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文革”浩劫
如果说“前文革时期”冯友兰所受到的一系列批判是对“事”不对“人”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一起，冯友兰似乎陷入“灭顶之灾”。他同当时所有的“牛鬼蛇神”一样，不仅受到思想上的批判，而且更多的则是受到人身攻击。因此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精神上，甚至在肉体上，都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折磨。这位70多岁的善良老人，一位惯于向生活和社会作反思的哲学家，此时却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凄惨的漫长岁月。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立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6月1日晚8时，该大字报在各地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发，顷刻震撼全国。随后，该大字报又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全文刊登，顿时全国沸腾。紧接着，《人民日报》又以重要社论的形式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等一系列文章。仅在五天之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六七篇重要社论和文章。这在中国的报业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表明，中国进入了“非常时期”。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注目的焦点。仅在几天之内，五颜六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北大校园人山人海。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大字报的作者之一聂元梓也成了显要的、传奇式的新闻人物，成为划时代的“文化革命”的“英雄”。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波涛，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切“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陷入“文化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冯友兰即这一批横遭灭顶之灾的人群中的一分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冯友兰的家便遭到查封，并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的罪名，遭到批斗。此时他更借了聂元梓的“光”，因为聂元梓是北大哲学系党的领导人，由此不仅北京大学出了名，哲学系也出了名。冯友兰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何以在同一个哲学系中，既有“文革英雄”聂元梓，又有“反共老手”冯友兰？因此来北大声援大字报和取“文革”之经的群众，在一睹聂元梓“革命”风姿的同时，当然也想一睹冯友兰的“反动”面目。当时被揪出来的人，统统被称为“黑帮”，白天在规定的场所进行劳动，有的拔草，有的搬运什物，脖子上都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某某黑帮”，并被红色的油彩狠狠地打上一个大“围观的群众自发地走到某一”黑帮“面前时，这个”黑帮分子“必须反复向群众通告自己的姓名，犯了什么罪，如何认罪等，然后低下头，接受围观群众的批判和斗争。这种形式，刚开始，人们还能够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能够严肃认真地批判他所面对的”凶恶“的阶级敌人。但时间一长，这种无人组织的自发斗争便多数走了板。再加上有的”黑帮分子“被剃了阴阳头，有的甚至脸上被抹了墨汁或油彩，看起来本来就有些滑稽可笑，再加上回答群众问话时，各人有各人的回答方式和回答内容，其中夹杂着不同的口音、杂乱无章和跳跃式的答语，有时竟惹起围观群众的哄然大笑。那个荒谬时代的荒谬场景，使这些原来做学问或做领导的学者、系主任成了人们参观戏弄和嘲笑的对象。”斯文扫地已不足以概括他们所受到的耻辱。他们遇到了一生从未遇到过的人身攻击和人身污辱。人格尊严、人权平等，此时亦全部化为乌有。
为了便于群众对“黑帮”的监视和批斗，当时居住在燕南园的大部分教授的家门口，都被贴上“某某人的黑窝”字样。冯友兰自不能例外，在他家的门口，也被贴上“冯友兰的黑窝”六个大字。这样，革命群众和串联的红卫兵可以随时“深入虎穴，殃及虎子”。冯友兰的孙子冯岱，当时虽然只有五岁，由于受爷爷的牵连，也被勒令退出六一幼儿园。当然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况，特别是北大“黑帮”之多，这些“黑帮”从前的名声之大，如冯友兰、翦伯赞、朱光潜等，反而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注。以前没有机会和这些学术权威见面，此时借批判“黑帮”之名，倒可以目睹一下他们的“风采”。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家里只有任载坤一个人，那天来了几百人要求进屋来看看。任载坤不敢给他们开门。有个人出来隔着窗户对任载坤说：‘你大慨是怕我们人多，进去秩序不好维持，我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进去绕一圈就出来。我保证维持秩序。’他果然把外面的人组织起来，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人维持秩序。任载坤给他们开了门，他们果然按着次序，进来走了一圈，又出去了。”这些群众不是为了大批判而来，而是为了看一看冯友兰的家，看一看这位著名哲学家的起居环境到底与平常百姓有何不同。这是一种基于从前的仰慕而产生的一种好奇心理。“文革”中这类事情是很多的。
“文革”初起的两三个月，冯友兰与那些被揪出来的“黑帮”们，在生活上也受到制裁，其中包括限制活动范围，扣发全部工资，缩小居住面积，有的干脆被扫地出门。冯友兰与他的夫人任载坤每月只发给二十四元的生活费。虽然这样的待遇只有几个月，以后又逐渐增加到四十多元和七十多元，但对于过惯了稳定有序生活的冯友兰一家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打击和剥夺。
