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道德境界
冯友兰所说的第三个层次的人生境界是道德境界。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所谓“行义”的。义与利是相反相成的。求私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而求公利的行为则是行义的。冯友兰指出，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对于人性已经有了觉解。而人性，依照冯友兰的解释，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禽兽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于前节所说的较高的知觉灵明，亦即觉解。但这种觉解是需要在社会中实现的。因此，冯友兰对人性的理解，增加了人的社会性的内涵。他说：
蜂蚁的定义，涵蕴其是有群底动物；人的定义，涵蕴其是社会动物。此即是说，蜂蚁的理涵蕴有群底动物的理，人的理涵蕴社会动物的理。一个人不能只是单独底一个人，而必须是社会的一分子。这是人的理中应有之义。
这里，所谓“人的理涵蕴社会动物的理”，即是指人性中涵蕴有社会性，或者说人性中必然包含有社会性。人性的社会性是冯友兰讲道德境界的基本前提。
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往往把社会与个人看成是对立的。对于在功利境界中的人而言，社会是所谓“必要的恶”。人明知社会是压迫个人的，但为了个人的生存，又不能把社会抛弃掉。因此，在道德境界中的人，了解人必于所谓“全”中，始能依其性发展。冯友兰说：
社会是一个全，个人是全的一部分。部分离开了全，即不成其为部分。社会的制度及其间底道德底政治底规律，并不是压迫个人底。……人必在社会的制度及政治底道德底规律中，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得到发展。
这就是说，不但社会性是人性的内容，并且人还能充分地觉解到人性中的社会性。人一旦有了这种觉解，并以此为指针，倾其所能去做自己在社会中应做的事，这种行为就是道德行为，而有此种行为的人的境界，就是道德境界。人要尽其性，一定得在某种社会之内。这种说法，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刻意地维护某种社会制度。冯友兰的这种说法，是就一般意义上揭示人生与社会的不可分离性。
所谓人与社会的不可分离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一个人必然地要以种种方式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一同生存下去。这样，一个人在社会中，必定会居于某一职分或位分上。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旧时称为人伦，所以冯友兰认为，凡社会中的分子，在其社会中，都必有其伦其职，并且对于这种伦与职，还可以有深刻的觉解。有了对伦与职的觉解，就会有他的理想的标准。这种理想的标准，也就是他的理。人在实际上所处的伦或所任的职，都应该完全合乎其理。这种应该的完全达到，就是冯友兰所谓的“尽伦尽职”，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尽性”。就此，冯友兰得出结论说：“尽伦尽职的行为，是道德底行为。所谓道德者，是随着人是社会的分子而有底。”
在“人是社会的分子”的前提下，冯友兰阐述了道德境界的内容、特点及其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区别及联系。
首先，冯友兰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利”范畴说明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之不同。他说：
在功利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在道德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为利者其行为是求其自己的利。行义者，其行为遵照“应该”以行，而不顾其行为所可能引起底对于其自己的利害。义者，宜也。我们不能说，行义底人，必须尽某伦，尽某职。但我们可以说，无论尽某伦，尽某职，都是行义。为父者，尽其慈是行义。为子者，尽其孝亦是行义。
这里，冯友兰强调，道德境界中的人的行为是行义的。而“义者，宜也”。因此所谓“义”，即行其所当行，行其所“应该”行。在冯友兰看来，所谓“应该”，所谓“宜”，即“合于道德的理”。“遵照‘应该’以行”，即遵照道德之理而行，亦即“尽伦尽职”。
上述的义利之别，冯友兰又用“公”“私”来解释。按照中国哲学的范畴说，公、私之分，就是义、利之辨。冯友兰认为，“利”这个字有两种意义：“一种指物质的利益，一种指自私自利的动机。追求物质利益或不追求物质利益，并不是区别利和义的标准，问题在于为什么追求，为谁追求。如果是为了自己享受而追求，那就是自私自利。如果是为了社会、为了群众而追求，那就是为公，那就不是利而是义了。”这就是说，“义”这个字的含义，除了“宜”之外，还包含“利”。只是这个“利”，是公利而不是私利。按照这一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境界，即可得到明确的界说。即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的区别，在于为公还是为私。“功利境界中的人无论作什么事，都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都是为私。”因此，这种为私的思想，构成他的精神境界就是功利境界。而在道德境界中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社会的利益，都是为公。这种为公的思想，构成这种人的精神境界，就是道德境界。
