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游学欧洲
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冯友兰就计划去欧洲游学。因为在冯友兰看来，“美国是没有历史的。这并不是说它真没有历史，只是说它的历史不在美国而在欧洲，美国是欧洲的延伸。要知道美国的来龙去脉，那就非到欧洲去看看不可”。但由于当时经济拮据，去欧洲的愿望未能实现。直到1933年10月，冯友兰得到一个出国机会。因为照清华的制度，教授任职满五年，即可申请出国休假一年，并由学校资助往返路费和在国外的生活费用。冯友兰于1928年到清华，至1933年夏正满五年。于是他接受了“英国各大学中国委员会”之邀，于1933年底开始了欧洲之行。
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是意大利。冯友兰在此只逗留了很短一段时间便匆匆赶到英国。按着“英国各大学中国委员会”的邀请内容，是要完成十几次演讲。这些演讲虽然都属中国文化的内容，但亦需要认真地准备，写出讲稿，然后由该委员会分发到英国各大学，再由这些大学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演讲题目。因此时间还是很紧张的。冯友兰一边准备讲稿，一边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看书，同时还抽空参观游览伦敦的名胜古迹。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近十余所大学回信请冯友兰去讲演。于是他带着讲稿，周游了这些大学，当然也就周游了大半个英国。每到一处，冯友兰都住在该大学的一位教授家里，“虽然总的时间不长，但也觉得，对于英国社会的这一部分，有比较深一点的了解”。
冯友兰在英国历时近6个月，分别到10所大学，共讲演了17次。这次英国之行对冯友兰来说，讲演并不是主要的，而仔细考察英国的社会、教育、风俗和政治，却是冯友兰既定的目标。和当时游历英国的大部分中国人比较，他对英国的印象并不是太美好。从教育方面说，他认为“像牛津、剑桥那样的大学，重点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训练学生怎样生活，生活包括有玩耍，明显一点说，就是教学生怎样享福。这是封建贵族传下来的学风”。从教育质量看，冯友兰对英国的大学似乎也无好感，因为欧洲的大学学期短，假期长，在学期中间还有许多纪念日，“一个学年上课的时间大概不多于半年”。“课程也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基础课。”冯友兰引用当时一个笑话说：“如果光从课程表看，中国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可以教美国的哈佛；哈佛的毕业生可以教英国的牛津、剑桥。”
从社会、政治及礼仪上看，冯友兰观察到英国的许多传统没有太大变化，基本上是一种保守主义。如英国对待王室的态度，“在一般心理上、一般道德观念上，他都有很大力量”。“英王差不多是人民观念中大英帝国的中心。推其源，总因为他们去封建时代尚不太久的缘故。是即形成极浓厚的保守色彩。”不仅英国如此，欧洲的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也是如此。“如只到美国，没到欧洲，以为西洋的文化，根本就是这样好，但是如果到过欧洲或看过西洋历史的人，便知中外的文化根本相同。”
冯友兰于5月间离开英国，在法国巴黎住了一个月，然后又到瑞士和德国。他在法国、瑞士、德国住的时间都不长，六月底便从柏林起身到列宁格勒、莫斯科，又到乌克兰的哈科佛，最后从基辅到奥德萨，在苏联待了一个月零七天。结束了在苏联的游历后，冯友兰又经过维也纳到捷克的布拉格，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哲学会第八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冯友兰于1934年10月上旬回到清华。
当时国内正在兴起新一轮的中西文化辩论的高潮。政治上国共两党也正处在尖锐的矛盾对立之中。日本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变本加厉地侵占上海。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引起国人的强烈关注。在这种局势下，国内对欧洲，特别是对苏联的情况都有极大兴趣。冯友兰一回到国内，便有许多人找他谈话，请他作讲演。于是他于10月24日、10月29日及11月6日，分别为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师生作了题为《在苏联所得之印象》、《在英国所得之印象》、《游欧印象》等多次讲演，这些讲演都分别发表在《北平晨报》上。通过对欧洲几个国家的考察，冯友兰更加确信：“这次我到欧洲游历，看到许多欧洲的事物，和中国相同，这样使我更相信，我以前的，只有古今之分，而无中西之别的意见。”
30年代中期，中西文化的讨论不但在继续着，而且愈加尖锐和复杂化。著名的“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于1932年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全面系统地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此之前，胡适为《中国基督教年鉴》所写的一篇英文短文，也提出了“全盘西化”（Whole sale westernization）的概念，并在陈序经发表《出路》一书后，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一文，表示“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冯友兰虽然没有参加30年代中期的“全盘西化”论与“本位文化”论的论战，但在其《游欧印象》文中，却针对胡适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胡适之先生以为西洋是汽车文明，中国是洋车文明。其实汽车并不是西洋固有的，乃是近年所发明的。建筑亦是这样，中西的不同，只是在形式方面及所用的材料上。
