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东西文化碰撞的激流中
冯友兰既主张在教育及文化上打破“老套”，又主张“非谓古书尽不可观”、“非谓一切书籍尽可以烧毁”。这种态度，在当时东西文化之争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同时也蕴藏着以后冯友兰在文化观上所走的特殊道路。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三年中，冯友兰并未直接参与当时社会上的文化论战，也未参与北京大学校内的新旧两派之争。他在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只强调了在北大三年的收获，乃在于“在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冯友兰虽然没确指这个“更新的天地”是什么，但从当时的情形看，无疑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问题。“五四”前后，人们所关心的也正是这个近代化和现代化问题。因此，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在当时引起激烈的争论。从文化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正是这种争论在政治上的表现，它预示着中西文化矛盾的加剧。
冯友兰在北京大学目睹了新旧两派在文化上的争论，而且争论的双方有的就是冯友兰的老师或朋友，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陈独秀1916年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此时他已经是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一名健将。在北大期间，他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近代西洋教育》、《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等一系列文章，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旧文化。他认为西洋民族“好战健斗”，遂养成“力抗艰难之气骨”，所以他们能“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反观中国，崇尚“安息雍容文雅”，“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中国人不仅在性格上如此，就是在体质、仪表上也不如西洋人。陈独秀引谭嗣同的话说：“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之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这是什么缘故呢？陈独秀认为：“就是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般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吚吚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从教育自然联想到孔子。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旧教育的结果完全归到孔子身上。于是有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吴虞的《吃人与礼教》等反孔文章接连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
易白沙、吴虞的反孔言论，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大力响应。陈独秀在给吴虞的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西望峨眉，远在天外。瞻仰弗及，我劳如何！”此时胡适也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致钱玄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贞操问题》等重要文章，矛头也都是指向旧传统的。
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书中借“狂人”之口，道出了中国的历史乃“吃人”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明，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席而已。鲁迅的这一大胆揭示，无疑为当时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大潮增添了无穷的助力，使当时的一些顽固守旧人士目瞪口呆。为了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相抗衡，当时的守旧派人士在新文化思潮的刺激下，也不甘寂寞。如杜亚泉以《东方杂志》为据点，发表了一系列反击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后又有刘师培、林琴南等人筹划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以保存国粹为名，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双方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点，可以从鲁迅当时的一封信中看出端倪：“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在鲁迅眼里，“国粹=放屁”；“一群坏种——想吃人”。针对这种情况，鲁迅毫不畏惧地道出：“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鲁迅毫不妥协地与封建复古思潮作斗争，其动力乃是来自对“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腐败黑暗所作的亲身体察。他亲身经历了袁世凯统治时期为复辟帝制而搞的尊孔祭孔活动。曾几何时，袁世凯便身败名裂。由此可知，复古、国粹的逆流便也不会长久。但也应该看到，这股复古、国粹逆流，包藏祸心，故“不可不防”，因为：“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鲁迅的这封信是于1918年夏天写给另一位反传统的大将钱玄同的。当时冯友兰还没有离开北大。尽管冯友兰当时不可能看到这封信，但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他的反传统文化的激烈言辞，冯友兰当有所接触。但在冯友兰当时或以后的文章及言谈中，均未从中西文化论争的角度对上述激烈的言辞有所评论。他所关心的，似乎还是他在中国公学时便产生浓厚兴趣的逻辑与哲学。
如果说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抨击传统文化时，更注重东西文化在政治层面上的差异，从而把进攻的矛头集中在当时黑暗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和阻碍新文化传播的复古守旧思潮上面，那么冯友兰则更注重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理念”或“观念”上的差异，这也许是哲学家与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对同一事物的所见不同。由于这一点，便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这一点甚至影响到各自的性格、个性的不同。从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所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中，从他们反对旧传统旧文化的言词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有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怀和孤傲自遣、独立前行的个人品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有时是剑拔弩张、有时又是沉郁隽永的“酣畅淋漓实则不失含蓄蕴藉的文风”。在这一点上，尤以鲁迅最为典型。他是一个“个性张扬、率性而为的人”，因此在他大量的杂文、小说及学术研究中，都体现了“任情”、“率性”的特点。与这些大师相比，冯友兰是晚辈后学，而重要的是在他的身上始终体现“任理”的特点。因此，他既反对“荡检逾闲，风流自赏”的“名士派”，又不赞成脱离实际的空谈，更不赞成把古书扔进茅厕或焚之以火的主张。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的心境始终是平和的。
以这样的心境看待中西文化，就正如他自己所言：两个天地的矛盾，“是两种文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因为矛盾是客观存在，是一般人都感受到的，所不同者是对这个矛盾的认识和解释。当时百家争鸣，多是矛盾的体现，对于矛盾的广泛解释和评论，还是比较少的。”这是冯友兰晚年对“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争的基本看法，即认为从哲学和理论思维的角度去研究中西文化问题，在当时来说还是不够深入的。他也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企图在哲学上寻找答案：“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能适应。”
