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意欲”说与“地域差异”论
冯友兰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从2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末，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冯友兰的文化观点也发生多次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在文化研究中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不倦探索的精神。冯友兰指出，在如何理解和回答中西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这一问题上，他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文化类型的差别。
这里所谓“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若从字面上讲，应该是从东西方所占空间位置的不同来解释文化的不同。但在冯友兰早期所发表的文章中，他的观点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冯友兰所提出的他的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用地域解释文化，乃是一种泛称。实际上，他恰恰反对单纯从地理、气候等方面来解释东西文化的差别。如他在1922年4月发表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中即认为：“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心里要记住，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它们都是一场戏里不可缺少的布景，而不是它的原因。”从这段议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冯友兰不同意把历史、文化的成因归结为地理环境、气候及经济条件等。
而在“五四”前后的文化讨论中，从地理、气候、经济条件等方面去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观点，却正是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历史、文化的企图。如把人类文明分为“南道文明”与“北道文明”的观点，即是一种典型的地域差异论。这种理论认为：“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供给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啬，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农业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于一处，所以家族繁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工商本位的民族，因为常转徙于各地，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族制度——个人主义。前者因聚族而居，易有妇女过庶的倾向，所以成重男轻女一夫多妻的风俗；后者因转徙无定，恒有妇女缺乏的忧虑，所以成尊重妇女一夫一妻的习惯。前者因为富于自然，所以与自然调和，与同类调和；后者因为乏于自然，所以与自然竞争，与同类竞争。”这种典型的用地域、气候的差异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观点，在冯友兰的早期著作中不但少见，甚至相反。
既然地理、气候、经济条件等因素“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而“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那么，究竟什么是使历史及文化成为实际的原因呢？冯友兰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他说：“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是指人类文化变迁的历史。在冯友兰看来，包括文化在内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实际原因”，乃是与物质条件相对待的精神条件的发展。这种观点恰与文化发展的“地理条件论”相反，更重视人类精神、意识活动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中，冯友兰就是按着这样的理路去分析东西文化差异的。冯友兰认为，人类“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是历史或文化成为现实的“实际原因”，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只在于“求什么样的生活”和“什么是幸福”，人们的回答却远非一致。这样，就又派生出不同的哲学体系和不同的价值标准问题。由于哲学体系和价值标准的不同，“从而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当然也就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按着这样的理解，冯友兰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或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国没有科学。这一点对中国现实生活状况影响甚巨。中国落后，在于没有科学；而没有科学的原因，“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
这就是说，中西文化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价值标准的不同，因此对“如何生活”和“什么是幸福”的回答也不同。在中国哲学中，以儒家的价值观为代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幸福和真理都在我们心里。只有在我们心里，不是在外部世界里，才能求得幸福和真理。只要发展我们内部的力量，我们就自己充足了”。可见，“中国所以未曾发现科学方法，是因为中国思想从心出发，从各人自己的心出发”。
反观欧洲文化，却正好与中国相反。冯友兰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中世纪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下力求在天上找到善和幸福，而希腊则力求，现代欧洲正在力求，在人间找到它们。”也就是说，中世纪欧洲力求认识上帝，为得到上帝的帮助而祈祷；现代欧洲正在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由此看来，东西方对幸福的追求差异甚大，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不言自明了。
冯友兰这种对东西方文化历史成因的看法，基本上是从思想、精神或意欲的不同来解释的，这与用地理区域解释文化差别有着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在20年代初，冯友兰对东西文化所持的观点，恰与当时流行的地理决定论相反，认为文化之现实取决于该民族的基本思想，即取决于它的哲学、价值观，或者求生之意志和求幸福之欲望。由于“中国自从她的民族思想中‘人为’路线消亡之后，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这就是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因此，这种由意志和欲望决定的精神方向则代表了根本不同性质的历史与文化。而中国“正是因为它的理想是取享受而舍力量，所以中国不需要科学”。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这样一来，冯友兰的文化观则可用一个程序来表述：意志欲望——价值观——历史与文化。而历史与文化类型的不同，决定了现实中有无科学，有无科学决定了现实生活状况中的种种差别。中西文化的差别，正反映了上述两种类型文化间的差别。与西方比较，中国文化中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哲学和价值标准选择了一条“用全部精神力量致力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向内”的路线；而西方文化走的则是与中国文化相反的“向外”的路线。
