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访问泰戈尔
冯友兰是在东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留学的。从1920年1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到该年11月访问泰戈尔，前后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他便开始了对东西文化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他在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正值我国五四运动末期，这个运动是当时的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高潮，我是带着这些问题而来的，我开始认真地研究它们。”冯友兰是在五四运动前离开北京大学的，因为当时他还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直接参加当时的中西文化的讨论。但作为时代的主要思潮，“五四”前后的文化讨论则对冯友兰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就是上述冯友兰回忆中所说的，他一到美国，便开始了对中西文化问题的研究。而这种研究，若从学术思想上以历史的顺序追踪、梳理的话，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便是冯友兰对泰戈尔的访问。
1920年11月30日，冯友兰在纽约的一家客栈中访问了印度著名诗人兼思想家泰戈尔。一周以后，冯友兰把访问记录整理出来，又加上附记，以《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为题寄回国内，并发表在《新潮》杂志第三卷第一号上，副标题是《东西文明之比较观》。从历史角度看，这篇用对话体写成的访问记，无论其标题还是内容，都可以反映出冯友兰当时的文化观点，也可以反映出作为印度人的泰戈尔对东西文化问题的一些看法。这篇访问记也是冯友兰第一篇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的文章，因此它在冯友兰文化学术思想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看作是他文化研究的起点。
在这篇访问记中，冯友兰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观点，但可以看出他在文化研究起点上的思想脉络和思想发展的轨迹。首先可以看出他对文化问题的困惑。他在文章开头便提出问题说：“我自从到美国以来，看见一个外国事物，总好拿他同中国的比较一下。起头不过是拿具体的、个体的事物比较，后来渐及于抽象的、普通的事物；最后这些比较结晶为一大问题，就是东西洋文明的比较。这个大问题，现在世上也不知有能解答他的人没有。”正因心中始终环绕着这一问题，所以泰戈尔一来美国，冯友兰便以为泰戈尔“总算是东方的一个第一流人物”，对于这个问题，总可以代表一大部分东方人的意见。冯友兰认为，东西文化的比较是一个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而且不知如何解决。泰戈尔给他的回答，显然没有使他满意，因为从当时冯友兰整理的记录看，泰戈尔的回答并未超出当时五四时期文化讨论的范围。如泰戈尔在回答西洋文明所以强盛的原因时，认为：“西洋文明所以盛者，是因为他的势力是集中的。试到伦敦巴黎一看，西洋文明全体，可以一目了然，即美国哈佛大学，也有此气象。”反观东方诸国，“却如一盘散沙，不互相研究，不互相团结，所以东方文明，一天衰败一天了”。泰戈尔对东西文化差异的回答，显然是失之肤浅，因为“势力集中”与“一盘散沙”所能描述的只是一般社会现象而已，不足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强盛与东方文化的衰败。正因为泰氏的回答未能解决冯友兰心中的疑惑，所以在接下来的问题中，冯友兰提出了一个文化讨论中带有普通性的问题。他向泰戈尔提出：“我近来心中常有一个问题，就是东西洋文明的差别，是等级的差异（difference of degree），是种类的差异（difference of kind）？”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出冯友兰对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其文化研究的起点和对文化思考的深度，已大大超越了其同时代人的水平。因为“等级的差异”与“种类的差异”的提法，已经反映出冯友兰对文化问题的哲学思考。就其理论思维说，“等级”与“种类”有极大的区别。“等级差异”是指同一种类事物的不同发展程度，而“种类差异”则是指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差异。就东西文化说，“等级差异”是指东西方的文化在不同时间上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其中强调的是程度或不同阶段上的差别。而“种类差异”则是含有地域、种族等因素在内的差异，它所强调的是空间的差异性。“五四”以来，对东西文化差异的讨论，许多看法往往是从“种类差异”入手的，只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自觉其是以“种类差异”的观点讨论文化的。如从地理环境、民族气质、食物营养、种族根性以及性格、习俗等方面讨论文化的，都可归为“种类差异”。
