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燕京大学
1923年夏天，冯友兰同其胞弟景兰一起，取道加拿大回国。三年半的游子生涯总算结束了。出国前冯友兰已有一女名钟琏，此时刚满四岁。家庭的团聚，故国的情怀，使冯友兰兴奋不已。这时候，河南的教育界也起了变化，原先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为河南的省立大学，定名为“中州大学”。因冯友兰是河南派出的留美名额，回来自然要为河南本省效力，故早在其回国之前，便被中州大学内定为文科主任（即后来的文学院长）。因此，冯友兰一回到开封，便走马上任，被聘为中州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此时冯友兰尚未到“而立”之年，可谓年轻有为而踌躇满志了。
河南虽地处中州，但就学术文化的氛围讲，还远不能与当时的北京、上海相比。而就政治方面说，当时的广州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许多有志于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向往它。冯友兰也是如此，“我当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就决定去了”。1925年八九月间，冯友兰“抱着国共合作的希望”和“想当一个革命的人”之心愿来到广州。但是一到那里，他的所见所闻都是国共的分裂和国民政府内部的斗争，这使冯友兰很失望。虽然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聘他为教授兼哲学系主任，他也无心留任。特别是当他看到广州的群众运动时，更使他感到恐惧：“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伍，拿着标语，喊着口号，像潮水一般涌过来。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我和那位朋友差不多同时都说‘可怕！可怕！’。”后来，他在分析“可怕”的思想背景时曾衷恳地表示：“按我的家庭出身和个人所受的教育，我的思想感情都打上了绅权的烙印。所以我看到群众游行的队伍，就觉得‘可怕’。”冯友兰一生都谨小慎微，这固然与其出身、家庭环境及个人修养有关，但20年代中国革命的生死决战对他也不无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冯友兰一生都走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道路，虽然在政治上也时有表露，但都限制在学者所能承受的范围内。
冯友兰的广州之行，虽然只有几个月，但终究像一场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开始寻找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他应朋友之邀，于1926年初又回到北京，进入了燕京大学任教。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到中国传教，设立教会，同时亦办了许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用教育手段宣传西方的宗教、科学和文化，这对当时西学的输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族意识觉醒，教育亦随之发展。在大学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形成了压倒教会学校的优势，这促使教会学校由原来的分散状态转向集中联合，以与中国政府所办的学校竞争。燕京大学即是教会学校集中联合的产物。它是由美国教会与晚清所创办的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及通州协合大学合并而成。其三校合并之议始于1919年，并聘请当时在南京神学院讲授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司徒雷登教授为总监。当时为了决定校名，还延聘了蔡元培、吴雷川、胡适、傅增湘、王厚斋为议定校名的五人委员会。
燕京大学因建于清末废园——淑春园的基础之上，故向以风景幽雅著称。淑春园又名十笏园，早在乾隆中叶以前即见记载。据说后来乾隆帝把它赐给当时恩宠倍加、权极一时的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和珅。现在北大校园中的未名湖、湖中石舫等即是和珅时代的遗物。随着中国近代政治的动荡，淑春园亦屡易其主，几经兴衰。至民国初年，该园落到陕西军阀陈树藩手里。燕京大学以六万银元的高价从陈处买下。燕大得到这块基地以后，就在美国募捐，并由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规划，建成后来的燕京大学。由于这样的历史经历，燕京大学掌故甚多，其建筑物的名称及装饰物亦多有来历。如现在的办公楼，原名“贝公楼”，据说是有个叫Baker的人捐建的；未名湖中岛亭，当初叫“思义亭”，它是由美国《生活》和《时代》两大刊物的创办人亨利·路思（Henry。R。Luce）捐资兴建的。路思出生在中国，他父亲曾担任过燕京大学副校长。为纪念他的父亲，由他设立了“亨利·路思基金会”。该会为促进中美间的文化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提起“未名湖”，它要算是燕京大学的象征了。然而，其名称的由来，却是燕京大学诸多历史掌故中最富奇异色彩的一个。据说，“未名湖”自开凿后，因景色绝佳，文人学士一直未能起一个恰当的名字去概括它，因此一直到燕大建校尚未得名。据侯仁之先生回忆：“未名湖是怎样得名的，我不知道。为此我曾去问过谢冰心老师，因为她是1926年的夏天留美归来开始到新建成的燕京大学任教的。”据谢冰心回忆，当时还没有“未名湖”这个名称。侯仁之先生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从那时起，‘未名湖’这三个字就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这说明，1932年时，“未名湖”便已得名。无独有偶，钱穆先生在80年代初回忆他在燕大任教时说：“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钱穆于1931年入燕大任教，与侯仁之先生所忆“未名湖”之得名，在时间上不悖。未名湖边，有一松竹掩映的幽雅建筑，今称“临湖轩”，当年为司徒雷登所居，据侯仁之先生的考证，“临湖轩”之名称，乃由谢冰心所命。未名湖畔的水塔，当初叫“博雅塔”，其名则是根据当时在燕大任教的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C。Porter）的名字命名的。博氏是“哈佛——燕京中国研究社”（简称哈佛燕京学社）创立时期燕大一方的负责人，他也是冯友兰初入燕大及该研究社任教的引荐人。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外均发生过重要影响。