这样，冯友兰的议论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了五四时期的流行说法，即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向内”与“向外”的差异。如冯友兰说：“用抽象的、一般的言语谈论事物，总是有危险的。但是在这里我不禁还是要说，西方是向外的，东方是向内的；西方强调我们有什么，东方强调我们是什么。如何调和这二者，使人类身心都能幸福，这个问题目前难以解答。”
20年代初，冯友兰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看法，基本上是沿着“向内”与“向外”、“心”与“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等这些对立范畴去说明和解释的。这与他初到美国，初与西方文化接触，以及受实用主义、新实在论及柏格森哲学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如与《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同年发表的《评柏格森的〈心力〉》一文，其中即有受柏氏影响的痕迹。柏格森认为，西洋的学问是从“物质”下手的，而研究物质，非精密不可，所以西洋人得了一个精密之习惯。从“心”下手研究的民族，一定不熟悉、不了解什么是精密确定，什么是“或然”、“不能”与“确然”、“必然”的分别。冯友兰认为：“我觉得这话很有研究之价值，东方学问，与西方学问的区别，恐怕就在这里。”这里，冯友兰明显地受到柏格森的影响，把东西文化的差异理解为“心”与“物”的差异。
与上述两文同时发表的还有《论“比较中西”》一文。这也是一篇直接讨论中西文化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应该说是受到实用主义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威廉·詹姆斯的影响。冯友兰在此文中认为，中西文化孰优孰劣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至少要在数十年百年以后”，“这种大业，就是孔子、亚里士多德复出，恐怕也要敬谢不敏”。因此，冯友兰认为，中西文化的比较，则应更多地侧重于行为方面。因为行为方面的解决可以借用“意志信仰”的力量。他说：
我说我们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原因，既在行为方面，那么我们现在也可在行为方面，给他找个解决。若行为方面找解决，那就正用着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意志信仰”（The will to believe）了。“意志信仰”，就是于两个辩论之中，挑一个与我的意志所希望相合的而信仰之。
冯友兰认为，在理论上暂时不能解决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情况下，用“意志信仰”去判断，以便在行为方面有所创进。因为在冯友兰看来，“用意志去信仰”，就能“证实我们的才能，至少与西洋人平等，我们就胆大气壮，而只此胆大气壮，就是我们得胜之重要条件”。因此，“空口谈论文化及民族性之优劣，是没有用的。他们的优劣，全靠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此时此地！Here and Now！”这里，冯友兰强调“意志信仰”对文化优劣的判断，同前面所谈到的把历史文化发展的动因归结为“意志”与“欲望”的思想是一致的。
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早期的文化观，以20年代中期以前所发表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论“比较中西”》、《评柏格森的〈心力〉》等文章为代表，是用意志、欲望、信仰等精神性观念去解释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并非“用地理区域解释文化差别”。确切地说，冯友兰早期的文化观，基本上是属于“种类差异”论，因为“种类差异”论中即已包含着地理环境论。其中的重点在于强调“文化的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
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文化类型的差别。
这里所谓“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若从字面上讲，应该是从东西方所占空间位置的不同来解释文化的不同。但在冯友兰早期所发表的文章中，他的观点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冯友兰所提出的他的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用地域解释文化，乃是一种泛称。实际上，他恰恰反对单纯从地理、气候等方面来解释东西文化的差别。如他在1922年4月发表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中即认为：“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心里要记住，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它们都是一场戏里不可缺少的布景，而不是它的原因。”从这段议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冯友兰不同意把历史、文化的成因归结为地理环境、气候及经济条件等。
而在“五四”前后的文化讨论中，从地理、气候、经济条件等方面去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观点，却正是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历史、文化的企图。如把人类文明分为“南道文明”与“北道文明”的观点，即是一种典型的地域差异论。这种理论认为：“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供给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啬，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农业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于一处，所以家族繁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工商本位的民族，因为常转徙于各地，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族制度——个人主义。前者因聚族而居，易有妇女过庶的倾向，所以成重男轻女一夫多妻的风俗；后者因转徙无定，恒有妇女缺乏的忧虑，所以成尊重妇女一夫一妻的习惯。前者因为富于自然，所以与自然调和，与同类调和；后者因为乏于自然，所以与自然竞争，与同类竞争。”这种典型的用地域、气候的差异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观点，在冯友兰的早期著作中不但少见，甚至相反。
