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迎接解放
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4日结束。三校开始忙于分家并准备北归。冯友兰于五月中旬离开昆明，辗转了两个月，才于7月中旬抵达北平。
从1937年9月清华南迁，至1946年7月返回北平，其间长达九年的岁月。如今又回到了这阔别九年的古都，回到当年幽雅恬静的清华故园，冯友兰心中自然有无限的感慨。
回到北京，“只觉得满目萧条，街上行人稀少，两旁房屋陈旧失修，有些地方还有败瓦颓垣。遭了八年的破坏，北京已经不是当年的北京了”。清华园虽然仍旧完好，但恢复正常教学还需一些时日。而此时正值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邀请冯友兰去该校讲学，于是冯友兰回到清华后，停留不到一个月，便于8月初启程赴美。
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美国费城。那里有冯友兰的老朋友——《中国哲学史》的英译者——卜德先生（Derk Boade）。冯友兰此次来美讲学，即是卜德先生在美国代为申请的。任务是一边讲授中国哲学史，一边帮助卜德继续翻译《中国哲学史》下卷。冯友兰此次到美国，与他26年前在美国求学时有许多不同感受。冯友兰在会见他的老师杜威时，杜威给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说，有一位有钱的老太太，向一位天主教的主教说，若能保证她死后灵魂得救，她就把全部财产捐献给教会。那个主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保证。另一个故事讲一位哲学家受某工会之邀参加该工会的晚会活动。演了几个节目后，请该哲学家讲哲学，接着是魔术、杂技等，该哲学家感到很不是滋味。散会后，这位哲学家恰好与那位魔术师住同一旅馆，魔术师见哲学家郁郁不乐，便安慰说，干咱们这一行的人，往往遇见观众不大欢迎的情况，这是常有的事，请不必介意。这两个故事，说明当时美国社会，哲学已和魔术差不多，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又那样说，实在不能为人所寄托，因此只好像那位有钱的老太太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面。这里暗含着冯友兰对美国哲学界的不满和对美国社会的批评。
最使冯友兰感到遗憾的，还是当时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态度。这些学者“是把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作为博物馆里的东西来研究”，因此冯友兰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西方的汉学家们，把中国文化当作一种死的东西来研究，把中国文化当作博物院中陈列的样品。我那时在西方讲中国哲学史，像是在博物院中作讲解员。讲来讲去觉得自己也成了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了，觉得有自卑感，心里很不舒服。”再加上当时国内，正进行着国共两党的生死搏斗，内战的熊熊战火燃遍每个角落。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前途不容乐观，因此有些朋友劝冯友兰在美国长期居住下去。冯友兰却坚定地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冯友兰客居异国，时刻牵挂着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此时他常常想起王粲的《登楼赋》：“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之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此时此刻，冯友兰同湮留海外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怀着一颗思乡报国的赤子之心，想到的是“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搞好”。因此他用《登楼赋》里的两句诗表达他在美国时的心情：“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他担心“全国解放了，中美关系断绝”。于是他毅然放弃在美长期居留权，于1948年2月回到祖国。
但回到清华后，冯友兰又面临着重大抉择。因此时国共两党军事斗争的胜负已见分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政府摇摇欲坠”。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这对当时许多著名学者、专家、教授及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一次关系重大的选择。如按中国自家民族的分合历史看，此次国民党的全面失败，从北向南，必将出现新一轮的“南渡”。中国知识分子对“南渡”不但记忆犹新，而且需要下大决心。但此次面临的“南渡”，又非不同民族文化斗争的结果，它完全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中由于不同的利益冲突，不同的政治理想所造成的，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一次改朝换代。因此，它与日本侵略中国所造成的重心南移有本质的不同，与东晋、南宋、南明的政权南移也略有不同。此次分裂所造成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主要是政治的和心理的，而不是种族或民族的。因此，无论是“南渡”还是“北归”，都是暂时的现象，都是一次政治性的选择。这如同一个家庭中的两兄弟，为财产分配不均或为治家的方法、原则不同而发生分裂一样，先是猜忌、詈骂，然后加以拳脚，再后便是持杖械斗。败者被赶出家门，胜者便取得持家权。