方针”和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感到兴奋。因为从1949年以来，党还从来没有如此明确地提出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知识分子以为施展自己才能的时候到了，认为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在党的八大之后不久，在文学、艺术、教育、学术等领域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活跃的气氛。北大哲学系尤其如此。当时北大哲学系主任，号称康德研究专家的郑昕教授，率先于10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他从政治与学术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开放唯心主义的意义，以为共产党允许唯心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自由争辩，自由竞赛。“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大学里有比资本主义国家多得无比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叫马克思主义进大学的门，但是他们夸口他们的‘学术自由’，而我们却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自由讲授，这就充分说明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在人民民主政权下的人民是能充分享受民主与自由的。”为此，郑昕教授还呼吁那些当时仍淹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再存顾虑，不要再听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客们的恶毒宣传了；祖国殷切期待你们回来自由研究和自由讲学，祖国的空气是自由的。”自由研究和自由讲学的理想还没有实行，知识分子们便开始有些喜形于色了。他们盼望的就是这一天，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所长奉献给祖国。
当然，开放唯心主义，对于郑昕教授来说，还有更大的意义。即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给人类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确地对待它们，“就能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来丰富的历史遗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这一份历史遗产，甚至于对它作简单的否定”。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心主义成了政治反动的代名词，只许批判，不许辩护”，结果反倒使“唯心主义思想掩藏得愈深愈牢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学术观点与政治观点分开，使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与辩护，成为“自由争论的两方，这就给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以无限自由的感觉。自由是改造的起点，只许批判，不许辩护，就很难使人心服”。郑昕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对于解放思想、活跃学术气氛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已经涉及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唯心主义）的继承问题和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方法问题。
继郑昕《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之后，冯友兰于10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文章。冯友兰认为，“我们近年来的哲学史工作，就是把唯心主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实际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一个东西（哲学）底两个对立面。它们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就是两个对立面底矛盾与统一”。在冯友兰看来，构成事物统一体的矛盾双方，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渗透的一面。只讲排斥、斗争，不讲联系、渗透，就势必否认一方面，夸大一方面。“这样的处理，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是受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是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因此也就是违背辩证法的。最后他得出结论说：
我们近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
冯友兰认为，如果按着当时的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几乎全得否定，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这一看法与郑昕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中关于唯心主义哲学同样可以成为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看法是一致的。这里，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那就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史，其中包括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不要继承和如何继承的问题。就此，冯友兰于1957年1月8日，在《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方法。他说：“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底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为了全面了解中国哲学思想，以便解决“否定的多，继承的少”的问题，他提出：中国哲学史有些命题既有抽象的意义，又有具体的意义。按其具体的意义说，许多命题都没有进步意义，因此只能否定，不能继承；但“就其抽象意义说，则有进步作用，是可以继承的”。这就是著名的、后来被概括为“抽象继承法”的由来。
《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一经发表，便引起当时哲学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就在此时，中宣部指示北大哲学系召开一次“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于是从1957年1月22日至26日座谈会在北大哲学系召开，会上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对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另一个则是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因为是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又因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故会议由冯友兰主持，并作了重点发言。在这次座谈会上，他除了再次提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一文中的主要观点外，还针对学术界对他的批评，谈了他的“补充意见”。后来他又对补充意见作了修改，以《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为题，分别刊载于该年3月29日、30日的《人民日报》上。此后不久，冯友兰又于5月10日至14日主持了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北大中哲史教研室、人大哲学史教研室共同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大家也就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展开了讨论。
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两篇文章和围绕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讨论的两次座谈会，可以说是“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遗产普遍关切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哲学发展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和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活动。由于当时正处于50年代两次政治运动的高潮之间，所以当时尽管“左”的教条主义仍占统治地位，但总的说来，学术界对冯友兰的批评基本上是正常的。可是，不久，这种基本正常的学术批评便被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所取代，“抽象继承法”也随之成为一顶不大不小的“政治帽子”戴在了冯友兰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