胡适之先生曾经提出中国许多的毛病，如“八股文”、“打P股”、“缠小脚”、“暗娼”。但是如到欧洲的博物院看一下，西洋也是这样。如中世纪宗教家对于耶稣复活，他胸前的疤是否存在，和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等问题的探讨，写了许多部书。我觉得这种无聊的工作，是八股中之八股，可称之为九股、十股了。至于打P股的问题，如我们到欧洲的博物院看一看，他们古代的刑具，我们便可以相信，这不是中国特有的了。缠小脚，虽然外国没有这种风俗，如我们到博物院看他们妇女的种种奇形怪状的服装，和中国妇女的缠足也差不多。
在中西文化论战中，保守派曾有一个逻辑：西洋一切好的东西，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冯友兰把这个逻辑颠倒一下，认为中国一切坏的东西，在西洋亦是“古已有之”。这个逻辑看起来很特别，但仔细推敲，却正合冯友兰“中西文化只有古今之分而无中西之别”的看法。因此他认为中西文化的比较，只可把二者摆在同一时代里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在同一制度之下，人的作为是完全相同的”。文化的差别，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因此，“我们不能离开经济状况批评人家的长进与否，和离开社会制度来抽象地谈论某人的”。
冯友兰从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方面评价东西文化，这与他去苏联考察访问有很大关系。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立国的国家，故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冯友兰亲自考察的结果，使他“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好感”。因此在他回国后的几次讲演中，针对西方报纸所渲染的“苏联没有信教自由”、“苏俄割断历史，消灭文化”、“苏俄废除家庭”等传闻，进行了真实的描绘：
苏俄现在，实行了革命方法上的共产主义，属于社会理想的一部分尚未达到，但是它向那方面的努力是不含糊的。
在莫斯科公园中，我曾经看见许多夫妇，带着小儿游玩。在苏俄，家庭的乐趣仍旧有的。苏俄所废的是家庭的负担，是足以妨害家庭幸福的成分，真正幸福的家庭苏俄并未曾废。
苏俄政府的政策是不要宗教的，可是并不强迫人民不信宗教，而是以科学知识去宣传，把宗教思想从人民脑中驱逐出去。人民自己的信仰仍是很自由的，愿作礼拜的可以去教堂作礼拜，政府并不禁止。
实在说，苏俄是最推崇知识分子的。……在苏俄，报纸上从不登载某要人夜车入京一类之消息，而在他们国里又从来不曾有财富之人，所以他们唯一敬爱的就是有知识的人，如在一个乡村里，小学教师会像神明一样的受人崇拜。
从上述这些具体事实出发，冯友兰又企图在理论上加以说明，认为上述诸问题，皆与社会制度有关。他以苏俄当时男女平等为例：“俄国的男女平等，女人所以能到外面做事，是因为有好的制度。”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却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受制度限制的”。冯友兰认为，“离开制度来批评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就不能得到正确答案。因为建基于经济制度之上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是一套一套的，就像象棋和围棋一样，用象棋的方法，不能下围棋。在一种社会内，有一种制度。有这种经济制度，才能有这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就是说，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要受经济制度的制约，而一种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又是其自身的规则，不是人们随意制造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就是唯物史观的主要意思”。
冯友兰的苏俄之行，使他在思想上靠近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在一次讲演中，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阐述了当时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一）历史是变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行之既久，则即‘穷’而要变。没有永久不变的社会政治制度。”（二）历史变化的动力，非主观精神的，而是以一种客观的经济制度为基础。“不论人愿意不愿意，历史是要这样走的。……依照唯物史观的说法，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要一有变化，其他方面的制度，也一定跟着要变。”（三）因为历史是客观的，其发展是一环套一环，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完全成功的时候，也就是他应该，而且必须让位的时候”。（四）历史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体现辩证的发展，“在历史的演进中，我们不能恢复过去，也不能取消过去。我们只能继续过去。历史之现在，包含着历史的过去。这就是说历史的演变所遵循的规律是辩证的”。（五）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不是绝对的，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他源头的形势所决定的”，因此，“人力所能作的，就是疏通他以加快他的流，或防范他以延缓他的流。所以我们不忽视人力及领袖，不过我们反对那专就人力及领袖的力量来看历史的说法”。