国民党似一家庭中之长兄，只是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空耗祖宗留下的遗产，结果被小弟以正义、真理的名义赶出家门，偏居一隅，闭门思过。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之成员，当然跟从小弟者多。这种比喻，会有人上纲批评，但平心想来，吃喝嫖赌、腐败无能不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本性吗？共产党革国民党的命，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套用一句“八股”似的话说，此乃“无产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冯友兰顺应历史潮流，毅然留在大陆而未再“南渡”，说明冯友兰此时的立场具有鲜明的进步性。他是为“治理好中国”而不是为某党某派留下的。他在晚年回忆说：“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
主意一定，冯友兰留下来的决心也就大了。到12月上旬，清华园空气紧张。在面临解放的形势下，南京委派青年部长陈雪屏来清华。梅贻琦请陈吃饭，并约了一些清华教授坐陪。席间，陈雪屏宣布，南京方面已准备好一架专机，来接诸位先生，如果愿意去，就可以同他一起出发。陈雪屏原是北大教育系教授，后来当了西南联大的训导长，此次来清华，则是以国民党政府青年部长的身份，劝说大家去南京。虽然大家都是熟人，但在座的人都相顾无言。又过了几天，梅贻琦召集校务会议。散会后，大家都走了，梅贻琦对冯友兰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的话。”古人常说，“各保其主”。其实，无论对梅贻琦来说，还是对冯友兰来说，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师友，在他们心中，“各保其主”的观念是没有地位的，只是古人的另一句话，“人各有志”而已。
冯友兰留在大陆，正值中年，虽然在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途中，未得到一时一刻的平静与安宁，但他始终无悔。他在晚年回忆说：“自此以后，虽然历经人事浮沉，但我很安慰，我毕竟是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同祖国片刻分离。”
1948年12月中旬，梅贻琦离开清华。校务会议成员商量善后事宜，一致推举冯友兰为校务会议主席，维持清华日常工作。当时清华虽面临解放，但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园一带成为“真空”地带。为维护清华校内秩序，保护学校财产和安全，以迎接清华的最后解放，在冯友兰的主持下，校务会议决定成立以周培源为主任的清华大学保卫委员会，率领校卫队维持治安。同时又召集了全校职工大会，宣布清华先北京城而解放，“眼前的任务是维持校内秩序，保护学校财产，听候接管”。冯友兰主持清华校务一直到1949年5月，中共文管会进校，改冯友兰校务会议主席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解放军全部控制北京以后，吴晗以军代表的身份进驻清华，从此以后，清华校务实际上就由吴晗主持了。这种局面维持到南京解放，中共掌握了全国政权，于是清华校务委员会随即改组，由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荪代替冯友兰任主任委员。此后不久，冯友兰辞去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长职务，同时辞去清华的一切兼职，只保留了哲学教授的职衔。
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冯友兰同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一样，随同整个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这的确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变化如同北京夏季天空的滚雷，还未来得及想到雨，却已被倾盆大雨淋个透心凉。此时冯友兰还未来得及作全面思考，便被卷进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旋涡。表面看起来这并不奇怪，因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旧社会的痕迹，思想深处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为了让旧知识分子体会新社会的优越性，学习和认识新政权领导下的各种举措和活动都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1949年冬，冯友兰开始参加北京郊区的土地改革；1950年8月，哲学界开始批判新理学，随之冯友兰亦开始进行自我批判。就此拉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这一年，冯友兰撰写并发表了《土改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土改的教育功用》、《参加土改的收获》、《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参加河南省人民代表会议的体会》、《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国的文化是为谁服务的》、《实用主义的本质》、《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的区别》等一系列文章。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体会”、“收获”、“检讨”成为文章的主题。
