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重返北大
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年轻的共和国在经济、政治、国防、军事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国土的统一，经济的恢复，使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很快在政治上接受并认同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群众被发动起来，这个新政权比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更为彻底地以政治力量向社会渗透。因此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思想、学术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1952年上半年，在全国高校教师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接着便进行了全国高校的院系大调整。实际上就是按照当时苏联的教育模式和教学体制来改造旧中国的高等学校，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
在调整过程中，北大、清华这两个国民党时期的教育重镇变动最大。清华以工科为主，所以北大工科方面的院系归并清华。北大为综合性大学，故清华文法科方面的院系归并到北大。北大也由城里的沙滩搬到了西郊原燕京大学旧址。在大变动中，哲学系又为大中之大者。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除北大外全部取消，其他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在北大哲学系。这样，全国就只有一个哲学系。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按旧义，哲学即智慧。故柏拉图有“哲学王”之说，认为常人和政客以变动不居的可感世界为对象，只能认识到意见，而哲学家却以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为对象，具备最高的知识，能洞悉万物的本原，把握至善，并按照至善治理自己、他人和整个国家，故哲学家才能作王者。中国哲人的最高理想也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但历史常常和哲学家开玩笑，哲学家不但成不了王，反而有时连生命都不保。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大哲学家，却被迫饮鸩而死；中国的孔子，一生都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哲学给人智慧，却也常给人带来祸端。因此，历史上，哲学往往成为婢女，不是宗教的婢女，便是政治的婢女。
正因哲学是“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哲学家们便容易用自由主义的隐蔽的抽象思维去剖析宇宙人生。它给政治带来的影响是摸不着，看不见，却是至关重要的。“好”的哲学和哲学家会引导社会更健康发展；“坏”的哲学和哲学家则能在社会造就异端邪说，从而破坏政治家们既定的治国方略。因为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他的行为都是受世界观支配的。鉴于这样的认识，上述的院系调整，特别是哲学系的调整，便是可以理解的了。也就是说，把哲学家集中起来，更便于政治上的管理，同时也便于对哲学家施以思想改造，以利于年轻共和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长治久安。
院系调整后，冯友兰告别了他多年生活和工作过的清华园，又重新回到他早年求学的母校。很自然，全国著名的哲学家此时云集北大。原北大哲学系的有：汤用彤、郑昕、贺麟、胡世华、任继愈、齐良骥、王太庆、汪子嵩、黄楠森、李世繁、晏成书、杨祖陶等；原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有：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邓以蜇、沈有鼎、任华、王宪钧、周礼全、朱伯崑等；原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有：洪谦、张东荪、吴允曾等；原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有：宗白华、熊伟、何兆清、苗力田等；原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有：黄子通、周辅成、江天骥、石峻、陈修斋、张世英等；原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有：方书春、李日华、马采、王锦娣、容汝煜等。除哲学专业外，还有原清华和燕大两校合并的心理学专业教授：唐钺、孙国华、沈乃璋、程迺顾、周先庚等。此时北大哲学系，真可谓众贤盈庭，群英聚集，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极为罕见之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可能只有齐国稷下能与之相比。
冯友兰从1952年9月重返北大，至1990年11月去世，他在北京大学度过了38个春秋。38年是历史的一瞬，然而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它又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大跃进时，毛泽东曾说过“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话。这话实在不假，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年，如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的浓缩，在四十年中所发生的事，惊心动魄，使人目不暇接。有如在大海中的航船，随着狂风巨浪和汹涌波涛，冯友兰在北大度过了他起伏不定的后半生。这期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文革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时期和文革后时期。
前文革时期，从1952年至1966年，冯友兰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三年灾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五个时期。
思想改造运动，早在院系调整前即已开始。院系调整后，全国的职业哲学家、哲学史家及哲学工作者大部分被集中到北大。一开始，冯友兰被评为四级教授，月薪只有百余元。但时隔不久，到1954年，又重新评级。冯友兰“连升三级”，被评为一级教授。当时的评级标准可能是以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否则无法理解从四级一下子跳升到一级。按冯友兰的学术水平，早在清华及西南联大时期，即已是全国著名的教授。但新中国之所以称“新”，即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说你是四级，即有四级的道理，说你够一级，亦有一级的道理。总之，级别是人定的，而“理”即在其中。因为有“理”在，意见也就不足为凭了。
