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功利境界
冯友兰所说的人生境界的第二个层次是功利境界。从其名称可知，此境界的中心观念在功利二字。因其在第二个层次上，故与自然境界相比，又属高一层次的境界。冯友兰论及此境界的特征时说：
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在功利境界中底人，对于“自己”及“利”，有清楚底觉解。他了解他的行为，是怎么一回事。他自觉他有如此底行为。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他于有此种种行为时，他了解这种行为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自觉他是有此种行为。
这里有三点可注意：一是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二是对自己的行为和目的是有觉解的，即自觉地了解其行为目的是怎么一回事；三是其所谓利，是私利，其中包括名誉、地位等。
冯友兰指出，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底目的。他们于有此种行为时，亦自觉其有此种行为。他们的行为的目的，都是为利”。那么，什么是“利”呢？冯友兰认为，在普通语言中，利与名并称。如“求名于朝；求利于市”、“名利双收”、“追名逐利”等。“我们此所谓利则不是与名并称者。我们此所谓利，亦包括名。”这就是说，功利境界中的利，不仅仅是平常所理解的“财利”或“物质利益”，它还包括心理、精神等多方面的因素。照这样的理解，一个人的行为，能使他“名利双收”，固然是对他有利；但他的行为，仅使他有名无利，他的行为也是对他有利。因为是求自己的利，所以这种利，从本质上说，都是“为我”的，都是“自私”的。冯友兰认为，按照这样对利的理解，“大多数普通人的行为，都是为其自己的利底行为”。因此，“大多数普通人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
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虽然是“为我”的、“自私”的，但并不是说，他的行为都是损人利己的。不但不是损人利己的，有时甚至相反，“他亦可有损己利人底行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冯友兰认为，上述问题并不矛盾。在冯友兰看来，“他所以如此作，是因为这些行为，往远处看，亦是对于他有利底”。冯友兰认为，中外哲学史上快乐论和功利论者所主张的学说，从本质上看，均具有上述特点。如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可以使社会安宁，这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因为在墨子看来，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人，上帝赏他，鬼神赏他，国家赏他，别人爱他，所以兼相爱，交相利，对于他自己，更是有利的。又如宗教家亦多教人爱人，认为爱人是为自己积福，行道德是上天堂的大路等等。“诸如此类，虽说法不同，但都是以求别人的利为求自己的利的最好底方法。他们虽都是教人利人，但其实都是教人利己。”冯友兰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是从人生境界论的角度对历史上快乐论、功利论及一些宗教信仰的批评。因为在上述各种学说中，他们往往把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求利的方法与道德行为混为一谈，从而把以求利为目的的合乎道德的行为解释为道德行为。而在冯友兰看来，“合乎道德的行为”与“道德行为”是有区别的。正如上节所述，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也可以有“合乎道德的行为”，但其“合乎道德的行为”，是自发的，因此也是不持久的。“在功利境界中底人，有合乎道德底行为，是将其作为求自己的利的方法。但以为道德行为不过如此，则即是对于道德，未有完全底了解。”在冯友兰看来，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把合乎道德的行为作为谋利的手段，因此其行为，充其量“只是合乎道德底行为，而不是道德行为。其境界是功利境界，而不是道德境界”。
根据以上原则，冯友兰在《新原人》“功利”一章中，对英雄、才人、圣贤等从境界说的角度作了生动的对比。
首先他认为，“一个人的学问或事功的大小，与其所常处底境界的高低，并没有必然地相干底关系”。他从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三不朽”说起，以为立德的人，谓之圣贤。圣贤虽有很高的境界，但未必有很大的学问事功。立言的人，谓之才人，他们有许多知识或伟大的创作，但不常有很高的境界。立功的人谓之英雄，他们在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就，但也不常有很高的境界。
