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任教清华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她的创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她经历了清华学堂时期（1911-1912）、清华学校时期（1912-1928）和国立清华大学时期（1928年以后）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她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和近代学术逐渐摆脱殖民主义而走向独立的过程。
清华学堂是清华大学的前身。而清华学堂又是在“游美肄业馆”的基础上成立的。1900年，清政府在庚子之役中战败，第二年，帝国主义列强（八国联军）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规定向侵略者“赔款”，本息数额高达10亿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与清政府商定，由美国自认向中国索取赔款“实属过多”而“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中国政府用此款派遣学生到美国留学。1909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并筹建“游美肄业馆”。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并正式改名为“清华学堂。”从1909年到1911年，游美学务处先后选派三批留美学生共180人。胡适、梅贻琦、赵元任等即在这三批学生之中。
辛亥革命后，游美学务处被撤销，清华学堂亦改名清华学校。其中包括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三个部分。1925年成立的国学研究院聚集了如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当时第一流的国学大师，此时乃为清华学校的辉煌时期。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共和，但势力并未达到北方，直到1928年，“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继续北伐，赶走了张作霖，势力一直达到北京”，清华学校方借北伐军的余威，开始了重要的改革。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冯友兰与清华大学的因缘，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据冯友兰晚年回忆，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常常感到燕大的宗教气味太浓。“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本来是反对教会学校的，我觉得，教会学校出身的人，有一种教会味，其精神面貌，跟中国人办的学校出身的人，有显著的不同。”因此他总觉得在燕京大学“不是长久之计”。在这一点上，我们可看到在冯友兰身上所潜在的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他虽然在西方接受现代教育，但西方的宗教文化对他丝毫不起作用。正是基于对教会学校的反感，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断言“燕京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
正当冯友兰感叹燕京非安身立命之地的时候，他在北大时期的同学罗家伦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在还是北大学生的时候，就与傅斯年、徐延之、顾颉刚、杨振声等人组织“新潮社”，鼓吹新伦理、新文化，因此受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和赞赏，成为五四时期激进的青年学生领袖之一。冯友兰与罗家伦的交往除北大学生时期外，在美国留学时也常有来往。罗家伦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距离纽约不远，所以罗家伦常去纽约与冯友兰等北京大学的同学聚会。罗回国后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当上了蒋介石的秘书，于1928年被任命为清华校长后，当年暑假未过，便到北京接手清华。
罗家伦一进入清华，头一件事便是组织班子。于是，冯友兰、杨振声这几个原北大同学和原“新潮社”成员便都成为罗家伦邀请的对象。杨振声被聘为教务长，冯友兰被聘为清华大学秘书长兼哲学系教授。从此冯友兰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开始了在清华大学长达二十四年的教授生涯。
由于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建的，因此在校务建设、办学方针、培养目标及学术、学风等方面无不受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在清华学校的校长之上，还有一个太上校长，叫董事会。”美国驻中国的公使是董事之一，但实际上就是董事长。在学校内部，职员的地位高于教员，外国教员高于中国教员，洋文高于中文，洋课程高于土课程。这些都是当时半殖民地教育的结果。因此，罗家伦组织的校务领导班子上任后首要任务，便是改变清华学风和争取独立自主权利。1929年4月，冯友兰代表清华教授会赴南京列席清华董事会会议，力争清华自主权。后来罗家伦又亲往南京交涉，终于使南京政府撤销了清华董事会和基金会，同时也批准清华改制，使清华纳入教育系统。
