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哲学代宗教
前节对《简史》特点的概括，其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关于中国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冯友兰在《简史》中提出了明确的看法。这些看法反映了冯友兰对儒家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也表现了他对现世人生的关切。他认为，宗教与人生有密切关系，而且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在支持它，因此作为宗教，尤其是大的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就可以看出，“不能认为儒家是宗教”。因为在儒家的著作及思想中，“没有创世纪，也没有讲天堂、地狱”，更没有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不仅儒家如此，道家也是如此。冯友兰强调说：
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我们已经看出，儒家不是宗教。至于道家，它是一个哲学的学派；而道教才是宗教，二者有其区别。道家与道教的教义不仅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
不仅儒家、道家不是宗教，就是作为中国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佛学，也与作为宗教的佛教有区别。在冯友兰看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佛学比对佛教感兴趣得多。……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
《简史》对上述中国哲学与宗教关系的论述，阐明了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即“与别国人相比，中国人一向是最不关心宗教的”。他还引证美国学者德克·布德（Derk Bodde）的话说：“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这一切自然标出中国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的大多数，有根本的重要的不同。”但为什么不同？中国文化为什么始终体现一种人文精神或理性主义？这一问题，从“五四”至今，都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圆满的解决。冯友兰在《简史》中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
冯友兰认为，在宗教与哲学的价值观上，可作“道德价值”与“超道德价值”的区分。一般地讲，“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超道德价值就是宗教价值。因为依冯友兰的看法，超道德价值并不限于宗教。也就是说，哲学也同样具有超道德价值的价值。他举例说：“爱上帝，在基督教里是宗教价值，但是在斯宾诺莎哲学里，就不是宗教价值，因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实际上是宇宙。”这实际上是等于说，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的哲学具有超道德的价值。在冯友兰看来，哲学要高于宗教，因为严格地讲，“基督教的爱上帝，实际上不是超道德的。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有人格，从而人爱上帝可以与子爱父相比，后者是道德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基督教的爱上帝并不是超道德价值，“它是准超道德价值，而斯宾诺莎哲学里的爱上帝才是真超道德价值”。
冯友兰的上述论证，无疑把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天人一体及张载《西铭》中的“乾称父坤称母”、“民胞物与”等思想与斯宾诺莎的哲学放在一个层次上来思考，表现了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哲学及传统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挥。
既然在哲学中也有超道德价值，所以对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来说，并非没有人类先天的对超乎现世的追求的欲望，而是把这种追求的欲望放在了哲学上。“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这正是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特点。在冯友兰看来，西方人以宗教为其终极关怀，往往不如中国人以哲学为其终极关怀。因为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冯友兰通过对西方世界的观察，认为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教的权威降低了。在这种情境下，西方维护传统的人们往往为宗教权威的下降而悲伤，为越来越多的人不信教而感到惋惜，认为他们已经堕落。但在冯友兰看来，这种悲观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除了宗教，还有哲学能够为人类提供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
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须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像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但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
信仰宗教的人不一定会同意冯友兰的上述看法，但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人类文化的走向，这些看法无疑是一服清醒剂。因为他是以哲学家的眼光看世界，更是以东方学者看文化。中国哲学的传统，从孔子开始，便是在平实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更高的价值，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之外去建立宗教信仰的大厦。总之，冯友兰的《简史》中的这些思想，为后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提供了借鉴。
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我们已经看出，儒家不是宗教。至于道家，它是一个哲学的学派；而道教才是宗教，二者有其区别。道家与道教的教义不仅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
不仅儒家、道家不是宗教，就是作为中国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佛学，也与作为宗教的佛教有区别。在冯友兰看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佛学比对佛教感兴趣得多。……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
《简史》对上述中国哲学与宗教关系的论述，阐明了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即“与别国人相比，中国人一向是最不关心宗教的”。他还引证美国学者德克·布德（Derk Bodde）的话说：“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这一切自然标出中国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的大多数，有根本的重要的不同。”但为什么不同？中国文化为什么始终体现一种人文精神或理性主义？这一问题，从“五四”至今，都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圆满的解决。冯友兰在《简史》中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
冯友兰认为，在宗教与哲学的价值观上，可作“道德价值”与“超道德价值”的区分。一般地讲，“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超道德价值就是宗教价值。因为依冯友兰的看法，超道德价值并不限于宗教。也就是说，哲学也同样具有超道德价值的价值。他举例说：“爱上帝，在基督教里是宗教价值，但是在斯宾诺莎哲学里，就不是宗教价值，因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实际上是宇宙。”这实际上是等于说，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的哲学具有超道德的价值。在冯友兰看来，哲学要高于宗教，因为严格地讲，“基督教的爱上帝，实际上不是超道德的。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有人格，从而人爱上帝可以与子爱父相比，后者是道德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基督教的爱上帝并不是超道德价值，“它是准超道德价值，而斯宾诺莎哲学里的爱上帝才是真超道德价值”。
冯友兰的上述论证，无疑把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天人一体及张载《西铭》中的“乾称父坤称母”、“民胞物与”等思想与斯宾诺莎的哲学放在一个层次上来思考，表现了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哲学及传统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挥。
既然在哲学中也有超道德价值，所以对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来说，并非没有人类先天的对超乎现世的追求的欲望，而是把这种追求的欲望放在了哲学上。“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这正是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特点。在冯友兰看来，西方人以宗教为其终极关怀，往往不如中国人以哲学为其终极关怀。因为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冯友兰通过对西方世界的观察，认为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教的权威降低了。在这种情境下，西方维护传统的人们往往为宗教权威的下降而悲伤，为越来越多的人不信教而感到惋惜，认为他们已经堕落。但在冯友兰看来，这种悲观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除了宗教，还有哲学能够为人类提供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
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须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像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但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
信仰宗教的人不一定会同意冯友兰的上述看法，但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人类文化的走向，这些看法无疑是一服清醒剂。因为他是以哲学家的眼光看世界，更是以东方学者看文化。中国哲学的传统，从孔子开始，便是在平实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更高的价值，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之外去建立宗教信仰的大厦。总之，冯友兰的《简史》中的这些思想，为后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提供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