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四”的回响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此后，冯友兰便在开封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河南第一工业学校教国文和修身。
在冯友兰离开北京大学之前，中国社会已经酝酿着革命的风暴。在冯友兰于北大读书的三年中（1915-1918），中国政治舞台上先后发生了影响至深的几件大事。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和他的党羽大肆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同年12月12日便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模仿封建帝王颁布年号的做法，规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此次复辟活动，引起普遍不满，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纷纷举起反袁大旗，宣布独立，终于迫使袁世凯于1916年3月宣布撤销帝制，并于该年6月忧愤而死。袁世凯死后，中国封建复辟逆流并未停止。1917年7月，行伍出身的张勋，拥兵入京，拥溥仪“重登大宝”。但张勋复辟的丑剧好景不长，前后不到半个月便树倒猢狲散。接着上台执政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段祺瑞利用日本的财政支持，扩充实力，对内变本加厉地实行军阀独裁统治，对外则听从日本的唆使，出卖中国主权。1917年8月对德宣战，并充当日本进行反苏俄战争的附庸军。
从1915年至1918年，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最后终于导致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在布满干柴的中国大地上，点起了熊熊燃烧的烈火，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旷日持久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则为中国向现代的转变提供了从思想到行动、从理论到组织、从舆论到人才等各方面的准备。
冯友兰没有赶上1919年5月4日那一天，但他一再强调“我也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人”。因为冯友兰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三年中，正处在“五四”风暴的前夜。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革命派的约法等等，对于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因此，无论保守派还是革新派，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都怀有极大的不满情绪。
冯友兰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谈到他对袁世凯的看法。他说：“袁世凯果然不满足于中华民国总统的地位，想当皇帝，行帝制，完全恢复封建统治。玩弄一些制造舆论、强奸民意的办法，看起来好像王莽篡汉的时候所行的那一套。”这尽管是冯友兰在其晚年说的话，但这件事情发生在冯友兰在北大读书的时间里，因此可以多少反映年轻的冯友兰对当时时局的一些看法。正因为如此，像“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冯友兰也不能自外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于是他与在开封的几个朋友商议，也要在河南宣传新文化，“我们大约有十几个人，每人每月出五块钱，出了一个月刊，叫《心声》”。冯友兰被推举为编辑，并为该杂志的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表示了《心声》的宗旨乃在于：“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这里所谓“老套”，多指过时的旧传统，“夫老套本先王已陈之刍狗，适于古或不适于今……传统既久，真意全失，精神既亡，惟余流弊。是故法老套者，必不能得老套之利而反受其弊，所谓‘不学李白作诗，只学李白吃酒’者也”。冯友兰深深感到，当时的中国社会被“老套”束缚而日趋退化，而世间事物不进则退。“进者，变动不居，日新又新之谓也。不进者，一成不变，因袭老套之谓也。”在冯友兰看来，中国的落后即在于因袭传统太多，因而失去了民族对时代发展的适应性，从而泯灭了民族的创新能力。此时冯友兰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把中国社会比作有机体，认为：“凡天下之有机体，未有不感觉外界之趋势，而曲以适应之者也。植物且然，而况动物，而况动物中之最高等者耶？”从这一立场出发，冯友兰深感地处中原的河南比之外省要落后得多，更何遽比于外国？就河南而言，“无论欧美之进步，绝尘而驰，为我万万不敢望；即滨海各省之思潮，我亦瞠目无见，充耳无闻。处铁路四达之区，犹且杜门自守，若世外桃源，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若果能常处于世外，则不知魏晋，诚亦自有其清福；但恐渔夫闯进，未必容我长此逍遥耳”。其实，当时中国早已无世外桃源，何止“渔夫”闯进，更有盗贼横行。就此，他向社会大声疾呼：