冯友兰的身体向来很好，但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他终于病倒了。1967年1月，冯友兰因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几经周折，方住进医院。但当时的医院，同北大一样，阶级斗争代替了革命人道主义，治病也是政治标准第一。在这一标准下，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命当然是不值钱的。按着医学常规，割前列腺手术要分两步走，首先需要在膀胱和腹部各开一小孔，插进管子，让尿液从管中流出，用一个瓶子接着，把瓶子挂在腰间。过一段时间，才割前列腺。但冯友兰只做了第一步便被撵出医院，第二天便被强制参加批斗会。当时正值隆冬，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冯友兰拖带着尿瓶子，步履蹒跚地走到批斗现场。这次批斗会的主题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表现”。因此，主要斗争对象是周杨和蒋南翔。冯友兰、朱光潜、陆平、彭佩云等二十余人作为这条资反路线在北大的推行者而被拉来陪斗。他们依次站在“斗鬼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而且不时被按着头，成一定角度，不能直腰。经过这次折腾，冯友兰的病加重了。又几经周折，才住进医院做第二次手术。前列腺肥大症，本来是一种常见病，治疗并不复杂。但在那个“非常”的时代，冯友兰竟连续转了三家医院，换了几次大夫，遭遇种种刁难，最后在他的夫人和女儿的陪同下，渡过了这次难关。
肉体及生命的难关虽然暂时渡过，但精神与思想的难关却接踵而来。1967年3月，以哲学系为主，北大成立了“批冯联络站”，编印《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反动论文选编》。由此再一次掀起对冯友兰的全校性的批斗高潮。在这一批判高潮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白天黑夜，冯友兰必须随叫随到。除专门的“批冯联络站”外，其他较大的“黑帮”或“反动学术权威”，都成立了类似的大批判机构。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批冯联络站”，是专门为冯定设立的。冯定是北大副校长，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是党内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革一起，他既是“党内走资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哲学系的这两个大权威，都姓冯，因此两个“批冯联络站”，后来便合而为一。在1967年的批斗高潮中，往往是“连锁反应”。批斗一人，要有多人陪斗。因此冯友兰被批斗的次数，已无可详考。有一次夜里开批斗会，由于冯友兰卧房的钥匙被强行占房的人拿走，取不出衣服。天气很冷，冯友兰还穿着单衣服。他只好在家中的过道里找到一条又脏又重的麻袋，披在身上，权当大衣御寒。这样的批斗持续了半年之久，由于北大红卫兵发生两派分裂并武斗，冯友兰及其他“反动权威”才得到一些喘息。但不久，又受到更严厉的批斗。
武斗升级，导致工宣队进校，“文革”进入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阶段。1968年8月下旬，工宣队开进北大。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其中引用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把“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文革”的一个重要阶段。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具体地说，即是把“文革”过程中以各种名义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等，来一次大清查。1968年9月，这一运动在北大全面展开。哲学系有十几人被关进“劳改大院”，实行隔离审查。冯友兰也自然难逃这一劫难。
在“劳改大院”，除了学习文件，还要背诵毛泽东语录和“老三篇”。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对着毛泽东像向伟大领袖请罪，然后坐下写“交代材料”，或接受监改人员的训话和提问。“每到开饭的时候，食堂的人就推着饭菜到劳改大院去卖饭。我们这边的监改人员，隔着窗户看见饭车来了，就叫我们在毛主席像前站队，每个人都对着毛主席的像报告自己的名字和当时的政治帽子，然后排着队走出来，绕道进入劳改大院，吃完饭再回来。”当时已是秋风萧瑟，枯黄的落叶随风盘旋，外文楼前的草地也在严霜肃杀中渐渐枯萎，几株美人蕉的叶片也露出了残败和凋零的景象。在这苍凉的秋景中，冯友兰望着窗外，心中似乎很平静。因为他好像想过，三十四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深秋季节，他被国民党特务押解至保定行营，当时心里也很平静。但那毕竟只是一个晚上，第二天便被释放回到家中。可如今，身系劳改大院，不知何日能回家。而此时与他患难一生的老伴则是坐卧不宁。任载坤担心冯友兰顶不住压力而自寻短见，所以每天都到劳改大院前观望。“在我家里，任载坤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饭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这是何等揪心的一幕啊！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无情斗争中，许多人丧失了求生的欲望，选择了自尽身亡的路。1968年10月中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同时又指出：“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在“文革”动乱中，说的和做的向来是两回事。这里讲“尊重人格”，那里却污辱、体罚，无所不用其极。翦伯赞正是忍受不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带来的残暴而饮恨离开人世。1968年12月，在毛泽东上述讲话后的两个月，翦伯赞与夫人吞食大量安眠药双双自尽。此后，工宣队才放冯友兰回家，结束了长达两个多月的隔离审查。冯友兰度过了“文革”中最艰难的日子。