在思想改造中，冯友兰除了要不断清理自己的新理学唯心主义体系外，也参加了当时社会上发起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最早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的故事，写的是19世纪一位教育家怎样从一个乞丐最终变成了地主，并且用他的钱创办了一些学校。党说武训不足为训，他的毒害不啻鸦片烟，麻痹人民的斗志，因为武训是想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砸碎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了跟上历史的潮流，冯友兰写了《关于〈武训传〉笔谈》一文，发表在《学习》杂志上。
紧接着是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继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批判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也是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斗争”。这次批判运动与学术界的联系最为紧密，因为胡适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的思想学术的影响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实际上，当年和胡适同时的人们，受过胡适影响的当年的‘少年朋友们’，现今还大有人在。这些人在古典文学、国故学、历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都掺杂着胡适的思想和方法。这种现象，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时代中，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看来，“胡适的反动思想是三十年来渗入学术界的最严重的毒害。清除这种毒害，正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中，胡适不过是一只“死老虎”，批判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乃在于通过对胡适的批判转化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于是，文、史、哲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都纷纷批判胡适，同时采取对号入座的办法，无情地进行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冯友兰与胡适，尽管在学术思想和政治理念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相反，但二人在30年代以前，却有着许多渊源关系。首先，他们在美国留学时，杜威是他们的老师，起码有“同门之谊”的嫌疑；其次，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胡适的实用主义在20年代即已出了名，而冯友兰也受了实用主义的影响，因此，在哲学观点上起码又是“渊源有共”；第三，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没有最终完成，而冯友兰继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完成了胡适未完成的事业，这可谓“学术相续”；第四，冯友兰继胡适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此职虽非胡适荐举，但免不了有“沆瀣同气”之议。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有此四条就足够了。因此冯友兰必须用极大的气力参与这场运动，以便摆脱他与胡适早已摆脱了的关系。为此，冯友兰写了《实用主义的本质》、《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联系》、《两种反动思想支配下的文化观——以批判胡适到自我批判》、《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在批判胡适思想工作中我所得到的体会和收获》等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文章。
批判俞平伯与胡适的运动还未降下帷幕，1955年又掀起了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次运动与前两次比较，规模更大，涉及的人更多，批判的对象具有现行反革命性质，因此超出了一般思想改造的范围，并且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批判胡风的运动，有如一阵急风暴雨。运动的直接效应是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便更加无条件地抛弃旧我，树立新我，与党同心同德地投入下一轮斗争，以为年轻的共和国尽自己的义务。冯友兰在这场运动中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必须表明自己对运动的态度，于是写了一篇《严惩反革命的胡风集团》的文章，以尽可能地跟上时代的潮流。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次批判风暴过去之后，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约有一年的相对平静时期。正是在这段稍可喘息的时间内，冯友兰参加了三次国际会议：195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晤”第十一次大会；同年10月在威尼斯召开的“欧洲文化协会会员大会”，冯友兰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再一次是1957年7月在华沙召开的“国际哲学研究所华沙会议”。此外，在1956年11月，冯友兰还随同中国佛教代表团往印度参加了纪念释迦牟尼逝世2500周年的活动。上述这些会议和活动，冯友兰都是以新中国一员的身份参加的，他的发言、讲话都要考虑新政权的国家利益和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因此外国报纸对他感到失望。“他们所失望的并不在于我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而在于我没有提出同中国官方不同的观点，认为和大使馆的调子差不多。他们希望我是一个同官方持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一点上我确实辜负了他们的希望。”