其次，以“仁”“义”范畴区分道德行为的不同层次。冯友兰在以公私之别论证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区别之后，又对道德境界的特点作了说明。此即是：“行义底人，于行义时，不但求别人的利，而且对于别人，有一种痛痒相关的情感。此等人即是所谓仁人。”其实，对于冯友兰来说，仁人所具有的对别人痛痒相关的情感，亦是在道德境界中的人所应该有的。它既是道德境界的内容，又构成这一境界的特点。也就是说，即以“公”判定道德境界的性质，这只是一个基本出发点，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意义。
在冯友兰看来：“义不义之辨，只是公私之分。但仁不仁之辨，则不只是公私之分。仁不但是公，且须带有一种对别人痛痒相关的情感。此种情感，可以说是道德行为中底‘人底成分’。”这就是说，如果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只有公还是不够的。因为公只是相对于“私”来说的，其中不含有“仁”的内容。冯友兰引征朱熹的话说：“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为仁，须是公而以人体之。伊川已曰：‘不可以公为仁。’世有以公为心，而惨刻不恤者。须公而有恻隐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朱熹的话，道出了公与仁的区别。其意思是说，“仁之道”虽然包含有公的内容，但不能认为公与仁完全等同。此即程子所谓“不可以公为仁”。在朱熹、程颐及冯友兰看来，如果只讲公而不讲仁，就不能解决现实政治中所出现的偏差。因为在现实政治中，确有“以公为心，而惨刻不恤者”。因此他们主张：“须是公而以人体之”，“须公而有恻隐之心”。这就是说，真正的道德行为，应该从公义出发，而又能体恤民情，有恻隐之心，此即是仁人的行为。
由以上可知，冯友兰在其对道德境界的论述中，实际上是把道德境界又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在此境界中的“义底行为”，一个是在此境界中的“仁底行为”。二者的关系是：“仁底行为必兼有义底行为，但义底行为，则不必兼有仁底行为。此即是说，仁兼义，但义则不兼仁。”
第三，除了公与私、义与利、仁与义的区别外，冯友兰还区别了“我”的不同层次，以进一步说明道德境界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境界的不同。冯友兰认为，在功利境界中的人，觉解有“我”，他可说是有“我之自觉”；在道德境界中的人，亦觉解有“我”，亦有“我之自觉”。二者虽然都有“我之自觉”，但其性质有根本的不同。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所觉解的“我”，是“我”的较低的一部分；在道德境界中的人所觉解的“我”，是“我”的较高的一部分。冯友兰说：
此所谓较高较低，是以“人之性”为标准。“我”之出于人之性“底一部分，是”我“的较高底一部分。”我“之出于”人所有之性“如动物之性，生物之性等底一部分，是”我的较低底一部分。
这里，冯友兰把“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出于“人之性”，即人之所以为人者，因此冯友兰又把他叫作“真我”。另一部分出于“人所有之性”，即人所涵蕴的动物性、生物性等，是“我”的较低的一部分。冯友兰认为，出于“真我”的行为是不自私的，就不自私说，道德境界中的人是无“我”的。但就“我”的主宰义说，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又都有“真我”为行为的主宰。从这一意义上说，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又是有“我”的。
在区分“我”的双重意义的基础上，冯友兰对所谓“尽伦尽职”也作了不同层次的解说。他认为，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尽伦尽职的行为，都是出于行为者对“我”的高一部分的有觉解的选择。若不出于有觉解的选择，则其行为只是顺才或顺习的，因此其人的境界也就是自然境界。若行为者对“我”的低一部分作有觉解的选择，其人的境界是功利境界。“在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中底人，在表面上看，虽亦可有尽伦尽职底行为，但其行为，只是合乎道德底，而不是道德底。”这里，冯友兰强调一个人对“我”的高一部分所作的选择，乃是西方所谓“意志自由”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所谓的“自作主宰”。这就是说，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道德行为，完全是出于行为者自身的选择，这种选择具有“意志自由”或“自作主宰”的性质，它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自觉性。
因为道德境界中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出于行为者的有觉解的选择，因此它代表了选择者对一种“行为的意向的好”的努力与追求。因为这种努力与追求又完全是自觉的，所以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尽伦尽职，其各种行为，只是求“成就一个是”。他的尽伦尽职，只是尽伦尽职，并不计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不是值得他如此，也不计较他所有的伦或职是什么，更不计较他尽伦尽职时所做的事的成败，同时也不计较别人的评定或根本不需要别人的评定。冯友兰认为，所有这些皆从道德自觉中来，或“只是求成就一个‘是’”。正因为如此，冯友兰认为，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道德行为或其道德价值实现的标尺，只是看你是否做到了“尽心竭力”。他说：“人于作其所应作底事时，果已尽心竭力与否，只有他自己知之。一个人的行为的意向的好，果实现到何程度，亦惟有他自己知之。”此即儒家强调的“慎独”和“诚意”。