思想的压抑，精神的煎熬，再加上肉体的折磨，冯友兰都坚持下来了。他没有死，也不想去死。在这位哲学家的境界中，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给他以支撑的力量。此正如孔子所谓“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被困于匡，不过“拘焉五日”；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不过“拔其树”而已。而冯友兰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隔离审查前后达两个月之久。
冯友兰带着“隔离审查”的精神创伤，度过了1969年的春节。在60年代的最后一年里，“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参加“五七”干校，接受工人阶级及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1969年的主题曲。此时的北京大学几乎是人走楼空。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70年夏天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进校为止。从1970年夏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由于林彪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批林整风”运动又持续了一年多。在这一时期中，“文革”似乎进入上层的斗争阶段。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暂时被“林彪事件”所冲淡。知识分子，特别是已被批斗得筋疲力尽的“反动权威”、“走资派”等，此时得到了一个暂短的“波谷时期”。同时，由于林彪事件的出现，使毛泽东认识到真正危险的敌人往往睡在自己的身边。“四人帮”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到1973年，江青一伙，可以说是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后，又完全复苏过来，于是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策划着新一轮的更大阴谋。
从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这整整3年中，“四人帮”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毛泽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中国大地上串演了一出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丑剧。他们算尽机关，耍尽阴谋，使一批善良的知识分子上了他们的圈套。这期间，冯友兰被冠以“梁效”顾问的头衔并撰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个人的体会谈批林批孔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关系》、《从孔子的文艺观批判儒家思想的保守主义、复古主义和中庸之道》、《柳宗元与唐代的儒法斗争》、《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论孔丘》、《咏史二十五首并序》、《续咏史诗五首并序》等一系列批林批孔及自我批判的文章。这些都是冯友兰在70年代文革后期所留下的历史痕迹。
1976年10月，也许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嚣张一时、自以为得计的“四人帮”垮台了。从此，冯友兰同全中国人民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但人已垂垂老矣。此时冯友兰已经82岁的高龄了。十年“文革”，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可能是匆匆的一瞬，它给中国人民乃至人类历史所留下的创痛却是很难抚平的。其中包括像冯友兰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是用沉重的代价，甚至是用鲜血和生命走完了这一段路程。因此对那些从这一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只能站在历史的长堤上给以同情的了解，而不应该是谩骂谴责、冷嘲热讽甚至人身攻击。人性是有弱点的，十年“文革”正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导致了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文革”的误导，掩盖和抹杀了人类的同情心，我们现在正是要恢复这一点善性，多一点理解和同情。
粉碎“四人帮”后，自1977年6月起，冯友兰又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背靠背”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使这位年届82岁高龄的老人又陷入了“大是大非”的泥潭之中，直到1980年才又一次得到“解放”。这次所得的“解放”，应该说是冯友兰一生中受之无愧的最后一次。“批判”使他更加清醒，“解放”使他更加轻松。使他清醒的是，他认识到，“文革”后期参加“批林批孔”，“自以为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走的，鼓励我们的那些群众也是这样想的，至少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当时也确有哗众取宠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弯路，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使他轻松的是，“无论如何，经过‘四人帮’这一段折腾，我从解放以来所得到的政治待遇都取消了，我又回到解放初期那个时候的情况。这也可以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吧”。不仅如此，正是在这个时候，冯友兰失去了与他同甘共苦、陪伴他一生的老伴任载坤女士。这一打击对于冯友兰来说是难于用语言表述的，他为任载坤女士所拟挽联的下半阕说：“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这言语之间透露了冯友兰无限苍凉的心境，这种接近道家的语言，使他彻悟了人生的一点真谛。然而，冯友兰毕竟还是传统儒家思想孕育的时代产儿，在毛泽东、周恩来相继去世的时刻，在他几乎失去一切的情况下，“还有一件大事牵挂着我，那就是祖国的旧邦新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