《秦汉历史哲学》的讲演，集中反映了冯友兰30年代中期通过考察欧洲及苏俄所取得的思想理论上的进步。尤其个人及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让位、历史的发展是客观及辩证的等观点，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及自诩民族领袖的蒋介石来说，都有相当大的刺激。也正因为如此，在发表这些讲演后不久，即1934年11月28日，冯友兰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并被戴上手铐押解至保定行营。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冯友兰完全是所料不及，他虽然冷静自若地度过了一天一夜的“囚犯”生涯，但此事在他心中所产生的强烈震撼及这一震撼对他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学术创作都产生了极其微妙的影响。因为从冯友兰的个性来说，他一生都谨小慎微，对政治并不抱兴趣，也没有野心。但对这样一位始终以学术自许的学者，政治却常常与他开玩笑。在他被逮捕的第二天，国民党特务拿出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报，称“冯友兰如无重大嫌疑，着即释放”。很显然，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游戏，其目的在于恐吓知识分子不能背离政府，要知识分子在言论行为上都要与他们保持一致。30年代中期，国民党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步步走向独裁和法西斯专制。冯友兰的被捕，曾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鲁迅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对国民党政府揭露说：他们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那里还想到将来”；“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冯友兰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在这个时候，好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乘此机会与南京政府决裂，大闹一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或者是继续我过去的那个样子，更加谨小慎微，以避免特务的注意。……可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还是走了后一条路。”
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是意大利。冯友兰在此只逗留了很短一段时间便匆匆赶到英国。按着“英国各大学中国委员会”的邀请内容，是要完成十几次演讲。这些演讲虽然都属中国文化的内容，但亦需要认真地准备，写出讲稿，然后由该委员会分发到英国各大学，再由这些大学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演讲题目。因此时间还是很紧张的。冯友兰一边准备讲稿，一边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看书，同时还抽空参观游览伦敦的名胜古迹。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近十余所大学回信请冯友兰去讲演。于是他带着讲稿，周游了这些大学，当然也就周游了大半个英国。每到一处，冯友兰都住在该大学的一位教授家里，“虽然总的时间不长，但也觉得，对于英国社会的这一部分，有比较深一点的了解”。
冯友兰在英国历时近6个月，分别到10所大学，共讲演了17次。这次英国之行对冯友兰来说，讲演并不是主要的，而仔细考察英国的社会、教育、风俗和政治，却是冯友兰既定的目标。和当时游历英国的大部分中国人比较，他对英国的印象并不是太美好。从教育方面说，他认为“像牛津、剑桥那样的大学，重点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训练学生怎样生活，生活包括有玩耍，明显一点说，就是教学生怎样享福。这是封建贵族传下来的学风”。从教育质量看，冯友兰对英国的大学似乎也无好感，因为欧洲的大学学期短，假期长，在学期中间还有许多纪念日，“一个学年上课的时间大概不多于半年”。“课程也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基础课。”冯友兰引用当时一个笑话说：“如果光从课程表看，中国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可以教美国的哈佛；哈佛的毕业生可以教英国的牛津、剑桥。”
从社会、政治及礼仪上看，冯友兰观察到英国的许多传统没有太大变化，基本上是一种保守主义。如英国对待王室的态度，“在一般心理上、一般道德观念上，他都有很大力量”。“英王差不多是人民观念中大英帝国的中心。推其源，总因为他们去封建时代尚不太久的缘故。是即形成极浓厚的保守色彩。”不仅英国如此，欧洲的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也是如此。“如只到美国，没到欧洲，以为西洋的文化，根本就是这样好，但是如果到过欧洲或看过西洋历史的人，便知中外的文化根本相同。”