蜂蚁的定义，涵蕴其是有群底动物；人的定义，涵蕴其是社会动物。此即是说，蜂蚁的理涵蕴有群底动物的理，人的理涵蕴社会动物的理。一个人不能只是单独底一个人，而必须是社会的一分子。这是人的理中应有之义。
这里，所谓“人的理涵蕴社会动物的理”，即是指人性中涵蕴有社会性，或者说人性中必然包含有社会性。人性的社会性是冯友兰讲道德境界的基本前提。
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往往把社会与个人看成是对立的。对于在功利境界中的人而言，社会是所谓“必要的恶”。人明知社会是压迫个人的，但为了个人的生存，又不能把社会抛弃掉。因此，在道德境界中的人，了解人必于所谓“全”中，始能依其性发展。冯友兰说：
社会是一个全，个人是全的一部分。部分离开了全，即不成其为部分。社会的制度及其间底道德底政治底规律，并不是压迫个人底。……人必在社会的制度及政治底道德底规律中，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得到发展。
这就是说，不但社会性是人性的内容，并且人还能充分地觉解到人性中的社会性。人一旦有了这种觉解，并以此为指针，倾其所能去做自己在社会中应做的事，这种行为就是道德行为，而有此种行为的人的境界，就是道德境界。人要尽其性，一定得在某种社会之内。这种说法，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刻意地维护某种社会制度。冯友兰的这种说法，是就一般意义上揭示人生与社会的不可分离性。
所谓人与社会的不可分离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一个人必然地要以种种方式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一同生存下去。这样，一个人在社会中，必定会居于某一职分或位分上。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旧时称为人伦，所以冯友兰认为，凡社会中的分子，在其社会中，都必有其伦其职，并且对于这种伦与职，还可以有深刻的觉解。有了对伦与职的觉解，就会有他的理想的标准。这种理想的标准，也就是他的理。人在实际上所处的伦或所任的职，都应该完全合乎其理。这种应该的完全达到，就是冯友兰所谓的“尽伦尽职”，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尽性”。就此，冯友兰得出结论说：“尽伦尽职的行为，是道德底行为。所谓道德者，是随着人是社会的分子而有底。”
在“人是社会的分子”的前提下，冯友兰阐述了道德境界的内容、特点及其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区别及联系。
首先，冯友兰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利”范畴说明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之不同。他说：
在功利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在道德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为利者其行为是求其自己的利。行义者，其行为遵照“应该”以行，而不顾其行为所可能引起底对于其自己的利害。义者，宜也。我们不能说，行义底人，必须尽某伦，尽某职。但我们可以说，无论尽某伦，尽某职，都是行义。为父者，尽其慈是行义。为子者，尽其孝亦是行义。
这里，冯友兰强调，道德境界中的人的行为是行义的。而“义者，宜也”。因此所谓“义”，即行其所当行，行其所“应该”行。在冯友兰看来，所谓“应该”，所谓“宜”，即“合于道德的理”。“遵照‘应该’以行”，即遵照道德之理而行，亦即“尽伦尽职”。
上述的义利之别，冯友兰又用“公”“私”来解释。按照中国哲学的范畴说，公、私之分，就是义、利之辨。冯友兰认为，“利”这个字有两种意义：“一种指物质的利益，一种指自私自利的动机。追求物质利益或不追求物质利益，并不是区别利和义的标准，问题在于为什么追求，为谁追求。如果是为了自己享受而追求，那就是自私自利。如果是为了社会、为了群众而追求，那就是为公，那就不是利而是义了。”这就是说，“义”这个字的含义，除了“宜”之外，还包含“利”。只是这个“利”，是公利而不是私利。按照这一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境界，即可得到明确的界说。即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的区别，在于为公还是为私。“功利境界中的人无论作什么事，都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都是为私。”因此，这种为私的思想，构成他的精神境界就是功利境界。而在道德境界中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社会的利益，都是为公。这种为公的思想，构成这种人的精神境界，就是道德境界。
其次，以“仁”“义”范畴区分道德行为的不同层次。冯友兰在以公私之别论证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区别之后，又对道德境界的特点作了说明。此即是：“行义底人，于行义时，不但求别人的利，而且对于别人，有一种痛痒相关的情感。此等人即是所谓仁人。”其实，对于冯友兰来说，仁人所具有的对别人痛痒相关的情感，亦是在道德境界中的人所应该有的。它既是道德境界的内容，又构成这一境界的特点。也就是说，即以“公”判定道德境界的性质，这只是一个基本出发点，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意义。