这时冯友兰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在他起伏不定的后半生中，在完成了“前文革时期”和“文革浩劫时期”两个阶段的人生旅途之后，还有一个“后文革时期”的奋斗理想等待着他。
§§第四章 两卷本《中国哲学史》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立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6月1日晚8时，该大字报在各地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发，顷刻震撼全国。随后，该大字报又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全文刊登，顿时全国沸腾。紧接着，《人民日报》又以重要社论的形式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等一系列文章。仅在五天之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六七篇重要社论和文章。这在中国的报业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表明，中国进入了“非常时期”。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注目的焦点。仅在几天之内，五颜六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北大校园人山人海。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大字报的作者之一聂元梓也成了显要的、传奇式的新闻人物，成为划时代的“文化革命”的“英雄”。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波涛，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切“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陷入“文化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冯友兰即这一批横遭灭顶之灾的人群中的一分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冯友兰的家便遭到查封，并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的罪名，遭到批斗。此时他更借了聂元梓的“光”，因为聂元梓是北大哲学系党的领导人，由此不仅北京大学出了名，哲学系也出了名。冯友兰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何以在同一个哲学系中，既有“文革英雄”聂元梓，又有“反共老手”冯友兰？因此来北大声援大字报和取“文革”之经的群众，在一睹聂元梓“革命”风姿的同时，当然也想一睹冯友兰的“反动”面目。当时被揪出来的人，统统被称为“黑帮”，白天在规定的场所进行劳动，有的拔草，有的搬运什物，脖子上都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某某黑帮”，并被红色的油彩狠狠地打上一个大“围观的群众自发地走到某一”黑帮“面前时，这个”黑帮分子“必须反复向群众通告自己的姓名，犯了什么罪，如何认罪等，然后低下头，接受围观群众的批判和斗争。这种形式，刚开始，人们还能够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能够严肃认真地批判他所面对的”凶恶“的阶级敌人。但时间一长，这种无人组织的自发斗争便多数走了板。再加上有的”黑帮分子“被剃了阴阳头，有的甚至脸上被抹了墨汁或油彩，看起来本来就有些滑稽可笑，再加上回答群众问话时，各人有各人的回答方式和回答内容，其中夹杂着不同的口音、杂乱无章和跳跃式的答语，有时竟惹起围观群众的哄然大笑。那个荒谬时代的荒谬场景，使这些原来做学问或做领导的学者、系主任成了人们参观戏弄和嘲笑的对象。”斯文扫地已不足以概括他们所受到的耻辱。他们遇到了一生从未遇到过的人身攻击和人身污辱。人格尊严、人权平等，此时亦全部化为乌有。
为了便于群众对“黑帮”的监视和批斗，当时居住在燕南园的大部分教授的家门口，都被贴上“某某人的黑窝”字样。冯友兰自不能例外，在他家的门口，也被贴上“冯友兰的黑窝”六个大字。这样，革命群众和串联的红卫兵可以随时“深入虎穴，殃及虎子”。冯友兰的孙子冯岱，当时虽然只有五岁，由于受爷爷的牵连，也被勒令退出六一幼儿园。当然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况，特别是北大“黑帮”之多，这些“黑帮”从前的名声之大，如冯友兰、翦伯赞、朱光潜等，反而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注。以前没有机会和这些学术权威见面，此时借批判“黑帮”之名，倒可以目睹一下他们的“风采”。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家里只有任载坤一个人，那天来了几百人要求进屋来看看。任载坤不敢给他们开门。有个人出来隔着窗户对任载坤说：‘你大慨是怕我们人多，进去秩序不好维持，我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进去绕一圈就出来。我保证维持秩序。’他果然把外面的人组织起来，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人维持秩序。任载坤给他们开了门，他们果然按着次序，进来走了一圈，又出去了。”这些群众不是为了大批判而来，而是为了看一看冯友兰的家，看一看这位著名哲学家的起居环境到底与平常百姓有何不同。这是一种基于从前的仰慕而产生的一种好奇心理。“文革”中这类事情是很多的。
“文革”初起的两三个月，冯友兰与那些被揪出来的“黑帮”们，在生活上也受到制裁，其中包括限制活动范围，扣发全部工资，缩小居住面积，有的干脆被扫地出门。冯友兰与他的夫人任载坤每月只发给二十四元的生活费。虽然这样的待遇只有几个月，以后又逐渐增加到四十多元和七十多元，但对于过惯了稳定有序生活的冯友兰一家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打击和剥夺。
