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照着讲”与“接着讲”
就前节所述，冯友兰把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为自己哲学创作的基本动力之一，且以为要对抗战有所贡献，则必须以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为武器，帮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渡过大难”，“出现中兴”。而当时，冯友兰作为哲学家，他所掌握的武器，自然是一种哲学理论或哲学方法。于是他以自己所掌握的哲学理论和哲学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改造，提出了一套与传统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的哲学体系，他称之为“新理学”。
冯友兰在晚年回忆自己如何从研究中国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时，曾对他学术研究重点的转移作了说明。冯友兰认为，民族的兴亡和历史的变化是他从哲学史的研究转向哲学研究的直接动力，如果没有这些动力，“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来，也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学术研究重点转移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此外还有主观上的原因，此即冯友兰从早年所培养起来的对逻辑的兴趣所引发的对哲学创作的冲动。这种主观的志愿和爱好，成为冯友兰创作“贞元六书”的内在动力。因此，“在我的《中国哲学史》完成以后，我的兴趣就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
研究哲学史与从事哲学创作，本来是哲学史家与哲学家的不同任务；但就方法论的意义说，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冯友兰认为，“哲学方面的创作总是凭借于过去的思想资料”，所以“研究哲学史和哲学创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此即二者的联系。但它们还有不同：“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样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想的。”因此二者的区别是古人“怎样说的”与今人“怎么想的”。这个不同，在冯友兰看来，是他在《新理学》中所说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
在《新理学》的开篇绪论中，冯友兰首先提出了“照着讲”与“接着讲”的问题。他说：
本书名为新理学。何以名为新理学？其理由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照我们的看法，宋明以后底道学，有理学心学二派。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
这里，冯友兰所强调的“接着讲”，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就方法论或治学方法说，区别了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不同任务。也就是说，“照着讲”是哲学史家或历史学家的任务，而“接着讲”则是哲学家的任务。其二，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与文化虚无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相对立。因为“中国需要近代化，哲学也需要近代化”，而近代化的中国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经过哲学家的努力，使之具有近代的特性。用冯友兰的话说，那就是：
新的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
从第一个方面的方法论意义说，哲学史家的任务是“弄清历史事实，总结理论思维发展的规律，准确地叙述哲学家提出的范畴、命题和论点”。这一任务的性质，决定了所使用的方法，一定是采取“我注六经”的形式。也就是说，哲学史家必须以历史上的哲学家的哲学著作或哲学思想为其思考的对象，忠实地揭示并叙述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哲学理论，而不是以己意强加于古人或使古人现代化。此即冯友兰所谓的“照着讲”。
“接着讲”与“照着讲”不同。所谓“接着讲”，是指哲学家根据历史上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以往的哲学给以新的诠释，从而创造新的哲学体系。因此，在冯友兰看来，“照着哲学史讲哲学，所讲只是哲学史而不是哲学”；而脱离以往哲学史的发展讲哲学，则又使他所讲的哲学成了无源之水，这样的哲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事实上，讲哲学不但是‘接着’哲学史讲底，而且还是‘接着’某一个哲学史讲底，某一个民族的民族哲学是‘接着’某一个民族的哲学史讲底。”很明显，冯友兰既反对“照着”哲学史讲哲学，也反对脱离哲学史讲哲学，尤其反对脱离民族哲学史讲哲学。
这样，在冯友兰强调的“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区别中，既包含着哲学史家与哲学家治学方法的不同，也包含着对哲学的民族形式的重视。对于前者，是强调作为哲学家的任务，乃在于对传统哲学的消化，包括运用新的方法，对旧有的哲学范畴和命题作新的诠释，以建构新的体系。这就是说，“照着讲”与“接着讲”，既是治学方法的不同，又是哲学史家与哲学家的区别。这种不同与区别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如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宋明“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争论，清代汉学与宋学的争论等等。历史上这两派的争论，“说到底，仍意味着哲学家和史学家两种治学方法的分歧。当时，如果有人将这两种治学方法讲清楚，说明二者各有自己的任务，也就不会争辩不休了。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将这两种方法，分别处理，并且在自己的著述中体现出来，当归功于冯先生”。