当时冯友兰对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因为当他提出上述问题后，泰戈尔作了明确的回答。泰氏说：“此问题我能答之，他是种类的差异。”在泰氏看来，“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activity），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realization）”。泰戈尔的这种说法，仍是强调两种文化的差别，是东西方的差别，因此也是“种类的差异”。冯友兰对这一回答没有否定，而且接着提出问题：“中国老子有句话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文明是‘日损’，是不是？”按照冯友兰的这一说法，即认为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文明是“日损”，这仍是以东西方的差别去界定两种文化的差别，仍未跳出“种类差异”的一般认识。正因如此，又引出泰戈尔对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泰氏完全同意冯友兰“日益”“日损”的说法，并补充说：“但是东方人生，失于太静（Passive），是吃‘日损’的亏不是？太静固然，但是也是真理（Truth）。真理有动（Active）、静（Passire）两方面，譬如声音是静，歌唱是动；足力是静，走路是动。动常变而静不变；譬如我自小孩以至现在，变的很多，而我泰谷尔仍是泰谷尔，这是不变的。东方文明譬如声音，西方文明譬如歌唱，两样都不能偏废；有静无动，则成为‘惰性’（Inertia）；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上。现在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知慧’（Wisdom），西方所能济东方的是‘活动’（Activity）。”
泰戈尔的上述看法，实际上在“五四”前后的文化讨论中早已有了。当时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异乃“静的文化”与“动的文化”的差异即属此类。而且泰戈尔的看法正是从冯友兰“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文明是‘日损’”这一前提推论出来的。因此，当泰戈尔解释佛教对现世的看法时，认为佛教否认现世，乃是强调“人为物质的身体所束缚，所以一切不真；若要一切皆真，则须先消极的将内欲去尽，然后真心现其大用，而完全之爱出，爱就是真”。这就是说：“佛教以爱为主，试问若不积极，怎能施其爱？”对于泰戈尔的这种看法，冯友兰仍以“日益”“日损”的观点来对待。冯友兰说：“依你所说，东方以为，真正完全之爱，非俟人欲净尽不能出：所以先‘日损’而后‘日益’。西方却想于人欲中求爱，起首就‘日益’了。是不是？”
用“动”与“静”，“日益”与“日损”，“活动”与“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范畴、概念去解释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实际上都未跳出当时国内文化讨论的范围，而且也都是在“种类差异”的意义上去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从泰戈尔与冯友兰的上述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20年代初，也就是当冯友兰初到美国时，他的文化观还是停止在出国前的水平上。也正因为他带着对文化问题的一些困惑和不解，才访问了泰戈尔。然而，泰戈尔并未能解决冯友兰的问题，这更加促使他对东西文化问题进行思考。他在访问记的评论部分中说：“我现在觉得东方文明，无论怎样，总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却不能按着原来的老办法，也不能空谈理论。在冯友兰看来，“空谈理论，不管事实，正是东方的病根，为科学精神所不许的。中国现在空讲些西方道理，德摩克拉西、布尔什维克，说得天花乱坠；至于怎样叫中国变成那两样东西，却谈的人很少。这和八股策论，有何区别？我们要研究事实，而发明这道理去控制他，这正是西洋的近代精神”。
这里，冯友兰提出一个研究方法问题。他不满意“五四”以来研究文化问题的方法，认为那是空谈理论。在冯友兰看来：“无论什么科学，只能根据事实，不能变更事实。”“要是把中国的旧东西当事实来研究，所用的方法，自然是科学的方法。”而中国的旧方法：“据我所知，很少把东西放在一个纯粹客观的地位来研究的，没有把道理当作事实研究。”冯友兰认为，要改变中国原有的落后的旧方法，就“要把历史上的东西，一律看着事实，把它们放在纯粹客观的地位，来供我们研究，只此就是一条新方法”。冯友兰强调研究事实，强调把中国历史上已有的东西当作事实来研究，特别是要把它们放在“纯粹客观的地位”。这些说法，无疑是受到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哲学思想的影响。这表明，冯友兰虽然刚到美国一年，但他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已经有所收益，在上面的一系列论述中，他的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观点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但其最基本原则，如主张把认知的对象作为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特性去描述或把握，并且强调逻辑分析方法是唯一的科学方法，或哲学的方法论原则等，在冯友兰与泰戈尔的谈话中都有所表露。这是一个新的兆头。冯友兰在以后的文化问题的研究中，之所以能够逐渐跳出五四时期文化讨论的老套，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得益于新实在论的方法论的启迪及运用。
