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学时代与子学时代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分期，胡适在其《大纲》的“导言”中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他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第二个时期，“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第三个时期，自明至清，为近世哲学。胡适的这一分法，在其导言中并未说明理由，只是强调这三个时期，中国哲学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如古代哲学是“诸子哲学”。中世哲学的前期，自汉至晋“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起点的”；后期自东汉至北宋则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近世哲学为佛教哲学的消化时期。至明清，佛家始衰，儒学复炽。到了清代，则是“古学昌明的时代”，这一时期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相媲美。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与胡适不同。他的着眼点是放在社会形态变迁对哲学发展的影响，企图以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物质因素去解释思想和精神的发展。此即冯友兰所自称的“唯物史观的影响”。如冯友兰在解释先秦诸子哲学发达的原因时，不同意胡适将之归结为“政治那样黑暗，社会那样纷乱，贫富那样不均，民生那样痛苦。有了这种时势，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冯认为，胡适的这种分析，有失笼统。因为“此种形势在中国史中几于无代无之，对于古代哲学之发生，虽不必无关系，要不能引以说明古代哲学之特殊情形”。冯友兰认为，从春秋迄汉初，是中国历史上一大解放的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特别是“与贵族政治相连带的经济制度即所谓井田制度”的崩坏，使原来居统治地位的贵族衰落了，原来的社会解体了。“原来贵族阶级所养的为他们服务的有专门才能的人，失去原来的地位，流入民间。……他们只好依靠自己的知识，才能在社会上自谋生计，自搞活动，自发议论。这样发展下去，就出现了各家各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以上述社会形态和经济制度变迁的观点，观察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大阶段。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至周代而初具规模。孔子“上继往圣，下开来学”，尤其开创了私人著述之端，此为中国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哲学为哲学家之有系统的思想，须于私人著述中表现之”。而孔子的思想，就其门人所记录者观之，实为一个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因此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中应占有开山的地位。所以冯友兰主张，讲中国哲学史，应从孔子讲起。
孔子思想的产生，标志中国哲学史子学时代的开始。在此一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的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其所以如此，即在于当时政治制度及经济制度的根本改变。从经济制度的改变方面看，冯友兰认为此一时期，正是所谓“王制灭”“礼法堕”，庶人崛起而营私产、致富豪的时期。对于当时这种经济因素的变化，冯友兰分析说：
若就经济史观之观点言之，亦可谓因农奴及商人在经济上之势力，日益增长，故贵族政治破坏，而“王制灭”，“礼法堕”。商人阶级崛起。……总之，世禄井田之制破，庶民解放，营私产，为富豪，此上古经济制度之一大变动也。
冯友兰认为，上述种种大改变发动于春秋，而完成于西汉中叶。也就是说，自春秋时代所开始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大变动，到西汉中叶逐渐停止。“此等特殊之情形既去，故其时代学术上之特点，即‘处士横议’‘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之特点，自亦失其存在之根据。”西汉中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儒学又须为上所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推行，从此标志子学时代的终结和经学时代的开始。
在经学时代中，中国哲学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新的特点，即“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其中尽管可以有新的主张和新的见解，但仍然以经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学术思想变异的背后，仍是社会政治经济在起作用。因为中国自秦汉以后，逐渐形成大一统的社会格局。政治上定有规模，经济秩序亦渐安定。“自此而后，朝代虽屡有改易，然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未有根本的变化。各方面皆保其守成之局，人亦少有新环境新经验。以前之思想，其博大精深，又已至相当之程度。故此后之思想，不能不依傍之也。”由董仲舒开始，至康有为，皆为中古哲学，即前所谓“经学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保持在稳定的格局中，此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经学时代长期得以保持的基本原因之一。