就英雄说，又有与奸雄之别。英雄虽与奸雄不同，但就其境界说，他们都是功利境界。这是因为，“在功利境界中底人，其行为可以不是不道德底，可以是合乎道德底，但不能是道德底。其行为可以不是不道德底，但亦可是不道德底”。也就是说，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可有两类：一类是合乎道德的，一类是不道德的。合乎道德的行为，只能说是“合乎”，而不能说是道德的，这是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区别。以不道德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成其利己的成就者，其行事是损人利己的，因此就是奸雄；以合乎道德的行为来达到利己的目的，以成其利己的成就者，则是英雄。英雄的行事，利己而不损人，而且有利于人。冯友兰认为，“历史上底大英雄，其伟大底成就，大部分都是利己而且有益于人底。就其有益于人说，其人其事，都值得后人的崇拜。但就其利己说，其成就不是出于道德底行为，其人的境界，是功利境界”。
就才人说，他在学问或艺术方面的成就，总是有益于人的。因为学问或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成果，它是出于精神的创造而非自然的产物。因此无论那一种学问或艺术，只要能成为一种学问或艺术，总是有益于人的。冯友兰认为，那种以为只有有益于所谓“世道人心”的学问或艺术，才是有益于人的观点，是道学家的偏见。这种偏见实际上只是以政治的或伦理的标准去衡量学问或艺术。他们没有看到，在政治的或伦理的标准之外，还有别的标准，如学术的或艺术的标准等等。这里，同样表现了冯友兰在价值标准方面所具有的辩证思想。尽管才人的学问或艺术有益于人，但它又不是判断其境界高低的标准。在冯友兰看来，“才人研究学问，或从事创作的目的，可以只是为求他自己的利。若其目的是如此，则他的境界是功利境界”。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英雄与才人，在行为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也有不同。其不同在于，才人在学问或艺术方面的成就总是有益于人的，而英雄所作的有益于人的事，往往是以与自己的利益相一致为限。
冯友兰还指出，英雄、才人之所以常在功利境界中，还有一些具体表现，如好名、争功、嫉妒等等。冯友兰认为，“人多好名。有名亦是一人的自己的利。任何有益于人底事，皆可以使人有名。所以任何有益于人底事，皆可以与一人的自己的利相一致”。因此，才人、英雄尤多好名。好名能使才人努力于研究创作，能使英雄做有益于人的事。但好名，其境界是功利境界。除好名外，还有争功。“我们常见讲学问底人，总好争某某事是‘我’发现底。讲事功底人总好争某某事是‘我’作成底。他们总要‘功成自我’。往往学问或事功越大底人，越不能容忍，别人争他的发现权，或分他的功。”“他如于此争竞，以为必是‘我’的，这即可见，他是为私底。他是为私底，他的境界，即是功利境界。他这些争竞，即证明他不能超过这种境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类天资高的人。“天资高底人，大多是过于重视他自己的天资。多以为他自己的成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过于重视他自己的成就，他过于重视他自己。他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并驾。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于他底批评。”这一类人的境界，当然也是功利境界。
总之，英雄与才人的境界，与其所有的成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不能把境界与成就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既不能因为英雄、才人有伟大的成就，因此就认为其境界也是高的；同时，也不能以为，英雄、才人的境界既低，则其成就亦不足观。冯友兰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
与英雄、才人相比，圣贤则不同。英雄、才人都是功利境界中的人，而圣贤则是天地境界或道德境界中的人。冯友兰强调，圣贤与英雄、才人，从境界的角度看不是一类人，但“这并不是说，圣贤不能有如英雄所有底丰功伟烈，不能有如才人所有底巨著高文。圣贤亦可以有如才人英雄所有的成就，但才人英雄不能有如圣贤所有底境界”。冯友兰认为，英雄、才人与圣贤相比，不但境界不同，其行事亦不同。圣贤的为人行事，“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所以都是可以为法，可以为训的。而英雄、才人的为人行事，如奇花异草，“虽大都可成为赏玩赞美的对象，但亦大都是不足为法，不足为训底”。
根据以上所说，冯友兰认定，功利境界中的人，虽然比自然境界中的人多了一些觉解，但对人之所以为人这一根本问题的看法，并无太多的觉解。因此在功利境界中的人，他们的行为的过程和手段可以有种种不同，但最后的目的是不变的，那一定要为自己求利。同时，他们求利的态度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消极地为我。他们有时也会完全积极地去奋斗，甚至可以牺牲自己，或者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对其他人也是有利的。但是，他们如此去做的动机及最后的目的，明显是为己的。这样，冯友兰对功利境界的判定，主要强调了动机，也就是人的行为的出发点的决定性作用。