1956年的平静是暂时的。时隔不到一年，中国大地上便又掀起了大批判的高潮。此次风暴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是前几次运动所不能比拟的。在1957年中，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加紧了思想政治上的控制，唯独中国这口大钟摇摆得厉害。原本是为了帮助执政党整风，提倡鸣放；结果是知识分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右运动是仿照以前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形式进行的，但它搞得远为彻底，受到批判的人数也更多，横扫的矛头直指那些最敢说话的人。这种规模之所以不断扩大，可能是毛泽东原以为知识分子得到了充分的思想教育，但看到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多，他便大失所望，于是下决心整肃。他甚至把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军事思想运用到反右斗争中来。他说：“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又说：“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作为党内指示发布全党的。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收网，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斗争号角。此后，毛泽东又连续发表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做革命的促进派》等长文，为右派分子定了性。在此期间，冯友兰亲身品尝了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的滋味，他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被打成了右派。在这之前，冯友兰发表了《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因多从学术角度立论，故不能与“右派”的言论等同。所以冯友兰在反右斗争中没有受到过多的冲击。但为了跟上潮流，他还是写了几篇不痛不痒的应景文章，以表示在反右斗争中的立场。
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冯友兰又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开始的三年灾害、1964年城市社教运动、1965年农村“四清”，一直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冯友兰度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六年光阴。在这一段“前文革时期”，尽管冯友兰在每一个政治运动的周期中都受到触及甚至批判，特别是目睹了1957年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的伤害，但他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仍抱有崇敬和热爱的心情。在这一阶段中，冯友兰自1949年辞去旧中国给予他在清华大学的一切职务后，从1954年起，又陆续在北京大学得到一系列职务和头衔。如：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哲学所成立后，又受聘为该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同时任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学报》编委、《哲学研究》编委等等。上述职务和头衔，除政协委员外，均是当时学术上的较高头衔，标志着学术上的权威地位。除这些头衔外，冯友兰几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也是代表了中国当时学术上的最高资格。
当然，个人因素还不是造成50年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普遍诚服的重要原因。任何一种思想，它要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还在于这种思想的实践品格和民族意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并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权。争取民族独立的实现，极大地鼓舞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信心。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之初，新政权与人民的关系亲如鱼水。官员的廉洁奉公和有效率的管理，正和1949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具有民胞物与精神和实践理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历史性的胜利面前，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心悦诚服。因此，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意义下，知识分子多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新价值系统。“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不仅是对于劳动人民的解放，也是对于全中国人的解放。”这里，冯友兰用“劳动人民”和“全中国人”两个概念，正是区别了阶级的和民族的不同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或前文革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多是从阶级斗争的意义上发动的，这对那些长期受人性论思想支配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其中包括早在1953年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的正面冲突，就其思想根源说，也是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本能排斥。但当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统一的时候，他们无不欣然接受。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上述论点。其一是：北大有一位教授，在美国有很好的职业，他听说解放军在解放南京的时候，用江阴炮台的大炮扣留了英国的紫石英号炮舰，他说：“好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他马上辞职，冒着危险回到中国。其二是：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梁漱溟再也忍不住激动的情绪，马上给冯友兰写信，并亲自跑到冯友兰家里，他对冯友兰说：“中国进入联合国，标志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平等地位了，这是我们在一二十岁的时候就向往的。”1971年，正是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席卷整个中国的时候，此时梁漱溟和冯友兰兴奋不已，正是从民族提升的意义上再次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管怎么说，在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是很高的，这不仅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的也是在道德方面。知识分子们，为革命的胜利所鼓舞，一齐努力，帮助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冯友兰说这些话时，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因此可以说，从1949年至1965年这十几年间，特别是50年代，是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充满理想和希望的时期。这期间，尽管冯友兰在1957年因“抽象继承法”和“树立一个对立面”等问题，遭到关锋、陈伯达等人极“左”思想的批判（见第9章第3节），但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抱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景仰和学习态度，并常以《庄子·秋水》中的寿陵馀子为戒，不中途而废。但历史进入60年代，清明景象逐渐模糊，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全国，冯友兰便又被卷进政治漩涡而难于自拔，从而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十年“文革”阶段。