1951年夏天，冯友兰参加了由中国政府组织的文化代表团，应邀赴印度和缅甸访问。这是冯友兰在50年代初，以“新天地”的成员身份出国访问，也是他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新中国的浪潮中，对中国及中国以外的事物得以重新反省和重新认识的一次机会。因为这个出访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团，因此不仅得到国内最高当局的重视，也受到印、缅两国的隆重接待。团长丁西林，副团长是李一氓、郑振铎，秘书长是刘白羽。团员中除冯友兰外，还有陈翰笙、季羡林、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俊祥、周小燕等一批声誉卓著、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代表团既紧张又轻松，紧张的是：“全国十几个人马不停蹄，跋山涉水，几乎是一天换一个地方，宛如走马灯一般，脑海里天天有新印象，眼前时时有新光景。”轻松的是：由于团里的人能和睦相处，气氛融洽，故玩笑、幽默驱走疲劳。郑振铎先生身躯高大魁梧，嗓音清脆洪亮，同谁都谈得来，也喜欢开玩笑，而最爱抬杠。为此代表团成立了一个抬杠协会，公推郑先生为杠协会长。“芝生先生看上去很威严，说话有点口吃，但有时也说点笑话，足见他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而郑振铎开玩笑的对象往往就是芝生先生。他经常喊芝生先生为‘大胡子’，不时说些开玩笑的话。有一次，理发师正给芝生先生刮脸，郑先生站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胡子刮掉一块。这时候，郑先生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哄笑。然而芝生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可见先生的大度包容的气概。”
从组团学习、准备，到圆满结束访问回到北京，共花去近半年的时间。在代表团里，大家熟悉而不亵渎，亲切而互相尊重，关系友好而融洽。与国内紧张的阶级斗争关系恰成鲜明对照。1952年春节前后，冯友兰一回到北京，便立即参加“三反”运动，多次检讨1949年前的言行，却一直不能过关。有一次，金岳霖先生专为此事来家中看望冯友兰。本为安慰而来，但两人一见面，多少往事浮上心头，二人禁不住抱头痛哭。一位是逻辑大师，一位是理学大师，此时此刻却袒露真情。尽管在这一段时间里，冯友兰又写了《抗美援朝对我的启示》、《关于〈武训传〉笔谈》、《学习〈实践论〉的收获》、《对于三年来新社会的几点认识》、《三反运动以来我的思想的转变》等一系列自我改造和收获体会文章，但仍不能得到宽恕，不能自内于这个新的世界。因为在当时的政策看来，像冯友兰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是绝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冯友兰的确进入了他一生从未进过的“新天地”。从此，这位年过半百的哲学家，不论他心中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都与这个新天地纠缠在一起，欲进而不彰，欲罢而不能。而且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从1937年9月清华南迁，至1946年7月返回北平，其间长达九年的岁月。如今又回到了这阔别九年的古都，回到当年幽雅恬静的清华故园，冯友兰心中自然有无限的感慨。
回到北京，“只觉得满目萧条，街上行人稀少，两旁房屋陈旧失修，有些地方还有败瓦颓垣。遭了八年的破坏，北京已经不是当年的北京了”。清华园虽然仍旧完好，但恢复正常教学还需一些时日。而此时正值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邀请冯友兰去该校讲学，于是冯友兰回到清华后，停留不到一个月，便于8月初启程赴美。
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美国费城。那里有冯友兰的老朋友——《中国哲学史》的英译者——卜德先生（Derk Boade）。冯友兰此次来美讲学，即是卜德先生在美国代为申请的。任务是一边讲授中国哲学史，一边帮助卜德继续翻译《中国哲学史》下卷。冯友兰此次到美国，与他26年前在美国求学时有许多不同感受。冯友兰在会见他的老师杜威时，杜威给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说，有一位有钱的老太太，向一位天主教的主教说，若能保证她死后灵魂得救，她就把全部财产捐献给教会。那个主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保证。另一个故事讲一位哲学家受某工会之邀参加该工会的晚会活动。演了几个节目后，请该哲学家讲哲学，接着是魔术、杂技等，该哲学家感到很不是滋味。散会后，这位哲学家恰好与那位魔术师住同一旅馆，魔术师见哲学家郁郁不乐，便安慰说，干咱们这一行的人，往往遇见观众不大欢迎的情况，这是常有的事，请不必介意。这两个故事，说明当时美国社会，哲学已和魔术差不多，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又那样说，实在不能为人所寄托，因此只好像那位有钱的老太太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面。这里暗含着冯友兰对美国哲学界的不满和对美国社会的批评。