从汉代中叶起，一直到清末，中国哲学始终保持经学形式。到清末，中西文化发生冲撞，中国社会发生激变，才致使经学时代宣告结束。
由以上叙述中可知，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并认为这两大阶段均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大变动相联系。这种观点显然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冯友兰在其晚年仍坚持这种看法，他说：“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清朝末年中外交通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了根本的变化。这实际上说的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和由封建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的两个时代。”无论怎么说，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冯友兰的见解要比胡适的见解更“持之有故”和“言之成理”。再说，胡适的《大纲》只写了他自己分期的三个部分的一部分，因此亦不能从他对中国哲学的全面理解中去考察他的分期有何利弊。因为他的分期法与他对先秦诸子哲学蜂起原因的解释一样，也有些失之笼统。
由于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除上述用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观察中国哲学的发展这一条外，他还坚持了“历史是进步的”发展观。这一点也与胡适的《大纲》有显著区别。
胡适特别表彰先秦诸子哲学和清代汉学家的考据、校勘、训诂的功夫。而对汉唐宋明时期的哲学有所忽略，认为这一时期除汉代的经学外，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间都是佛教最盛的时代。它们在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顗、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副精力，发挥印度哲学，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他充分肯定汉以后的哲学家，虽然处处依傍子学经学或佛学，但在依傍中亦时时有新见解。冯友兰强调，在中国哲学史中，后人引申发挥前人的思想，即表现了哲学的进步。因为“若知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只是董仲舒之哲学；若知王阳明之《大学问》只是王阳明之哲学，则中国哲学之进步，便显然矣”。这就是说，虽然汉以后的哲学家都讲诸子，但在讲诸子中，却不断发挥自己的思想。这既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也包含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吾人不能轻视发挥引申，发挥引申即是进步。”在冯友兰看来，不仅子学、经学是如此，佛学亦是如此。“中国人所讲佛学，其中亦多有中国人之新见。盖中国人与印度人之物质的精神的环境皆不同。故佛学东来，中国人依中国之观点，整理之，选择之，解释之。在整理、选择、解释之时，中国人之新见，随时加入。此即中国人在此方面所酿之新酒也。”冯友兰“旧瓶装新酒”之喻，揭示了中国哲学在其历史发展中的量变过程。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史是发展的，而非僵死不变的。在这一问题上，同哲学史的历史分期一样，冯友兰的哲学史观显然比胡适的哲学史观有更多的合理性和全面性。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与胡适不同。他的着眼点是放在社会形态变迁对哲学发展的影响，企图以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物质因素去解释思想和精神的发展。此即冯友兰所自称的“唯物史观的影响”。如冯友兰在解释先秦诸子哲学发达的原因时，不同意胡适将之归结为“政治那样黑暗，社会那样纷乱，贫富那样不均，民生那样痛苦。有了这种时势，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冯认为，胡适的这种分析，有失笼统。因为“此种形势在中国史中几于无代无之，对于古代哲学之发生，虽不必无关系，要不能引以说明古代哲学之特殊情形”。冯友兰认为，从春秋迄汉初，是中国历史上一大解放的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特别是“与贵族政治相连带的经济制度即所谓井田制度”的崩坏，使原来居统治地位的贵族衰落了，原来的社会解体了。“原来贵族阶级所养的为他们服务的有专门才能的人，失去原来的地位，流入民间。……他们只好依靠自己的知识，才能在社会上自谋生计，自搞活动，自发议论。这样发展下去，就出现了各家各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以上述社会形态和经济制度变迁的观点，观察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大阶段。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至周代而初具规模。孔子“上继往圣，下开来学”，尤其开创了私人著述之端，此为中国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哲学为哲学家之有系统的思想，须于私人著述中表现之”。而孔子的思想，就其门人所记录者观之，实为一个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因此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中应占有开山的地位。所以冯友兰主张，讲中国哲学史，应从孔子讲起。
孔子思想的产生，标志中国哲学史子学时代的开始。在此一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的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其所以如此，即在于当时政治制度及经济制度的根本改变。从经济制度的改变方面看，冯友兰认为此一时期，正是所谓“王制灭”“礼法堕”，庶人崛起而营私产、致富豪的时期。对于当时这种经济因素的变化，冯友兰分析说：