访问泰戈尔，是冯友兰研究文化问题的真正起点。
1920年11月30日，冯友兰在纽约的一家客栈中访问了印度著名诗人兼思想家泰戈尔。一周以后，冯友兰把访问记录整理出来，又加上附记，以《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为题寄回国内，并发表在《新潮》杂志第三卷第一号上，副标题是《东西文明之比较观》。从历史角度看，这篇用对话体写成的访问记，无论其标题还是内容，都可以反映出冯友兰当时的文化观点，也可以反映出作为印度人的泰戈尔对东西文化问题的一些看法。这篇访问记也是冯友兰第一篇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的文章，因此它在冯友兰文化学术思想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看作是他文化研究的起点。
在这篇访问记中，冯友兰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观点，但可以看出他在文化研究起点上的思想脉络和思想发展的轨迹。首先可以看出他对文化问题的困惑。他在文章开头便提出问题说：“我自从到美国以来，看见一个外国事物，总好拿他同中国的比较一下。起头不过是拿具体的、个体的事物比较，后来渐及于抽象的、普通的事物；最后这些比较结晶为一大问题，就是东西洋文明的比较。这个大问题，现在世上也不知有能解答他的人没有。”正因心中始终环绕着这一问题，所以泰戈尔一来美国，冯友兰便以为泰戈尔“总算是东方的一个第一流人物”，对于这个问题，总可以代表一大部分东方人的意见。冯友兰认为，东西文化的比较是一个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而且不知如何解决。泰戈尔给他的回答，显然没有使他满意，因为从当时冯友兰整理的记录看，泰戈尔的回答并未超出当时五四时期文化讨论的范围。如泰戈尔在回答西洋文明所以强盛的原因时，认为：“西洋文明所以盛者，是因为他的势力是集中的。试到伦敦巴黎一看，西洋文明全体，可以一目了然，即美国哈佛大学，也有此气象。”反观东方诸国，“却如一盘散沙，不互相研究，不互相团结，所以东方文明，一天衰败一天了”。泰戈尔对东西文化差异的回答，显然是失之肤浅，因为“势力集中”与“一盘散沙”所能描述的只是一般社会现象而已，不足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强盛与东方文化的衰败。正因为泰氏的回答未能解决冯友兰心中的疑惑，所以在接下来的问题中，冯友兰提出了一个文化讨论中带有普通性的问题。他向泰戈尔提出：“我近来心中常有一个问题，就是东西洋文明的差别，是等级的差异（difference of degree），是种类的差异（difference of kind）？”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出冯友兰对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其文化研究的起点和对文化思考的深度，已大大超越了其同时代人的水平。因为“等级的差异”与“种类的差异”的提法，已经反映出冯友兰对文化问题的哲学思考。就其理论思维说，“等级”与“种类”有极大的区别。“等级差异”是指同一种类事物的不同发展程度，而“种类差异”则是指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差异。就东西文化说，“等级差异”是指东西方的文化在不同时间上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其中强调的是程度或不同阶段上的差别。而“种类差异”则是含有地域、种族等因素在内的差异，它所强调的是空间的差异性。“五四”以来，对东西文化差异的讨论，许多看法往往是从“种类差异”入手的，只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自觉其是以“种类差异”的观点讨论文化的。如从地理环境、民族气质、食物营养、种族根性以及性格、习俗等方面讨论文化的，都可归为“种类差异”。