在此期间，冯友兰为争取清华及国人的学术独立奔走呼号。他想到的是清华学术、教育应尽早摆脱殖民主义控制而走向独立，从而为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他有感于“清华墙外，烽火连天”，“我们在清华墙里面，应该怎样利用我们的机会，使国家社会能得到我们最大的、可能的贡献”。于是他提出：“我们要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在冯友兰看来，“岂真中国学术已竟能独立了吗？”为争得学术独立，“我想学校应该定一种办法，使教授能从教学、研究及翻译三方面出其所长，以贡献于国家社会”。
清华大学秘书长的官衔，冯友兰只做了半年就辞去了，接着兼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哲学系主任。1930年5月，罗家伦辞职，清华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没有校长。冯友兰在文学院长任上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清华校务会议及清华日常工作。在没有校长的情况下主持校务会议，这实质上就是校长的工作。从1928年9月冯友兰任清华秘书长起，至1931年12月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止，在其间三年多的时间里，冯友兰的主要精力放在清华的行政工作上。而这一时期又正是清华大学由原来的清华学校向完全的综合性大学过渡的时期，加上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局势，使冯友兰在其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尝试了为官的滋味，而且这“官”不是钦定的，而是由教授会推举的。这三年多的行政工作的磨炼，充分表现了冯友兰作为一位学者，同时具有干练的行政能力。在他主持校务工作的三年中，清华大学行政上的一切兴革计划、教师队伍的建设及课程实施等重大问题均未受到影响。据当时的记录称：“查本校自罗校长辞职后，校务由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长组成之校务会议维持，所有计划照常进行；学生学业丝毫未受影响；经费则自去春起由美使馆按月拨给，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依法定手续转交本校正式当局，本校基金亦由该会保管，不受任何方面干涉。”这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大学正处在筹措初期，百事待举，而在没有校长又有政局扰乱的形势下，“学校行政亦能超出政潮独立进行”，使清华学子“在兵戈扰攘之中”，有一安心求学之处，实属不易。这与冯友兰主持校务会议是分不开的，这是冯友兰对清华大学的重要贡献。
冯友兰一面主持清华行政工作，一面同他的清华同事们一起进行清华的学术建设和学科建设。1929年，清华大学正式组建了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1932年又正式成立了工学院。同时清华还设立了理科、文科及法学等三个研究所。至此，清华的“四院三所”奠定了清华大学以后发展的基本框架。按清华的制度，文、法、理、工四院院长出席“评议会”，为当然评议员。而评议会又是由教授会的代表和行政当局组成。这样，评议会就成了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此即后来所谓的“教授治校”的基本形式。冯友兰自辞去清华秘书长之职后，从1931年起，一直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因此，他虽然离开了秘书长的领导岗位，却又以文学院院长的资格参加清华的校务会议。这即是说，冯友兰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一直是清华上层参与决策的成员。1931年12月，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冯友兰仍在文学院长任上。当时清华流传着梅贻琦的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的这句话，可以反映当时清华的办学方针，即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也正是在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导下，30年代的清华大学，可谓人才荟萃：在理工方面的教师有吴有训、周培源、萨本栋、黄子卿、熊庆来、赵访熊、庄圻泰、华罗庚、叶企荪、张子富、刘仙洲、顾毓秀等著名科学家；人文科学方面，除清华前期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外，又出现了冯友兰、杨振声、张申府、闻一多、朱自清、吴宓、杨树达、俞平伯、金岳霖等后起才俊。不胜枚举的名流学者，一时云集于清华园执教，他们共同开启了清华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谱写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辉煌篇章。
一所学校有如此众多的大师云集，其培养的学生便可想而知。30年代，清华培养了一大批填补世界学术空白的人物，杨振宁、陈省身、夏鼐、钱钟书、季羡林等等，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中华民族的学术独立和文化复兴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清华大学30年代的辉煌与清华早期的惨淡经营是分不开的，它同时反映出冯友兰在此之前所提出的“叫现代学术在中国独立和发达”的呼喊逐步变为现实。因为冯友兰亲身参与了清华大学的创建，目睹了她的成长和发展，因此他与清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认为他在清华的几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冯友兰逝世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关于清华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清华的发展过程以及自己与清华的关系。他说：“我有一个想法，清华由游美学务处发展到现在，其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我能在这个过程中出过一些力，觉得很是荣幸的。我在清华的几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代。”