动物之眠者闻大声则醒，其蛰者闻春雷则惊。同人等，于社会既有深爱，而不忍视其长此终古，则安能不大声疾呼，以招其魂，醒其梦，惊其蛰耶！
在冯友兰呼唤“春雷”惊蛰的时候，也正是“五四”运动在北京大学酝酿的时候。因此，冯友兰虽然没有在北京赶上5月4日那一天，但就其思想来说，他早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脉搏一起跳动了。在北大读书时，冯友兰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但一旦走向社会，北京大学所给予他的影响便顿时迸发出来。上述文字是冯友兰离开北大后不到三个月写出来的，离“五四”运动的爆发还有七八个月，足见北大新思潮对学生的影响是何等深巨。
《心声》发刊词是冯友兰迈向社会后的第一篇文章。虽然其内容与文字尚显稚嫩，甚至远不如比他出道稍早的胡适更具文采和鼓动性，但它毕竟反映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所受到的新思潮的影响，使他在不同程度上与旧传统实行了决裂。这一点使他在未来的事业中受益无穷。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与胡适的慷慨陈词相比，冯友兰则显得平心静气，这可能与他早期所受到的逻辑训练有关。在《心声》创刊号上，我们还可以从冯友兰另一篇文章中窥见上述特点。他认为形式上的改革不可谓新，只有“深察宇宙之现象，熟究社会之情形，一草一木，一颦一笑，皆当视如考试之问题，作文之材料，而不轻放过焉”。冯友兰强调读书是手段，切合实用是目的。因此新、旧学生的区别乃在于：“新学生注重实际，旧学生注重空谈。”注重实际与注重空谈不仅仅是新旧学生的区别，同时也是新旧学术、新旧思想的区别。由于注重空谈，不求实际，所以造成“崇拜老套，达于极点”的坏学风，从而导致：“觉古圣之言论，先王之宪章，皆可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不悖。视纸片以外，遂若无所谓学问者。此所以数千年来，永为纸片所束缚，沉沉无一毫生气也。国之不振，民之无援，皆由于此。”
“纸片”、“老套”是书本上的学问，要打破“老套”，超越书本，就必须“不求壮纸上之观瞻，但求切现在之实际”，这样才能“顺其潮流”，走入新的世界。但这也并不是“一切书籍，尽可烧毁”，或扔到茅厕，“吾亦非谓古书尽不可观也”，“不过谓吾人为学之际，须知书籍之外，正有吾人莫大之事业”等待我们去开发。这个“莫大之事业”，在冯友兰看来即整个社会和人生。因此，他反对“名士派”的作风，认为：
人类之在世间，非合群不足以自存，此理之至易明者也。而旧学生之习惯，则以隐遁山林为高，以不治生产为雅，以矜奇立异，荡检逾闲，为风流自赏。其归多为“名士派”，而所谓名士派，最不适合于群众生活者也。
这种平谈的论述，入世的情怀，既区别了对传统的妥协、迁就，也不同于对传统的勇猛鞭挞和剑拔弩张。冯友兰的心境始终是平和的，这一风格在他初出茅庐时便表现得很充分。
在冯友兰离开北京大学之前，中国社会已经酝酿着革命的风暴。在冯友兰于北大读书的三年中（1915-1918），中国政治舞台上先后发生了影响至深的几件大事。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和他的党羽大肆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同年12月12日便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模仿封建帝王颁布年号的做法，规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此次复辟活动，引起普遍不满，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纷纷举起反袁大旗，宣布独立，终于迫使袁世凯于1916年3月宣布撤销帝制，并于该年6月忧愤而死。袁世凯死后，中国封建复辟逆流并未停止。1917年7月，行伍出身的张勋，拥兵入京，拥溥仪“重登大宝”。但张勋复辟的丑剧好景不长，前后不到半个月便树倒猢狲散。接着上台执政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段祺瑞利用日本的财政支持，扩充实力，对内变本加厉地实行军阀独裁统治，对外则听从日本的唆使，出卖中国主权。1917年8月对德宣战，并充当日本进行反苏俄战争的附庸军。
从1915年至1918年，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最后终于导致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在布满干柴的中国大地上，点起了熊熊燃烧的烈火，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旷日持久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则为中国向现代的转变提供了从思想到行动、从理论到组织、从舆论到人才等各方面的准备。
冯友兰没有赶上1919年5月4日那一天，但他一再强调“我也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人”。因为冯友兰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三年中，正处在“五四”风暴的前夜。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革命派的约法等等，对于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因此，无论保守派还是革新派，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都怀有极大的不满情绪。