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在功利境界中底人，对于“自己”及“利”，有清楚底觉解。他了解他的行为，是怎么一回事。他自觉他有如此底行为。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他于有此种种行为时，他了解这种行为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自觉他是有此种行为。
这里有三点可注意：一是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二是对自己的行为和目的是有觉解的，即自觉地了解其行为目的是怎么一回事；三是其所谓利，是私利，其中包括名誉、地位等。
冯友兰指出，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底目的。他们于有此种行为时，亦自觉其有此种行为。他们的行为的目的，都是为利”。那么，什么是“利”呢？冯友兰认为，在普通语言中，利与名并称。如“求名于朝；求利于市”、“名利双收”、“追名逐利”等。“我们此所谓利则不是与名并称者。我们此所谓利，亦包括名。”这就是说，功利境界中的利，不仅仅是平常所理解的“财利”或“物质利益”，它还包括心理、精神等多方面的因素。照这样的理解，一个人的行为，能使他“名利双收”，固然是对他有利；但他的行为，仅使他有名无利，他的行为也是对他有利。因为是求自己的利，所以这种利，从本质上说，都是“为我”的，都是“自私”的。冯友兰认为，按照这样对利的理解，“大多数普通人的行为，都是为其自己的利底行为”。因此，“大多数普通人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
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虽然是“为我”的、“自私”的，但并不是说，他的行为都是损人利己的。不但不是损人利己的，有时甚至相反，“他亦可有损己利人底行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冯友兰认为，上述问题并不矛盾。在冯友兰看来，“他所以如此作，是因为这些行为，往远处看，亦是对于他有利底”。冯友兰认为，中外哲学史上快乐论和功利论者所主张的学说，从本质上看，均具有上述特点。如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可以使社会安宁，这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因为在墨子看来，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人，上帝赏他，鬼神赏他，国家赏他，别人爱他，所以兼相爱，交相利，对于他自己，更是有利的。又如宗教家亦多教人爱人，认为爱人是为自己积福，行道德是上天堂的大路等等。“诸如此类，虽说法不同，但都是以求别人的利为求自己的利的最好底方法。他们虽都是教人利人，但其实都是教人利己。”冯友兰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是从人生境界论的角度对历史上快乐论、功利论及一些宗教信仰的批评。因为在上述各种学说中，他们往往把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求利的方法与道德行为混为一谈，从而把以求利为目的的合乎道德的行为解释为道德行为。而在冯友兰看来，“合乎道德的行为”与“道德行为”是有区别的。正如上节所述，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也可以有“合乎道德的行为”，但其“合乎道德的行为”，是自发的，因此也是不持久的。“在功利境界中底人，有合乎道德底行为，是将其作为求自己的利的方法。但以为道德行为不过如此，则即是对于道德，未有完全底了解。”在冯友兰看来，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把合乎道德的行为作为谋利的手段，因此其行为，充其量“只是合乎道德底行为，而不是道德行为。其境界是功利境界，而不是道德境界”。
根据以上原则，冯友兰在《新原人》“功利”一章中，对英雄、才人、圣贤等从境界说的角度作了生动的对比。
首先他认为，“一个人的学问或事功的大小，与其所常处底境界的高低，并没有必然地相干底关系”。他从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三不朽”说起，以为立德的人，谓之圣贤。圣贤虽有很高的境界，但未必有很大的学问事功。立言的人，谓之才人，他们有许多知识或伟大的创作，但不常有很高的境界。立功的人谓之英雄，他们在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就，但也不常有很高的境界。
