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古今”说与“时代差异”论
用历史时代来解释中西文化的差别，是冯友兰文化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出现，标志着冯友兰的文化观开始摆脱五四时期的一般讨论。对此，冯友兰于1982年在美国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答词中曾有一个总结：“1922年我向哲学系讨论会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我在这篇论文中主张文化的差别就是东方、西方的差别。这实际上是当时流行的见解。可是待我一深入研究哲学史，就发现这种流行的见解并不对。我发现，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东西在东方哲学史里也有。我发现人类有共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这个看法后来就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论题。”冯友兰的博士论文于1924年在上海出版，其中的思想，实际上早在其撰写论文时即已形成。也就是说，当冯友兰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即已发现自己以前的一些“见解并不对”。因此可以说，冯友兰文化观的第一阶段，似乎只有很短的时间。大致从1920年访问泰戈尔起，至1923年博士论文的完成，前后不过两年多的时间。
冯友兰的博士论文于1924年以英文发表时，题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于1926年用中文发表时，改题为《人生哲学》，并加《一种人生观》作为最后两章。从总体上看，它是一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著作，其中对中西文化问题则很少直接述及。故冯友兰在晚年回顾时说：“这部书虽然否定了对于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流行的解释，但是也没有提出新的解释来代替它。”也就是说，冯友兰文化观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其中尽管在有些地方，提出了“一般人所说之西方文化，实非西方文化，而乃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思想，但对此并没有展开论述。因此只能说，20年代中期《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发表，是冯友兰文化观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开始，而不能说该文的发表是标志其文化观从“东西”向“古今”转变的完成。
冯友兰文化观第二阶段的完成，至少应以30年代中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及《秦汉历史哲学》等著作和文章的发表为标志。对此，冯友兰自己也有明确的说明。他认为，20年代的《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没有提出新的解释”来代替当时流行的看法，“这种新的解释却蕴含在我后来的著作《中国哲学史》里。……这部书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历史划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等三个时代，而代之以另一种分法，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两个时代，即子学时代，经学时代……这部书断言：严格地说，在中国还未曾有过近代哲学，但是一旦中国实现了近代化，就会有近代中国哲学。这个论断含蓄地指明，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这段话虽然是冯友兰在晚年总结自己思想发展变化历程时所概括的，但它确实可以在30年代中期的许多文章中找到证明。譬如他在《中国哲学史》下卷中说：
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已。近所谓东西文化之不同，在许多点上，实即中古文化与近古文化之差异。
《中国哲学史》下卷于1934年初版。这说明在30年代中期，冯友兰对东西文化的差异，已经提出了一种有别于20年代的新的解释，这种新的解释即“时代差异”论。冯友兰认为，中西文化之所以存在差别，其根本的原因并不是20年代或五四时期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地理环境或地理区域等空间性因素。在冯友兰看来，人类文化不仅有其起源的问题，而且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其发展变化的历史，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是一种文化的时间性或时代性。它表现为文化的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文化时期和文化阶段。在这种文化的连续性的发展中，实质上存在着时间的前后次序。其具体表现，则是中古文化必定是由上古文化发展而来；同样，近古文化也必定是由中古文化发展而来。正是由于文化的连续性所表现出来的时间次序，所以才有文化的时代性的差别。从这种认识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冯友兰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即是时代性的不同。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是“近古”文化，而中国文化却仍处于“中古”时期。由于在时间上相差整整一个时代，所以“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
冯友兰在30年代中期以前所撰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即是以上述“时代差异”论的观点，把几千年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个时期。这种划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强调“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按着这种“时代差异”论的看法，中国在许多方面所以落后于西方，其中包括“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等问题，就可以得到一种与20年代完全不同的解释。
除了《中国哲学史》下卷对东西文化差异作了时代差异的解释外，冯友兰于30年代中期写的一些文章中，几乎都贯穿了这样的思想。冯友兰自己也总结说，30年代中期，以《秦汉历史哲学》为代表，表明冯友兰思想的转变，其中包括文化观的转变。如他说：
我抄过来了这篇文章（指《秦汉历史哲学》）的大部分，因为这篇文章是我于1933-1934年在欧洲的所见所闻的理论的结论，标志着我的思想上的转变，认识到所谓东西之分，不过是古今之异。
因此可以说，“时代差异”论的文化观点，其正式形成应在30年代中期。它是在冯友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后产生的，特别是30年代初，冯友兰的欧洲之行，使他有机会对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作实际的考察与比较，从而得出上述结论。他说：