清华学堂是清华大学的前身。而清华学堂又是在“游美肄业馆”的基础上成立的。1900年，清政府在庚子之役中战败，第二年，帝国主义列强（八国联军）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规定向侵略者“赔款”，本息数额高达10亿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与清政府商定，由美国自认向中国索取赔款“实属过多”而“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中国政府用此款派遣学生到美国留学。1909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并筹建“游美肄业馆”。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并正式改名为“清华学堂。”从1909年到1911年，游美学务处先后选派三批留美学生共180人。胡适、梅贻琦、赵元任等即在这三批学生之中。
辛亥革命后，游美学务处被撤销，清华学堂亦改名清华学校。其中包括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三个部分。1925年成立的国学研究院聚集了如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当时第一流的国学大师，此时乃为清华学校的辉煌时期。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共和，但势力并未达到北方，直到1928年，“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继续北伐，赶走了张作霖，势力一直达到北京”，清华学校方借北伐军的余威，开始了重要的改革。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冯友兰与清华大学的因缘，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据冯友兰晚年回忆，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常常感到燕大的宗教气味太浓。“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本来是反对教会学校的，我觉得，教会学校出身的人，有一种教会味，其精神面貌，跟中国人办的学校出身的人，有显著的不同。”因此他总觉得在燕京大学“不是长久之计”。在这一点上，我们可看到在冯友兰身上所潜在的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他虽然在西方接受现代教育，但西方的宗教文化对他丝毫不起作用。正是基于对教会学校的反感，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断言“燕京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
正当冯友兰感叹燕京非安身立命之地的时候，他在北大时期的同学罗家伦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在还是北大学生的时候，就与傅斯年、徐延之、顾颉刚、杨振声等人组织“新潮社”，鼓吹新伦理、新文化，因此受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和赞赏，成为五四时期激进的青年学生领袖之一。冯友兰与罗家伦的交往除北大学生时期外，在美国留学时也常有来往。罗家伦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距离纽约不远，所以罗家伦常去纽约与冯友兰等北京大学的同学聚会。罗回国后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当上了蒋介石的秘书，于1928年被任命为清华校长后，当年暑假未过，便到北京接手清华。
罗家伦一进入清华，头一件事便是组织班子。于是，冯友兰、杨振声这几个原北大同学和原“新潮社”成员便都成为罗家伦邀请的对象。杨振声被聘为教务长，冯友兰被聘为清华大学秘书长兼哲学系教授。从此冯友兰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开始了在清华大学长达二十四年的教授生涯。
由于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建的，因此在校务建设、办学方针、培养目标及学术、学风等方面无不受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在清华学校的校长之上，还有一个太上校长，叫董事会。”美国驻中国的公使是董事之一，但实际上就是董事长。在学校内部，职员的地位高于教员，外国教员高于中国教员，洋文高于中文，洋课程高于土课程。这些都是当时半殖民地教育的结果。因此，罗家伦组织的校务领导班子上任后首要任务，便是改变清华学风和争取独立自主权利。1929年4月，冯友兰代表清华教授会赴南京列席清华董事会会议，力争清华自主权。后来罗家伦又亲往南京交涉，终于使南京政府撤销了清华董事会和基金会，同时也批准清华改制，使清华纳入教育系统。
在此期间，冯友兰为争取清华及国人的学术独立奔走呼号。他想到的是清华学术、教育应尽早摆脱殖民主义控制而走向独立，从而为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他有感于“清华墙外，烽火连天”，“我们在清华墙里面，应该怎样利用我们的机会，使国家社会能得到我们最大的、可能的贡献”。于是他提出：“我们要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在冯友兰看来，“岂真中国学术已竟能独立了吗？”为争得学术独立，“我想学校应该定一种办法，使教授能从教学、研究及翻译三方面出其所长，以贡献于国家社会”。