既然地理、气候、经济条件等因素“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而“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那么，究竟什么是使历史及文化成为实际的原因呢？冯友兰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他说：“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是指人类文化变迁的历史。在冯友兰看来，包括文化在内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实际原因”，乃是与物质条件相对待的精神条件的发展。这种观点恰与文化发展的“地理条件论”相反，更重视人类精神、意识活动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中，冯友兰就是按着这样的理路去分析东西文化差异的。冯友兰认为，人类“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是历史或文化成为现实的“实际原因”，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只在于“求什么样的生活”和“什么是幸福”，人们的回答却远非一致。这样，就又派生出不同的哲学体系和不同的价值标准问题。由于哲学体系和价值标准的不同，“从而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当然也就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按着这样的理解，冯友兰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或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国没有科学。这一点对中国现实生活状况影响甚巨。中国落后，在于没有科学；而没有科学的原因，“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
这就是说，中西文化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价值标准的不同，因此对“如何生活”和“什么是幸福”的回答也不同。在中国哲学中，以儒家的价值观为代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幸福和真理都在我们心里。只有在我们心里，不是在外部世界里，才能求得幸福和真理。只要发展我们内部的力量，我们就自己充足了”。可见，“中国所以未曾发现科学方法，是因为中国思想从心出发，从各人自己的心出发”。
反观欧洲文化，却正好与中国相反。冯友兰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中世纪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下力求在天上找到善和幸福，而希腊则力求，现代欧洲正在力求，在人间找到它们。”也就是说，中世纪欧洲力求认识上帝，为得到上帝的帮助而祈祷；现代欧洲正在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由此看来，东西方对幸福的追求差异甚大，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不言自明了。
冯友兰这种对东西方文化历史成因的看法，基本上是从思想、精神或意欲的不同来解释的，这与用地理区域解释文化差别有着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在20年代初，冯友兰对东西文化所持的观点，恰与当时流行的地理决定论相反，认为文化之现实取决于该民族的基本思想，即取决于它的哲学、价值观，或者求生之意志和求幸福之欲望。由于“中国自从她的民族思想中‘人为’路线消亡之后，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这就是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因此，这种由意志和欲望决定的精神方向则代表了根本不同性质的历史与文化。而中国“正是因为它的理想是取享受而舍力量，所以中国不需要科学”。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这样一来，冯友兰的文化观则可用一个程序来表述：意志欲望——价值观——历史与文化。而历史与文化类型的不同，决定了现实中有无科学，有无科学决定了现实生活状况中的种种差别。中西文化的差别，正反映了上述两种类型文化间的差别。与西方比较，中国文化中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哲学和价值标准选择了一条“用全部精神力量致力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向内”的路线；而西方文化走的则是与中国文化相反的“向外”的路线。
这样，冯友兰的议论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了五四时期的流行说法，即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向内”与“向外”的差异。如冯友兰说：“用抽象的、一般的言语谈论事物，总是有危险的。但是在这里我不禁还是要说，西方是向外的，东方是向内的；西方强调我们有什么，东方强调我们是什么。如何调和这二者，使人类身心都能幸福，这个问题目前难以解答。”
20年代初，冯友兰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看法，基本上是沿着“向内”与“向外”、“心”与“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等这些对立范畴去说明和解释的。这与他初到美国，初与西方文化接触，以及受实用主义、新实在论及柏格森哲学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如与《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同年发表的《评柏格森的〈心力〉》一文，其中即有受柏氏影响的痕迹。柏格森认为，西洋的学问是从“物质”下手的，而研究物质，非精密不可，所以西洋人得了一个精密之习惯。从“心”下手研究的民族，一定不熟悉、不了解什么是精密确定，什么是“或然”、“不能”与“确然”、“必然”的分别。冯友兰认为：“我觉得这话很有研究之价值，东方学问，与西方学问的区别，恐怕就在这里。”这里，冯友兰明显地受到柏格森的影响，把东西文化的差异理解为“心”与“物”的差异。
与上述两文同时发表的还有《论“比较中西”》一文。这也是一篇直接讨论中西文化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应该说是受到实用主义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威廉·詹姆斯的影响。冯友兰在此文中认为，中西文化孰优孰劣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至少要在数十年百年以后”，“这种大业，就是孔子、亚里士多德复出，恐怕也要敬谢不敏”。因此，冯友兰认为，中西文化的比较，则应更多地侧重于行为方面。因为行为方面的解决可以借用“意志信仰”的力量。他说：
我说我们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原因，既在行为方面，那么我们现在也可在行为方面，给他找个解决。若行为方面找解决，那就正用着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意志信仰”（The will to believe）了。“意志信仰”，就是于两个辩论之中，挑一个与我的意志所希望相合的而信仰之。
冯友兰认为，在理论上暂时不能解决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情况下，用“意志信仰”去判断，以便在行为方面有所创进。因为在冯友兰看来，“用意志去信仰”，就能“证实我们的才能，至少与西洋人平等，我们就胆大气壮，而只此胆大气壮，就是我们得胜之重要条件”。因此，“空口谈论文化及民族性之优劣，是没有用的。他们的优劣，全靠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此时此地！Here and Now！”这里，冯友兰强调“意志信仰”对文化优劣的判断，同前面所谈到的把历史文化发展的动因归结为“意志”与“欲望”的思想是一致的。
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早期的文化观，以20年代中期以前所发表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论“比较中西”》、《评柏格森的〈心力〉》等文章为代表，是用意志、欲望、信仰等精神性观念去解释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并非“用地理区域解释文化差别”。确切地说，冯友兰早期的文化观，基本上是属于“种类差异”论，因为“种类差异”论中即已包含着地理环境论。其中的重点在于强调“文化的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