在冯友兰看来：“义不义之辨，只是公私之分。但仁不仁之辨，则不只是公私之分。仁不但是公，且须带有一种对别人痛痒相关的情感。此种情感，可以说是道德行为中底‘人底成分’。”这就是说，如果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只有公还是不够的。因为公只是相对于“私”来说的，其中不含有“仁”的内容。冯友兰引征朱熹的话说：“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为仁，须是公而以人体之。伊川已曰：‘不可以公为仁。’世有以公为心，而惨刻不恤者。须公而有恻隐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朱熹的话，道出了公与仁的区别。其意思是说，“仁之道”虽然包含有公的内容，但不能认为公与仁完全等同。此即程子所谓“不可以公为仁”。在朱熹、程颐及冯友兰看来，如果只讲公而不讲仁，就不能解决现实政治中所出现的偏差。因为在现实政治中，确有“以公为心，而惨刻不恤者”。因此他们主张：“须是公而以人体之”，“须公而有恻隐之心”。这就是说，真正的道德行为，应该从公义出发，而又能体恤民情，有恻隐之心，此即是仁人的行为。
由以上可知，冯友兰在其对道德境界的论述中，实际上是把道德境界又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在此境界中的“义底行为”，一个是在此境界中的“仁底行为”。二者的关系是：“仁底行为必兼有义底行为，但义底行为，则不必兼有仁底行为。此即是说，仁兼义，但义则不兼仁。”
第三，除了公与私、义与利、仁与义的区别外，冯友兰还区别了“我”的不同层次，以进一步说明道德境界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境界的不同。冯友兰认为，在功利境界中的人，觉解有“我”，他可说是有“我之自觉”；在道德境界中的人，亦觉解有“我”，亦有“我之自觉”。二者虽然都有“我之自觉”，但其性质有根本的不同。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所觉解的“我”，是“我”的较低的一部分；在道德境界中的人所觉解的“我”，是“我”的较高的一部分。冯友兰说：
此所谓较高较低，是以“人之性”为标准。“我”之出于人之性“底一部分，是”我“的较高底一部分。”我“之出于”人所有之性“如动物之性，生物之性等底一部分，是”我的较低底一部分。
这里，冯友兰把“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出于“人之性”，即人之所以为人者，因此冯友兰又把他叫作“真我”。另一部分出于“人所有之性”，即人所涵蕴的动物性、生物性等，是“我”的较低的一部分。冯友兰认为，出于“真我”的行为是不自私的，就不自私说，道德境界中的人是无“我”的。但就“我”的主宰义说，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又都有“真我”为行为的主宰。从这一意义上说，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又是有“我”的。
在区分“我”的双重意义的基础上，冯友兰对所谓“尽伦尽职”也作了不同层次的解说。他认为，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尽伦尽职的行为，都是出于行为者对“我”的高一部分的有觉解的选择。若不出于有觉解的选择，则其行为只是顺才或顺习的，因此其人的境界也就是自然境界。若行为者对“我”的低一部分作有觉解的选择，其人的境界是功利境界。“在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中底人，在表面上看，虽亦可有尽伦尽职底行为，但其行为，只是合乎道德底，而不是道德底。”这里，冯友兰强调一个人对“我”的高一部分所作的选择，乃是西方所谓“意志自由”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所谓的“自作主宰”。这就是说，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道德行为，完全是出于行为者自身的选择，这种选择具有“意志自由”或“自作主宰”的性质，它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自觉性。
因为道德境界中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出于行为者的有觉解的选择，因此它代表了选择者对一种“行为的意向的好”的努力与追求。因为这种努力与追求又完全是自觉的，所以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尽伦尽职，其各种行为，只是求“成就一个是”。他的尽伦尽职，只是尽伦尽职，并不计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不是值得他如此，也不计较他所有的伦或职是什么，更不计较他尽伦尽职时所做的事的成败，同时也不计较别人的评定或根本不需要别人的评定。冯友兰认为，所有这些皆从道德自觉中来，或“只是求成就一个‘是’”。正因为如此，冯友兰认为，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道德行为或其道德价值实现的标尺，只是看你是否做到了“尽心竭力”。他说：“人于作其所应作底事时，果已尽心竭力与否，只有他自己知之。一个人的行为的意向的好，果实现到何程度，亦惟有他自己知之。”此即儒家强调的“慎独”和“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