1925年春天，在冯友兰去广州之前，他便接到博晨光约他到燕京的信。“信中说，燕京大学同哈佛大学合作，办了一个哈佛——燕京中国研究社，找了些人作研究工作。……他约我到燕京，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社作研究工作，一半时间在燕京讲一两门课。”这样，当冯友兰对广州之行失望后，便于1926年初毅然来到燕京大学。
在燕大，冯友兰被聘为该校哲学系教授和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同时还兼任由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组织的“华语学校”的一些课程。“我在华语学校，开了一门课，讲《庄子》，每星期讲一次。”除了讲《庄子》，冯友兰还负责组织华语学校的中国文化讲演，也是每周举行一次。为组织教学，他还专门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黄侃、顾颉刚等当时一些大师级人物。顾颉刚当时虽然还不能与梁、王、黄比肩，但他所鼓吹的疑古、辨伪工作，异军突起，对当时学术界造成强烈震撼。
冯友兰在华语学校只兼了一年课，燕大搬到西郊后，便全部投入到燕大的教学和研究中。这一时期，他撰写了《柏拉图哲学略述》、《孟特叩论共相》；翻译了《赫拉颉利图斯残句》、《欧洲十八及十九世纪思想之比较》等西方哲学著作。还将其《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改写成中文，并补写了《一种人观》作为书的最后两章，总其名为《人生哲学》作为当时高中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述西方哲学的研究，一直是冯友兰的志愿，他在晚年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主观志愿是想向中国介绍西方哲学。客观的机缘使我作了一些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最后归到研究中国哲学史。这个最后的机缘是一九二七年燕京大学给我一个任务，讲中国哲学史”。
从1926年夏至1928年夏，冯友兰在燕京大学的主要工作便是教授中国哲学史。这使他得到一个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机会。在这一历史性的机缘中，胡适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但冯友兰并不满意胡适的方法，他要在重新研究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详见本书第4章第1节）。
冯友兰虽然在燕京大学只待了两年，但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重大的，因为冯友兰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从燕京大学开始的。
河南虽地处中州，但就学术文化的氛围讲，还远不能与当时的北京、上海相比。而就政治方面说，当时的广州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许多有志于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向往它。冯友兰也是如此，“我当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就决定去了”。1925年八九月间，冯友兰“抱着国共合作的希望”和“想当一个革命的人”之心愿来到广州。但是一到那里，他的所见所闻都是国共的分裂和国民政府内部的斗争，这使冯友兰很失望。虽然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聘他为教授兼哲学系主任，他也无心留任。特别是当他看到广州的群众运动时，更使他感到恐惧：“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伍，拿着标语，喊着口号，像潮水一般涌过来。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我和那位朋友差不多同时都说‘可怕！可怕！’。”后来，他在分析“可怕”的思想背景时曾衷恳地表示：“按我的家庭出身和个人所受的教育，我的思想感情都打上了绅权的烙印。所以我看到群众游行的队伍，就觉得‘可怕’。”冯友兰一生都谨小慎微，这固然与其出身、家庭环境及个人修养有关，但20年代中国革命的生死决战对他也不无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冯友兰一生都走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道路，虽然在政治上也时有表露，但都限制在学者所能承受的范围内。
冯友兰的广州之行，虽然只有几个月，但终究像一场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开始寻找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他应朋友之邀，于1926年初又回到北京，进入了燕京大学任教。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到中国传教，设立教会，同时亦办了许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用教育手段宣传西方的宗教、科学和文化，这对当时西学的输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族意识觉醒，教育亦随之发展。在大学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形成了压倒教会学校的优势，这促使教会学校由原来的分散状态转向集中联合，以与中国政府所办的学校竞争。燕京大学即是教会学校集中联合的产物。它是由美国教会与晚清所创办的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及通州协合大学合并而成。其三校合并之议始于1919年，并聘请当时在南京神学院讲授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司徒雷登教授为总监。当时为了决定校名，还延聘了蔡元培、吴雷川、胡适、傅增湘、王厚斋为议定校名的五人委员会。