最使冯友兰感到遗憾的，还是当时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态度。这些学者“是把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作为博物馆里的东西来研究”，因此冯友兰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西方的汉学家们，把中国文化当作一种死的东西来研究，把中国文化当作博物院中陈列的样品。我那时在西方讲中国哲学史，像是在博物院中作讲解员。讲来讲去觉得自己也成了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了，觉得有自卑感，心里很不舒服。”再加上当时国内，正进行着国共两党的生死搏斗，内战的熊熊战火燃遍每个角落。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前途不容乐观，因此有些朋友劝冯友兰在美国长期居住下去。冯友兰却坚定地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冯友兰客居异国，时刻牵挂着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此时他常常想起王粲的《登楼赋》：“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之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此时此刻，冯友兰同湮留海外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怀着一颗思乡报国的赤子之心，想到的是“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搞好”。因此他用《登楼赋》里的两句诗表达他在美国时的心情：“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他担心“全国解放了，中美关系断绝”。于是他毅然放弃在美长期居留权，于1948年2月回到祖国。
但回到清华后，冯友兰又面临着重大抉择。因此时国共两党军事斗争的胜负已见分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政府摇摇欲坠”。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这对当时许多著名学者、专家、教授及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一次关系重大的选择。如按中国自家民族的分合历史看，此次国民党的全面失败，从北向南，必将出现新一轮的“南渡”。中国知识分子对“南渡”不但记忆犹新，而且需要下大决心。但此次面临的“南渡”，又非不同民族文化斗争的结果，它完全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中由于不同的利益冲突，不同的政治理想所造成的，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一次改朝换代。因此，它与日本侵略中国所造成的重心南移有本质的不同，与东晋、南宋、南明的政权南移也略有不同。此次分裂所造成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主要是政治的和心理的，而不是种族或民族的。因此，无论是“南渡”还是“北归”，都是暂时的现象，都是一次政治性的选择。这如同一个家庭中的两兄弟，为财产分配不均或为治家的方法、原则不同而发生分裂一样，先是猜忌、詈骂，然后加以拳脚，再后便是持杖械斗。败者被赶出家门，胜者便取得持家权。国民党似一家庭中之长兄，只是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空耗祖宗留下的遗产，结果被小弟以正义、真理的名义赶出家门，偏居一隅，闭门思过。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之成员，当然跟从小弟者多。这种比喻，会有人上纲批评，但平心想来，吃喝嫖赌、腐败无能不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本性吗？共产党革国民党的命，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套用一句“八股”似的话说，此乃“无产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冯友兰顺应历史潮流，毅然留在大陆而未再“南渡”，说明冯友兰此时的立场具有鲜明的进步性。他是为“治理好中国”而不是为某党某派留下的。他在晚年回忆说：“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
主意一定，冯友兰留下来的决心也就大了。到12月上旬，清华园空气紧张。在面临解放的形势下，南京委派青年部长陈雪屏来清华。梅贻琦请陈吃饭，并约了一些清华教授坐陪。席间，陈雪屏宣布，南京方面已准备好一架专机，来接诸位先生，如果愿意去，就可以同他一起出发。陈雪屏原是北大教育系教授，后来当了西南联大的训导长，此次来清华，则是以国民党政府青年部长的身份，劝说大家去南京。虽然大家都是熟人，但在座的人都相顾无言。又过了几天，梅贻琦召集校务会议。散会后，大家都走了，梅贻琦对冯友兰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的话。”古人常说，“各保其主”。其实，无论对梅贻琦来说，还是对冯友兰来说，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师友，在他们心中，“各保其主”的观念是没有地位的，只是古人的另一句话，“人各有志”而已。
冯友兰留在大陆，正值中年，虽然在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途中，未得到一时一刻的平静与安宁，但他始终无悔。他在晚年回忆说：“自此以后，虽然历经人事浮沉，但我很安慰，我毕竟是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同祖国片刻分离。”
1948年12月中旬，梅贻琦离开清华。校务会议成员商量善后事宜，一致推举冯友兰为校务会议主席，维持清华日常工作。当时清华虽面临解放，但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园一带成为“真空”地带。为维护清华校内秩序，保护学校财产和安全，以迎接清华的最后解放，在冯友兰的主持下，校务会议决定成立以周培源为主任的清华大学保卫委员会，率领校卫队维持治安。同时又召集了全校职工大会，宣布清华先北京城而解放，“眼前的任务是维持校内秩序，保护学校财产，听候接管”。冯友兰主持清华校务一直到1949年5月，中共文管会进校，改冯友兰校务会议主席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解放军全部控制北京以后，吴晗以军代表的身份进驻清华，从此以后，清华校务实际上就由吴晗主持了。这种局面维持到南京解放，中共掌握了全国政权，于是清华校务委员会随即改组，由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荪代替冯友兰任主任委员。此后不久，冯友兰辞去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长职务，同时辞去清华的一切兼职，只保留了哲学教授的职衔。