若就经济史观之观点言之，亦可谓因农奴及商人在经济上之势力，日益增长，故贵族政治破坏，而“王制灭”，“礼法堕”。商人阶级崛起。……总之，世禄井田之制破，庶民解放，营私产，为富豪，此上古经济制度之一大变动也。
冯友兰认为，上述种种大改变发动于春秋，而完成于西汉中叶。也就是说，自春秋时代所开始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大变动，到西汉中叶逐渐停止。“此等特殊之情形既去，故其时代学术上之特点，即‘处士横议’‘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之特点，自亦失其存在之根据。”西汉中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儒学又须为上所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推行，从此标志子学时代的终结和经学时代的开始。
在经学时代中，中国哲学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新的特点，即“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其中尽管可以有新的主张和新的见解，但仍然以经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学术思想变异的背后，仍是社会政治经济在起作用。因为中国自秦汉以后，逐渐形成大一统的社会格局。政治上定有规模，经济秩序亦渐安定。“自此而后，朝代虽屡有改易，然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未有根本的变化。各方面皆保其守成之局，人亦少有新环境新经验。以前之思想，其博大精深，又已至相当之程度。故此后之思想，不能不依傍之也。”由董仲舒开始，至康有为，皆为中古哲学，即前所谓“经学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保持在稳定的格局中，此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经学时代长期得以保持的基本原因之一。
从汉代中叶起，一直到清末，中国哲学始终保持经学形式。到清末，中西文化发生冲撞，中国社会发生激变，才致使经学时代宣告结束。
由以上叙述中可知，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并认为这两大阶段均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大变动相联系。这种观点显然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冯友兰在其晚年仍坚持这种看法，他说：“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清朝末年中外交通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了根本的变化。这实际上说的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和由封建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的两个时代。”无论怎么说，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冯友兰的见解要比胡适的见解更“持之有故”和“言之成理”。再说，胡适的《大纲》只写了他自己分期的三个部分的一部分，因此亦不能从他对中国哲学的全面理解中去考察他的分期有何利弊。因为他的分期法与他对先秦诸子哲学蜂起原因的解释一样，也有些失之笼统。
由于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除上述用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观察中国哲学的发展这一条外，他还坚持了“历史是进步的”发展观。这一点也与胡适的《大纲》有显著区别。
胡适特别表彰先秦诸子哲学和清代汉学家的考据、校勘、训诂的功夫。而对汉唐宋明时期的哲学有所忽略，认为这一时期除汉代的经学外，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间都是佛教最盛的时代。它们在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顗、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副精力，发挥印度哲学，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他充分肯定汉以后的哲学家，虽然处处依傍子学经学或佛学，但在依傍中亦时时有新见解。冯友兰强调，在中国哲学史中，后人引申发挥前人的思想，即表现了哲学的进步。因为“若知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只是董仲舒之哲学；若知王阳明之《大学问》只是王阳明之哲学，则中国哲学之进步，便显然矣”。这就是说，虽然汉以后的哲学家都讲诸子，但在讲诸子中，却不断发挥自己的思想。这既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也包含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吾人不能轻视发挥引申，发挥引申即是进步。”在冯友兰看来，不仅子学、经学是如此，佛学亦是如此。“中国人所讲佛学，其中亦多有中国人之新见。盖中国人与印度人之物质的精神的环境皆不同。故佛学东来，中国人依中国之观点，整理之，选择之，解释之。在整理、选择、解释之时，中国人之新见，随时加入。此即中国人在此方面所酿之新酒也。”冯友兰“旧瓶装新酒”之喻，揭示了中国哲学在其历史发展中的量变过程。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史是发展的，而非僵死不变的。在这一问题上，同哲学史的历史分期一样，冯友兰的哲学史观显然比胡适的哲学史观有更多的合理性和全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