冯友兰于5月间离开英国，在法国巴黎住了一个月，然后又到瑞士和德国。他在法国、瑞士、德国住的时间都不长，六月底便从柏林起身到列宁格勒、莫斯科，又到乌克兰的哈科佛，最后从基辅到奥德萨，在苏联待了一个月零七天。结束了在苏联的游历后，冯友兰又经过维也纳到捷克的布拉格，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哲学会第八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冯友兰于1934年10月上旬回到清华。
当时国内正在兴起新一轮的中西文化辩论的高潮。政治上国共两党也正处在尖锐的矛盾对立之中。日本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变本加厉地侵占上海。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引起国人的强烈关注。在这种局势下，国内对欧洲，特别是对苏联的情况都有极大兴趣。冯友兰一回到国内，便有许多人找他谈话，请他作讲演。于是他于10月24日、10月29日及11月6日，分别为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师生作了题为《在苏联所得之印象》、《在英国所得之印象》、《游欧印象》等多次讲演，这些讲演都分别发表在《北平晨报》上。通过对欧洲几个国家的考察，冯友兰更加确信：“这次我到欧洲游历，看到许多欧洲的事物，和中国相同，这样使我更相信，我以前的，只有古今之分，而无中西之别的意见。”
30年代中期，中西文化的讨论不但在继续着，而且愈加尖锐和复杂化。著名的“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于1932年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全面系统地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此之前，胡适为《中国基督教年鉴》所写的一篇英文短文，也提出了“全盘西化”（Whole sale westernization）的概念，并在陈序经发表《出路》一书后，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一文，表示“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冯友兰虽然没有参加30年代中期的“全盘西化”论与“本位文化”论的论战，但在其《游欧印象》文中，却针对胡适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胡适之先生以为西洋是汽车文明，中国是洋车文明。其实汽车并不是西洋固有的，乃是近年所发明的。建筑亦是这样，中西的不同，只是在形式方面及所用的材料上。
胡适之先生曾经提出中国许多的毛病，如“八股文”、“打P股”、“缠小脚”、“暗娼”。但是如到欧洲的博物院看一下，西洋也是这样。如中世纪宗教家对于耶稣复活，他胸前的疤是否存在，和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等问题的探讨，写了许多部书。我觉得这种无聊的工作，是八股中之八股，可称之为九股、十股了。至于打P股的问题，如我们到欧洲的博物院看一看，他们古代的刑具，我们便可以相信，这不是中国特有的了。缠小脚，虽然外国没有这种风俗，如我们到博物院看他们妇女的种种奇形怪状的服装，和中国妇女的缠足也差不多。
在中西文化论战中，保守派曾有一个逻辑：西洋一切好的东西，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冯友兰把这个逻辑颠倒一下，认为中国一切坏的东西，在西洋亦是“古已有之”。这个逻辑看起来很特别，但仔细推敲，却正合冯友兰“中西文化只有古今之分而无中西之别”的看法。因此他认为中西文化的比较，只可把二者摆在同一时代里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在同一制度之下，人的作为是完全相同的”。文化的差别，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因此，“我们不能离开经济状况批评人家的长进与否，和离开社会制度来抽象地谈论某人的”。
冯友兰从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方面评价东西文化，这与他去苏联考察访问有很大关系。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立国的国家，故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冯友兰亲自考察的结果，使他“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好感”。因此在他回国后的几次讲演中，针对西方报纸所渲染的“苏联没有信教自由”、“苏俄割断历史，消灭文化”、“苏俄废除家庭”等传闻，进行了真实的描绘：
苏俄现在，实行了革命方法上的共产主义，属于社会理想的一部分尚未达到，但是它向那方面的努力是不含糊的。
在莫斯科公园中，我曾经看见许多夫妇，带着小儿游玩。在苏俄，家庭的乐趣仍旧有的。苏俄所废的是家庭的负担，是足以妨害家庭幸福的成分，真正幸福的家庭苏俄并未曾废。
苏俄政府的政策是不要宗教的，可是并不强迫人民不信宗教，而是以科学知识去宣传，把宗教思想从人民脑中驱逐出去。人民自己的信仰仍是很自由的，愿作礼拜的可以去教堂作礼拜，政府并不禁止。
实在说，苏俄是最推崇知识分子的。……在苏俄，报纸上从不登载某要人夜车入京一类之消息，而在他们国里又从来不曾有财富之人，所以他们唯一敬爱的就是有知识的人，如在一个乡村里，小学教师会像神明一样的受人崇拜。