在调整过程中，北大、清华这两个国民党时期的教育重镇变动最大。清华以工科为主，所以北大工科方面的院系归并清华。北大为综合性大学，故清华文法科方面的院系归并到北大。北大也由城里的沙滩搬到了西郊原燕京大学旧址。在大变动中，哲学系又为大中之大者。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除北大外全部取消，其他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在北大哲学系。这样，全国就只有一个哲学系。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按旧义，哲学即智慧。故柏拉图有“哲学王”之说，认为常人和政客以变动不居的可感世界为对象，只能认识到意见，而哲学家却以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为对象，具备最高的知识，能洞悉万物的本原，把握至善，并按照至善治理自己、他人和整个国家，故哲学家才能作王者。中国哲人的最高理想也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但历史常常和哲学家开玩笑，哲学家不但成不了王，反而有时连生命都不保。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大哲学家，却被迫饮鸩而死；中国的孔子，一生都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哲学给人智慧，却也常给人带来祸端。因此，历史上，哲学往往成为婢女，不是宗教的婢女，便是政治的婢女。
正因哲学是“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哲学家们便容易用自由主义的隐蔽的抽象思维去剖析宇宙人生。它给政治带来的影响是摸不着，看不见，却是至关重要的。“好”的哲学和哲学家会引导社会更健康发展；“坏”的哲学和哲学家则能在社会造就异端邪说，从而破坏政治家们既定的治国方略。因为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他的行为都是受世界观支配的。鉴于这样的认识，上述的院系调整，特别是哲学系的调整，便是可以理解的了。也就是说，把哲学家集中起来，更便于政治上的管理，同时也便于对哲学家施以思想改造，以利于年轻共和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长治久安。
院系调整后，冯友兰告别了他多年生活和工作过的清华园，又重新回到他早年求学的母校。很自然，全国著名的哲学家此时云集北大。原北大哲学系的有：汤用彤、郑昕、贺麟、胡世华、任继愈、齐良骥、王太庆、汪子嵩、黄楠森、李世繁、晏成书、杨祖陶等；原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有：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邓以蜇、沈有鼎、任华、王宪钧、周礼全、朱伯崑等；原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有：洪谦、张东荪、吴允曾等；原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有：宗白华、熊伟、何兆清、苗力田等；原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有：黄子通、周辅成、江天骥、石峻、陈修斋、张世英等；原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有：方书春、李日华、马采、王锦娣、容汝煜等。除哲学专业外，还有原清华和燕大两校合并的心理学专业教授：唐钺、孙国华、沈乃璋、程迺顾、周先庚等。此时北大哲学系，真可谓众贤盈庭，群英聚集，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极为罕见之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可能只有齐国稷下能与之相比。
冯友兰从1952年9月重返北大，至1990年11月去世，他在北京大学度过了38个春秋。38年是历史的一瞬，然而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它又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大跃进时，毛泽东曾说过“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话。这话实在不假，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年，如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的浓缩，在四十年中所发生的事，惊心动魄，使人目不暇接。有如在大海中的航船，随着狂风巨浪和汹涌波涛，冯友兰在北大度过了他起伏不定的后半生。这期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文革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时期和文革后时期。
前文革时期，从1952年至1966年，冯友兰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三年灾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五个时期。
思想改造运动，早在院系调整前即已开始。院系调整后，全国的职业哲学家、哲学史家及哲学工作者大部分被集中到北大。一开始，冯友兰被评为四级教授，月薪只有百余元。但时隔不久，到1954年，又重新评级。冯友兰“连升三级”，被评为一级教授。当时的评级标准可能是以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否则无法理解从四级一下子跳升到一级。按冯友兰的学术水平，早在清华及西南联大时期，即已是全国著名的教授。但新中国之所以称“新”，即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说你是四级，即有四级的道理，说你够一级，亦有一级的道理。总之，级别是人定的，而“理”即在其中。因为有“理”在，意见也就不足为凭了。
在思想改造中，冯友兰除了要不断清理自己的新理学唯心主义体系外，也参加了当时社会上发起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最早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的故事，写的是19世纪一位教育家怎样从一个乞丐最终变成了地主，并且用他的钱创办了一些学校。党说武训不足为训，他的毒害不啻鸦片烟，麻痹人民的斗志，因为武训是想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砸碎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了跟上历史的潮流，冯友兰写了《关于〈武训传〉笔谈》一文，发表在《学习》杂志上。