当时冯友兰对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因为当他提出上述问题后，泰戈尔作了明确的回答。泰氏说：“此问题我能答之，他是种类的差异。”在泰氏看来，“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activity），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realization）”。泰戈尔的这种说法，仍是强调两种文化的差别，是东西方的差别，因此也是“种类的差异”。冯友兰对这一回答没有否定，而且接着提出问题：“中国老子有句话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文明是‘日损’，是不是？”按照冯友兰的这一说法，即认为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文明是“日损”，这仍是以东西方的差别去界定两种文化的差别，仍未跳出“种类差异”的一般认识。正因如此，又引出泰戈尔对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泰氏完全同意冯友兰“日益”“日损”的说法，并补充说：“但是东方人生，失于太静（Passive），是吃‘日损’的亏不是？太静固然，但是也是真理（Truth）。真理有动（Active）、静（Passire）两方面，譬如声音是静，歌唱是动；足力是静，走路是动。动常变而静不变；譬如我自小孩以至现在，变的很多，而我泰谷尔仍是泰谷尔，这是不变的。东方文明譬如声音，西方文明譬如歌唱，两样都不能偏废；有静无动，则成为‘惰性’（Inertia）；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上。现在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知慧’（Wisdom），西方所能济东方的是‘活动’（Activity）。”
泰戈尔的上述看法，实际上在“五四”前后的文化讨论中早已有了。当时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异乃“静的文化”与“动的文化”的差异即属此类。而且泰戈尔的看法正是从冯友兰“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文明是‘日损’”这一前提推论出来的。因此，当泰戈尔解释佛教对现世的看法时，认为佛教否认现世，乃是强调“人为物质的身体所束缚，所以一切不真；若要一切皆真，则须先消极的将内欲去尽，然后真心现其大用，而完全之爱出，爱就是真”。这就是说：“佛教以爱为主，试问若不积极，怎能施其爱？”对于泰戈尔的这种看法，冯友兰仍以“日益”“日损”的观点来对待。冯友兰说：“依你所说，东方以为，真正完全之爱，非俟人欲净尽不能出：所以先‘日损’而后‘日益’。西方却想于人欲中求爱，起首就‘日益’了。是不是？”
用“动”与“静”，“日益”与“日损”，“活动”与“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范畴、概念去解释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实际上都未跳出当时国内文化讨论的范围，而且也都是在“种类差异”的意义上去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从泰戈尔与冯友兰的上述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20年代初，也就是当冯友兰初到美国时，他的文化观还是停止在出国前的水平上。也正因为他带着对文化问题的一些困惑和不解，才访问了泰戈尔。然而，泰戈尔并未能解决冯友兰的问题，这更加促使他对东西文化问题进行思考。他在访问记的评论部分中说：“我现在觉得东方文明，无论怎样，总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却不能按着原来的老办法，也不能空谈理论。在冯友兰看来，“空谈理论，不管事实，正是东方的病根，为科学精神所不许的。中国现在空讲些西方道理，德摩克拉西、布尔什维克，说得天花乱坠；至于怎样叫中国变成那两样东西，却谈的人很少。这和八股策论，有何区别？我们要研究事实，而发明这道理去控制他，这正是西洋的近代精神”。
这里，冯友兰提出一个研究方法问题。他不满意“五四”以来研究文化问题的方法，认为那是空谈理论。在冯友兰看来：“无论什么科学，只能根据事实，不能变更事实。”“要是把中国的旧东西当事实来研究，所用的方法，自然是科学的方法。”而中国的旧方法：“据我所知，很少把东西放在一个纯粹客观的地位来研究的，没有把道理当作事实研究。”冯友兰认为，要改变中国原有的落后的旧方法，就“要把历史上的东西，一律看着事实，把它们放在纯粹客观的地位，来供我们研究，只此就是一条新方法”。冯友兰强调研究事实，强调把中国历史上已有的东西当作事实来研究，特别是要把它们放在“纯粹客观的地位”。这些说法，无疑是受到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哲学思想的影响。这表明，冯友兰虽然刚到美国一年，但他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已经有所收益，在上面的一系列论述中，他的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观点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但其最基本原则，如主张把认知的对象作为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特性去描述或把握，并且强调逻辑分析方法是唯一的科学方法，或哲学的方法论原则等，在冯友兰与泰戈尔的谈话中都有所表露。这是一个新的兆头。冯友兰在以后的文化问题的研究中，之所以能够逐渐跳出五四时期文化讨论的老套，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得益于新实在论的方法论的启迪及运用。
访问泰戈尔，是冯友兰研究文化问题的真正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