冯友兰的身体向来很好，但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他终于病倒了。1967年1月，冯友兰因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几经周折，方住进医院。但当时的医院，同北大一样，阶级斗争代替了革命人道主义，治病也是政治标准第一。在这一标准下，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命当然是不值钱的。按着医学常规，割前列腺手术要分两步走，首先需要在膀胱和腹部各开一小孔，插进管子，让尿液从管中流出，用一个瓶子接着，把瓶子挂在腰间。过一段时间，才割前列腺。但冯友兰只做了第一步便被撵出医院，第二天便被强制参加批斗会。当时正值隆冬，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冯友兰拖带着尿瓶子，步履蹒跚地走到批斗现场。这次批斗会的主题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表现”。因此，主要斗争对象是周杨和蒋南翔。冯友兰、朱光潜、陆平、彭佩云等二十余人作为这条资反路线在北大的推行者而被拉来陪斗。他们依次站在“斗鬼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而且不时被按着头，成一定角度，不能直腰。经过这次折腾，冯友兰的病加重了。又几经周折，才住进医院做第二次手术。前列腺肥大症，本来是一种常见病，治疗并不复杂。但在那个“非常”的时代，冯友兰竟连续转了三家医院，换了几次大夫，遭遇种种刁难，最后在他的夫人和女儿的陪同下，渡过了这次难关。
肉体及生命的难关虽然暂时渡过，但精神与思想的难关却接踵而来。1967年3月，以哲学系为主，北大成立了“批冯联络站”，编印《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反动论文选编》。由此再一次掀起对冯友兰的全校性的批斗高潮。在这一批判高潮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白天黑夜，冯友兰必须随叫随到。除专门的“批冯联络站”外，其他较大的“黑帮”或“反动学术权威”，都成立了类似的大批判机构。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批冯联络站”，是专门为冯定设立的。冯定是北大副校长，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是党内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革一起，他既是“党内走资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哲学系的这两个大权威，都姓冯，因此两个“批冯联络站”，后来便合而为一。在1967年的批斗高潮中，往往是“连锁反应”。批斗一人，要有多人陪斗。因此冯友兰被批斗的次数，已无可详考。有一次夜里开批斗会，由于冯友兰卧房的钥匙被强行占房的人拿走，取不出衣服。天气很冷，冯友兰还穿着单衣服。他只好在家中的过道里找到一条又脏又重的麻袋，披在身上，权当大衣御寒。这样的批斗持续了半年之久，由于北大红卫兵发生两派分裂并武斗，冯友兰及其他“反动权威”才得到一些喘息。但不久，又受到更严厉的批斗。
武斗升级，导致工宣队进校，“文革”进入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阶段。1968年8月下旬，工宣队开进北大。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其中引用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把“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文革”的一个重要阶段。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具体地说，即是把“文革”过程中以各种名义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等，来一次大清查。1968年9月，这一运动在北大全面展开。哲学系有十几人被关进“劳改大院”，实行隔离审查。冯友兰也自然难逃这一劫难。
在“劳改大院”，除了学习文件，还要背诵毛泽东语录和“老三篇”。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对着毛泽东像向伟大领袖请罪，然后坐下写“交代材料”，或接受监改人员的训话和提问。“每到开饭的时候，食堂的人就推着饭菜到劳改大院去卖饭。我们这边的监改人员，隔着窗户看见饭车来了，就叫我们在毛主席像前站队，每个人都对着毛主席的像报告自己的名字和当时的政治帽子，然后排着队走出来，绕道进入劳改大院，吃完饭再回来。”当时已是秋风萧瑟，枯黄的落叶随风盘旋，外文楼前的草地也在严霜肃杀中渐渐枯萎，几株美人蕉的叶片也露出了残败和凋零的景象。在这苍凉的秋景中，冯友兰望着窗外，心中似乎很平静。因为他好像想过，三十四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深秋季节，他被国民党特务押解至保定行营，当时心里也很平静。但那毕竟只是一个晚上，第二天便被释放回到家中。可如今，身系劳改大院，不知何日能回家。而此时与他患难一生的老伴则是坐卧不宁。任载坤担心冯友兰顶不住压力而自寻短见，所以每天都到劳改大院前观望。“在我家里，任载坤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饭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这是何等揪心的一幕啊！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无情斗争中，许多人丧失了求生的欲望，选择了自尽身亡的路。1968年10月中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同时又指出：“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在“文革”动乱中，说的和做的向来是两回事。这里讲“尊重人格”，那里却污辱、体罚，无所不用其极。翦伯赞正是忍受不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带来的残暴而饮恨离开人世。1968年12月，在毛泽东上述讲话后的两个月，翦伯赞与夫人吞食大量安眠药双双自尽。此后，工宣队才放冯友兰回家，结束了长达两个多月的隔离审查。冯友兰度过了“文革”中最艰难的日子。
思想的压抑，精神的煎熬，再加上肉体的折磨，冯友兰都坚持下来了。他没有死，也不想去死。在这位哲学家的境界中，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给他以支撑的力量。此正如孔子所谓“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被困于匡，不过“拘焉五日”；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不过“拔其树”而已。而冯友兰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隔离审查前后达两个月之久。