对哲学的民族形式的重视，是冯友兰“接着讲”所包含的内容之一。在冯友兰看来，“贞元六书”正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哲学，它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因此它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由此方面，我们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新民族哲学，是从他的旧民族哲学‘生’出来底。”这里的“生”字，即是“接着”的意思。也就是说，一种哲学体系的出现，当以其民族固有的哲学为基础，不仅不能脱离其具体的历史内容，亦不能脱离其民族的形式，这样，某一哲学体系或某一哲学家的哲学才能被本民族的人所接受，才能对本民族的理论思维的发展有所贡献。这是因为“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哲学，能够予某民族“以情感上底联想及情感上底满足”。因此，在冯友兰看来，这种“接着讲”的工作，正是具有对民族文化“上继往圣，下开来学”的意义，这也是他经常引用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所包含的意义。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提出“照着讲”与“接着讲”这两个概念，其目的在于区分哲学史的研究与哲学创作的不同。哲学史的研究，从方法上说，基本上是“照着讲”；而哲学创作则不能“照着讲”。因为“照着讲”就不能超越，也不能创新。因此，只有“接着讲”，才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但冯友兰“接着讲”的含义，更重要的则在于强调哲学的民族形式，而不是笼统地主张“接着讲”。他认为：“有了许多哲学史以后，所谓某国哲学者，并不必是某国人讲底，而是接着某国人所有底哲学史讲底。”也就是说，中国人可以接着德国哲学史讲，德国人或英国人也可以接着中国哲学史讲。但中国人接着德国哲学史讲的哲学，只能叫“德国哲学”，而不能称“中国哲学”。他举例说，玄奘虽是中国人，但他所讲的哲学是印度哲学。即使禅宗中人，虽是中国人，其所讲的哲学又有许多独创，但其中一部分仍是接着印度哲学讲的。因此，“他们的哲学，只能有一部分算是中国哲学”。在冯友兰看来，不是纯粹的中国哲学，即不具有纯粹的中国的民族形式，因此也就不能予以大部分中国人“以情感上的联想及情感上的满足”。因此他所强调的“接着讲”乃是“接着”中国哲学史讲，而不是“接着”外国哲学史讲。接着外国哲学史讲的哲学，不论其中有多少独创和发明，它的源头毕竟远离了中国，因此从当时抗战的民族观点出发，从中华民族长远的生存与发展出发，中国需要的乃是“接着”中国哲学史讲的中国哲学。
冯友兰认为，他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是以上述“接着讲”的原则建构起来的，“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它虽是‘接着’宋明道学中底理学讲底，但它是一个全新底形上学。至少说，它为讲形上学底人，开了一个全新底路”。
冯友兰在晚年回忆自己如何从研究中国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时，曾对他学术研究重点的转移作了说明。冯友兰认为，民族的兴亡和历史的变化是他从哲学史的研究转向哲学研究的直接动力，如果没有这些动力，“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来，也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学术研究重点转移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此外还有主观上的原因，此即冯友兰从早年所培养起来的对逻辑的兴趣所引发的对哲学创作的冲动。这种主观的志愿和爱好，成为冯友兰创作“贞元六书”的内在动力。因此，“在我的《中国哲学史》完成以后，我的兴趣就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
研究哲学史与从事哲学创作，本来是哲学史家与哲学家的不同任务；但就方法论的意义说，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冯友兰认为，“哲学方面的创作总是凭借于过去的思想资料”，所以“研究哲学史和哲学创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此即二者的联系。但它们还有不同：“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样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想的。”因此二者的区别是古人“怎样说的”与今人“怎么想的”。这个不同，在冯友兰看来，是他在《新理学》中所说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
在《新理学》的开篇绪论中，冯友兰首先提出了“照着讲”与“接着讲”的问题。他说：
本书名为新理学。何以名为新理学？其理由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照我们的看法，宋明以后底道学，有理学心学二派。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