在三十年代，我到欧洲休假，看了些欧洲的封建时代的遗迹，大开眼界。我确切认识到，现代的欧洲是封建欧洲的转化和发展，美国是欧洲的延长和发展。欧洲的封建时代，跟过去的中国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或者大同小异。至于一般人所说的西洋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应该说是近代化。
冯友兰对欧洲的实际考察，使他“确切”认识到“现代的欧洲是封建欧洲的转化和发展”；而欧洲的封建时代又与中国的许多事物是相同的。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冯友兰对东西文化差异的理解，“不是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的问题”。因为欧洲已从古代发展到近代，所以其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实际上是指近代化。这样，冯友兰的文化观不仅由“东西”论转变到“古今”论，而且由时代差异的思想出发，正式提出了“近代文化”与“近代化”的观念。
文化观上的“时代差异”论的提出，反映了冯友兰学术思想所涵有的深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同时也是他对文化问题所作出的清晰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和结论，明显地超出了他同时代人的水平。从30年代初期至中期，冯友兰一直持这种“时代差异”论的观点以解释东西文化，一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新事论》的发表，又提出了文化观上的“社会差异”论或“社会类型”说，从而使冯友兰的文化观又深入一步。但此时，冯友兰也没有放弃“时代差异”论的看法；相反，在《新事论》中，他进一步肯定了这种说法。他说：
有一比较清楚底说法，持此说法者说，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者，实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
这里，显然是加入了价值判断，即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优越，正在于它是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而不在于它是西方的。因为近代或现代文化乃是古代文化的延伸与发展，因此它相对于古代文化来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此即其所以为优越的根本原因。就此，他批评那些单纯以物质文明区分东西文化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古今之分”的思想。他说：
有人说西洋文化是汽车文化，中国文化是洋车文化。但汽车亦并不是西洋本有底。有汽车与无汽车，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异也。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所以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指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是通得多。……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
有汽车与无汽车，只是时代的不同，而非中西的不同。这里，冯友兰明确地把人类的器物的制造等物质文明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演进联系起来，认为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这样，“古今之分”的文化观便与历史是进步的历史观统一起来。用历史的发展解释文化的发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近百年来中国之所以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而在于中国文化的时代性。与西方相比，我们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因此，要赶上西方，不是从根本上抛弃我们的民族文化，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改造它，使它赶上时代的发展，此即“古今之分”的文化观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在这一结论中，既隐含着对“全盘西化”论的否定；同时，用历史的发展解释文化的发展，再前进一步，便必然走上用物质生产或经济原因解释文化发展的道路。
冯友兰的博士论文于1924年以英文发表时，题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于1926年用中文发表时，改题为《人生哲学》，并加《一种人生观》作为最后两章。从总体上看，它是一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著作，其中对中西文化问题则很少直接述及。故冯友兰在晚年回顾时说：“这部书虽然否定了对于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流行的解释，但是也没有提出新的解释来代替它。”也就是说，冯友兰文化观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其中尽管在有些地方，提出了“一般人所说之西方文化，实非西方文化，而乃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思想，但对此并没有展开论述。因此只能说，20年代中期《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发表，是冯友兰文化观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开始，而不能说该文的发表是标志其文化观从“东西”向“古今”转变的完成。
冯友兰文化观第二阶段的完成，至少应以30年代中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及《秦汉历史哲学》等著作和文章的发表为标志。对此，冯友兰自己也有明确的说明。他认为，20年代的《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没有提出新的解释”来代替当时流行的看法，“这种新的解释却蕴含在我后来的著作《中国哲学史》里。……这部书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历史划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等三个时代，而代之以另一种分法，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两个时代，即子学时代，经学时代……这部书断言：严格地说，在中国还未曾有过近代哲学，但是一旦中国实现了近代化，就会有近代中国哲学。这个论断含蓄地指明，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这段话虽然是冯友兰在晚年总结自己思想发展变化历程时所概括的，但它确实可以在30年代中期的许多文章中找到证明。譬如他在《中国哲学史》下卷中说：
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已。近所谓东西文化之不同，在许多点上，实即中古文化与近古文化之差异。