从上述这些具体事实出发，冯友兰又企图在理论上加以说明，认为上述诸问题，皆与社会制度有关。他以苏俄当时男女平等为例：“俄国的男女平等，女人所以能到外面做事，是因为有好的制度。”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却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受制度限制的”。冯友兰认为，“离开制度来批评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就不能得到正确答案。因为建基于经济制度之上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是一套一套的，就像象棋和围棋一样，用象棋的方法，不能下围棋。在一种社会内，有一种制度。有这种经济制度，才能有这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就是说，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要受经济制度的制约，而一种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又是其自身的规则，不是人们随意制造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就是唯物史观的主要意思”。
冯友兰的苏俄之行，使他在思想上靠近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在一次讲演中，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阐述了当时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一）历史是变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行之既久，则即‘穷’而要变。没有永久不变的社会政治制度。”（二）历史变化的动力，非主观精神的，而是以一种客观的经济制度为基础。“不论人愿意不愿意，历史是要这样走的。……依照唯物史观的说法，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要一有变化，其他方面的制度，也一定跟着要变。”（三）因为历史是客观的，其发展是一环套一环，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完全成功的时候，也就是他应该，而且必须让位的时候”。（四）历史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体现辩证的发展，“在历史的演进中，我们不能恢复过去，也不能取消过去。我们只能继续过去。历史之现在，包含着历史的过去。这就是说历史的演变所遵循的规律是辩证的”。（五）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不是绝对的，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他源头的形势所决定的”，因此，“人力所能作的，就是疏通他以加快他的流，或防范他以延缓他的流。所以我们不忽视人力及领袖，不过我们反对那专就人力及领袖的力量来看历史的说法”。
《秦汉历史哲学》的讲演，集中反映了冯友兰30年代中期通过考察欧洲及苏俄所取得的思想理论上的进步。尤其个人及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让位、历史的发展是客观及辩证的等观点，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及自诩民族领袖的蒋介石来说，都有相当大的刺激。也正因为如此，在发表这些讲演后不久，即1934年11月28日，冯友兰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并被戴上手铐押解至保定行营。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冯友兰完全是所料不及，他虽然冷静自若地度过了一天一夜的“囚犯”生涯，但此事在他心中所产生的强烈震撼及这一震撼对他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学术创作都产生了极其微妙的影响。因为从冯友兰的个性来说，他一生都谨小慎微，对政治并不抱兴趣，也没有野心。但对这样一位始终以学术自许的学者，政治却常常与他开玩笑。在他被逮捕的第二天，国民党特务拿出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报，称“冯友兰如无重大嫌疑，着即释放”。很显然，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游戏，其目的在于恐吓知识分子不能背离政府，要知识分子在言论行为上都要与他们保持一致。30年代中期，国民党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步步走向独裁和法西斯专制。冯友兰的被捕，曾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鲁迅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对国民党政府揭露说：他们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那里还想到将来”；“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冯友兰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在这个时候，好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乘此机会与南京政府决裂，大闹一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或者是继续我过去的那个样子，更加谨小慎微，以避免特务的注意。……可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还是走了后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