紧接着是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继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批判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也是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斗争”。这次批判运动与学术界的联系最为紧密，因为胡适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的思想学术的影响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实际上，当年和胡适同时的人们，受过胡适影响的当年的‘少年朋友们’，现今还大有人在。这些人在古典文学、国故学、历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都掺杂着胡适的思想和方法。这种现象，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时代中，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看来，“胡适的反动思想是三十年来渗入学术界的最严重的毒害。清除这种毒害，正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中，胡适不过是一只“死老虎”，批判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乃在于通过对胡适的批判转化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于是，文、史、哲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都纷纷批判胡适，同时采取对号入座的办法，无情地进行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冯友兰与胡适，尽管在学术思想和政治理念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相反，但二人在30年代以前，却有着许多渊源关系。首先，他们在美国留学时，杜威是他们的老师，起码有“同门之谊”的嫌疑；其次，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胡适的实用主义在20年代即已出了名，而冯友兰也受了实用主义的影响，因此，在哲学观点上起码又是“渊源有共”；第三，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没有最终完成，而冯友兰继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完成了胡适未完成的事业，这可谓“学术相续”；第四，冯友兰继胡适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此职虽非胡适荐举，但免不了有“沆瀣同气”之议。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有此四条就足够了。因此冯友兰必须用极大的气力参与这场运动，以便摆脱他与胡适早已摆脱了的关系。为此，冯友兰写了《实用主义的本质》、《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联系》、《两种反动思想支配下的文化观——以批判胡适到自我批判》、《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在批判胡适思想工作中我所得到的体会和收获》等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文章。
批判俞平伯与胡适的运动还未降下帷幕，1955年又掀起了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次运动与前两次比较，规模更大，涉及的人更多，批判的对象具有现行反革命性质，因此超出了一般思想改造的范围，并且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批判胡风的运动，有如一阵急风暴雨。运动的直接效应是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便更加无条件地抛弃旧我，树立新我，与党同心同德地投入下一轮斗争，以为年轻的共和国尽自己的义务。冯友兰在这场运动中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必须表明自己对运动的态度，于是写了一篇《严惩反革命的胡风集团》的文章，以尽可能地跟上时代的潮流。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次批判风暴过去之后，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约有一年的相对平静时期。正是在这段稍可喘息的时间内，冯友兰参加了三次国际会议：195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晤”第十一次大会；同年10月在威尼斯召开的“欧洲文化协会会员大会”，冯友兰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再一次是1957年7月在华沙召开的“国际哲学研究所华沙会议”。此外，在1956年11月，冯友兰还随同中国佛教代表团往印度参加了纪念释迦牟尼逝世2500周年的活动。上述这些会议和活动，冯友兰都是以新中国一员的身份参加的，他的发言、讲话都要考虑新政权的国家利益和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因此外国报纸对他感到失望。“他们所失望的并不在于我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而在于我没有提出同中国官方不同的观点，认为和大使馆的调子差不多。他们希望我是一个同官方持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一点上我确实辜负了他们的希望。”
1956年的平静是暂时的。时隔不到一年，中国大地上便又掀起了大批判的高潮。此次风暴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是前几次运动所不能比拟的。在1957年中，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加紧了思想政治上的控制，唯独中国这口大钟摇摆得厉害。原本是为了帮助执政党整风，提倡鸣放；结果是知识分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右运动是仿照以前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形式进行的，但它搞得远为彻底，受到批判的人数也更多，横扫的矛头直指那些最敢说话的人。这种规模之所以不断扩大，可能是毛泽东原以为知识分子得到了充分的思想教育，但看到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多，他便大失所望，于是下决心整肃。他甚至把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军事思想运用到反右斗争中来。他说：“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又说：“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作为党内指示发布全党的。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收网，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斗争号角。此后，毛泽东又连续发表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做革命的促进派》等长文，为右派分子定了性。在此期间，冯友兰亲身品尝了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的滋味，他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被打成了右派。在这之前，冯友兰发表了《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因多从学术角度立论，故不能与“右派”的言论等同。所以冯友兰在反右斗争中没有受到过多的冲击。但为了跟上潮流，他还是写了几篇不痛不痒的应景文章，以表示在反右斗争中的立场。