冯友兰带着“隔离审查”的精神创伤，度过了1969年的春节。在60年代的最后一年里，“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参加“五七”干校，接受工人阶级及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1969年的主题曲。此时的北京大学几乎是人走楼空。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70年夏天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进校为止。从1970年夏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由于林彪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批林整风”运动又持续了一年多。在这一时期中，“文革”似乎进入上层的斗争阶段。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暂时被“林彪事件”所冲淡。知识分子，特别是已被批斗得筋疲力尽的“反动权威”、“走资派”等，此时得到了一个暂短的“波谷时期”。同时，由于林彪事件的出现，使毛泽东认识到真正危险的敌人往往睡在自己的身边。“四人帮”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到1973年，江青一伙，可以说是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后，又完全复苏过来，于是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策划着新一轮的更大阴谋。
从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这整整3年中，“四人帮”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毛泽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中国大地上串演了一出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丑剧。他们算尽机关，耍尽阴谋，使一批善良的知识分子上了他们的圈套。这期间，冯友兰被冠以“梁效”顾问的头衔并撰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个人的体会谈批林批孔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关系》、《从孔子的文艺观批判儒家思想的保守主义、复古主义和中庸之道》、《柳宗元与唐代的儒法斗争》、《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论孔丘》、《咏史二十五首并序》、《续咏史诗五首并序》等一系列批林批孔及自我批判的文章。这些都是冯友兰在70年代文革后期所留下的历史痕迹。
1976年10月，也许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嚣张一时、自以为得计的“四人帮”垮台了。从此，冯友兰同全中国人民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但人已垂垂老矣。此时冯友兰已经82岁的高龄了。十年“文革”，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可能是匆匆的一瞬，它给中国人民乃至人类历史所留下的创痛却是很难抚平的。其中包括像冯友兰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是用沉重的代价，甚至是用鲜血和生命走完了这一段路程。因此对那些从这一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只能站在历史的长堤上给以同情的了解，而不应该是谩骂谴责、冷嘲热讽甚至人身攻击。人性是有弱点的，十年“文革”正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导致了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文革”的误导，掩盖和抹杀了人类的同情心，我们现在正是要恢复这一点善性，多一点理解和同情。
粉碎“四人帮”后，自1977年6月起，冯友兰又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背靠背”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使这位年届82岁高龄的老人又陷入了“大是大非”的泥潭之中，直到1980年才又一次得到“解放”。这次所得的“解放”，应该说是冯友兰一生中受之无愧的最后一次。“批判”使他更加清醒，“解放”使他更加轻松。使他清醒的是，他认识到，“文革”后期参加“批林批孔”，“自以为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走的，鼓励我们的那些群众也是这样想的，至少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当时也确有哗众取宠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弯路，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使他轻松的是，“无论如何，经过‘四人帮’这一段折腾，我从解放以来所得到的政治待遇都取消了，我又回到解放初期那个时候的情况。这也可以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吧”。不仅如此，正是在这个时候，冯友兰失去了与他同甘共苦、陪伴他一生的老伴任载坤女士。这一打击对于冯友兰来说是难于用语言表述的，他为任载坤女士所拟挽联的下半阕说：“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这言语之间透露了冯友兰无限苍凉的心境，这种接近道家的语言，使他彻悟了人生的一点真谛。然而，冯友兰毕竟还是传统儒家思想孕育的时代产儿，在毛泽东、周恩来相继去世的时刻，在他几乎失去一切的情况下，“还有一件大事牵挂着我，那就是祖国的旧邦新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
这时冯友兰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在他起伏不定的后半生中，在完成了“前文革时期”和“文革浩劫时期”两个阶段的人生旅途之后，还有一个“后文革时期”的奋斗理想等待着他。
§§第四章 两卷本《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