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冯友兰同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一样，随同整个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这的确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变化如同北京夏季天空的滚雷，还未来得及想到雨，却已被倾盆大雨淋个透心凉。此时冯友兰还未来得及作全面思考，便被卷进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旋涡。表面看起来这并不奇怪，因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旧社会的痕迹，思想深处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为了让旧知识分子体会新社会的优越性，学习和认识新政权领导下的各种举措和活动都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1949年冬，冯友兰开始参加北京郊区的土地改革；1950年8月，哲学界开始批判新理学，随之冯友兰亦开始进行自我批判。就此拉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这一年，冯友兰撰写并发表了《土改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土改的教育功用》、《参加土改的收获》、《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参加河南省人民代表会议的体会》、《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国的文化是为谁服务的》、《实用主义的本质》、《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的区别》等一系列文章。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体会”、“收获”、“检讨”成为文章的主题。
1951年夏天，冯友兰参加了由中国政府组织的文化代表团，应邀赴印度和缅甸访问。这是冯友兰在50年代初，以“新天地”的成员身份出国访问，也是他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新中国的浪潮中，对中国及中国以外的事物得以重新反省和重新认识的一次机会。因为这个出访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团，因此不仅得到国内最高当局的重视，也受到印、缅两国的隆重接待。团长丁西林，副团长是李一氓、郑振铎，秘书长是刘白羽。团员中除冯友兰外，还有陈翰笙、季羡林、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俊祥、周小燕等一批声誉卓著、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代表团既紧张又轻松，紧张的是：“全国十几个人马不停蹄，跋山涉水，几乎是一天换一个地方，宛如走马灯一般，脑海里天天有新印象，眼前时时有新光景。”轻松的是：由于团里的人能和睦相处，气氛融洽，故玩笑、幽默驱走疲劳。郑振铎先生身躯高大魁梧，嗓音清脆洪亮，同谁都谈得来，也喜欢开玩笑，而最爱抬杠。为此代表团成立了一个抬杠协会，公推郑先生为杠协会长。“芝生先生看上去很威严，说话有点口吃，但有时也说点笑话，足见他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而郑振铎开玩笑的对象往往就是芝生先生。他经常喊芝生先生为‘大胡子’，不时说些开玩笑的话。有一次，理发师正给芝生先生刮脸，郑先生站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胡子刮掉一块。这时候，郑先生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哄笑。然而芝生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可见先生的大度包容的气概。”
从组团学习、准备，到圆满结束访问回到北京，共花去近半年的时间。在代表团里，大家熟悉而不亵渎，亲切而互相尊重，关系友好而融洽。与国内紧张的阶级斗争关系恰成鲜明对照。1952年春节前后，冯友兰一回到北京，便立即参加“三反”运动，多次检讨1949年前的言行，却一直不能过关。有一次，金岳霖先生专为此事来家中看望冯友兰。本为安慰而来，但两人一见面，多少往事浮上心头，二人禁不住抱头痛哭。一位是逻辑大师，一位是理学大师，此时此刻却袒露真情。尽管在这一段时间里，冯友兰又写了《抗美援朝对我的启示》、《关于〈武训传〉笔谈》、《学习〈实践论〉的收获》、《对于三年来新社会的几点认识》、《三反运动以来我的思想的转变》等一系列自我改造和收获体会文章，但仍不能得到宽恕，不能自内于这个新的世界。因为在当时的政策看来，像冯友兰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是绝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冯友兰的确进入了他一生从未进过的“新天地”。从此，这位年过半百的哲学家，不论他心中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都与这个新天地纠缠在一起，欲进而不彰，欲罢而不能。而且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