燕京大学因建于清末废园——淑春园的基础之上，故向以风景幽雅著称。淑春园又名十笏园，早在乾隆中叶以前即见记载。据说后来乾隆帝把它赐给当时恩宠倍加、权极一时的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和珅。现在北大校园中的未名湖、湖中石舫等即是和珅时代的遗物。随着中国近代政治的动荡，淑春园亦屡易其主，几经兴衰。至民国初年，该园落到陕西军阀陈树藩手里。燕京大学以六万银元的高价从陈处买下。燕大得到这块基地以后，就在美国募捐，并由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规划，建成后来的燕京大学。由于这样的历史经历，燕京大学掌故甚多，其建筑物的名称及装饰物亦多有来历。如现在的办公楼，原名“贝公楼”，据说是有个叫Baker的人捐建的；未名湖中岛亭，当初叫“思义亭”，它是由美国《生活》和《时代》两大刊物的创办人亨利·路思（Henry。R。Luce）捐资兴建的。路思出生在中国，他父亲曾担任过燕京大学副校长。为纪念他的父亲，由他设立了“亨利·路思基金会”。该会为促进中美间的文化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提起“未名湖”，它要算是燕京大学的象征了。然而，其名称的由来，却是燕京大学诸多历史掌故中最富奇异色彩的一个。据说，“未名湖”自开凿后，因景色绝佳，文人学士一直未能起一个恰当的名字去概括它，因此一直到燕大建校尚未得名。据侯仁之先生回忆：“未名湖是怎样得名的，我不知道。为此我曾去问过谢冰心老师，因为她是1926年的夏天留美归来开始到新建成的燕京大学任教的。”据谢冰心回忆，当时还没有“未名湖”这个名称。侯仁之先生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从那时起，‘未名湖’这三个字就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这说明，1932年时，“未名湖”便已得名。无独有偶，钱穆先生在80年代初回忆他在燕大任教时说：“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钱穆于1931年入燕大任教，与侯仁之先生所忆“未名湖”之得名，在时间上不悖。未名湖边，有一松竹掩映的幽雅建筑，今称“临湖轩”，当年为司徒雷登所居，据侯仁之先生的考证，“临湖轩”之名称，乃由谢冰心所命。未名湖畔的水塔，当初叫“博雅塔”，其名则是根据当时在燕大任教的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C。Porter）的名字命名的。博氏是“哈佛——燕京中国研究社”（简称哈佛燕京学社）创立时期燕大一方的负责人，他也是冯友兰初入燕大及该研究社任教的引荐人。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外均发生过重要影响。
1925年春天，在冯友兰去广州之前，他便接到博晨光约他到燕京的信。“信中说，燕京大学同哈佛大学合作，办了一个哈佛——燕京中国研究社，找了些人作研究工作。……他约我到燕京，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社作研究工作，一半时间在燕京讲一两门课。”这样，当冯友兰对广州之行失望后，便于1926年初毅然来到燕京大学。
在燕大，冯友兰被聘为该校哲学系教授和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同时还兼任由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组织的“华语学校”的一些课程。“我在华语学校，开了一门课，讲《庄子》，每星期讲一次。”除了讲《庄子》，冯友兰还负责组织华语学校的中国文化讲演，也是每周举行一次。为组织教学，他还专门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黄侃、顾颉刚等当时一些大师级人物。顾颉刚当时虽然还不能与梁、王、黄比肩，但他所鼓吹的疑古、辨伪工作，异军突起，对当时学术界造成强烈震撼。
冯友兰在华语学校只兼了一年课，燕大搬到西郊后，便全部投入到燕大的教学和研究中。这一时期，他撰写了《柏拉图哲学略述》、《孟特叩论共相》；翻译了《赫拉颉利图斯残句》、《欧洲十八及十九世纪思想之比较》等西方哲学著作。还将其《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改写成中文，并补写了《一种人观》作为书的最后两章，总其名为《人生哲学》作为当时高中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述西方哲学的研究，一直是冯友兰的志愿，他在晚年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主观志愿是想向中国介绍西方哲学。客观的机缘使我作了一些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最后归到研究中国哲学史。这个最后的机缘是一九二七年燕京大学给我一个任务，讲中国哲学史”。
从1926年夏至1928年夏，冯友兰在燕京大学的主要工作便是教授中国哲学史。这使他得到一个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机会。在这一历史性的机缘中，胡适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但冯友兰并不满意胡适的方法，他要在重新研究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详见本书第4章第1节）。
冯友兰虽然在燕京大学只待了两年，但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重大的，因为冯友兰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从燕京大学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