于是，冯友兰在东西文化碰撞的激流中，怀着寻求真理的渴望，踏上了去西方求学的道路。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三年中，冯友兰并未直接参与当时社会上的文化论战，也未参与北京大学校内的新旧两派之争。他在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只强调了在北大三年的收获，乃在于“在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冯友兰虽然没确指这个“更新的天地”是什么，但从当时的情形看，无疑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问题。“五四”前后，人们所关心的也正是这个近代化和现代化问题。因此，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在当时引起激烈的争论。从文化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正是这种争论在政治上的表现，它预示着中西文化矛盾的加剧。
冯友兰在北京大学目睹了新旧两派在文化上的争论，而且争论的双方有的就是冯友兰的老师或朋友，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陈独秀1916年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此时他已经是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一名健将。在北大期间，他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近代西洋教育》、《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等一系列文章，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旧文化。他认为西洋民族“好战健斗”，遂养成“力抗艰难之气骨”，所以他们能“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反观中国，崇尚“安息雍容文雅”，“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中国人不仅在性格上如此，就是在体质、仪表上也不如西洋人。陈独秀引谭嗣同的话说：“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之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这是什么缘故呢？陈独秀认为：“就是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般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吚吚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从教育自然联想到孔子。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旧教育的结果完全归到孔子身上。于是有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吴虞的《吃人与礼教》等反孔文章接连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
易白沙、吴虞的反孔言论，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大力响应。陈独秀在给吴虞的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西望峨眉，远在天外。瞻仰弗及，我劳如何！”此时胡适也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致钱玄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贞操问题》等重要文章，矛头也都是指向旧传统的。
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书中借“狂人”之口，道出了中国的历史乃“吃人”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明，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席而已。鲁迅的这一大胆揭示，无疑为当时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大潮增添了无穷的助力，使当时的一些顽固守旧人士目瞪口呆。为了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相抗衡，当时的守旧派人士在新文化思潮的刺激下，也不甘寂寞。如杜亚泉以《东方杂志》为据点，发表了一系列反击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后又有刘师培、林琴南等人筹划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以保存国粹为名，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双方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点，可以从鲁迅当时的一封信中看出端倪：“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在鲁迅眼里，“国粹=放屁”；“一群坏种——想吃人”。针对这种情况，鲁迅毫不畏惧地道出：“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鲁迅毫不妥协地与封建复古思潮作斗争，其动力乃是来自对“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腐败黑暗所作的亲身体察。他亲身经历了袁世凯统治时期为复辟帝制而搞的尊孔祭孔活动。曾几何时，袁世凯便身败名裂。由此可知，复古、国粹的逆流便也不会长久。但也应该看到，这股复古、国粹逆流，包藏祸心，故“不可不防”，因为：“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鲁迅的这封信是于1918年夏天写给另一位反传统的大将钱玄同的。当时冯友兰还没有离开北大。尽管冯友兰当时不可能看到这封信，但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他的反传统文化的激烈言辞，冯友兰当有所接触。但在冯友兰当时或以后的文章及言谈中，均未从中西文化论争的角度对上述激烈的言辞有所评论。他所关心的，似乎还是他在中国公学时便产生浓厚兴趣的逻辑与哲学。
如果说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抨击传统文化时，更注重东西文化在政治层面上的差异，从而把进攻的矛头集中在当时黑暗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和阻碍新文化传播的复古守旧思潮上面，那么冯友兰则更注重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理念”或“观念”上的差异，这也许是哲学家与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对同一事物的所见不同。由于这一点，便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这一点甚至影响到各自的性格、个性的不同。从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所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中，从他们反对旧传统旧文化的言词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有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怀和孤傲自遣、独立前行的个人品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有时是剑拔弩张、有时又是沉郁隽永的“酣畅淋漓实则不失含蓄蕴藉的文风”。在这一点上，尤以鲁迅最为典型。他是一个“个性张扬、率性而为的人”，因此在他大量的杂文、小说及学术研究中，都体现了“任情”、“率性”的特点。与这些大师相比，冯友兰是晚辈后学，而重要的是在他的身上始终体现“任理”的特点。因此，他既反对“荡检逾闲，风流自赏”的“名士派”，又不赞成脱离实际的空谈，更不赞成把古书扔进茅厕或焚之以火的主张。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的心境始终是平和的。
以这样的心境看待中西文化，就正如他自己所言：两个天地的矛盾，“是两种文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因为矛盾是客观存在，是一般人都感受到的，所不同者是对这个矛盾的认识和解释。当时百家争鸣，多是矛盾的体现，对于矛盾的广泛解释和评论，还是比较少的。”这是冯友兰晚年对“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争的基本看法，即认为从哲学和理论思维的角度去研究中西文化问题，在当时来说还是不够深入的。他也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企图在哲学上寻找答案：“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能适应。”
于是，冯友兰在东西文化碰撞的激流中，怀着寻求真理的渴望，踏上了去西方求学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