清华大学秘书长的官衔，冯友兰只做了半年就辞去了，接着兼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哲学系主任。1930年5月，罗家伦辞职，清华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没有校长。冯友兰在文学院长任上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清华校务会议及清华日常工作。在没有校长的情况下主持校务会议，这实质上就是校长的工作。从1928年9月冯友兰任清华秘书长起，至1931年12月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止，在其间三年多的时间里，冯友兰的主要精力放在清华的行政工作上。而这一时期又正是清华大学由原来的清华学校向完全的综合性大学过渡的时期，加上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局势，使冯友兰在其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尝试了为官的滋味，而且这“官”不是钦定的，而是由教授会推举的。这三年多的行政工作的磨炼，充分表现了冯友兰作为一位学者，同时具有干练的行政能力。在他主持校务工作的三年中，清华大学行政上的一切兴革计划、教师队伍的建设及课程实施等重大问题均未受到影响。据当时的记录称：“查本校自罗校长辞职后，校务由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长组成之校务会议维持，所有计划照常进行；学生学业丝毫未受影响；经费则自去春起由美使馆按月拨给，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依法定手续转交本校正式当局，本校基金亦由该会保管，不受任何方面干涉。”这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大学正处在筹措初期，百事待举，而在没有校长又有政局扰乱的形势下，“学校行政亦能超出政潮独立进行”，使清华学子“在兵戈扰攘之中”，有一安心求学之处，实属不易。这与冯友兰主持校务会议是分不开的，这是冯友兰对清华大学的重要贡献。
冯友兰一面主持清华行政工作，一面同他的清华同事们一起进行清华的学术建设和学科建设。1929年，清华大学正式组建了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1932年又正式成立了工学院。同时清华还设立了理科、文科及法学等三个研究所。至此，清华的“四院三所”奠定了清华大学以后发展的基本框架。按清华的制度，文、法、理、工四院院长出席“评议会”，为当然评议员。而评议会又是由教授会的代表和行政当局组成。这样，评议会就成了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此即后来所谓的“教授治校”的基本形式。冯友兰自辞去清华秘书长之职后，从1931年起，一直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因此，他虽然离开了秘书长的领导岗位，却又以文学院院长的资格参加清华的校务会议。这即是说，冯友兰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一直是清华上层参与决策的成员。1931年12月，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冯友兰仍在文学院长任上。当时清华流传着梅贻琦的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的这句话，可以反映当时清华的办学方针，即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也正是在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导下，30年代的清华大学，可谓人才荟萃：在理工方面的教师有吴有训、周培源、萨本栋、黄子卿、熊庆来、赵访熊、庄圻泰、华罗庚、叶企荪、张子富、刘仙洲、顾毓秀等著名科学家；人文科学方面，除清华前期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外，又出现了冯友兰、杨振声、张申府、闻一多、朱自清、吴宓、杨树达、俞平伯、金岳霖等后起才俊。不胜枚举的名流学者，一时云集于清华园执教，他们共同开启了清华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谱写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辉煌篇章。
一所学校有如此众多的大师云集，其培养的学生便可想而知。30年代，清华培养了一大批填补世界学术空白的人物，杨振宁、陈省身、夏鼐、钱钟书、季羡林等等，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中华民族的学术独立和文化复兴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清华大学30年代的辉煌与清华早期的惨淡经营是分不开的，它同时反映出冯友兰在此之前所提出的“叫现代学术在中国独立和发达”的呼喊逐步变为现实。因为冯友兰亲身参与了清华大学的创建，目睹了她的成长和发展，因此他与清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认为他在清华的几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冯友兰逝世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关于清华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清华的发展过程以及自己与清华的关系。他说：“我有一个想法，清华由游美学务处发展到现在，其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我能在这个过程中出过一些力，觉得很是荣幸的。我在清华的几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