冯友兰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谈到他对袁世凯的看法。他说：“袁世凯果然不满足于中华民国总统的地位，想当皇帝，行帝制，完全恢复封建统治。玩弄一些制造舆论、强奸民意的办法，看起来好像王莽篡汉的时候所行的那一套。”这尽管是冯友兰在其晚年说的话，但这件事情发生在冯友兰在北大读书的时间里，因此可以多少反映年轻的冯友兰对当时时局的一些看法。正因为如此，像“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冯友兰也不能自外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于是他与在开封的几个朋友商议，也要在河南宣传新文化，“我们大约有十几个人，每人每月出五块钱，出了一个月刊，叫《心声》”。冯友兰被推举为编辑，并为该杂志的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表示了《心声》的宗旨乃在于：“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这里所谓“老套”，多指过时的旧传统，“夫老套本先王已陈之刍狗，适于古或不适于今……传统既久，真意全失，精神既亡，惟余流弊。是故法老套者，必不能得老套之利而反受其弊，所谓‘不学李白作诗，只学李白吃酒’者也”。冯友兰深深感到，当时的中国社会被“老套”束缚而日趋退化，而世间事物不进则退。“进者，变动不居，日新又新之谓也。不进者，一成不变，因袭老套之谓也。”在冯友兰看来，中国的落后即在于因袭传统太多，因而失去了民族对时代发展的适应性，从而泯灭了民族的创新能力。此时冯友兰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把中国社会比作有机体，认为：“凡天下之有机体，未有不感觉外界之趋势，而曲以适应之者也。植物且然，而况动物，而况动物中之最高等者耶？”从这一立场出发，冯友兰深感地处中原的河南比之外省要落后得多，更何遽比于外国？就河南而言，“无论欧美之进步，绝尘而驰，为我万万不敢望；即滨海各省之思潮，我亦瞠目无见，充耳无闻。处铁路四达之区，犹且杜门自守，若世外桃源，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若果能常处于世外，则不知魏晋，诚亦自有其清福；但恐渔夫闯进，未必容我长此逍遥耳”。其实，当时中国早已无世外桃源，何止“渔夫”闯进，更有盗贼横行。就此，他向社会大声疾呼：
动物之眠者闻大声则醒，其蛰者闻春雷则惊。同人等，于社会既有深爱，而不忍视其长此终古，则安能不大声疾呼，以招其魂，醒其梦，惊其蛰耶！
在冯友兰呼唤“春雷”惊蛰的时候，也正是“五四”运动在北京大学酝酿的时候。因此，冯友兰虽然没有在北京赶上5月4日那一天，但就其思想来说，他早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脉搏一起跳动了。在北大读书时，冯友兰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但一旦走向社会，北京大学所给予他的影响便顿时迸发出来。上述文字是冯友兰离开北大后不到三个月写出来的，离“五四”运动的爆发还有七八个月，足见北大新思潮对学生的影响是何等深巨。
《心声》发刊词是冯友兰迈向社会后的第一篇文章。虽然其内容与文字尚显稚嫩，甚至远不如比他出道稍早的胡适更具文采和鼓动性，但它毕竟反映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所受到的新思潮的影响，使他在不同程度上与旧传统实行了决裂。这一点使他在未来的事业中受益无穷。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与胡适的慷慨陈词相比，冯友兰则显得平心静气，这可能与他早期所受到的逻辑训练有关。在《心声》创刊号上，我们还可以从冯友兰另一篇文章中窥见上述特点。他认为形式上的改革不可谓新，只有“深察宇宙之现象，熟究社会之情形，一草一木，一颦一笑，皆当视如考试之问题，作文之材料，而不轻放过焉”。冯友兰强调读书是手段，切合实用是目的。因此新、旧学生的区别乃在于：“新学生注重实际，旧学生注重空谈。”注重实际与注重空谈不仅仅是新旧学生的区别，同时也是新旧学术、新旧思想的区别。由于注重空谈，不求实际，所以造成“崇拜老套，达于极点”的坏学风，从而导致：“觉古圣之言论，先王之宪章，皆可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不悖。视纸片以外，遂若无所谓学问者。此所以数千年来，永为纸片所束缚，沉沉无一毫生气也。国之不振，民之无援，皆由于此。”
“纸片”、“老套”是书本上的学问，要打破“老套”，超越书本，就必须“不求壮纸上之观瞻，但求切现在之实际”，这样才能“顺其潮流”，走入新的世界。但这也并不是“一切书籍，尽可烧毁”，或扔到茅厕，“吾亦非谓古书尽不可观也”，“不过谓吾人为学之际，须知书籍之外，正有吾人莫大之事业”等待我们去开发。这个“莫大之事业”，在冯友兰看来即整个社会和人生。因此，他反对“名士派”的作风，认为：
人类之在世间，非合群不足以自存，此理之至易明者也。而旧学生之习惯，则以隐遁山林为高，以不治生产为雅，以矜奇立异，荡检逾闲，为风流自赏。其归多为“名士派”，而所谓名士派，最不适合于群众生活者也。
这种平谈的论述，入世的情怀，既区别了对传统的妥协、迁就，也不同于对传统的勇猛鞭挞和剑拔弩张。冯友兰的心境始终是平和的，这一风格在他初出茅庐时便表现得很充分。