就英雄说，又有与奸雄之别。英雄虽与奸雄不同，但就其境界说，他们都是功利境界。这是因为，“在功利境界中底人，其行为可以不是不道德底，可以是合乎道德底，但不能是道德底。其行为可以不是不道德底，但亦可是不道德底”。也就是说，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可有两类：一类是合乎道德的，一类是不道德的。合乎道德的行为，只能说是“合乎”，而不能说是道德的，这是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区别。以不道德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成其利己的成就者，其行事是损人利己的，因此就是奸雄；以合乎道德的行为来达到利己的目的，以成其利己的成就者，则是英雄。英雄的行事，利己而不损人，而且有利于人。冯友兰认为，“历史上底大英雄，其伟大底成就，大部分都是利己而且有益于人底。就其有益于人说，其人其事，都值得后人的崇拜。但就其利己说，其成就不是出于道德底行为，其人的境界，是功利境界”。
就才人说，他在学问或艺术方面的成就，总是有益于人的。因为学问或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成果，它是出于精神的创造而非自然的产物。因此无论那一种学问或艺术，只要能成为一种学问或艺术，总是有益于人的。冯友兰认为，那种以为只有有益于所谓“世道人心”的学问或艺术，才是有益于人的观点，是道学家的偏见。这种偏见实际上只是以政治的或伦理的标准去衡量学问或艺术。他们没有看到，在政治的或伦理的标准之外，还有别的标准，如学术的或艺术的标准等等。这里，同样表现了冯友兰在价值标准方面所具有的辩证思想。尽管才人的学问或艺术有益于人，但它又不是判断其境界高低的标准。在冯友兰看来，“才人研究学问，或从事创作的目的，可以只是为求他自己的利。若其目的是如此，则他的境界是功利境界”。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英雄与才人，在行为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也有不同。其不同在于，才人在学问或艺术方面的成就总是有益于人的，而英雄所作的有益于人的事，往往是以与自己的利益相一致为限。
冯友兰还指出，英雄、才人之所以常在功利境界中，还有一些具体表现，如好名、争功、嫉妒等等。冯友兰认为，“人多好名。有名亦是一人的自己的利。任何有益于人底事，皆可以使人有名。所以任何有益于人底事，皆可以与一人的自己的利相一致”。因此，才人、英雄尤多好名。好名能使才人努力于研究创作，能使英雄做有益于人的事。但好名，其境界是功利境界。除好名外，还有争功。“我们常见讲学问底人，总好争某某事是‘我’发现底。讲事功底人总好争某某事是‘我’作成底。他们总要‘功成自我’。往往学问或事功越大底人，越不能容忍，别人争他的发现权，或分他的功。”“他如于此争竞，以为必是‘我’的，这即可见，他是为私底。他是为私底，他的境界，即是功利境界。他这些争竞，即证明他不能超过这种境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类天资高的人。“天资高底人，大多是过于重视他自己的天资。多以为他自己的成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过于重视他自己的成就，他过于重视他自己。他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并驾。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于他底批评。”这一类人的境界，当然也是功利境界。
总之，英雄与才人的境界，与其所有的成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不能把境界与成就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既不能因为英雄、才人有伟大的成就，因此就认为其境界也是高的；同时，也不能以为，英雄、才人的境界既低，则其成就亦不足观。冯友兰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
与英雄、才人相比，圣贤则不同。英雄、才人都是功利境界中的人，而圣贤则是天地境界或道德境界中的人。冯友兰强调，圣贤与英雄、才人，从境界的角度看不是一类人，但“这并不是说，圣贤不能有如英雄所有底丰功伟烈，不能有如才人所有底巨著高文。圣贤亦可以有如才人英雄所有的成就，但才人英雄不能有如圣贤所有底境界”。冯友兰认为，英雄、才人与圣贤相比，不但境界不同，其行事亦不同。圣贤的为人行事，“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所以都是可以为法，可以为训的。而英雄、才人的为人行事，如奇花异草，“虽大都可成为赏玩赞美的对象，但亦大都是不足为法，不足为训底”。
根据以上所说，冯友兰认定，功利境界中的人，虽然比自然境界中的人多了一些觉解，但对人之所以为人这一根本问题的看法，并无太多的觉解。因此在功利境界中的人，他们的行为的过程和手段可以有种种不同，但最后的目的是不变的，那一定要为自己求利。同时，他们求利的态度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消极地为我。他们有时也会完全积极地去奋斗，甚至可以牺牲自己，或者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对其他人也是有利的。但是，他们如此去做的动机及最后的目的，明显是为己的。这样，冯友兰对功利境界的判定，主要强调了动机，也就是人的行为的出发点的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