这里，冯友兰所强调的“接着讲”，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就方法论或治学方法说，区别了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不同任务。也就是说，“照着讲”是哲学史家或历史学家的任务，而“接着讲”则是哲学家的任务。其二，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与文化虚无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相对立。因为“中国需要近代化，哲学也需要近代化”，而近代化的中国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经过哲学家的努力，使之具有近代的特性。用冯友兰的话说，那就是：
新的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
从第一个方面的方法论意义说，哲学史家的任务是“弄清历史事实，总结理论思维发展的规律，准确地叙述哲学家提出的范畴、命题和论点”。这一任务的性质，决定了所使用的方法，一定是采取“我注六经”的形式。也就是说，哲学史家必须以历史上的哲学家的哲学著作或哲学思想为其思考的对象，忠实地揭示并叙述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哲学理论，而不是以己意强加于古人或使古人现代化。此即冯友兰所谓的“照着讲”。
“接着讲”与“照着讲”不同。所谓“接着讲”，是指哲学家根据历史上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以往的哲学给以新的诠释，从而创造新的哲学体系。因此，在冯友兰看来，“照着哲学史讲哲学，所讲只是哲学史而不是哲学”；而脱离以往哲学史的发展讲哲学，则又使他所讲的哲学成了无源之水，这样的哲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事实上，讲哲学不但是‘接着’哲学史讲底，而且还是‘接着’某一个哲学史讲底，某一个民族的民族哲学是‘接着’某一个民族的哲学史讲底。”很明显，冯友兰既反对“照着”哲学史讲哲学，也反对脱离哲学史讲哲学，尤其反对脱离民族哲学史讲哲学。
这样，在冯友兰强调的“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区别中，既包含着哲学史家与哲学家治学方法的不同，也包含着对哲学的民族形式的重视。对于前者，是强调作为哲学家的任务，乃在于对传统哲学的消化，包括运用新的方法，对旧有的哲学范畴和命题作新的诠释，以建构新的体系。这就是说，“照着讲”与“接着讲”，既是治学方法的不同，又是哲学史家与哲学家的区别。这种不同与区别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如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宋明“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争论，清代汉学与宋学的争论等等。历史上这两派的争论，“说到底，仍意味着哲学家和史学家两种治学方法的分歧。当时，如果有人将这两种治学方法讲清楚，说明二者各有自己的任务，也就不会争辩不休了。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将这两种方法，分别处理，并且在自己的著述中体现出来，当归功于冯先生”。
对哲学的民族形式的重视，是冯友兰“接着讲”所包含的内容之一。在冯友兰看来，“贞元六书”正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哲学，它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因此它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由此方面，我们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新民族哲学，是从他的旧民族哲学‘生’出来底。”这里的“生”字，即是“接着”的意思。也就是说，一种哲学体系的出现，当以其民族固有的哲学为基础，不仅不能脱离其具体的历史内容，亦不能脱离其民族的形式，这样，某一哲学体系或某一哲学家的哲学才能被本民族的人所接受，才能对本民族的理论思维的发展有所贡献。这是因为“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哲学，能够予某民族“以情感上底联想及情感上底满足”。因此，在冯友兰看来，这种“接着讲”的工作，正是具有对民族文化“上继往圣，下开来学”的意义，这也是他经常引用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所包含的意义。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提出“照着讲”与“接着讲”这两个概念，其目的在于区分哲学史的研究与哲学创作的不同。哲学史的研究，从方法上说，基本上是“照着讲”；而哲学创作则不能“照着讲”。因为“照着讲”就不能超越，也不能创新。因此，只有“接着讲”，才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但冯友兰“接着讲”的含义，更重要的则在于强调哲学的民族形式，而不是笼统地主张“接着讲”。他认为：“有了许多哲学史以后，所谓某国哲学者，并不必是某国人讲底，而是接着某国人所有底哲学史讲底。”也就是说，中国人可以接着德国哲学史讲，德国人或英国人也可以接着中国哲学史讲。但中国人接着德国哲学史讲的哲学，只能叫“德国哲学”，而不能称“中国哲学”。他举例说，玄奘虽是中国人，但他所讲的哲学是印度哲学。即使禅宗中人，虽是中国人，其所讲的哲学又有许多独创，但其中一部分仍是接着印度哲学讲的。因此，“他们的哲学，只能有一部分算是中国哲学”。在冯友兰看来，不是纯粹的中国哲学，即不具有纯粹的中国的民族形式，因此也就不能予以大部分中国人“以情感上的联想及情感上的满足”。因此他所强调的“接着讲”乃是“接着”中国哲学史讲，而不是“接着”外国哲学史讲。接着外国哲学史讲的哲学，不论其中有多少独创和发明，它的源头毕竟远离了中国，因此从当时抗战的民族观点出发，从中华民族长远的生存与发展出发，中国需要的乃是“接着”中国哲学史讲的中国哲学。
冯友兰认为，他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是以上述“接着讲”的原则建构起来的，“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它虽是‘接着’宋明道学中底理学讲底，但它是一个全新底形上学。至少说，它为讲形上学底人，开了一个全新底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