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冯友兰又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开始的三年灾害、1964年城市社教运动、1965年农村“四清”，一直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冯友兰度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六年光阴。在这一段“前文革时期”，尽管冯友兰在每一个政治运动的周期中都受到触及甚至批判，特别是目睹了1957年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的伤害，但他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仍抱有崇敬和热爱的心情。在这一阶段中，冯友兰自1949年辞去旧中国给予他在清华大学的一切职务后，从1954年起，又陆续在北京大学得到一系列职务和头衔。如：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哲学所成立后，又受聘为该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同时任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学报》编委、《哲学研究》编委等等。上述职务和头衔，除政协委员外，均是当时学术上的较高头衔，标志着学术上的权威地位。除这些头衔外，冯友兰几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也是代表了中国当时学术上的最高资格。
当然，个人因素还不是造成50年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普遍诚服的重要原因。任何一种思想，它要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还在于这种思想的实践品格和民族意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并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权。争取民族独立的实现，极大地鼓舞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信心。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之初，新政权与人民的关系亲如鱼水。官员的廉洁奉公和有效率的管理，正和1949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具有民胞物与精神和实践理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历史性的胜利面前，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心悦诚服。因此，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意义下，知识分子多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新价值系统。“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不仅是对于劳动人民的解放，也是对于全中国人的解放。”这里，冯友兰用“劳动人民”和“全中国人”两个概念，正是区别了阶级的和民族的不同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或前文革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多是从阶级斗争的意义上发动的，这对那些长期受人性论思想支配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其中包括早在1953年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的正面冲突，就其思想根源说，也是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本能排斥。但当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统一的时候，他们无不欣然接受。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上述论点。其一是：北大有一位教授，在美国有很好的职业，他听说解放军在解放南京的时候，用江阴炮台的大炮扣留了英国的紫石英号炮舰，他说：“好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他马上辞职，冒着危险回到中国。其二是：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梁漱溟再也忍不住激动的情绪，马上给冯友兰写信，并亲自跑到冯友兰家里，他对冯友兰说：“中国进入联合国，标志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平等地位了，这是我们在一二十岁的时候就向往的。”1971年，正是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席卷整个中国的时候，此时梁漱溟和冯友兰兴奋不已，正是从民族提升的意义上再次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管怎么说，在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是很高的，这不仅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的也是在道德方面。知识分子们，为革命的胜利所鼓舞，一齐努力，帮助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冯友兰说这些话时，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因此可以说，从1949年至1965年这十几年间，特别是50年代，是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充满理想和希望的时期。这期间，尽管冯友兰在1957年因“抽象继承法”和“树立一个对立面”等问题，遭到关锋、陈伯达等人极“左”思想的批判（见第9章第3节），但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抱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景仰和学习态度，并常以《庄子·秋水》中的寿陵馀子为戒，不中途而废。但历史进入60年代，清明景象逐渐模糊，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全国，冯友兰便又被卷进政治漩涡而难于自拔，从而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十年“文革”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