《中国哲学史》下卷于1934年初版。这说明在30年代中期，冯友兰对东西文化的差异，已经提出了一种有别于20年代的新的解释，这种新的解释即“时代差异”论。冯友兰认为，中西文化之所以存在差别，其根本的原因并不是20年代或五四时期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地理环境或地理区域等空间性因素。在冯友兰看来，人类文化不仅有其起源的问题，而且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其发展变化的历史，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是一种文化的时间性或时代性。它表现为文化的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文化时期和文化阶段。在这种文化的连续性的发展中，实质上存在着时间的前后次序。其具体表现，则是中古文化必定是由上古文化发展而来；同样，近古文化也必定是由中古文化发展而来。正是由于文化的连续性所表现出来的时间次序，所以才有文化的时代性的差别。从这种认识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冯友兰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即是时代性的不同。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是“近古”文化，而中国文化却仍处于“中古”时期。由于在时间上相差整整一个时代，所以“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
冯友兰在30年代中期以前所撰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即是以上述“时代差异”论的观点，把几千年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个时期。这种划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强调“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按着这种“时代差异”论的看法，中国在许多方面所以落后于西方，其中包括“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等问题，就可以得到一种与20年代完全不同的解释。
除了《中国哲学史》下卷对东西文化差异作了时代差异的解释外，冯友兰于30年代中期写的一些文章中，几乎都贯穿了这样的思想。冯友兰自己也总结说，30年代中期，以《秦汉历史哲学》为代表，表明冯友兰思想的转变，其中包括文化观的转变。如他说：
我抄过来了这篇文章（指《秦汉历史哲学》）的大部分，因为这篇文章是我于1933-1934年在欧洲的所见所闻的理论的结论，标志着我的思想上的转变，认识到所谓东西之分，不过是古今之异。
因此可以说，“时代差异”论的文化观点，其正式形成应在30年代中期。它是在冯友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后产生的，特别是30年代初，冯友兰的欧洲之行，使他有机会对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作实际的考察与比较，从而得出上述结论。他说：
在三十年代，我到欧洲休假，看了些欧洲的封建时代的遗迹，大开眼界。我确切认识到，现代的欧洲是封建欧洲的转化和发展，美国是欧洲的延长和发展。欧洲的封建时代，跟过去的中国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或者大同小异。至于一般人所说的西洋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应该说是近代化。
冯友兰对欧洲的实际考察，使他“确切”认识到“现代的欧洲是封建欧洲的转化和发展”；而欧洲的封建时代又与中国的许多事物是相同的。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冯友兰对东西文化差异的理解，“不是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的问题”。因为欧洲已从古代发展到近代，所以其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实际上是指近代化。这样，冯友兰的文化观不仅由“东西”论转变到“古今”论，而且由时代差异的思想出发，正式提出了“近代文化”与“近代化”的观念。
文化观上的“时代差异”论的提出，反映了冯友兰学术思想所涵有的深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同时也是他对文化问题所作出的清晰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和结论，明显地超出了他同时代人的水平。从30年代初期至中期，冯友兰一直持这种“时代差异”论的观点以解释东西文化，一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新事论》的发表，又提出了文化观上的“社会差异”论或“社会类型”说，从而使冯友兰的文化观又深入一步。但此时，冯友兰也没有放弃“时代差异”论的看法；相反，在《新事论》中，他进一步肯定了这种说法。他说：
有一比较清楚底说法，持此说法者说，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者，实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
这里，显然是加入了价值判断，即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优越，正在于它是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而不在于它是西方的。因为近代或现代文化乃是古代文化的延伸与发展，因此它相对于古代文化来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此即其所以为优越的根本原因。就此，他批评那些单纯以物质文明区分东西文化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古今之分”的思想。他说：
有人说西洋文化是汽车文化，中国文化是洋车文化。但汽车亦并不是西洋本有底。有汽车与无汽车，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异也。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所以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指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是通得多。……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
有汽车与无汽车，只是时代的不同，而非中西的不同。这里，冯友兰明确地把人类的器物的制造等物质文明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演进联系起来，认为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这样，“古今之分”的文化观便与历史是进步的历史观统一起来。用历史的发展解释文化的发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近百年来中国之所以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而在于中国文化的时代性。与西方相比，我们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因此，要赶上西方，不是从根本上抛弃我们的民族文化，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改造它，使它赶上时代的发展，此即“古今之分”的文化观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在这一结论中，既隐含着对“全盘西化”论的否定；同时，用历史的发展解释文化的发展，再前进一步，便必然走上用物质生产或经济原因解释文化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